1921年，東富西貴、北貧南賤的北京，絕對貧困階層大多是本地戶籍

清末民初的北京城，關於城市居民的居住格局，有一句很形象的話：“東富西貴、北貧南賤”。內城的西城和東城，都是王公貴族、官員和新興富有階層居住的區域，內城的北部則是旗人的貧民區；外城北部除了中心一帶的商業街比較繁華，

其餘地區也是一片凋敝；城南是漢人、尤其是底層勞動人民的聚居地，鮮有深宅大院。

Sidney David. Gamble，西德尼·D·蓋博，美國社會學教授，曾在1909－1932年間，先後四次在中國旅行，用他的相機記錄下很多珍貴的照片與風景，

他同時撰寫有《北京的社會調查》一書。

在該書中，有一個調查表格，反映了1927年的北京城市居民的生活水準。蓋博以居住在北京的283戶人家（256戶漢人、23戶滿人、4戶回族人）為對象，通過他們一年的收入和支出的記錄和匯總，得到了一份統計結果。

報表中，月收入低於25元（這也是當年的溫飽線）的家庭為116戶，占總家庭數的41%；低於50元計，則佔據了67%；100元以上的，只有13.4%，由此可見，低收入家庭佔據了絕大多數。

按照恩格爾係數，當時45%的北京家庭把收入的一半以上用於食品，很多家庭甚至是把家庭收入的80%以上用於食物消費。生活水準遠低於同時期的上海、南京等城市。

按照戶籍統計，蓋博還得出了一個出人意料的結果，他發現收入最低的家庭，

以本地土著居民為主；相反，高收入的階層多是外地出生的居民。蓋博認為這代表了兩個截然不同的階層，一個是外地過來的，接受過相當程度的高等教育的人，來北京做官或從事教師等專業技術工作，而北京當地的土著居民則只是普通勞動者，屬於社會下層階級。

另外一項調查結果很能說明一些問題，蓋博發現北京低收入的土著家庭在高百分比的食物支出外，還有一項較高百分比的支出，那就是香火、紙錢、神像、廟會上的提燈支出。雖然絕對數字相對富裕階層來說是微乎其微，對於掙扎在貧困線上，一心只求溫飽的底層家庭來說可不是個小數，但是，當他們面對病痛和死亡，除了祈禱神袛，還能做些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