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重讀 十八歲那年，余華遇到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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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華《十八歲出門遠行》被收入各種中學語文教材，
“虛偽的作品”所針對的應該是我們文學已成慣性的“真實的作品”。這種“真實的作品”，不但在余華寫作《十八歲出門遠行》時代廣有勢力，即使在今天，距離余華《十八歲出門遠行》發表三十年了，依然是當下文學的主流，作家的寫作如此，批評家的文學批評往往用的也還是現實和歷史的“真實性”尺度。
1988年4月余華給《收穫》編輯程永新的信談到“極端主義的小說集”：“我一直希望有這樣一本小說集，一本極端主義的小說集。中國現在所有有品質的小說集似乎都照顧到各方面，連題材也照顧。我覺得你編的這部將會不一樣，你這部不會去考慮所謂客觀全面地展示當代小說的創作，而顯示出一種力量，異端的力量。就像你去年編《收穫》5期一樣。”（程永新：《一個人的文學史》）這封信裡談到的小說集應該是程永新編輯的《中國新潮小說》。
其實，放在1986年“國家計畫文學”的背景下，《新小說在1985年》《探索小說集》可以說就是這樣的做到最大可能的“極端主義的小說集”。在這樣的“先鋒”背景下，晚出的余華“更極端”，因此也成為中國當代先鋒文學最重要的收穫。但如果我們不局限于“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視野下如何看待余華自《十八歲出門遠行》之後“虛偽的作品”或者“極端寫作”呢？
余華說：“一個有趣的事實是，我在中國被一些人認為是學習西方文學的先鋒派作家，而當我的作品被介紹到西方時，他們的反應卻是我與文學流派無關。所以，我想談談先鋒文學。我一直認為中國的先鋒性很值得懷疑，而且它是在世界範圍內先鋒文學運動完全結束後產生的。就我個人而言，我寫下這一部分作品的理由是我對真實性概念的重新認識。文學的真實是什麼？當時我認為文學的真實是不能用現實生活的尺度去衡量的，它的真實裡包括了想像、夢境和欲望。在一九八九年，我寫過一篇題為‘虛偽的作品’的文章，它的題目來自畢卡索的一句話：‘藝術家應該讓人們懂得虛偽中的真實。’為了表達我心目中的真實，我感到原有的寫作方式已經不能支援我，所以我就去尋找更為豐富的、更具有變化的敘述。現在，人們普遍將先鋒文學視為八十年代的一次文學形式的革命，我不認為是一場革命，它僅僅只是使文學在形式上變得豐富一些而已。”就余華的個人文學史而言，《十八歲出門遠行》發生在他離開川端康成轉而選擇卡夫卡之時，余華認為：“川端康成的影響，使我在一開始就注重敘述的細部，去發現和把握那些微妙的變化。這種敘述上的訓練使我在後來的寫作中嘗盡甜頭，因為它是一部作品是否豐厚的關鍵。但是川端的影響也給我帶來了麻煩，這十分內心化的寫作，使我感到自己的靈魂越來越閉塞。這時候，也就是一九八六年，我讀到了卡夫卡，卡夫卡在敘述上的隨心所欲把我嚇了一大跳，我心想：原來小說還可以這樣寫。”（《我的寫作經歷》）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先鋒作家從各自遭遇的文學問題出發向二十世紀西方現代主義彙集。於是，一個有意思的文學現象出現，中國八十年代的先鋒文學確實如余華說，“是在世界範圍內先鋒文學運動完全結束後產生的”，如果以對既有文學慣例的反叛作為指標，中國八十年代先鋒小說的先鋒性也確實是可疑的，但如果我們不拘泥於某一個國別，某一個歷史時段，把中國八十年代的先鋒文學納入到世界文學中的先鋒文學譜系，另一個世界已經消歇的先鋒文學潮流，卻恰如其分地成為中國當代文學反抗文學成規的武器。《十八歲出門遠行》的偏離文學成規的意義，也是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先鋒文學的意義。
現在，我們可以再回到文本討論一個也許是枝節的問題，為什麼是“十八歲”出門遠行呢？我覺得對文本的闡釋與其首先從大的時代找理由，不如從作家自身來得切實。余華的18歲是1977年。這一年，余華參加了高考，卻成了一個高考的失敗者。因此，我不否認，余華的創傷記憶可以有更深廣的時代內容，比如他的大量寫作都有1977年之前時代夢魘般的記憶，但我傾向於認為“十八歲”首先是“個人時刻”，這個個人時刻不只是在《十八歲出門遠行》，也在《西北風呼嘯的中午》和《四月三日事件》，而“四月三日”則是一個對作家而言更私密的時間，余華的生日。余華“十八歲”之後十年，他和卡夫卡相遇，那“十八歲”少年時代和世界初次遭遇那一刻的迷惘和恐懼，成為他的小說資源。誠如許多研究者指出的，即將遠行到的世界是荒誕的、恐懼的、危機四伏的，但從個人的精神遠征而言，余華的小說並不否定這個世界之于成長的意義。所以，一個看似輕盈的物象“陽光”毫不意外地出現在這些關係“十八歲”的小說。
至於“遠行”，在《四月三日事件》中，余華寫道：“以往的歲月已經出門遠行，而今後的日子卻尚未行動。”《十八歲出門遠行》卻是“行動”的，但從《十八歲出門遠行》到《四月三日事件》，“出門遠行”的危機感依然，就像《四月三日事件》“他”所感受到的：“這時他突然感到明天站在視窗時會不安起來，那不安是因為他驀然產生了無依無靠的感覺。他找到了十八歲生日之夜的主題。”這樣看《十八歲出門遠行》，小說的最後回撤到出門“我歡快地沖出了家門，像一匹興高采烈的馬一樣歡快地奔跑了起來”這一刻，這一刻在經歷了初次“遠行”之後被回憶起——所謂遠行，其實就是成為一個“無依無靠”的人——這是小說《十八歲出門遠行》關於成長的隱喻，也是中國當代先鋒文學出發和遠征的一個隱喻。
午後書市
東野圭吾最新小說集《第十年的情人節》、長篇《秘密》典藏版亮相國內
——推理不止“天才式偵探”，也聚焦凡夫俗子的人性迷宮
以《白夜行》《嫌疑人X的獻身》等推理小說為讀者熟知的日本作家東野圭吾，最近又掀起一波波懸念風暴。他的最新小說集《第十年的情人節》中文版由上海九久讀書人、人民文學出版社引進出版，收錄九個作品，刻畫九重人性，儼然驚心動魄的生活劇場；長篇小說《秘密》精裝典藏版則由新經典引進推出，在評論界引發熱議。
不難發現，東野圭吾並不執著于“天才偵探”“萬能員警”或是“狡猾罪犯”，他較少著墨驚天動地的案件，更多從細微平凡生活入手，筆下主角多是遭遇變故、幾經浮沉的普通人。小說對複雜人性的精准描摹引人入勝，超出了一般推理類型作品的範疇。
小說集《第十年的情人節》盡顯“社會派”推理掌門人東野圭吾刻畫人心的能力，無論是《正月的決意》講述絕望的小工廠主夫婦新年奇遇，《第十年的情人節》勾勒情人十年後重逢卻各懷心機；還是《今夜一個人過女兒節》描繪捨不得嫁女兒的父親在玩偶中發現過世妻子的智慧，《藍寶石的奇跡》聚焦珍貴貓咪與少女的情緣，作品題材囊括流行的租借服務、相親現象、醫療進步與倫理等熱門話題，都與當下日本社會現實相當貼近。有書評人評價，東野圭吾以日本社會常見風俗習慣為故事出發點，以情感推動推理的強健筆力，展示了現代人與命運的搏鬥。書中不乏充滿黑色幽默的科幻感故事，但東野圭吾更注重生活化推理，不刻意製造密室殺人、暴風雪山莊等詭計，也不再將解謎當核心，而是設計更具生活可行性的劇情。
長篇《秘密》則講述了被一場車禍徹底摧毀的幸福生活，當三口之家受到重創，什麼樣的秘密又會浮出水面？“讀《秘密》時，每翻兩頁就有一點點疼痛，這種普通人感同身受的疼痛感，像是擊鼓傳花，多米諾骨牌般傳遞出去。”編劇史航說，東野圭吾的高明正在於此，那些凡夫俗子的疼痛之旅，看似奇葩、有些超現實，其實都是由日常的疼痛組成。在學者止庵看來，東野圭吾的小說往往“沒有純粹壞人”，有時複雜的善意形成了一團亂麻，亂麻把每個人捆得幾乎窒息，這種典型的“東野圭吾式僵局”，用一堆鈍角形成了銳利感受。
這也正是東野圭吾後期“社會派”小說的風格——在他的意識中，每個人都有多面性，這構成了對事件的多重解讀，也成就了他小說的複雜況味。寫作30餘年，高產的東野圭吾陸續出版了90餘部作品，但他的作家之路並非一帆風順，成名作《放學後》於1985年推出後的10餘年間，他一度處境艱難。1999年《秘密》獲推理作家協會獎，目前日文版銷量突破200萬冊，成為東野圭吾的職業生涯轉捩點。而他對社會話題與大眾情感需求的敏感捕捉，使得東野式小說最大程度滿足了讀者閱讀口味。
根據小說《嫌疑人X的獻身》改編的國產電影，憑藉原著扎實的故事，獲得了一定程度的好評。圖為電影《嫌疑人X的獻身》海報。
文學的真實是什麼？當時我認為文學的真實是不能用現實生活的尺度去衡量的，它的真實裡包括了想像、夢境和欲望。在一九八九年，我寫過一篇題為‘虛偽的作品’的文章，它的題目來自畢卡索的一句話：‘藝術家應該讓人們懂得虛偽中的真實。’為了表達我心目中的真實，我感到原有的寫作方式已經不能支援我，所以我就去尋找更為豐富的、更具有變化的敘述。現在，人們普遍將先鋒文學視為八十年代的一次文學形式的革命，我不認為是一場革命，它僅僅只是使文學在形式上變得豐富一些而已。”就余華的個人文學史而言，《十八歲出門遠行》發生在他離開川端康成轉而選擇卡夫卡之時，余華認為：“川端康成的影響，使我在一開始就注重敘述的細部，去發現和把握那些微妙的變化。這種敘述上的訓練使我在後來的寫作中嘗盡甜頭，因為它是一部作品是否豐厚的關鍵。但是川端的影響也給我帶來了麻煩，這十分內心化的寫作，使我感到自己的靈魂越來越閉塞。這時候，也就是一九八六年，我讀到了卡夫卡，卡夫卡在敘述上的隨心所欲把我嚇了一大跳，我心想：原來小說還可以這樣寫。”（《我的寫作經歷》）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先鋒作家從各自遭遇的文學問題出發向二十世紀西方現代主義彙集。於是，一個有意思的文學現象出現，中國八十年代的先鋒文學確實如余華說，“是在世界範圍內先鋒文學運動完全結束後產生的”，如果以對既有文學慣例的反叛作為指標，中國八十年代先鋒小說的先鋒性也確實是可疑的，但如果我們不拘泥於某一個國別，某一個歷史時段，把中國八十年代的先鋒文學納入到世界文學中的先鋒文學譜系，另一個世界已經消歇的先鋒文學潮流，卻恰如其分地成為中國當代文學反抗文學成規的武器。《十八歲出門遠行》的偏離文學成規的意義，也是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先鋒文學的意義。現在，我們可以再回到文本討論一個也許是枝節的問題，為什麼是“十八歲”出門遠行呢？我覺得對文本的闡釋與其首先從大的時代找理由，不如從作家自身來得切實。余華的18歲是1977年。這一年，余華參加了高考，卻成了一個高考的失敗者。因此，我不否認，余華的創傷記憶可以有更深廣的時代內容，比如他的大量寫作都有1977年之前時代夢魘般的記憶，但我傾向於認為“十八歲”首先是“個人時刻”，這個個人時刻不只是在《十八歲出門遠行》，也在《西北風呼嘯的中午》和《四月三日事件》，而“四月三日”則是一個對作家而言更私密的時間，余華的生日。余華“十八歲”之後十年，他和卡夫卡相遇，那“十八歲”少年時代和世界初次遭遇那一刻的迷惘和恐懼，成為他的小說資源。誠如許多研究者指出的，即將遠行到的世界是荒誕的、恐懼的、危機四伏的，但從個人的精神遠征而言，余華的小說並不否定這個世界之于成長的意義。所以，一個看似輕盈的物象“陽光”毫不意外地出現在這些關係“十八歲”的小說。
至於“遠行”，在《四月三日事件》中，余華寫道：“以往的歲月已經出門遠行，而今後的日子卻尚未行動。”《十八歲出門遠行》卻是“行動”的，但從《十八歲出門遠行》到《四月三日事件》，“出門遠行”的危機感依然，就像《四月三日事件》“他”所感受到的：“這時他突然感到明天站在視窗時會不安起來，那不安是因為他驀然產生了無依無靠的感覺。他找到了十八歲生日之夜的主題。”這樣看《十八歲出門遠行》，小說的最後回撤到出門“我歡快地沖出了家門，像一匹興高采烈的馬一樣歡快地奔跑了起來”這一刻，這一刻在經歷了初次“遠行”之後被回憶起——所謂遠行，其實就是成為一個“無依無靠”的人——這是小說《十八歲出門遠行》關於成長的隱喻，也是中國當代先鋒文學出發和遠征的一個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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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野圭吾最新小說集《第十年的情人節》、長篇《秘密》典藏版亮相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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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白夜行》《嫌疑人X的獻身》等推理小說為讀者熟知的日本作家東野圭吾，最近又掀起一波波懸念風暴。他的最新小說集《第十年的情人節》中文版由上海九久讀書人、人民文學出版社引進出版，收錄九個作品，刻畫九重人性，儼然驚心動魄的生活劇場；長篇小說《秘密》精裝典藏版則由新經典引進推出，在評論界引發熱議。
不難發現，東野圭吾並不執著于“天才偵探”“萬能員警”或是“狡猾罪犯”，他較少著墨驚天動地的案件，更多從細微平凡生活入手，筆下主角多是遭遇變故、幾經浮沉的普通人。小說對複雜人性的精准描摹引人入勝，超出了一般推理類型作品的範疇。
小說集《第十年的情人節》盡顯“社會派”推理掌門人東野圭吾刻畫人心的能力，無論是《正月的決意》講述絕望的小工廠主夫婦新年奇遇，《第十年的情人節》勾勒情人十年後重逢卻各懷心機；還是《今夜一個人過女兒節》描繪捨不得嫁女兒的父親在玩偶中發現過世妻子的智慧，《藍寶石的奇跡》聚焦珍貴貓咪與少女的情緣，作品題材囊括流行的租借服務、相親現象、醫療進步與倫理等熱門話題，都與當下日本社會現實相當貼近。有書評人評價，東野圭吾以日本社會常見風俗習慣為故事出發點，以情感推動推理的強健筆力，展示了現代人與命運的搏鬥。書中不乏充滿黑色幽默的科幻感故事，但東野圭吾更注重生活化推理，不刻意製造密室殺人、暴風雪山莊等詭計，也不再將解謎當核心，而是設計更具生活可行性的劇情。
長篇《秘密》則講述了被一場車禍徹底摧毀的幸福生活，當三口之家受到重創，什麼樣的秘密又會浮出水面？“讀《秘密》時，每翻兩頁就有一點點疼痛，這種普通人感同身受的疼痛感，像是擊鼓傳花，多米諾骨牌般傳遞出去。”編劇史航說，東野圭吾的高明正在於此，那些凡夫俗子的疼痛之旅，看似奇葩、有些超現實，其實都是由日常的疼痛組成。在學者止庵看來，東野圭吾的小說往往“沒有純粹壞人”，有時複雜的善意形成了一團亂麻，亂麻把每個人捆得幾乎窒息，這種典型的“東野圭吾式僵局”，用一堆鈍角形成了銳利感受。
這也正是東野圭吾後期“社會派”小說的風格——在他的意識中，每個人都有多面性，這構成了對事件的多重解讀，也成就了他小說的複雜況味。寫作30餘年，高產的東野圭吾陸續出版了90餘部作品，但他的作家之路並非一帆風順，成名作《放學後》於1985年推出後的10餘年間，他一度處境艱難。1999年《秘密》獲推理作家協會獎，目前日文版銷量突破200萬冊，成為東野圭吾的職業生涯轉捩點。而他對社會話題與大眾情感需求的敏感捕捉，使得東野式小說最大程度滿足了讀者閱讀口味。
根據小說《嫌疑人X的獻身》改編的國產電影，憑藉原著扎實的故事，獲得了一定程度的好評。圖為電影《嫌疑人X的獻身》海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