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是“陪審員”，“高鐵門”事件主人公成“全民公敵”
昨日，“高鐵門”事件有了最新進展：當事人羅女士繼在停職調查後，到合肥站派出所主動承認了錯誤，並承擔了2000元人民幣的罰款。經過熱搜、停職、罰款這麼走一遭，羅女士的金錢、名聲、身心等方面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失，
在這個時代，偽善者、陳規陋習、以及社會的陰暗面終將在互聯網的“陽光”下一覽無餘，人們終將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甚至會超出既有的懲罰措施，“高鐵門”僅僅是其中一例。
人人都是目擊者
中國人自古是一個非常“好事”的民族，潑婦駡街、宴請賓客等總是會吸引行人的目光，或勸解、或參與，起初範圍就局限於周邊方寸之地。但隨著智慧手機的普及，人們可以隨時將身邊不文明現象、好吃好玩的地方錄製下來，然後通過互聯網管道進行傳播，讓看起來一件異常普通的小事演變成一場聲勢浩大的熱門事件。
以“高鐵門”事件為例，
因而，在互聯網環境下，每個人都成為新聞事件的目擊者，並會將這些新聞事件通過各種方式去擴散出去，其速度之快、範圍之廣令人咋舌，從而讓一些不文明現象無所遁形。
人人都是陪審員
人類社會不斷向前發展，也必然會產生一些新的矛盾，而其中有一些事件根據現行法律法規根本無法解決，這就需要社會眾人的參與。早在羅馬時代，就出現了陪審員制度的雛形，而互聯網時代下，人人都成為陪審員。
在“高鐵門”事件中，圍觀的眾人會對“羅女士扒火車門是否合理？”、“私人原因與公眾道德”、“高鐵晚點沒錯，羅女士晚點就有錯嗎？”等一些問題進行廣泛的討論，在大眾參與下，人們會對在公眾場合的行為、價值觀等有一個更為清晰的瞭解，從而在以後自身遇到同類事件時選擇合適的處理方式提供依據。
在有視頻為證的情況下，民意就成為至關重要的一環。如前些年的李天一事件、以及“我爸是李剛”等，
從哲學意義上來看，人是社會化與個性化的結合體，但無論在何時都要維護一定的社會行為規範，既要顧好自身的權益，也要符合公眾的利益。那種“在人們看不到的地方，即便是違法犯罪也可以”的“前蘇格拉底時代”“絕對自由主義傾向”，很快就會在移動設備輔助下暴露在公眾視野中，受到大眾的批評與譴責。
很顯然，“高鐵門”中的羅女士正是社會化網路傳播的犧牲品，但卻在一定程度上喚醒了人們的自我道德約束能力，也可以說“功莫大焉”。而參與討論的眾人則成為維護社會道德的“陪審員”，促使整個社會向著更和諧的方向發展。
即便是違法犯罪也可以”的“前蘇格拉底時代”“絕對自由主義傾向”，很快就會在移動設備輔助下暴露在公眾視野中，受到大眾的批評與譴責。很顯然，“高鐵門”中的羅女士正是社會化網路傳播的犧牲品，但卻在一定程度上喚醒了人們的自我道德約束能力，也可以說“功莫大焉”。而參與討論的眾人則成為維護社會道德的“陪審員”，促使整個社會向著更和諧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