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觀察｜長三角一體化 浙商能有多大作為？
文｜《浙商》全媒體記者 王文正
編輯｜倪敏
長三角在未來全球經濟競爭中究竟能夠扮演什麼樣的角色？能為中國經濟作出什麼樣的貢獻？浙商在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進程之中，
日前舉行的2017世界浙商上海論壇暨上海市浙江商會年會，基本回答了這些問題。
大商入海，大咖雲集。2018年1月6日，2017世界浙商上海論壇暨上海市浙江商會年會在上海中心大廈舉行。儘管與上一年度（2016年）上海市浙江商會三十周年盛大隆重的慶典相比，
上海市浙江商會聚集了中國實力最強、影響力最大的一批民營企業家：馬雲、郭廣昌、王鈞金、陳愛蓮、江南春、周成建、沈南鵬、鄭永剛、張國標、樓永良、周曉光、喻渭蛟等核心成員，
當然，對於外界來說，哪些人獲獎並不重要。大家重點關注的是，這些人在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進程之中，做了哪些事情，還能做哪些事情……
對於這一問題，2017上海市浙江商會年會給出了答案——助力長三角一體化。作為這一行動的標誌，是在年會上舉行了“浙商助力長三角大交通一體化啟動儀式”。
為什麼要“長三角一體化”？上海市政協副主席、上海市工商聯主席王志雄認為，長三角地區一向是中國經濟最有活力的地區之一，血脈相連，歷史淵源深厚，深受市場經濟洗禮，人民生活水準大體相當，產業互補性強，有著非常大的協同效應。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城市上海，要在新時代的座標中，著力打造服務、製造、購物和文化四大品牌，
與王志雄更多從政策與地緣的角度看待“長三角一體化”不同，上海市政協原副主席、上海WTO事務諮詢中心總裁王新奎則站在世界經濟發展趨勢的角度，看待“長三角一體化”的必要性與重要性。
王新奎認為，當前全球經濟的的發展，首先是在全球價值鏈革命中，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迅速崛起。但這種崛起，包含著一定的不平衡。王新奎舉了兩個數字：一是從1990年到2010年的20年間，G7國家（美、日、德、英、法、意、加）在全球製造業中的份額下降了18%，這些下降的份額基本都被中國、印度、韓國、印尼、泰國、波蘭等六個國家“搶去”了，而在G7下降的18個百分點中，中國一個國家就拿走了15.2個百分點；二是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到2016年，美國的貿易逆差每年達7000-8000億美元，而在這個數字中，中國一家占了其42.7%，順差達到3720億美元。面對中國經濟迅速發展造成的不平衡，全球經濟不可能不作出反應，這就造成了全球經濟的再平衡。這種“再平衡”的特徵，就是創新知識的全球化成為經濟全球化的新階段。而由於上述兩個變化，使得全球的投資貿易規則發生了重構，原來的多邊貿易談判機制由於不能很好地解決上述兩大問題而被邊緣化。
世界經濟產生的這種變化，要求我們必須有新的視角看待這種變化，並參與新的世界經濟的競爭。而這個“新的視角”之一，就是城市群（而不是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大。王新奎舉例說，從全球經濟來看，說到IT創新產業，大家必說矽谷；說到醫療產業，必說波士頓；說到生物製藥產業，必說西雅圖。在這些城市的產業中，企業其實是不分國家和地域的。比如矽谷的IT產業，聚集了全世界的相關企業。因此，當前在觀察全球經濟時，人們很少從國家的角度來觀察，而更多的是從一個地區、一個城市群來觀察其經濟的競爭力。
“在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中國需要城市群去參與全球經濟的競爭。這種競爭，不是規模數量的競爭，而是品質效益的競爭。”也正是在這個經濟全球化出現新的態勢的背景下，作為最具活力城市之一的上海提出了做“推動全球經濟再平衡的排頭兵、凝聚創新知識全球化的橋頭堡、參與全球貿易投資規則重構的先行者”的要求。這個要求，既是提給上海的，也是提給長三角城市群的，因為長三角是中國經濟最發達、最有發展經驗、也是國家給予重大希望的區域。長三角在未來全球經濟競爭中究竟能夠扮演什麼樣的角色？能為中國作出什麼樣的貢獻？這是需要政界、商界以至學界認真回答的一個課題。
事實上，“長三角一體化”問題，最終是要通過企業和企業家去解決的，企業才是“一體化”真正的和最終的推動者。回顧歷史，上海開埠的一個半世紀以來，來自浙江的商人就一直是開發上海、建設上海、創新上海的主力軍之一，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上海的近代史也就是一部浙商的發展史。在上海，劉墉、張靜江、葉澄衷、虞洽卿、朱葆三、劉鴻生、嚴信厚、秦潤卿等浙商，已經在歷史上寫下了自己的名字。他們在發展上海的同時，也發展著自己的家鄉，成為至今讓滬浙兩地人民懷念不已的對象。
百年滄桑，滬浙同行。特別是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上海已經成為中國最有開放氣質、最具全球意識的城市之一，而浙商，則成為中國最有經濟影響力、最具市場意識的商人群體之一。當上海包納浙商，當浙商融入上海，人們有理由相信，在長三角一體化的歷史性機遇面前，浙商群體能夠再次作出歷史性的貢獻。
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迅速崛起。但這種崛起，包含著一定的不平衡。王新奎舉了兩個數字：一是從1990年到2010年的20年間，G7國家（美、日、德、英、法、意、加）在全球製造業中的份額下降了18%，這些下降的份額基本都被中國、印度、韓國、印尼、泰國、波蘭等六個國家“搶去”了，而在G7下降的18個百分點中，中國一個國家就拿走了15.2個百分點；二是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到2016年，美國的貿易逆差每年達7000-8000億美元，而在這個數字中，中國一家占了其42.7%，順差達到3720億美元。面對中國經濟迅速發展造成的不平衡，全球經濟不可能不作出反應，這就造成了全球經濟的再平衡。這種“再平衡”的特徵，就是創新知識的全球化成為經濟全球化的新階段。而由於上述兩個變化，使得全球的投資貿易規則發生了重構，原來的多邊貿易談判機制由於不能很好地解決上述兩大問題而被邊緣化。世界經濟產生的這種變化，要求我們必須有新的視角看待這種變化，並參與新的世界經濟的競爭。而這個“新的視角”之一，就是城市群（而不是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大。王新奎舉例說，從全球經濟來看，說到IT創新產業，大家必說矽谷；說到醫療產業，必說波士頓；說到生物製藥產業，必說西雅圖。在這些城市的產業中，企業其實是不分國家和地域的。比如矽谷的IT產業，聚集了全世界的相關企業。因此，當前在觀察全球經濟時，人們很少從國家的角度來觀察，而更多的是從一個地區、一個城市群來觀察其經濟的競爭力。
“在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中國需要城市群去參與全球經濟的競爭。這種競爭，不是規模數量的競爭，而是品質效益的競爭。”也正是在這個經濟全球化出現新的態勢的背景下，作為最具活力城市之一的上海提出了做“推動全球經濟再平衡的排頭兵、凝聚創新知識全球化的橋頭堡、參與全球貿易投資規則重構的先行者”的要求。這個要求，既是提給上海的，也是提給長三角城市群的，因為長三角是中國經濟最發達、最有發展經驗、也是國家給予重大希望的區域。長三角在未來全球經濟競爭中究竟能夠扮演什麼樣的角色？能為中國作出什麼樣的貢獻？這是需要政界、商界以至學界認真回答的一個課題。
事實上，“長三角一體化”問題，最終是要通過企業和企業家去解決的，企業才是“一體化”真正的和最終的推動者。回顧歷史，上海開埠的一個半世紀以來，來自浙江的商人就一直是開發上海、建設上海、創新上海的主力軍之一，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上海的近代史也就是一部浙商的發展史。在上海，劉墉、張靜江、葉澄衷、虞洽卿、朱葆三、劉鴻生、嚴信厚、秦潤卿等浙商，已經在歷史上寫下了自己的名字。他們在發展上海的同時，也發展著自己的家鄉，成為至今讓滬浙兩地人民懷念不已的對象。
百年滄桑，滬浙同行。特別是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上海已經成為中國最有開放氣質、最具全球意識的城市之一，而浙商，則成為中國最有經濟影響力、最具市場意識的商人群體之一。當上海包納浙商，當浙商融入上海，人們有理由相信，在長三角一體化的歷史性機遇面前，浙商群體能夠再次作出歷史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