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長利教授暢談非小細胞肺癌靶向治療領域熱點問題

隨著精准醫學時代的到來，以驅動基因為靶點的分子靶向治療和抑制免疫檢查點的免疫治療成為了肺癌治療的新方向。在過去的幾年中，分子靶向治療和免疫治療領域都取得了突破性進展，

但臨床實踐中仍然會遇到許多令人困惑的問題：早期非小細胞肺癌輔助靶向治療的現狀？ 靶向輔助治療在臨床中該如何應用？【腫瘤資訊】就以上熱點問題採訪了王長利教授。

王長利教授

天津醫科大學腫瘤醫院副院長

天津醫科大學腫瘤醫院肺部腫瘤科主任

中國抗癌協會肺癌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

天津市抗癌協會肺癌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

天津市肺癌診治中心主任

腫瘤資訊：ADJUVANT、EVAN研究開啟非小細胞肺癌輔助靶向治療新篇章，將靶向治療推向早期肺癌，王長利教授請您分析一下早期非小細胞肺癌輔助靶向治療的現狀？

王長利教授：最近這半年多，術後輔助靶向治療一直是大家熱議的話題，

因為過去我們一直在晚期肺癌中研究EGFR通路，取得了很好的成績，但是在術後輔助靶向治療領域一直是很困惑，十幾年來國內國外的III期臨床研究和回顧性研究都沒有很好的資料。2017年我們在這方面獲得了可喜的突破，ADJUVANT研究和EVAN研究都獲得了成功。這兩個研究都得到了同樣的結論，術後輔助靶向治療是安全、可行的，能給患者帶來獲益，這對我們今後臨床實踐有很大的指導意義。雖然要在近期真正改變指南可能還需要一些資料，但至少這兩個研究取得了很好的結果，我想這就是大家如此關注這一領域的原因。

對於臨床實踐中到底應該如何應用，我認為在指南改變之前醫生仍需要慎重考慮。臨床醫生需要跟病人深入溝通。我個人建議可以將其作為一個選擇，對於IIIa期有EGFR基因突變，還是可以推薦其做術後輔助靶向治療。

腫瘤資訊：王長利教授，

ADJUVANT、EVAN研究為國內肺癌患者打開全新的生存局面，輔助靶向治療將成為趨勢，早期肺癌的診治格局迎來重大變革。在術後輔助靶向治療上，您認為輔助治療多長時間最佳？

王長利教授：這兩個研究歷經了六七年的時間得出結論，非常不容易。與以往晚期肺癌的II期、III期臨床研究不同，這兩個試驗時間跨度非常大，好在目前看來這兩個試驗還是很超前的，設計沒有落後，

對現在的臨床實踐也有指導意義。大家都很關注用藥時間，當時我們選擇時間的時候比較困惑，主要考慮了以下兩個因素：第一，N2的病人的中位生存時間只有十幾個月，所以我們選擇的用藥時間應該覆蓋這個時間；第二，在晚期肺癌中，靶向藥物本身耐藥時間大概是十幾個月，所以我們選擇了兩年。目前還沒有充分的證據和資料能夠給出這一問題的答案，從我的經驗和對臨床試驗的觀察來看，我認為2年是最恰當的，1年時間略短一些，因為IIIa期、N2的病人他的進展時間大約十幾個月，我們需要覆蓋這個時間。實際上大家知道，2年之後大部分病人會出現耐藥，因此2年以上的給藥時間太長了。但是因為我們沒有做足夠的檢驗，所以目前2年是不是最合理的給藥時間，仍不明確。

腫瘤資訊：面對晚期的非小細胞肺癌患者，在分子檢測上您會做一些改變嗎？

王長利教授：我認為現在臨床上基因檢測有一點落後，臨床同行們在這方面應保持正確認識。隨著精准治療的開展，基因檢測是必需的，沒有基因檢測，精准治療將成為空談。二代檢測更具優勢，因為外顯子突變、基因融合和擴增的檢測可同時完成，這可以為病人的治療決策的選擇上提供更充分的證據。若僅行單基因檢測，得到陰性結果後還要換一個單基因進行檢測，非常費時、繁瑣。所以我認為二代檢測應該是精准醫學治療中更實用的方法，更應該優先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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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2年是最恰當的，1年時間略短一些，因為IIIa期、N2的病人他的進展時間大約十幾個月，我們需要覆蓋這個時間。實際上大家知道，2年之後大部分病人會出現耐藥，因此2年以上的給藥時間太長了。但是因為我們沒有做足夠的檢驗，所以目前2年是不是最合理的給藥時間，仍不明確。

腫瘤資訊：面對晚期的非小細胞肺癌患者，在分子檢測上您會做一些改變嗎？

王長利教授：我認為現在臨床上基因檢測有一點落後，臨床同行們在這方面應保持正確認識。隨著精准治療的開展，基因檢測是必需的，沒有基因檢測，精准治療將成為空談。二代檢測更具優勢，因為外顯子突變、基因融合和擴增的檢測可同時完成，這可以為病人的治療決策的選擇上提供更充分的證據。若僅行單基因檢測，得到陰性結果後還要換一個單基因進行檢測，非常費時、繁瑣。所以我認為二代檢測應該是精准醫學治療中更實用的方法，更應該優先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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