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治療師：你們在歌聲裡聽到的是情，我們想到的是它能否治病
如果說病人是“正常”世界的迷路人，那這些剛剛進入這個行業的年輕人，
文 ✎ 丁雪
編輯 ✎ 卜昌炯
圖 ❏ 尹夕遠
李奕看著外婆漸漸忘記了所有她愛和愛她的人，失去了生活的能力，退縮到除了她自己以外任何人都無法抵達的角落。
70多歲的外婆得了阿爾茨海默症，一種常見的老年性疾病，也叫老年癡呆症。
有時候她會罵人，轉眼又忘了罵的人是誰。半夜會起來，把所有人的門都敲開，
五一勞動節從學校放假回來，不知道該怎麼和外婆溝通的李奕，拿著家裡一把破敗得只剩兩根弦的月琴去找她。外婆含含糊糊地提到了自己喜歡的紅歌和民歌，李奕有一搭沒一搭地開始彈給她聽。
沒有和絃，沒有伴奏，跟著單調的旋律，外婆一首接著一首唱。脖子的皺紋隨著音符上下抖動，
熟悉的歌聲似乎帶她回到了記憶裡的安全地帶。外婆好久沒有這麼高興了，她恢復了對眼前拿著月琴的14歲女孩兒的認識，也恢復了對自己情緒的控制。
假期結束時，外婆拉著李奕的手，不讓她走。李奕有點兒難過。
這是一個因為音樂開始的故事。李奕今年40歲，外婆已經去世20多年了。
音樂替李奕走進了世界上那個她最愛的老人，
她把和外婆的故事，給老師高天講過，高天又在課上講給更多的人。
2010年入學中央音樂學院的林瀚是聽眾之一。實際在更早的時候，他就認識了高天。這個穿著土黃色西服的老人曾在電視上講起自己對音樂治療的執念和堅持，林瀚當時在鞍山的家裡看到這個節目，被他的話擊中，懵懵懂懂踏入了這個行業。
音樂治療在中國尚是一片藍海，出於學科發展和市場開發的滯後，從事這個職業的人並不多，他們在說服病人接受自己的治療之前，
西安長大的90後女孩小天，從小就接觸音樂，4歲學鋼琴，最早知道音樂治療是在父親推薦的一本書中。她說從中看到了讓自己靈光一現的東西，“這個事不僅能讓別人高興，還可以讓我做音樂……還有比這更美的嗎？”2009年，小天獲得音樂治療專業數一數二的堪薩斯大學的全額獎學金，開始了系統性的學習。
相對而言，31歲的璐璐接觸音樂治療要晚。她本科念的是廣告策劃與創意，同時修了工商管理專業雙學位，在報考研究生時才知道有這樣一個學科，後來考上天津音樂學院，主修音樂心理，2012年畢業後成了一名音樂治療師。
和傳統藥物治療主要攻克的是疾病本身不同，音樂治療攻克的往往是人——服務于那些因為心理或生理疾病而偏離健康軌道的人，幫助他們重新建立與“正常”世界的聯繫。
如果說病人是“正常”世界的迷路人，那這些剛剛進入這個行業的年輕人，就像是以音樂為路牌，試圖引導他們走上回家的路。
以歌為藥
當《小蘋果》被以一種抒情的方式唱出來時，林瀚感覺眼前的時刻有些魔幻。
那是2014年9月，林瀚開始工作的第一年。陽新城比林瀚大兩歲，剛開始承擔家庭責任的年齡，忽然生病，一切猝不及防。
病房四面都是白牆，木色的暖氣外殼，老式的窗臺，米色的窗簾堆在兩邊，陽光總是突兀，鐵床的床頭有柔和的弧度。
林瀚見到陽新城時，他感冒了，蔫蔫地萎在床上，話說不清，一秒鐘不到一個字。這是腦中風的後遺症之一。在陽新城斷斷續續地幾次卡殼後，溝通接近終止，下次音樂治療的時間還沒有確定。溝通唯一的收穫是，林瀚知道這個男孩兒喜歡《小蘋果》和鄧麗君的歌。
病人是林瀚自己一個一個找的。大學畢業時，北京市西城區政府和高天的一個音樂治療專案合作，林瀚自嘲被導師“發配”到醫院工作。由於不瞭解，一些病人對音樂治療並沒有太多期待，有人甚至從來沒聽說過這種療法。
陽新城的父親在外邊抽煙，一根接著一根，不太愛搭理林瀚。在說到治療免費時，他特別驚訝，警惕地問林瀚要紅頭文件，重複不斷地確認：是不要錢嗎？
“別一做就又收錢了。”他板著臉，上面的皺紋深深地凹了進去。
開始治療前，林瀚練習了一個小時符合陽新城語速的慢速版《小蘋果》。語速，是通過聽初次和病人溝通時的錄音數出來的。
再一次見到陽新城時，林瀚抱著吉他，掃著弦，彈起了這首提前準備好的《小蘋果》。音樂響起，男孩兒跟著節奏唱了起來。鄉村搖滾的廣場舞神曲《小蘋果》，在他們的努力下，變成了一首抒情歌。
這一天在林瀚的記憶裡是開心的一天。
之後林瀚每次去，都會把彈奏的節奏在上次基礎上往上提一些。從每分鐘80字到200字，用了5次時間。等到林瀚又有新的治療計畫給他的時候，他已經走了。
實際上，真正意義上的告別在治療過程中很少發生。在醫院日復一日流水線一樣的治療和康復中，音樂，看起來是裡面不那麼枯燥的一部分。不同年齡段的病人，在它的撩撥下，和心裡最柔軟的部分產生化學反應，去抵抗疾病的無常和未知。
每次見新的病人前，林瀚會在樓下的列印店把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到現在的經典曲子列印出來，供對方選擇。沒法說話的，林瀚會根據年齡，選他們二三十歲年輕時聽過的歌。
“
55歲的退休老幹部“王叔叔”選了《東方紅》。聽到歌的那一刻，他淚流滿面。氣息微弱的他已說不出這首歌和他那個年代的故事。林瀚知道，那是他們的集體記憶和真誠信仰的全部。
”
王叔叔的意識時斷時續。清醒時，他會在每次約定時間的前幾分鐘，端端正正坐在沒有椅背的凳子上等林瀚，像是一種儀式。
為了快點兒恢復，他又挑選了一首需要很長氣息的歌——《故鄉的雲》。其中一句，王大爺因為始終發不出一個字的音，卡在那兒，唱了40多遍。
4個月後，經常說不出話的他歌曲完成率是百分之八十。
林瀚還接觸過一個愛唱俄羅斯歌的老奶奶，她能用俄語把歌唱出來，一字不差。
林瀚見到她時，她已偏癱3年，家裡早已放棄了對她的治療。50多歲的老奶奶住在一個20平方米的小屋裡，右邊身體失去了對世界的感知，床上系著一根皮帶，每次靠拽著這根皮帶上下床、穿衣服。牆角是黑乎乎的裂紋。
林瀚好奇為什麼她可以把那些歌都唱出來。“只要真的熱愛一樣東西，必然會產生感情，時間久了就會成為生命的一部分。”老奶奶說。
當沙啞蒼涼的聲音穿過耳膜時，林瀚好像忽然明白了很多。關於一代人通過音樂去理解另一代人。
老奶奶是中蘇蜜月時期的見證者，俄羅斯歌曲陪伴了她的大半個青春。後來，她進入工廠從事一份有粉塵污染的工作，因為報銷費和醫院拉扯；再後來，開始墜入中年的瑣碎和疾病的泥淖。
在漸漸被很多事情拋棄墜入茫茫深淵前，老奶奶緊緊地抓住一切能抓住的。林瀚能感受到自己的被需要。去之前他和老奶奶說過自己的電話，她聽了一遍就能背下來。她每天都對林瀚說：“小林，你可不能不來啊。”
治療主要是他用吉他彈老奶奶喜歡的歌，然後讓老奶奶按照音樂節奏試著一點點往上抬腿。
在他的治療下，老奶奶的腿抬得越來越高了。
師徒
音樂治療是什麼？不同領域的治療師可能會給出不一樣的答案。
在林瀚這裡，音樂治療是一種通過節奏和神經上的刺激，讓患者重新找到氣息和節奏的治療。圈子裡，音樂治療在腦中風、自閉症、神經系統、監獄、戒毒等特殊領域應用比較廣。林瀚主攻腦中風後遺症。
到了導師高天那裡，音樂治療是一種通過音樂進入潛意識，再通過音樂產生的意象進行治療的技術。
他治療的主要方向是心理疾病。
光鮮、亮麗、充滿生機、野心勃勃，這是城市生活的一面。抑鬱、高壓、失眠、婚外情、疾病，像交錯時空中同時存在的白天和黑夜，構成了城市生活的另一面。在音樂的潛入下，城市和城市裡形形色色的人將暗夜中的另一面展露給治療師，以他們自己的方式。
高天遇到過一個遭遇第三者插足婚姻的案例。丈夫跑過來跟他說，自己很糾結離婚對不對。前妻對他很好，但是覺得她不如新女友幽默性☆禁☆感。
“你閉上眼睛，想像前妻和女友都站在面前，會出現什麼場景？”高天一邊和他說一邊開始放音樂。他閉上眼睛說，看到孩子跟前妻站在一起，望著他。
新女友和前妻的畫面在腦海裡交替出現。聯想的情景裡，先是女友的畫面開始變多，在海灘玩，陽光灑下來，風吹著海浪，她笑得很甜；後來前妻的畫面出現了：在家裡一起吃飯，默默地給他夾菜；一起玩耍，給他起外號……
突然他把耳機一摘說，我不做了。
他說自己想重婚。他突然意識到，和前妻感情很深。
一般來說，高天會根據來訪者的故事選音樂，如果是暴力的故事就配緊張的音樂。一開始就引導他們把想像的畫面聚焦在核心創傷事件上，逐漸再配美好平靜的音樂，引導他們出現積極的想像。這是高天的方式。
目前市場上，像高天這樣以音樂心理治療獨立出來的個體諮詢室並不多。這種形式的音樂治療更多存活在綜合性會所或依附于大型心理諮詢室。
獨立做音樂治療諮詢，在現有的環境和商務邏輯下，是一個並不太可行的邏輯。近兩年，高天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接標政府購買的音樂治療專案上。林瀚是參與者之一。
閒暇時間，他會找參加培訓時推薦的音樂治療的書來“充電”，或者反復聽看自己治療時的音訊和視頻，看哪裡存在問題。
他珍惜每一個可以給人做音樂治療的機會。他曾治療過一個腦卒中的大爺，治療了半個月都沒見到他的家屬。大爺犯了3次病，說不了話，有人進來的時候也閉著眼，後來能聽到他從鼻腔裡傳出不規律的“哼”——再沒有更多的了。林瀚沒法判斷這是不是進步，他有點兒灰心。
護工和主治醫師都勸他別再去了。“在他們眼裡，我像學生一樣。”林瀚回憶，“他們明白學生其實就是攢經驗、攢病例的時候，不可能在一個沒有變化的人身上太執著。”
工作近3年，他換了3個地方。一年前，他換到了現在這家養老機構，是裡面唯一的音樂治療師。
科技與人性
在林瀚們還在使用一種相對傳統的方式實踐音樂治療時，璐璐和她所在的公司開始嘗試從另一個方向找突破口——把技術介入音樂治療，利用機器檢測身體，再機器生成匹配治療身體狀況的旋律。
與其說是旋律，不如說是頻率。戴上耳機，耳邊是嗡嗡聲，它們會和人體的頻率產生共振，調節身體失衡的頻率，以生物的邏輯。
一家康復中心和璐璐所在的公司正在合作員工關愛專案。一個治療了10次的老師告訴《博客天下》，她在裡面聽到了大海的聲音，做到第四天睡眠問題有了一些改善。也有參加過體驗的人告訴記者，躺在水床上感覺到很熱，沒感受到明顯的效果。
曾有人跑去問林瀚，璐璐的公司到底是不是音樂治療。林瀚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他認為，這種在治療中只有頻率輸入沒有通過音樂推進互動過程的治療，並不算嚴格意義的音樂治療。
“高天的評估更多的是依靠治療師的經驗，沒有客觀資料。”璐璐覺得技術是很好的補充，但也承認，在細分領域上，現有的機器可能沒有那麼強的針對性。
璐璐研究生畢業論文與監獄領域的音樂團體治療有關。這並不是她一開始的選擇，當時她最想研究的是孕產婦方向的。她至今記得婦產科主任臉上對音樂治療的不信任，以及她拒絕時的果斷。
“現在音樂治療還沒什麼行業標準，也沒有一個像心理諮詢師一樣國家統一認定的資質，認可度會打折扣。”璐璐對《博客天下》說。
為寫研究生論文，璐璐對山西一所監獄的重刑犯人一共進行了3個月的音樂治療試驗。每次試驗都在監獄教學樓裡進行，旁邊有獄警盯著監控。
監獄裡面不讓帶電子設備，她把電腦放在外邊的辦公室，只帶U盤進去。
“
試驗開始。當璐璐把樂器擺上讓犯人們敲擊時，預想中的配合並沒有發生。因為不信任。在這樣戒律森嚴的地方，他們早已習慣了將自己的內心遮蔽。
”
和幾個人單獨溝通後，璐璐調整方向，主動邀請他們參與，增強互動性。他們心中的壁壘一點點瓦解。很多詞在監獄裡是禁止或者是不屑被提起的，比如未來，比如希望。到第八次時，他們已經會選擇用不同的樂器和別人分享對以後人生的規劃。也有人給璐璐寫信說，感覺平靜多了。通過音樂，他們獲得了關於自由的另一種可能性。
2015年，璐璐來到了現在的公司。醫療認證的申請還沒等來，公司選擇了先與醫院合作的方式，把設備放在裡面，試驗臨床效果。
璐璐見到15歲的文超時，他低著頭，眼睛四處瞟，臉上浮現出和媽媽發火打砸東西之後的愧疚表情。
他被醫院診斷為躁鬱症，會經常用頭撞牆，發脾氣，上學時發過兩次病，不想再去了。學校是整個家庭禁忌的話題。
文超穿著白藍相間的病號服，把手放在一體機的手柄上，5分鐘後，匹配的療愈方案從對面的電腦中生成。
第一次治療結束後，璐璐讓文超隨便畫點兒什麼，什麼都行。他在紙上畫了一個宇宙世界：紅色的連在一起的銀河系，因為重力飄浮著的宇航員，右下角是可以吞噬一切的黑洞。黑色在畫面中很重。
等完成第三次治療，文超和她說，聽完音樂，感受到了一種空靈的感覺，好像飄起來了一樣。他和璐璐笑了笑。這是文超臉上很難出現的表情。璐璐說：你笑起來很好看。
他有點兒害羞又不知所措，跑出去了。
治療一共進行了10次。每次音樂治療結束都會和心理治療同時展開。第十次治療結束後，文超在紙上畫了一個教學樓，兩隻紅色小鳥停在樓頂上，底下的花壇裡開滿了鮮花，黃棕色的圖書館旁邊是操場，有同學在裡面玩兒。
沒等璐璐問，文超說，想回學校了。
眼前這張紙，讓她想起另一張紙，一張寫滿祝福的紙。
那是入監音樂治療的最後一次，重刑犯人們坐成一圈，汪國真的詩歌《走向遠方》被映在幻燈片上，“從少年到青年，從青年到老年，我們從星星走成了夕陽……”他們一個接著一個往下讀，聲音裡有力量還有不舍。兩個月過去了，他們即將要到不同的監區，被分配不同的工作。給彼此祝福的A4紙被寫得滿滿當當，每個人都在很用力地告別。
現實
音樂治療一般被認為屬應用心理學範疇，最早興起於上世紀50年代的美國。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美國的音樂治療已相當成熟，從病人怎麼開始接受服務，到具體如何治療，都有詳細匹配的規則，各大州基本也都有音樂治療協會等組織。
而在國內，音樂治療更像是一個草台班子，在商業化實踐上，大多也以培訓班的方式出現。有業內人士向《博客天下》透露，“單獨學高天音樂治療的3門課，12天就要一萬多。還不算後期實踐的費用”。
與高昂的培養成本相對應的是，現實中很多醫院並不願意引入音樂治療。這一點，林瀚感受很深。他還記得第一天進醫院早交班自我介紹時飄在空氣中的不屑。那時候，他們從病床外看到林瀚每天拎著吉他，以為音樂治療就是唱歌，理解從來沒有發生過。
▵27歲的林瀚是一家養老機構裡唯一的音樂治療師
剛到醫院工作時，他印了很多自己寫的“什麼是音樂治療師、音樂治療師的培養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都用哪些方法治療”的海報，在醫院康復科挨個兒發，看到誰就給誰。
與記者約見的這天下午3點，他在新單位3樓的食堂和護理員一起開了一個臨時的會，關於機構下一步的音樂治療怎麼開展。落地窗明亮，紅色的魚和福字窗花貼在上面，窗外有老人在畫著蓮花的展示牌下面曬太陽。
機構想要音樂治療在這裡開展下去，但很明顯，只有林瀚一個音樂治療師，再多請一個，就要多花一份錢，他沒辦法，只能培訓這裡的護理員讓她們兼職和自己一起做。
林瀚身上有很多行業使命感之類的東西。“一個新興行業的出現永遠跟不上社會的發展，因為太快了。你永遠都感覺我們這一代是一個建立者，感覺我們做的是讓人知道有這麼一個身份。”他有些口吃，但目光裡有說不出的堅定。
在這裡，讓他糾結的是，每次都要同時給很多人做音樂治療。林瀚心裡有自己的執拗，覺得單獨給個體做音樂治療治療效果會更好，為此，他一直在申請開展個體的音樂治療，但並不順利。
身為林瀚的師姐，李奕對個體還是群體音樂治療，並沒有太深的執念。畢業後，她一直留在大學做自閉症領域的音樂治療。每次活動一般有12個孤獨症孩子參加，每個孩子旁邊都有兩個志願者。方式是通過設計一些和音樂有關的活動，給害怕社交的孩子創造可以融入進去的氛圍。
和林瀚一樣，對音樂治療李奕有很多關於行業秩序的東西想要去維護。
隨著音樂治療在國內的發展，很多類似的概念被炒火，也帶動了一批沒有資格認證私開培訓班的熱潮。上世紀80年代，這些混亂的資質曾一度導致音樂治療退出公費治療，行業發展陷入低谷。20年後，音樂治療又開始在國內起步，在利益和資本追逐的地方，期待的行業規範並沒有到來，問題也沒有減少。
一次，李奕學校的老教授在朋友圈轉發了一條關於五行音樂怎麼治病的文章。李奕不太認同，但出於和教授有很多共同好友，她沒在他狀態下回復，而是選擇和他單獨溝通。
“老師啊，這個是不太科學的。”李奕把前兩天業內比較認可的一篇批駁這個理論的文章給他看。
“那以前怎麼治啊？古書上有記載啊。”教授不太開心。
“但是那些也沒有科學論證啊。”
李奕說完後教授再也沒理過她。
最近牽動輿論神經的自閉症少年雷文峰，從深圳走失後離世，父親雷洪建的絕望李奕感同身受。
▵桌鐘（上）、海洋鼓（下）是李奕從美國背回來的。這些樂器會替代她走進來自“星星的孩子”們的世界
十多年來，李奕收到了很多來自自閉症家長的信，他們在信中傾訴孩子病發時自己的無助、帶孩子的艱辛，以及他們對音樂治療的感謝、對孩子的愧疚和無著落的牽掛。信上的每一副表情都疼痛得讓人不敢觸摸。
李奕會見到很多焦慮的家長。有人在被孩子常年的情緒折磨後，自己也得了抑鬱症。見到小然時，他還不到6歲，表情木然，整個人有些游離。他的父母剛剛三十出頭，所有的頭髮都白了。衰老似乎是一瞬間降臨的。
小然對音樂很敏感。能在沒有人教的情況下，自己找出另外一個調。一年多的音樂治療後，感覺效果不錯，小然沒進特殊小學，被送到普通小學上課。
在那個充滿規則和秩序的小社會裡，小然不太適應，讀完小學後，整個人變得更加敏感脆弱，會砸玻璃砸得滿手都是血，會忽然把東西扔出去，再後來是因為暴力行為被各種組織拒絕。他父母說，很後悔把孩子送到那個學校。李奕斷斷續續聽到關於這個孩子後來的一些故事，心裡很痛。
功能和藝術
小天放棄了自閉症症領域的音樂治療。
從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畢業後，25歲的她在美國一家做特殊教育的機構做自閉症領域的音樂治療。對她來說，那是一個特別沉重的人群。她開始變得焦慮、不安、疲憊，作為音樂治療師她必須依照目標去制訂治療計畫，但是她又不願意把這些在現實中迷路的孩子強迫帶到自己用音樂構建的世界。
“我很想給他們創造一種讓他們覺得舒服的環境，但這些孩子你很難知道什麼對於他們來說是舒服的。他們有時會不停地打自己，我很難判斷他是需要這樣感官的刺激，或者這是一種需要被我去制止的行為。這個時刻我就會非常絕望，因為我不知道怎麼才能真正地幫到他們。”小天對《博客天下》說。
這兩種聲音在她的內心不斷衝撞，直到小天從這個領域走出，轉到另一個領域——臨終關懷領域的音樂治療。
40年前，國外音樂治療開始被引入像臨終關懷這樣的細分領域。而在國內，死亡還是難以啟齒的話題，相關衍生的服務被遠遠拋在現實觀念之後。
“
直到現在，小天家裡還保存著一張素描，她不敢拿出來看，覺得很沉。那是她的一個病人畫給她的。他叫吉姆，一個肺積水的藝術家。
”
吉姆所在的養護院的社工聯繫到小天。和在中國林瀚自己去找病人的狀態不同，在美國，幾乎每家醫院每個社區的心理診所都配備有音樂治療工作室，養護中心配音樂治療師也以法律的形式被規定下來。
吉姆會彈爵士吉他，會畫畫，年輕時候嗑過藥，戒了幾十年，如今孤身一人躺在養護院。見到吉姆時，他的情緒很低落，沉浸在一個沼澤裡，不願掙扎。
他的呼吸很重，小天想讓他跟著自己吉他彈出來的節奏來呼吸，沒有回應。她又換了另一種方法，讓他跟著音樂想像一些場景，還是沒有用。
最後她說，我唱首自己寫的歌給你吧。吉姆同意了。她拿著吉他，輕吟淺唱了一首《幻覺》。他閉著眼睛，聽得認真，呼吸監視器上的數字慢慢變小。
▵90後女孩小天現在美國做臨終關懷領域的音樂治療
“在做臨終關懷音樂治療的時候，我覺得我只是在陪伴他們，一起去創造一些關於美的體驗。在這個體驗裡，很多痛苦會得到化解，甚至在瀕臨死亡的那些瞬間，死亡的陰影會被暫時忘卻。”小天說。
在這之後，吉姆開始和小天聊年輕時的悔恨，聊對死亡的恐懼，也聊自己對妻子的牽掛：“我的妻子現在還在嗑藥，在街上流浪。”但是他不願意小天去聯繫她，甚至包括去世的時候，也不想讓妻子知道自己的狀況。
吉姆曾想逛遍洛杉磯所有的美術館、博物館，現在的他生命被疾病禁錮在床上，之前的所有計劃看起來更像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小天和同事講了這些，同事買了本洛杉磯美術館藏品集送給他。
幾天後，吉姆因為內臟積水過多窒息而死。他在世上僅剩的痕跡——眼鏡和錢包，沒有人來領取。
臨走前，他為小天畫了一幅素描畫像。當被生活剝奪走越來越多的東西後，這是他剩下的最好的表達感謝的方式了。
每天密集地面對死亡，小天覺得沉重，她想給自己時間去消化，於是停下手中的工作，開始讀在職研究生，關於藝術的方向。
她認為音樂治療其實也是“一種藝術創作的方式”，不一定非要以治療的方式出現。
這和林瀚的觀點不同——林瀚更看重音樂治療的功能性，“音樂治療很重要的就是這個事兒科學不科學，要有很多的活動設計在裡面”。他甚至希望， 處在醫學音樂和心理音樂邊緣的音樂治療，可以在日後被納入醫學的體系。
“藝術創作本身就是一個人跟自己吵架、和自己和解、看見自己的陰影也看見自己光明的過程。”小天從另一個角度闡述音樂治療和藝術的相通性。
她從一個50多歲的喉癌病人身上看到了這樣的過程。病人喉嚨上的傷口不斷地往外噴東西，不能說話。他被這些東西淹沒，出現了信仰危機，團隊有牧師經常去看他。小天想和他一起寫一首歌。整個溝通都在紙上進行。她把一部分歌詞寫好，留一些空讓他去填。
歌最終寫好的時候，裡面有悲傷，也有寬恕。
“如果上帝會給我奇跡，我一定會讓生命如夏花一樣絢爛，假如上帝要帶我回家，我知道我不會孤單。”
這是一個以音樂結束的故事。通過音樂，他和信仰達成了最終的和解。
在病人葬禮上，小天唱了他們共同創作的那首歌作品。之後，她很久都沒有再唱過那首歌。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李奕、林瀚、璐璐和病人皆為化名）
小天獲得音樂治療專業數一數二的堪薩斯大學的全額獎學金，開始了系統性的學習。相對而言，31歲的璐璐接觸音樂治療要晚。她本科念的是廣告策劃與創意，同時修了工商管理專業雙學位，在報考研究生時才知道有這樣一個學科，後來考上天津音樂學院，主修音樂心理，2012年畢業後成了一名音樂治療師。
和傳統藥物治療主要攻克的是疾病本身不同，音樂治療攻克的往往是人——服務于那些因為心理或生理疾病而偏離健康軌道的人，幫助他們重新建立與“正常”世界的聯繫。
如果說病人是“正常”世界的迷路人，那這些剛剛進入這個行業的年輕人，就像是以音樂為路牌，試圖引導他們走上回家的路。
以歌為藥
當《小蘋果》被以一種抒情的方式唱出來時，林瀚感覺眼前的時刻有些魔幻。
那是2014年9月，林瀚開始工作的第一年。陽新城比林瀚大兩歲，剛開始承擔家庭責任的年齡，忽然生病，一切猝不及防。
病房四面都是白牆，木色的暖氣外殼，老式的窗臺，米色的窗簾堆在兩邊，陽光總是突兀，鐵床的床頭有柔和的弧度。
林瀚見到陽新城時，他感冒了，蔫蔫地萎在床上，話說不清，一秒鐘不到一個字。這是腦中風的後遺症之一。在陽新城斷斷續續地幾次卡殼後，溝通接近終止，下次音樂治療的時間還沒有確定。溝通唯一的收穫是，林瀚知道這個男孩兒喜歡《小蘋果》和鄧麗君的歌。
病人是林瀚自己一個一個找的。大學畢業時，北京市西城區政府和高天的一個音樂治療專案合作，林瀚自嘲被導師“發配”到醫院工作。由於不瞭解，一些病人對音樂治療並沒有太多期待，有人甚至從來沒聽說過這種療法。
陽新城的父親在外邊抽煙，一根接著一根，不太愛搭理林瀚。在說到治療免費時，他特別驚訝，警惕地問林瀚要紅頭文件，重複不斷地確認：是不要錢嗎？
“別一做就又收錢了。”他板著臉，上面的皺紋深深地凹了進去。
開始治療前，林瀚練習了一個小時符合陽新城語速的慢速版《小蘋果》。語速，是通過聽初次和病人溝通時的錄音數出來的。
再一次見到陽新城時，林瀚抱著吉他，掃著弦，彈起了這首提前準備好的《小蘋果》。音樂響起，男孩兒跟著節奏唱了起來。鄉村搖滾的廣場舞神曲《小蘋果》，在他們的努力下，變成了一首抒情歌。
這一天在林瀚的記憶裡是開心的一天。
之後林瀚每次去，都會把彈奏的節奏在上次基礎上往上提一些。從每分鐘80字到200字，用了5次時間。等到林瀚又有新的治療計畫給他的時候，他已經走了。
實際上，真正意義上的告別在治療過程中很少發生。在醫院日復一日流水線一樣的治療和康復中，音樂，看起來是裡面不那麼枯燥的一部分。不同年齡段的病人，在它的撩撥下，和心裡最柔軟的部分產生化學反應，去抵抗疾病的無常和未知。
每次見新的病人前，林瀚會在樓下的列印店把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到現在的經典曲子列印出來，供對方選擇。沒法說話的，林瀚會根據年齡，選他們二三十歲年輕時聽過的歌。
“
55歲的退休老幹部“王叔叔”選了《東方紅》。聽到歌的那一刻，他淚流滿面。氣息微弱的他已說不出這首歌和他那個年代的故事。林瀚知道，那是他們的集體記憶和真誠信仰的全部。
”
王叔叔的意識時斷時續。清醒時，他會在每次約定時間的前幾分鐘，端端正正坐在沒有椅背的凳子上等林瀚，像是一種儀式。
為了快點兒恢復，他又挑選了一首需要很長氣息的歌——《故鄉的雲》。其中一句，王大爺因為始終發不出一個字的音，卡在那兒，唱了40多遍。
4個月後，經常說不出話的他歌曲完成率是百分之八十。
林瀚還接觸過一個愛唱俄羅斯歌的老奶奶，她能用俄語把歌唱出來，一字不差。
林瀚見到她時，她已偏癱3年，家裡早已放棄了對她的治療。50多歲的老奶奶住在一個20平方米的小屋裡，右邊身體失去了對世界的感知，床上系著一根皮帶，每次靠拽著這根皮帶上下床、穿衣服。牆角是黑乎乎的裂紋。
林瀚好奇為什麼她可以把那些歌都唱出來。“只要真的熱愛一樣東西，必然會產生感情，時間久了就會成為生命的一部分。”老奶奶說。
當沙啞蒼涼的聲音穿過耳膜時，林瀚好像忽然明白了很多。關於一代人通過音樂去理解另一代人。
老奶奶是中蘇蜜月時期的見證者，俄羅斯歌曲陪伴了她的大半個青春。後來，她進入工廠從事一份有粉塵污染的工作，因為報銷費和醫院拉扯；再後來，開始墜入中年的瑣碎和疾病的泥淖。
在漸漸被很多事情拋棄墜入茫茫深淵前，老奶奶緊緊地抓住一切能抓住的。林瀚能感受到自己的被需要。去之前他和老奶奶說過自己的電話，她聽了一遍就能背下來。她每天都對林瀚說：“小林，你可不能不來啊。”
治療主要是他用吉他彈老奶奶喜歡的歌，然後讓老奶奶按照音樂節奏試著一點點往上抬腿。
在他的治療下，老奶奶的腿抬得越來越高了。
師徒
音樂治療是什麼？不同領域的治療師可能會給出不一樣的答案。
在林瀚這裡，音樂治療是一種通過節奏和神經上的刺激，讓患者重新找到氣息和節奏的治療。圈子裡，音樂治療在腦中風、自閉症、神經系統、監獄、戒毒等特殊領域應用比較廣。林瀚主攻腦中風後遺症。
到了導師高天那裡，音樂治療是一種通過音樂進入潛意識，再通過音樂產生的意象進行治療的技術。
他治療的主要方向是心理疾病。
光鮮、亮麗、充滿生機、野心勃勃，這是城市生活的一面。抑鬱、高壓、失眠、婚外情、疾病，像交錯時空中同時存在的白天和黑夜，構成了城市生活的另一面。在音樂的潛入下，城市和城市裡形形色色的人將暗夜中的另一面展露給治療師，以他們自己的方式。
高天遇到過一個遭遇第三者插足婚姻的案例。丈夫跑過來跟他說，自己很糾結離婚對不對。前妻對他很好，但是覺得她不如新女友幽默性☆禁☆感。
“你閉上眼睛，想像前妻和女友都站在面前，會出現什麼場景？”高天一邊和他說一邊開始放音樂。他閉上眼睛說，看到孩子跟前妻站在一起，望著他。
新女友和前妻的畫面在腦海裡交替出現。聯想的情景裡，先是女友的畫面開始變多，在海灘玩，陽光灑下來，風吹著海浪，她笑得很甜；後來前妻的畫面出現了：在家裡一起吃飯，默默地給他夾菜；一起玩耍，給他起外號……
突然他把耳機一摘說，我不做了。
他說自己想重婚。他突然意識到，和前妻感情很深。
一般來說，高天會根據來訪者的故事選音樂，如果是暴力的故事就配緊張的音樂。一開始就引導他們把想像的畫面聚焦在核心創傷事件上，逐漸再配美好平靜的音樂，引導他們出現積極的想像。這是高天的方式。
目前市場上，像高天這樣以音樂心理治療獨立出來的個體諮詢室並不多。這種形式的音樂治療更多存活在綜合性會所或依附于大型心理諮詢室。
獨立做音樂治療諮詢，在現有的環境和商務邏輯下，是一個並不太可行的邏輯。近兩年，高天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接標政府購買的音樂治療專案上。林瀚是參與者之一。
閒暇時間，他會找參加培訓時推薦的音樂治療的書來“充電”，或者反復聽看自己治療時的音訊和視頻，看哪裡存在問題。
他珍惜每一個可以給人做音樂治療的機會。他曾治療過一個腦卒中的大爺，治療了半個月都沒見到他的家屬。大爺犯了3次病，說不了話，有人進來的時候也閉著眼，後來能聽到他從鼻腔裡傳出不規律的“哼”——再沒有更多的了。林瀚沒法判斷這是不是進步，他有點兒灰心。
護工和主治醫師都勸他別再去了。“在他們眼裡，我像學生一樣。”林瀚回憶，“他們明白學生其實就是攢經驗、攢病例的時候，不可能在一個沒有變化的人身上太執著。”
工作近3年，他換了3個地方。一年前，他換到了現在這家養老機構，是裡面唯一的音樂治療師。
科技與人性
在林瀚們還在使用一種相對傳統的方式實踐音樂治療時，璐璐和她所在的公司開始嘗試從另一個方向找突破口——把技術介入音樂治療，利用機器檢測身體，再機器生成匹配治療身體狀況的旋律。
與其說是旋律，不如說是頻率。戴上耳機，耳邊是嗡嗡聲，它們會和人體的頻率產生共振，調節身體失衡的頻率，以生物的邏輯。
一家康復中心和璐璐所在的公司正在合作員工關愛專案。一個治療了10次的老師告訴《博客天下》，她在裡面聽到了大海的聲音，做到第四天睡眠問題有了一些改善。也有參加過體驗的人告訴記者，躺在水床上感覺到很熱，沒感受到明顯的效果。
曾有人跑去問林瀚，璐璐的公司到底是不是音樂治療。林瀚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他認為，這種在治療中只有頻率輸入沒有通過音樂推進互動過程的治療，並不算嚴格意義的音樂治療。
“高天的評估更多的是依靠治療師的經驗，沒有客觀資料。”璐璐覺得技術是很好的補充，但也承認，在細分領域上，現有的機器可能沒有那麼強的針對性。
璐璐研究生畢業論文與監獄領域的音樂團體治療有關。這並不是她一開始的選擇，當時她最想研究的是孕產婦方向的。她至今記得婦產科主任臉上對音樂治療的不信任，以及她拒絕時的果斷。
“現在音樂治療還沒什麼行業標準，也沒有一個像心理諮詢師一樣國家統一認定的資質，認可度會打折扣。”璐璐對《博客天下》說。
為寫研究生論文，璐璐對山西一所監獄的重刑犯人一共進行了3個月的音樂治療試驗。每次試驗都在監獄教學樓裡進行，旁邊有獄警盯著監控。
監獄裡面不讓帶電子設備，她把電腦放在外邊的辦公室，只帶U盤進去。
“
試驗開始。當璐璐把樂器擺上讓犯人們敲擊時，預想中的配合並沒有發生。因為不信任。在這樣戒律森嚴的地方，他們早已習慣了將自己的內心遮蔽。
”
和幾個人單獨溝通後，璐璐調整方向，主動邀請他們參與，增強互動性。他們心中的壁壘一點點瓦解。很多詞在監獄裡是禁止或者是不屑被提起的，比如未來，比如希望。到第八次時，他們已經會選擇用不同的樂器和別人分享對以後人生的規劃。也有人給璐璐寫信說，感覺平靜多了。通過音樂，他們獲得了關於自由的另一種可能性。
2015年，璐璐來到了現在的公司。醫療認證的申請還沒等來，公司選擇了先與醫院合作的方式，把設備放在裡面，試驗臨床效果。
璐璐見到15歲的文超時，他低著頭，眼睛四處瞟，臉上浮現出和媽媽發火打砸東西之後的愧疚表情。
他被醫院診斷為躁鬱症，會經常用頭撞牆，發脾氣，上學時發過兩次病，不想再去了。學校是整個家庭禁忌的話題。
文超穿著白藍相間的病號服，把手放在一體機的手柄上，5分鐘後，匹配的療愈方案從對面的電腦中生成。
第一次治療結束後，璐璐讓文超隨便畫點兒什麼，什麼都行。他在紙上畫了一個宇宙世界：紅色的連在一起的銀河系，因為重力飄浮著的宇航員，右下角是可以吞噬一切的黑洞。黑色在畫面中很重。
等完成第三次治療，文超和她說，聽完音樂，感受到了一種空靈的感覺，好像飄起來了一樣。他和璐璐笑了笑。這是文超臉上很難出現的表情。璐璐說：你笑起來很好看。
他有點兒害羞又不知所措，跑出去了。
治療一共進行了10次。每次音樂治療結束都會和心理治療同時展開。第十次治療結束後，文超在紙上畫了一個教學樓，兩隻紅色小鳥停在樓頂上，底下的花壇裡開滿了鮮花，黃棕色的圖書館旁邊是操場，有同學在裡面玩兒。
沒等璐璐問，文超說，想回學校了。
眼前這張紙，讓她想起另一張紙，一張寫滿祝福的紙。
那是入監音樂治療的最後一次，重刑犯人們坐成一圈，汪國真的詩歌《走向遠方》被映在幻燈片上，“從少年到青年，從青年到老年，我們從星星走成了夕陽……”他們一個接著一個往下讀，聲音裡有力量還有不舍。兩個月過去了，他們即將要到不同的監區，被分配不同的工作。給彼此祝福的A4紙被寫得滿滿當當，每個人都在很用力地告別。
現實
音樂治療一般被認為屬應用心理學範疇，最早興起於上世紀50年代的美國。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美國的音樂治療已相當成熟，從病人怎麼開始接受服務，到具體如何治療，都有詳細匹配的規則，各大州基本也都有音樂治療協會等組織。
而在國內，音樂治療更像是一個草台班子，在商業化實踐上，大多也以培訓班的方式出現。有業內人士向《博客天下》透露，“單獨學高天音樂治療的3門課，12天就要一萬多。還不算後期實踐的費用”。
與高昂的培養成本相對應的是，現實中很多醫院並不願意引入音樂治療。這一點，林瀚感受很深。他還記得第一天進醫院早交班自我介紹時飄在空氣中的不屑。那時候，他們從病床外看到林瀚每天拎著吉他，以為音樂治療就是唱歌，理解從來沒有發生過。
▵27歲的林瀚是一家養老機構裡唯一的音樂治療師
剛到醫院工作時，他印了很多自己寫的“什麼是音樂治療師、音樂治療師的培養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都用哪些方法治療”的海報，在醫院康復科挨個兒發，看到誰就給誰。
與記者約見的這天下午3點，他在新單位3樓的食堂和護理員一起開了一個臨時的會，關於機構下一步的音樂治療怎麼開展。落地窗明亮，紅色的魚和福字窗花貼在上面，窗外有老人在畫著蓮花的展示牌下面曬太陽。
機構想要音樂治療在這裡開展下去，但很明顯，只有林瀚一個音樂治療師，再多請一個，就要多花一份錢，他沒辦法，只能培訓這裡的護理員讓她們兼職和自己一起做。
林瀚身上有很多行業使命感之類的東西。“一個新興行業的出現永遠跟不上社會的發展，因為太快了。你永遠都感覺我們這一代是一個建立者，感覺我們做的是讓人知道有這麼一個身份。”他有些口吃，但目光裡有說不出的堅定。
在這裡，讓他糾結的是，每次都要同時給很多人做音樂治療。林瀚心裡有自己的執拗，覺得單獨給個體做音樂治療治療效果會更好，為此，他一直在申請開展個體的音樂治療，但並不順利。
身為林瀚的師姐，李奕對個體還是群體音樂治療，並沒有太深的執念。畢業後，她一直留在大學做自閉症領域的音樂治療。每次活動一般有12個孤獨症孩子參加，每個孩子旁邊都有兩個志願者。方式是通過設計一些和音樂有關的活動，給害怕社交的孩子創造可以融入進去的氛圍。
和林瀚一樣，對音樂治療李奕有很多關於行業秩序的東西想要去維護。
隨著音樂治療在國內的發展，很多類似的概念被炒火，也帶動了一批沒有資格認證私開培訓班的熱潮。上世紀80年代，這些混亂的資質曾一度導致音樂治療退出公費治療，行業發展陷入低谷。20年後，音樂治療又開始在國內起步，在利益和資本追逐的地方，期待的行業規範並沒有到來，問題也沒有減少。
一次，李奕學校的老教授在朋友圈轉發了一條關於五行音樂怎麼治病的文章。李奕不太認同，但出於和教授有很多共同好友，她沒在他狀態下回復，而是選擇和他單獨溝通。
“老師啊，這個是不太科學的。”李奕把前兩天業內比較認可的一篇批駁這個理論的文章給他看。
“那以前怎麼治啊？古書上有記載啊。”教授不太開心。
“但是那些也沒有科學論證啊。”
李奕說完後教授再也沒理過她。
最近牽動輿論神經的自閉症少年雷文峰，從深圳走失後離世，父親雷洪建的絕望李奕感同身受。
▵桌鐘（上）、海洋鼓（下）是李奕從美國背回來的。這些樂器會替代她走進來自“星星的孩子”們的世界
十多年來，李奕收到了很多來自自閉症家長的信，他們在信中傾訴孩子病發時自己的無助、帶孩子的艱辛，以及他們對音樂治療的感謝、對孩子的愧疚和無著落的牽掛。信上的每一副表情都疼痛得讓人不敢觸摸。
李奕會見到很多焦慮的家長。有人在被孩子常年的情緒折磨後，自己也得了抑鬱症。見到小然時，他還不到6歲，表情木然，整個人有些游離。他的父母剛剛三十出頭，所有的頭髮都白了。衰老似乎是一瞬間降臨的。
小然對音樂很敏感。能在沒有人教的情況下，自己找出另外一個調。一年多的音樂治療後，感覺效果不錯，小然沒進特殊小學，被送到普通小學上課。
在那個充滿規則和秩序的小社會裡，小然不太適應，讀完小學後，整個人變得更加敏感脆弱，會砸玻璃砸得滿手都是血，會忽然把東西扔出去，再後來是因為暴力行為被各種組織拒絕。他父母說，很後悔把孩子送到那個學校。李奕斷斷續續聽到關於這個孩子後來的一些故事，心裡很痛。
功能和藝術
小天放棄了自閉症症領域的音樂治療。
從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畢業後，25歲的她在美國一家做特殊教育的機構做自閉症領域的音樂治療。對她來說，那是一個特別沉重的人群。她開始變得焦慮、不安、疲憊，作為音樂治療師她必須依照目標去制訂治療計畫，但是她又不願意把這些在現實中迷路的孩子強迫帶到自己用音樂構建的世界。
“我很想給他們創造一種讓他們覺得舒服的環境，但這些孩子你很難知道什麼對於他們來說是舒服的。他們有時會不停地打自己，我很難判斷他是需要這樣感官的刺激，或者這是一種需要被我去制止的行為。這個時刻我就會非常絕望，因為我不知道怎麼才能真正地幫到他們。”小天對《博客天下》說。
這兩種聲音在她的內心不斷衝撞，直到小天從這個領域走出，轉到另一個領域——臨終關懷領域的音樂治療。
40年前，國外音樂治療開始被引入像臨終關懷這樣的細分領域。而在國內，死亡還是難以啟齒的話題，相關衍生的服務被遠遠拋在現實觀念之後。
“
直到現在，小天家裡還保存著一張素描，她不敢拿出來看，覺得很沉。那是她的一個病人畫給她的。他叫吉姆，一個肺積水的藝術家。
”
吉姆所在的養護院的社工聯繫到小天。和在中國林瀚自己去找病人的狀態不同，在美國，幾乎每家醫院每個社區的心理診所都配備有音樂治療工作室，養護中心配音樂治療師也以法律的形式被規定下來。
吉姆會彈爵士吉他，會畫畫，年輕時候嗑過藥，戒了幾十年，如今孤身一人躺在養護院。見到吉姆時，他的情緒很低落，沉浸在一個沼澤裡，不願掙扎。
他的呼吸很重，小天想讓他跟著自己吉他彈出來的節奏來呼吸，沒有回應。她又換了另一種方法，讓他跟著音樂想像一些場景，還是沒有用。
最後她說，我唱首自己寫的歌給你吧。吉姆同意了。她拿著吉他，輕吟淺唱了一首《幻覺》。他閉著眼睛，聽得認真，呼吸監視器上的數字慢慢變小。
▵90後女孩小天現在美國做臨終關懷領域的音樂治療
“在做臨終關懷音樂治療的時候，我覺得我只是在陪伴他們，一起去創造一些關於美的體驗。在這個體驗裡，很多痛苦會得到化解，甚至在瀕臨死亡的那些瞬間，死亡的陰影會被暫時忘卻。”小天說。
在這之後，吉姆開始和小天聊年輕時的悔恨，聊對死亡的恐懼，也聊自己對妻子的牽掛：“我的妻子現在還在嗑藥，在街上流浪。”但是他不願意小天去聯繫她，甚至包括去世的時候，也不想讓妻子知道自己的狀況。
吉姆曾想逛遍洛杉磯所有的美術館、博物館，現在的他生命被疾病禁錮在床上，之前的所有計劃看起來更像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小天和同事講了這些，同事買了本洛杉磯美術館藏品集送給他。
幾天後，吉姆因為內臟積水過多窒息而死。他在世上僅剩的痕跡——眼鏡和錢包，沒有人來領取。
臨走前，他為小天畫了一幅素描畫像。當被生活剝奪走越來越多的東西後，這是他剩下的最好的表達感謝的方式了。
每天密集地面對死亡，小天覺得沉重，她想給自己時間去消化，於是停下手中的工作，開始讀在職研究生，關於藝術的方向。
她認為音樂治療其實也是“一種藝術創作的方式”，不一定非要以治療的方式出現。
這和林瀚的觀點不同——林瀚更看重音樂治療的功能性，“音樂治療很重要的就是這個事兒科學不科學，要有很多的活動設計在裡面”。他甚至希望， 處在醫學音樂和心理音樂邊緣的音樂治療，可以在日後被納入醫學的體系。
“藝術創作本身就是一個人跟自己吵架、和自己和解、看見自己的陰影也看見自己光明的過程。”小天從另一個角度闡述音樂治療和藝術的相通性。
她從一個50多歲的喉癌病人身上看到了這樣的過程。病人喉嚨上的傷口不斷地往外噴東西，不能說話。他被這些東西淹沒，出現了信仰危機，團隊有牧師經常去看他。小天想和他一起寫一首歌。整個溝通都在紙上進行。她把一部分歌詞寫好，留一些空讓他去填。
歌最終寫好的時候，裡面有悲傷，也有寬恕。
“如果上帝會給我奇跡，我一定會讓生命如夏花一樣絢爛，假如上帝要帶我回家，我知道我不會孤單。”
這是一個以音樂結束的故事。通過音樂，他和信仰達成了最終的和解。
在病人葬禮上，小天唱了他們共同創作的那首歌作品。之後，她很久都沒有再唱過那首歌。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李奕、林瀚、璐璐和病人皆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