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歷明治維新”是怎樣的一種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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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薩道義
譯者：譚媛媛
版本：新經典/文匯出版社
2017年5月
英國外交家薩道義青年時期就對日本產生興趣。1862年最先作為實習翻譯前往日本，得以親見橫濱社會的官方與民間：既沒錢又不懂貿易的投機分子，腐敗的海關官員，將外國人視作野蠻人“夷狄”……從彼時一個歐洲人眼中看到的日本社會確實與我們對日本的印象不太一樣。
薩道義敏銳地指出，歐洲人需要從與以往截然不同的角度瞭解日本，瞭解將被重新書寫的日本歷史以及日本政情。因此，他以親歷者的身份，忠實紀錄了他在擔任英國駐日外交官時期看到的日本人、日本精神和日本文化。
本書作者
薩道義
Ernest Mason Satow
1843—1929
英國外交家（又譯埃内斯特·馬松·薩托），1862年至1883年以及1895年至1900年任英國駐日外交官，1884年至1895年在暹羅（今泰國）、烏拉圭、摩洛哥等國任外交官。
精彩書摘
我對日本發生興趣完全出於偶然。18歲那年，哥哥從穆迪先生的圖書館帶回來一本由勞倫斯·歐裡芬特（LawrenceOliphant）所著的《埃爾金爵士遊記：中國和日本》。這本書立刻使我著了迷，並激發起我對日本的一連串想像。那裡，天空似乎永遠湛藍，陽光照耀著大地。
當時，負責遠東事務的大人物普遍認為，中文是學習日語的必要準備。因此，我和我的同學傑米遜第一站被派往北京，在那裡逗留數月。1862年年初，同被派往日本的羅素·羅伯遜也抵達了北京，我們一起在那裡度過了好幾個月的時光。雖然我一直對中國興趣寥寥，那幾個月的逗留也因此顯得頗為漫長，但我還是學會了幾百個漢字，對後來的日語學習實在大有裨益。最後，我甚至打算開始認真地學習中文了。
然而江戶（東京的舊稱）發來的一份調令突如其來地中斷了我們在中國都城的停留。調令中附帶著一份日本要人的批註，幾乎沒有中國人看得懂。這無疑揭示了日文和中文的實際關係，使我意識到——而且我至今仍如此認為——儘管漢字對學習日語大有幫助，但中文和日文畢竟是兩種全然不同的語言，正如拉丁文之於義大利語或西班牙語。總之，根據調令，我們必須儘快前往日本，不得有誤。
在派往中國的其他八名實習譯員中，目前（1885年）仍然在任的只有艾倫、加德納和斯特納三人。他們都是與我在同一年通過考試的，1877年前後，也都分別擔任了領事級的職務。以第二名的成績獲得錄取的那個傢伙在1867年“獲准辭職”，另有三人已去世，還有一個公認是最聰明的學生，考試中卻只得到了倒數的成績，他在1872年調任至中國海關，如今已在那裡擔任最高職務。在人數少、競爭也不甚激烈的情況下，錄取者的境遇尚如此天差地別，當錄用考試轉為公開選拔後——從後來的實際情況來看——其結果則變得更加難以預測。至少，這種情況在錄用赴日人員的考試中如此，其他各國的情況也大致無異。
這套選拔制度的明顯弊端在於，它全不考慮人的道德品質。用歐幾裡得定律解出幾道習題，或將一段希臘格言翻譯成英語，並不能反映出一個人是否具備紳士的教養和情操。考試也無法考察一個人真正的智力水準。只消接受某種特殊的訓練，蠢貨也能輕鬆擊敗沒有掌握所謂“竅門”的聰明學生。如今，所有參加公職考試的申請者都會去接受“考試專家”的特別訓練，在短短幾個月為這場競爭死記硬背，以摘取勝利的果子——錄用名額。在我看來，那些被錄用的傢伙不過都是些應試訓練的試驗品罷了。大部分被錄用的人，在經歷過集中訓練後已疲憊不堪，之前可能還多少抱有的學習意願早被拋諸腦後。然而像中文、暹羅語和日文這類語言，必須經過長期刻苦的學習才能真正掌握。由於上述的考試制度並不能真正測試出錄用物件學習語言的能力，這些人被派往國外後才發現學習外語苦不堪言，簡直比要他們飛上天還難。我自己之所以後來能順利地通過考試，大概恰恰是因為剛剛離開學校不久的緣故罷。
我們在北京逗留期間的某一天，全體見習譯員被邀請去與維多利亞主教共進晚餐。主教恰好在布魯斯公使先生暫離北京期間作停留的。席間偶然談到中文學習對智力的影響，主教問我們，終日埋頭學習這種枯燥無味的語言，難道不會使人的頭腦也變得遲鈍嗎？至少，以他本人的經驗來看事情就是如此。主教的話微妙地觸及了一個事實，但我們沒有一個人敢於當場坦承自己也是如此。
我應該再多談些我們在北京那段時間的經歷。那些在城北的平原上縱馬賓士的清晨，那些圓明園廢墟附近的短途旅行，那些縱然荒蕪卻仍優美異常的景色，以及城西那些青山環抱中的寺廟——在廟牆之外，無論天氣好壞，街道上總是積滿了泥土和塵埃。那些石橋下的湖面上盛開著粉紅色的蓮花。那些叫著“可憐可憐，賞一個吧”的無處不在的乞丐。正陽門外商店街上那些鱗次櫛比的店鋪。天壇。從城牆上望下去的那些綠樹環抱之下的黃色、棕色和綠色的屋頂。輪子碾過石子路上深深的車轍、叮叮噹當駛過的貨車。由放了學的男孩子們、剛離開母親懷抱的小娃娃勾勒出的奇妙的東方生活的景象。更有那修葺一新，作為英國公使館駐地的華麗顯赫的梁公府（即淳親王府）。這一切美景都將永遠留存在我的回憶之中。然而我們已經沒有時間再在此流連了。英國駐華公使弗雷德里克·布魯斯爵士是個50歲上下的高個子，長著頗有貴族氣質的前額和棕色的眼睛，還蓄著灰白的小鬍子，相貌堂堂。他的中文秘書湯瑪斯·韋德爵士是一位偉大的漢學家，我們都對他敬畏有加。人們傳說他脾氣暴躁，十分容易激怒。關於他的易怒還有一段軼聞。據說有一次他跟隨公使拜訪總理衙門，在談判中與對方發生了爭辯，再次大發脾氣。總理衙門的大臣譏諷地說：“可是，韋德先生，公使先生似乎並不像您那樣為此事大動肝火啊。”韋德先生又轉向公使問道：“您聽見了嗎，公使？他們覺得您沒有生氣。”於是，我們的公使先生，帶著溫和的微笑和全世界最寬容的態度回答：“哦，請轉告他們，我現在正光火得很呢。”
我們幾個人——傑米遜、羅伯遜和我——在8月6日一早便動身出發，傍晚到達途中的小鎮河西務，次日抵達天津，之後又乘船前往大沽。在大沽，副領事吉布森先生熱情地招待我們在他家中住了幾日。這位吉布森先生後來被調往臺灣任職，與當地的中國官員起了紛爭，竟要求英國炮艇炮擊當地海關，受到了外交部的嚴厲譴責。之後不久他便傷心地去世了。彼時“炮艦政策”已不再是主要的外交手段，可憐的吉布森成了自己過分激情的犧牲品。
到上海後，傑米遜離開我們去了一家報館，據說那是比領事館更有前途的工作。我和羅伯遜則登上“拉斯菲爾德”號汽輪，於9月2日出發前往日本。輪船駛離中國的海岸線後，先是經過了九州最南端一個叫做硫磺島的火山岩小島，然後在9月7日的霧氣中來到了伊豆半島附近。幸運的是，霧短暫地消散了一陣，船長還不大熟悉日本海岸航線的情況，他下令讓輪船轉向，我們便開始在島嶼之間行駛。第二天清晨，我們已經航行在伊豆大島東面的藍色碧波之上，船舷右側是鋸山那鋸齒狀的覆蓋著森林的海岸線，左前方則是由浦賀把守著的通往橫濱的狹窄入口。沿途的風景幾乎與我遐想中陽光燦爛、充滿日本風情的景象一模一樣。及至船駛入江戶灣（今東京灣），我一生中所見過的最美的景色便展現在我們眼前：覆蓋著墨綠色森林的形狀各異的小山在南岸連綿起伏，遠處矗立著美麗的圓錐形的富士山，覆蓋著白色殘雪的山頂拔地而起，延伸至1萬2千英尺的高度。雄偉壯麗的大山及其他山脈將平原包入它的西側，與其相對，起伏的沙地海岸則急劇地轉向我們右側，並隨著船身的移動很快沉沒在江戶方向的地平線之下。
波光粼粼的海面上，擠滿了形狀奇特、用沒刷過油漆的原木製成的鴨形船。若干帆布粗枝大葉地縫合在一起，組成巨大的四方形船帆，用細布條捆紮著懸掛在船上。我們的船靠近時，不時可以看到一些皮膚曬成古銅色的日本漁夫。他們幾乎是裸☆禁☆體的，偶爾會有人穿著白色的兜襠褲。還有的人在鼻子下面圍著藍色的繩結，只露出眼睛和下巴。最後，當密西西比灣（日本稱“屏風浦”）白色的斷崖愈加接近和明顯時，我們繞過條約岬（日本稱“本牧岬”），並在港口外不遠的海面上拋下錨去。在經歷了一年多時日後，我終於踏上了憧憬之地。（摘自《明治維新親歷記》）
我立刻央求父母同意我參加考試，並以第一名的成績通過。我選擇了前往日本的職位。畢竟，中國一向不太能引起我的興趣。當時我的年齡只比考試規定的最低年齡早了幾個小時，也幸虧如此，我才得以夠資格報名。1861年8月，我終於獲得了正式錄用，並于當年11月懷著對日本的無限憧憬和喜悅離開了英國。當時，負責遠東事務的大人物普遍認為，中文是學習日語的必要準備。因此，我和我的同學傑米遜第一站被派往北京，在那裡逗留數月。1862年年初，同被派往日本的羅素·羅伯遜也抵達了北京，我們一起在那裡度過了好幾個月的時光。雖然我一直對中國興趣寥寥，那幾個月的逗留也因此顯得頗為漫長，但我還是學會了幾百個漢字，對後來的日語學習實在大有裨益。最後，我甚至打算開始認真地學習中文了。
然而江戶（東京的舊稱）發來的一份調令突如其來地中斷了我們在中國都城的停留。調令中附帶著一份日本要人的批註，幾乎沒有中國人看得懂。這無疑揭示了日文和中文的實際關係，使我意識到——而且我至今仍如此認為——儘管漢字對學習日語大有幫助，但中文和日文畢竟是兩種全然不同的語言，正如拉丁文之於義大利語或西班牙語。總之，根據調令，我們必須儘快前往日本，不得有誤。
在派往中國的其他八名實習譯員中，目前（1885年）仍然在任的只有艾倫、加德納和斯特納三人。他們都是與我在同一年通過考試的，1877年前後，也都分別擔任了領事級的職務。以第二名的成績獲得錄取的那個傢伙在1867年“獲准辭職”，另有三人已去世，還有一個公認是最聰明的學生，考試中卻只得到了倒數的成績，他在1872年調任至中國海關，如今已在那裡擔任最高職務。在人數少、競爭也不甚激烈的情況下，錄取者的境遇尚如此天差地別，當錄用考試轉為公開選拔後——從後來的實際情況來看——其結果則變得更加難以預測。至少，這種情況在錄用赴日人員的考試中如此，其他各國的情況也大致無異。
這套選拔制度的明顯弊端在於，它全不考慮人的道德品質。用歐幾裡得定律解出幾道習題，或將一段希臘格言翻譯成英語，並不能反映出一個人是否具備紳士的教養和情操。考試也無法考察一個人真正的智力水準。只消接受某種特殊的訓練，蠢貨也能輕鬆擊敗沒有掌握所謂“竅門”的聰明學生。如今，所有參加公職考試的申請者都會去接受“考試專家”的特別訓練，在短短幾個月為這場競爭死記硬背，以摘取勝利的果子——錄用名額。在我看來，那些被錄用的傢伙不過都是些應試訓練的試驗品罷了。大部分被錄用的人，在經歷過集中訓練後已疲憊不堪，之前可能還多少抱有的學習意願早被拋諸腦後。然而像中文、暹羅語和日文這類語言，必須經過長期刻苦的學習才能真正掌握。由於上述的考試制度並不能真正測試出錄用物件學習語言的能力，這些人被派往國外後才發現學習外語苦不堪言，簡直比要他們飛上天還難。我自己之所以後來能順利地通過考試，大概恰恰是因為剛剛離開學校不久的緣故罷。
我們在北京逗留期間的某一天，全體見習譯員被邀請去與維多利亞主教共進晚餐。主教恰好在布魯斯公使先生暫離北京期間作停留的。席間偶然談到中文學習對智力的影響，主教問我們，終日埋頭學習這種枯燥無味的語言，難道不會使人的頭腦也變得遲鈍嗎？至少，以他本人的經驗來看事情就是如此。主教的話微妙地觸及了一個事實，但我們沒有一個人敢於當場坦承自己也是如此。
我應該再多談些我們在北京那段時間的經歷。那些在城北的平原上縱馬賓士的清晨，那些圓明園廢墟附近的短途旅行，那些縱然荒蕪卻仍優美異常的景色，以及城西那些青山環抱中的寺廟——在廟牆之外，無論天氣好壞，街道上總是積滿了泥土和塵埃。那些石橋下的湖面上盛開著粉紅色的蓮花。那些叫著“可憐可憐，賞一個吧”的無處不在的乞丐。正陽門外商店街上那些鱗次櫛比的店鋪。天壇。從城牆上望下去的那些綠樹環抱之下的黃色、棕色和綠色的屋頂。輪子碾過石子路上深深的車轍、叮叮噹當駛過的貨車。由放了學的男孩子們、剛離開母親懷抱的小娃娃勾勒出的奇妙的東方生活的景象。更有那修葺一新，作為英國公使館駐地的華麗顯赫的梁公府（即淳親王府）。這一切美景都將永遠留存在我的回憶之中。然而我們已經沒有時間再在此流連了。英國駐華公使弗雷德里克·布魯斯爵士是個50歲上下的高個子，長著頗有貴族氣質的前額和棕色的眼睛，還蓄著灰白的小鬍子，相貌堂堂。他的中文秘書湯瑪斯·韋德爵士是一位偉大的漢學家，我們都對他敬畏有加。人們傳說他脾氣暴躁，十分容易激怒。關於他的易怒還有一段軼聞。據說有一次他跟隨公使拜訪總理衙門，在談判中與對方發生了爭辯，再次大發脾氣。總理衙門的大臣譏諷地說：“可是，韋德先生，公使先生似乎並不像您那樣為此事大動肝火啊。”韋德先生又轉向公使問道：“您聽見了嗎，公使？他們覺得您沒有生氣。”於是，我們的公使先生，帶著溫和的微笑和全世界最寬容的態度回答：“哦，請轉告他們，我現在正光火得很呢。”
我們幾個人——傑米遜、羅伯遜和我——在8月6日一早便動身出發，傍晚到達途中的小鎮河西務，次日抵達天津，之後又乘船前往大沽。在大沽，副領事吉布森先生熱情地招待我們在他家中住了幾日。這位吉布森先生後來被調往臺灣任職，與當地的中國官員起了紛爭，竟要求英國炮艇炮擊當地海關，受到了外交部的嚴厲譴責。之後不久他便傷心地去世了。彼時“炮艦政策”已不再是主要的外交手段，可憐的吉布森成了自己過分激情的犧牲品。
到上海後，傑米遜離開我們去了一家報館，據說那是比領事館更有前途的工作。我和羅伯遜則登上“拉斯菲爾德”號汽輪，於9月2日出發前往日本。輪船駛離中國的海岸線後，先是經過了九州最南端一個叫做硫磺島的火山岩小島，然後在9月7日的霧氣中來到了伊豆半島附近。幸運的是，霧短暫地消散了一陣，船長還不大熟悉日本海岸航線的情況，他下令讓輪船轉向，我們便開始在島嶼之間行駛。第二天清晨，我們已經航行在伊豆大島東面的藍色碧波之上，船舷右側是鋸山那鋸齒狀的覆蓋著森林的海岸線，左前方則是由浦賀把守著的通往橫濱的狹窄入口。沿途的風景幾乎與我遐想中陽光燦爛、充滿日本風情的景象一模一樣。及至船駛入江戶灣（今東京灣），我一生中所見過的最美的景色便展現在我們眼前：覆蓋著墨綠色森林的形狀各異的小山在南岸連綿起伏，遠處矗立著美麗的圓錐形的富士山，覆蓋著白色殘雪的山頂拔地而起，延伸至1萬2千英尺的高度。雄偉壯麗的大山及其他山脈將平原包入它的西側，與其相對，起伏的沙地海岸則急劇地轉向我們右側，並隨著船身的移動很快沉沒在江戶方向的地平線之下。
波光粼粼的海面上，擠滿了形狀奇特、用沒刷過油漆的原木製成的鴨形船。若干帆布粗枝大葉地縫合在一起，組成巨大的四方形船帆，用細布條捆紮著懸掛在船上。我們的船靠近時，不時可以看到一些皮膚曬成古銅色的日本漁夫。他們幾乎是裸☆禁☆體的，偶爾會有人穿著白色的兜襠褲。還有的人在鼻子下面圍著藍色的繩結，只露出眼睛和下巴。最後，當密西西比灣（日本稱“屏風浦”）白色的斷崖愈加接近和明顯時，我們繞過條約岬（日本稱“本牧岬”），並在港口外不遠的海面上拋下錨去。在經歷了一年多時日後，我終於踏上了憧憬之地。（摘自《明治維新親歷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