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正時代：近代日本的烏托邦時代
得知“大正浪漫”這個詞，還是偶然間的發現。
去年逛圖書館，
突然很好奇“大正時期”在日本近現代歷史上到底是一個怎樣時期，為何冠之以“大正浪漫”這個詞呢？
帶著這些疑惑，讀了一本書，查了一些資料，
一、怎樣認識大正時代？
“大正”是日本明治時代和昭和時代之間的一個短暫時期。當時的日本經歷了明治時代的艱苦奮鬥。一方面，自由民權運動中的一些思想開始重新發酵，民主思想氾濫，日本國內的民主主義、社會主義、民主思想等思潮風起雲湧；另一方面，日俄戰爭極大改變了日本人對未來的看法，西方和東方的各種交匯，進步刊物雨後春筍般出現。
這一時期在近代日本歷史上，可以說是最像正常國家和現代社會的一個階段。
作家劉檸在評價大正時期時，用了“好有文化”這四個字。
沒有哪個時代像大正時代的日本人那樣，言必稱“文化”……從“文化鍋”、“文化瓦斯爐”到“文化住宅”、“文化村”等等，
那下面就從四個不同側面，一起來瞭解一下這個時代吧！
二、政治：大正民主
1912年，明治天皇死去，大正天皇即為。對於當時的日本人來說，
沒幾天，一家報紙就發表文章，這樣說道：“我等新人已不是明治人，而是大正人，我們的舞臺是大正……所謂武士道是封建遺存……於大正之新時代，
在上述時代背景下，人們的思想空前爆發，進入到一個被稱之為“大正民主”的時期，出現了一個日本近代史上大書特書的事情，就是“護憲運動”。
大正天皇即位那年（1912年），中國辛亥革命的餘波還在持續，日本兩年前吞併出朝鮮半島。為了方便趁火打劫和鎮壓，陸軍要求增設兩個師團，本來已經軍費膨脹，這次又要加稅。
有的人當然不幹了，《朝日新聞》等等報紙就對橫暴的薩長藩閥和軍閥展開猛烈的攻擊，輿論不謀而合地建立其“擁護憲政·打破閥族”的戰線。最終結果是內閣辭職。
之所以這次意義重大，是民眾首次倒閣成功，也預示了日本大正時代的前景。
之後的日本內閣，就從天皇元老指認制，變成了官僚政黨為主的議會制，婦女可以參政，實行普選制度。總之這一時期日本各種主義盛行，自由民主氣息濃厚，號稱“左翼的全盛時期”。
三、經濟：大眾消費社會的來臨
日本，由於一戰帶來的戰爭景氣，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高速增長，在此基礎上，日本誕生了大量生產和大量消費的萌芽。
我們通過一個大正人的一天，來看看那個時代的消費狀況吧。
B先生早晨出門上班前，會抽一支演，一邊抽煙一邊翻報紙。1914年前後，日本的傳媒事業得到高速發展，比如《朝日新聞》，宣稱自己的發行量達百萬份。
再回到B先生身上，他翻閱的報紙，第一版居然是整版的廣告，上面印著“丸善雨衣”以及新書廣告。
該上班了，B先生乘坐公共交通出行，他在車展旁焦急等待著遲遲不來的電車，因為人太擁擠了。整個都是混亂不堪。好不容易B先生擠上了電車，才在公司附近下了車，開始一天的忙碌生活。
下班後，B先生進入了百貨商店，買太太讓他買的東西。之前百貨商店還都充滿了“高級”、“上流”等等惠賜， 現在已經開始大量賣生活必需品了。
如果還有時間的話，B先生打算去看場電影，可是太太想去看歌劇，B先生拗不過太太，就去了。回到家裡，會看見B夫婦的房間中，有不少唱片。
在B先生的背後，是當時日本整個經濟結構和人口結構的變化。
從明治末期到大正初期，日本工業已經擺脫了輕工業階段，海運、重工業、殖民地企業得到了顯著發展。
極速的工業化帶來了城市的擴展和產業結構的變化。從事第二、第三產業的人口顯著增加。農家子弟從農村往城市流動，以新興城市帶為中心，新興的經濟圈、文化圈不斷誕生。
不過當時日本，還有2/3的人居住在農村地區，而正是這一部分人口，促成了30年代日本的極速轉向，從大正民主轉到“國家總動員體制”時期。
四、大正時代的文化
大正時代，可以說是一個大眾消費時代，由此產生了大量流行事物，一直到現在。
棒球與甲子園
提起棒球，提起甲子園，經過許多動漫演繹，成了青春熱血的象徵。而這項運動，引入到日本，正是大正時代的事情。
一開始棒球還只是像早稻田大學、慶應大學等高校學生裡的運動項目，後來在關西（大阪、京都一代），棒球在球迷的支持下獲得長足發展，甲子園棒球比賽就是源自第一屆關西學生聯合棒球大賽。
2.寶塚歌劇
知道寶塚，還是從日本女演員天海佑希開始的，度娘百科上說她出身寶塚。寶塚是究竟是什麼呢？
查資料，看到一個很有意思的對比，作者比喻寶塚為“日本的越劇”。原因有四：
一是兩個劇都是清一色的女演員；二是兩個劇都擅長描寫才子佳人、男歡女愛。三是兩個劇都載歌載舞；四是兩個劇都優雅、清麗、婉約、柔美。
不過寶塚上演繹的，大多是西方背景的羅曼史或直接改編自西方小說。表現形式上就是西方的歌劇。
3.三大洋食
大正時代，是日本家庭飲食西化的時代。產生了“大正三大洋食”——咖喱飯、可樂餅和炸豬排。
因為當時肉在日本還是蠻貴的，那這三大洋食的共同點就是製作工程中需要的肉類比較少。
4.咖啡館的普及
隨著消費能力的提高，有了女僕咖啡館，還有彌漫著都市感覺的現代咖啡館也大聲了，當時的報紙上有這樣的文字。
“咱們上哪兒呢，咖啡好像還是幽羅浦的好喝……”
“好啊，如果上那兒，還能說說話。”
兩人來到後街外國人開的咖啡館，面對面地在椅子上坐了下來，點了三明治和咖啡……
從上面的敘述中，感覺大正時代，真的與現代社會有諸多的相似之處，那問題來了，究竟日本為何，從大正民主轉向了後來三十年代的窮兵黷武、軍國主義呢？下篇文章會解答。
參考資料
1.竹村民郎. 大正文化[M]. 上海三聯書店, 2015.
2.趙德宇. 日本大正時代政治思想述論[J]. 南昌航空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0, 12(1):1-7.
3.沈勇. 相約在春季——記《日中兩國女性戲劇的對話——寶塚和越劇》[J]. 文化藝術研究, 2007(2):91-91.
本來已經軍費膨脹，這次又要加稅。有的人當然不幹了，《朝日新聞》等等報紙就對橫暴的薩長藩閥和軍閥展開猛烈的攻擊，輿論不謀而合地建立其“擁護憲政·打破閥族”的戰線。最終結果是內閣辭職。
之所以這次意義重大，是民眾首次倒閣成功，也預示了日本大正時代的前景。
之後的日本內閣，就從天皇元老指認制，變成了官僚政黨為主的議會制，婦女可以參政，實行普選制度。總之這一時期日本各種主義盛行，自由民主氣息濃厚，號稱“左翼的全盛時期”。
三、經濟：大眾消費社會的來臨
日本，由於一戰帶來的戰爭景氣，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高速增長，在此基礎上，日本誕生了大量生產和大量消費的萌芽。
我們通過一個大正人的一天，來看看那個時代的消費狀況吧。
B先生早晨出門上班前，會抽一支演，一邊抽煙一邊翻報紙。1914年前後，日本的傳媒事業得到高速發展，比如《朝日新聞》，宣稱自己的發行量達百萬份。
再回到B先生身上，他翻閱的報紙，第一版居然是整版的廣告，上面印著“丸善雨衣”以及新書廣告。
該上班了，B先生乘坐公共交通出行，他在車展旁焦急等待著遲遲不來的電車，因為人太擁擠了。整個都是混亂不堪。好不容易B先生擠上了電車，才在公司附近下了車，開始一天的忙碌生活。
下班後，B先生進入了百貨商店，買太太讓他買的東西。之前百貨商店還都充滿了“高級”、“上流”等等惠賜， 現在已經開始大量賣生活必需品了。
如果還有時間的話，B先生打算去看場電影，可是太太想去看歌劇，B先生拗不過太太，就去了。回到家裡，會看見B夫婦的房間中，有不少唱片。
在B先生的背後，是當時日本整個經濟結構和人口結構的變化。
從明治末期到大正初期，日本工業已經擺脫了輕工業階段，海運、重工業、殖民地企業得到了顯著發展。
極速的工業化帶來了城市的擴展和產業結構的變化。從事第二、第三產業的人口顯著增加。農家子弟從農村往城市流動，以新興城市帶為中心，新興的經濟圈、文化圈不斷誕生。
不過當時日本，還有2/3的人居住在農村地區，而正是這一部分人口，促成了30年代日本的極速轉向，從大正民主轉到“國家總動員體制”時期。
四、大正時代的文化
大正時代，可以說是一個大眾消費時代，由此產生了大量流行事物，一直到現在。
棒球與甲子園
提起棒球，提起甲子園，經過許多動漫演繹，成了青春熱血的象徵。而這項運動，引入到日本，正是大正時代的事情。
一開始棒球還只是像早稻田大學、慶應大學等高校學生裡的運動項目，後來在關西（大阪、京都一代），棒球在球迷的支持下獲得長足發展，甲子園棒球比賽就是源自第一屆關西學生聯合棒球大賽。
2.寶塚歌劇
知道寶塚，還是從日本女演員天海佑希開始的，度娘百科上說她出身寶塚。寶塚是究竟是什麼呢？
查資料，看到一個很有意思的對比，作者比喻寶塚為“日本的越劇”。原因有四：
一是兩個劇都是清一色的女演員；二是兩個劇都擅長描寫才子佳人、男歡女愛。三是兩個劇都載歌載舞；四是兩個劇都優雅、清麗、婉約、柔美。
不過寶塚上演繹的，大多是西方背景的羅曼史或直接改編自西方小說。表現形式上就是西方的歌劇。
3.三大洋食
大正時代，是日本家庭飲食西化的時代。產生了“大正三大洋食”——咖喱飯、可樂餅和炸豬排。
因為當時肉在日本還是蠻貴的，那這三大洋食的共同點就是製作工程中需要的肉類比較少。
4.咖啡館的普及
隨著消費能力的提高，有了女僕咖啡館，還有彌漫著都市感覺的現代咖啡館也大聲了，當時的報紙上有這樣的文字。
“咱們上哪兒呢，咖啡好像還是幽羅浦的好喝……”
“好啊，如果上那兒，還能說說話。”
兩人來到後街外國人開的咖啡館，面對面地在椅子上坐了下來，點了三明治和咖啡……
從上面的敘述中，感覺大正時代，真的與現代社會有諸多的相似之處，那問題來了，究竟日本為何，從大正民主轉向了後來三十年代的窮兵黷武、軍國主義呢？下篇文章會解答。
參考資料
1.竹村民郎. 大正文化[M]. 上海三聯書店, 2015.
2.趙德宇. 日本大正時代政治思想述論[J]. 南昌航空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0, 12(1):1-7.
3.沈勇. 相約在春季——記《日中兩國女性戲劇的對話——寶塚和越劇》[J]. 文化藝術研究, 2007(2):9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