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張大春：我反對的不是寫作文這件事 而是這一整套的訓練方式
臺灣作家張大春“不務正業”已久。從2007年的《認得幾個字》開始，到近日再版的《文章自在》，再到計畫出版的一本內容以字詞辨正為主的新書，張大春認認真真地關注起了語文教育。
《認得幾個字》是張大春作為父親對兒女的識字教育，他挑了近百個漢字，為兒女講解這些字詞及其背後的故事和文化。兒女們日漸長大，他又隨之關注起了語文課的一個重要環節——作文。張大春最開始是以檢查錯別字的理由，要求孩子將寫作的內容拿給他看。“他們會放心給我看，因為他們知道我不會檢查他們的思想，他們任何出格的想像，我都不發表意見。”張大春一向在具體如何寫的問題上不予指導，
跟大陸一樣，臺灣的中小學生也為寫作文而苦惱不堪。張大春認為，目前的作文教育基本上是傳授各種套路，教學生如何揣摩出題人的意圖，教人滑頭，而非教人思考。
反思作文教育的結果，於是便有了《文章自在》這本書。在張大春看來，作文與文章是兩件截然不同的事情，作文是別人叫你寫的話，文章是我手寫我口，
張大春說寫這本書也是為了盡到一個寫作者的責任。“我們這些寫作的人，是要有讀者才有飯吃。從大的範圍來看，讀者越來越少，對我們所寫的內容不瞭解，沒興趣，這不是讀者的責任，而是作者的責任。其中一個原因是讀者的語文素質比較薄弱。”張大春憂心這樣下去，“賞飯吃的大爺們”會越來越少，
在北京理想國書房接受採訪的張大春
作文教學中的“公式操作”
現在的作文教學是怎麼進行的呢？張大春舉了一個例子，他有一位朋友，是臺北非常有名的補習班國文講師，這位朋友被家長、學生、老師們公認為“教作文”非常厲害的。
對典籍詩詞的融合性運用都可以成為一種“套路”，面對如此現狀，張大春強調：“我反對的不是作文這件事情，
在張大春看來，寫作教學的目的可以分為三個層次，最低層次是能夠讓孩子在八歲到十八歲這段啟蒙期，具備文從字順地表達的能力，第二個層次是能夠有條理地去整理自己的思維，最高層次能夠面對一個話題有方方面面的看法，可以完整地激發出自己的主張。
張大春觀察到，當下的作文教學，假定一個孩子從八歲到十八歲，每年32周的學習中一周寫一次作文，而十年裡的320篇作文中至少300篇都由老師擬定題目。老師出題之後，學生便會習慣性地去揣摩老師的意思。“比如一個題目，雨過天晴，下過雨了天藍了，但學生想老師可能是在說一件不好的事情過去了。養成了這個習慣，這個孩子從八歲開始，是在訓練自己如何去揣摩他人之意志。面對應試，學生還要出揣摩判卷人的意思，所以你要揣摩這個人和那個人，那麼‘我’在哪兒呢？”
馮友蘭曾將讀書人的志向和追求歸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也是張大春認為的學寫文章者該有的志向和擔當。通過《文章自在》這本書，張大春力圖以一個專業寫作者的身份，表達其對作文教育的看法，他表示這可能已經逾越了寫作者的身份。當自問一句“我為什麼要指點江山”，張大春又自答道，“要讓孩子知道文章是什麼，從開始練習的第一天，就要有大擔當、大志向，要有比寫作文更勇敢的思維。”
《文章自在》 張大春 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7年1月
要寫文章，不要寫作文
在書中，張大春區分了“文章”與“作文”，作文是別人叫你寫的話，是為了應試去揣摩出題人的意圖，文章是你自己想說的話，是我手寫我口的真實表達。本來好文章和好作文不應該對立的，但是事實往往如此。張大春說，好文章通常是曖曖內含光，不一定一下子能被發掘，這並不是他反對當今作文教育的理由。讓張大春感到焦慮的是，壞的作文因為符合判定標準而常被評為高的等級，“比如有引用和典故，甚至用得很準確。可是參考我那位補習班的教師朋友，我們怎麼會不焦慮呢？”
“文章自在”，自在就是回到本我。張大春始終堅持，文章不該從命題出發，在現有應試作文中，優秀的人才也會在寫作文這件事情上形成了套路，雖然不出格不出框，中規中矩，但喪失了人文的訓練。寫文章如果形成了套路，千人一面，換言之這是自主意識的薄弱。
“如果早幾年看到（這本書），估計高考作文更不會寫了”，在《文章自在》的豆瓣評論區，有讀者寫道。張大春說，未嘗不可以像寫文章一樣去寫作文，正如序言中所說，如果不能以寫文章的抱負和期待來鍛煉作文，不過就是取法乎下而不知伊于胡底，到頭來只能一代人感慨下一代人的思想空疏、語言乏味、見識淺薄。
好文章沒有標準，好文章是從情感的觸動、智性的啟發這兩個方面，為讀者帶來高度的快感。張大春建議，評判作文可以負面表例，如字句不通順、字詞用錯等。在書中張大春列舉了多篇例文，除他自己的文章外，有6篇是他人作品。選擇的理由無一不是情感動人，而非名家名篇，張大春提出，好文章就是要從所謂的名篇名著的慣性耽美修辭中跑出來。
作為一個常年寫作的人，張大春把寫文章等同於一種思考的習慣，就像數學家面對生活裡的一切都慣于用數學思維去解答一樣，而寫作者最珍惜的便是從自己身體裡長出的主張。要寫文章必須要激發一種自主意識，“除非，我們害怕孩子思考”，如果用十年的時間鍛煉一個孩子充分反省自己思維的能力，將會形成一種龐大的人文力量。
張大春和兒子在為《認得幾個字》拍攝封面
“必以一物攝之，曰錢，文章亦也”
《文章自在》中有這樣一段故事，蘇東坡被貶時有一位仰慕他的學子名叫葛延之，於是這位學子便一路沿著蘇東坡貶謫的路線追隨他，終於與蘇東坡見面得以討教如何做文章之事。蘇東坡指著菜市場上熱鬧的交易景象，告訴葛延之，買東西“必以一物攝之，曰錢，文章亦也。”
張大春講述這段故事，是想要告訴寫文章的人，要想得到經史子集裡的學問，便需要用“意”去換取，而“意”即個人對一件事情的主張、看法、感受。有了自主意識和表達欲望作前提，才有好文章的可能性。張大春認為，當人工智慧或者通過公式學習而非常熟練的寫作者，也可能寫得很好，好像也能夠動人，但是其中缺乏了寫作欲望。如果作文教學不重視這一點，那就不過是在培養訓練有素的AI而已。
那麼，如何激發寫文章的自主意識和表達欲呢？張大春觀察到，現在的作文教學缺乏這樣的手段和方法。他舉例說，在他大學一年級的英文課上，英文教授曾以“鉛筆”為題讓學生作文，但只能描述這支鉛筆的外觀。老師的目的是訓練學生純粹的白描能力，而非引導學生寫一個關於鉛筆的感人故事。
好的題目是能夠激發學生表達欲的，張大春認為，出題不是出宗旨、出思想，而是出一個寫作方向。教師要把自己當做一個開礦的工人，去開發那些坐在教室裡的金礦。作文教學不是指導人如何寫，而是努力去激發學生的自主意識，當然這個過程中，教師其實是一點都沒有放棄他的主動權的，因為好的教師要冥思苦想地設計可以誘導孩子進行更完整更美好的表達的方式。
在張大春看來，應試作文中也不是沒有出現過好的題目，如大陸高考全國卷有一年的題目是“摔了一跤”。“這個題目很容易引導出關於摔跤這件事不同的新想法，雖然它仍不免埋伏一個摔倒了要爬起來的思想，但這個題目很有彈性，等於沒出題，這是好的點。”
如何設計作文教學以激發學生的自主意識呢？張大春也舉了很多例子，比如老師可以從梁實秋的文章裡挑選15個詞語，學生再按照這15個詞語的順序寫一篇文章。“你當然不會和梁實秋寫得一樣，從第一個詞到第二個詞是怎麼跑的，這就是謀篇，這難道不是自主性嗎？”
背誦詩詞這個遊戲不壞
不論是大陸還是臺灣，語文教學裡都非常重視對中國古典詩詞曲賦的解讀。張大春認為，不論是詩詞曲賦還是文言散文，都牽涉到文言語感的建立，因此他強烈堅持文言是不能被翻譯的。“翻譯之後，抬起頭來看見天上明亮的月亮，它就‘慫’了，正是由於不能翻譯，詩詞的美感才建立得起來。”
張大春提出，文言和白話在教育教學上不應有太大差別的，“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昨夜星辰昨夜風，仔細想這些不是那麼需要翻譯的東西。文言和白話，我們現在一定要去把它分成兩種東西再去理解，兩者會越分越遠，我們對文言更會逐漸地疏遠、離棄，重視古典詩歌這件事情，其實是回到漢語最精煉的核心組織，不僅僅是純粹美學欣賞。”
在語文教材中的文言內容方面，張大春以為，減少文言文比例事實上是剝奪學生進入真正漢語精髓的機會，他甚至提議教材可以百分之百是文言文。“其實這並不妨礙你在日常生活上的表述，反而會讓你在更親近和熟練之餘，更瞭解漢語的組織、構造、細微變化。我們生活裡面隨處都是文言文，比如我們感歎‘往者已矣’，我們不要把它當成是有別於白話文的另外一種語言。”
詩詞需要背誦嗎？這會不會成為另一種死記硬背？張大春也有關注《中國詩詞大會》節目，對於批評該節目單純背誦詩詞的聲音，張大春反駁道：“我只能說我非常羡慕他們的記憶能力，所有人都應該趕快拍手，沒有第二句話好講，有人說這樣不能學會做詩人，誰要叫他們做詩人，他們長遠而熟練地浸潤在這種詩詞典籍的裡面，一定是有很強大的熱情。”
張大春坦言他個人並不太擅長背誦，也不主張死背，但背誦事實上是一種去親近最精緻的漢語的行為，這其中也必定帶有美學層次的欣賞。張大春說，背誦對孩子來說更像是一種遊戲手段，人們不必對短期記憶的功效過於苛求。“我在寫《大唐李白》的時候，我相信李白小時候也是透過一種遊戲的方式，背誦了很多前代人的詩詞，李白的父親是一個商人，他沒有機會成為士大夫，但是他為什麼還會背，一定是以遊戲的方式。背誦詩詞的孩子們難道是單純為了參加一個節目嗎？這個遊戲不壞，是令人感動的一種專注和熱情，除了鼓勵他讚美他，還有什麼好講的呢？”
至於另一種聲音，認為小孩子過早背誦大量詩詞，長大會因為過於熟悉而失去了產生觸動的機會，張大春認為這完全是“胡說八道”。“一個人熟讀詩詞，誦詩千百，就會喪失情懷，這是什麼邏輯？我們當然期待每一個背詩詞的人，都能把他背過的每一首詩，有一個豐富內化的經驗，但也只能說是，去期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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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完整地激發出自己的主張。張大春觀察到，當下的作文教學，假定一個孩子從八歲到十八歲，每年32周的學習中一周寫一次作文，而十年裡的320篇作文中至少300篇都由老師擬定題目。老師出題之後，學生便會習慣性地去揣摩老師的意思。“比如一個題目，雨過天晴，下過雨了天藍了，但學生想老師可能是在說一件不好的事情過去了。養成了這個習慣，這個孩子從八歲開始，是在訓練自己如何去揣摩他人之意志。面對應試，學生還要出揣摩判卷人的意思，所以你要揣摩這個人和那個人，那麼‘我’在哪兒呢？”
馮友蘭曾將讀書人的志向和追求歸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也是張大春認為的學寫文章者該有的志向和擔當。通過《文章自在》這本書，張大春力圖以一個專業寫作者的身份，表達其對作文教育的看法，他表示這可能已經逾越了寫作者的身份。當自問一句“我為什麼要指點江山”，張大春又自答道，“要讓孩子知道文章是什麼，從開始練習的第一天，就要有大擔當、大志向，要有比寫作文更勇敢的思維。”
《文章自在》 張大春 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7年1月
要寫文章，不要寫作文
在書中，張大春區分了“文章”與“作文”，作文是別人叫你寫的話，是為了應試去揣摩出題人的意圖，文章是你自己想說的話，是我手寫我口的真實表達。本來好文章和好作文不應該對立的，但是事實往往如此。張大春說，好文章通常是曖曖內含光，不一定一下子能被發掘，這並不是他反對當今作文教育的理由。讓張大春感到焦慮的是，壞的作文因為符合判定標準而常被評為高的等級，“比如有引用和典故，甚至用得很準確。可是參考我那位補習班的教師朋友，我們怎麼會不焦慮呢？”
“文章自在”，自在就是回到本我。張大春始終堅持，文章不該從命題出發，在現有應試作文中，優秀的人才也會在寫作文這件事情上形成了套路，雖然不出格不出框，中規中矩，但喪失了人文的訓練。寫文章如果形成了套路，千人一面，換言之這是自主意識的薄弱。
“如果早幾年看到（這本書），估計高考作文更不會寫了”，在《文章自在》的豆瓣評論區，有讀者寫道。張大春說，未嘗不可以像寫文章一樣去寫作文，正如序言中所說，如果不能以寫文章的抱負和期待來鍛煉作文，不過就是取法乎下而不知伊于胡底，到頭來只能一代人感慨下一代人的思想空疏、語言乏味、見識淺薄。
好文章沒有標準，好文章是從情感的觸動、智性的啟發這兩個方面，為讀者帶來高度的快感。張大春建議，評判作文可以負面表例，如字句不通順、字詞用錯等。在書中張大春列舉了多篇例文，除他自己的文章外，有6篇是他人作品。選擇的理由無一不是情感動人，而非名家名篇，張大春提出，好文章就是要從所謂的名篇名著的慣性耽美修辭中跑出來。
作為一個常年寫作的人，張大春把寫文章等同於一種思考的習慣，就像數學家面對生活裡的一切都慣于用數學思維去解答一樣，而寫作者最珍惜的便是從自己身體裡長出的主張。要寫文章必須要激發一種自主意識，“除非，我們害怕孩子思考”，如果用十年的時間鍛煉一個孩子充分反省自己思維的能力，將會形成一種龐大的人文力量。
張大春和兒子在為《認得幾個字》拍攝封面
“必以一物攝之，曰錢，文章亦也”
《文章自在》中有這樣一段故事，蘇東坡被貶時有一位仰慕他的學子名叫葛延之，於是這位學子便一路沿著蘇東坡貶謫的路線追隨他，終於與蘇東坡見面得以討教如何做文章之事。蘇東坡指著菜市場上熱鬧的交易景象，告訴葛延之，買東西“必以一物攝之，曰錢，文章亦也。”
張大春講述這段故事，是想要告訴寫文章的人，要想得到經史子集裡的學問，便需要用“意”去換取，而“意”即個人對一件事情的主張、看法、感受。有了自主意識和表達欲望作前提，才有好文章的可能性。張大春認為，當人工智慧或者通過公式學習而非常熟練的寫作者，也可能寫得很好，好像也能夠動人，但是其中缺乏了寫作欲望。如果作文教學不重視這一點，那就不過是在培養訓練有素的AI而已。
那麼，如何激發寫文章的自主意識和表達欲呢？張大春觀察到，現在的作文教學缺乏這樣的手段和方法。他舉例說，在他大學一年級的英文課上，英文教授曾以“鉛筆”為題讓學生作文，但只能描述這支鉛筆的外觀。老師的目的是訓練學生純粹的白描能力，而非引導學生寫一個關於鉛筆的感人故事。
好的題目是能夠激發學生表達欲的，張大春認為，出題不是出宗旨、出思想，而是出一個寫作方向。教師要把自己當做一個開礦的工人，去開發那些坐在教室裡的金礦。作文教學不是指導人如何寫，而是努力去激發學生的自主意識，當然這個過程中，教師其實是一點都沒有放棄他的主動權的，因為好的教師要冥思苦想地設計可以誘導孩子進行更完整更美好的表達的方式。
在張大春看來，應試作文中也不是沒有出現過好的題目，如大陸高考全國卷有一年的題目是“摔了一跤”。“這個題目很容易引導出關於摔跤這件事不同的新想法，雖然它仍不免埋伏一個摔倒了要爬起來的思想，但這個題目很有彈性，等於沒出題，這是好的點。”
如何設計作文教學以激發學生的自主意識呢？張大春也舉了很多例子，比如老師可以從梁實秋的文章裡挑選15個詞語，學生再按照這15個詞語的順序寫一篇文章。“你當然不會和梁實秋寫得一樣，從第一個詞到第二個詞是怎麼跑的，這就是謀篇，這難道不是自主性嗎？”
背誦詩詞這個遊戲不壞
不論是大陸還是臺灣，語文教學裡都非常重視對中國古典詩詞曲賦的解讀。張大春認為，不論是詩詞曲賦還是文言散文，都牽涉到文言語感的建立，因此他強烈堅持文言是不能被翻譯的。“翻譯之後，抬起頭來看見天上明亮的月亮，它就‘慫’了，正是由於不能翻譯，詩詞的美感才建立得起來。”
張大春提出，文言和白話在教育教學上不應有太大差別的，“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昨夜星辰昨夜風，仔細想這些不是那麼需要翻譯的東西。文言和白話，我們現在一定要去把它分成兩種東西再去理解，兩者會越分越遠，我們對文言更會逐漸地疏遠、離棄，重視古典詩歌這件事情，其實是回到漢語最精煉的核心組織，不僅僅是純粹美學欣賞。”
在語文教材中的文言內容方面，張大春以為，減少文言文比例事實上是剝奪學生進入真正漢語精髓的機會，他甚至提議教材可以百分之百是文言文。“其實這並不妨礙你在日常生活上的表述，反而會讓你在更親近和熟練之餘，更瞭解漢語的組織、構造、細微變化。我們生活裡面隨處都是文言文，比如我們感歎‘往者已矣’，我們不要把它當成是有別於白話文的另外一種語言。”
詩詞需要背誦嗎？這會不會成為另一種死記硬背？張大春也有關注《中國詩詞大會》節目，對於批評該節目單純背誦詩詞的聲音，張大春反駁道：“我只能說我非常羡慕他們的記憶能力，所有人都應該趕快拍手，沒有第二句話好講，有人說這樣不能學會做詩人，誰要叫他們做詩人，他們長遠而熟練地浸潤在這種詩詞典籍的裡面，一定是有很強大的熱情。”
張大春坦言他個人並不太擅長背誦，也不主張死背，但背誦事實上是一種去親近最精緻的漢語的行為，這其中也必定帶有美學層次的欣賞。張大春說，背誦對孩子來說更像是一種遊戲手段，人們不必對短期記憶的功效過於苛求。“我在寫《大唐李白》的時候，我相信李白小時候也是透過一種遊戲的方式，背誦了很多前代人的詩詞，李白的父親是一個商人，他沒有機會成為士大夫，但是他為什麼還會背，一定是以遊戲的方式。背誦詩詞的孩子們難道是單純為了參加一個節目嗎？這個遊戲不壞，是令人感動的一種專注和熱情，除了鼓勵他讚美他，還有什麼好講的呢？”
至於另一種聲音，認為小孩子過早背誦大量詩詞，長大會因為過於熟悉而失去了產生觸動的機會，張大春認為這完全是“胡說八道”。“一個人熟讀詩詞，誦詩千百，就會喪失情懷，這是什麼邏輯？我們當然期待每一個背詩詞的人，都能把他背過的每一首詩，有一個豐富內化的經驗，但也只能說是，去期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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