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點｜貴州易地扶貧搬遷的“綠色小鎮”樣本，值得一看！
作者：王婧禕 周小琪
今天是田家人進城的第292天。
2016年12月22日，貴州省黔西南州安龍縣灑雨鎮竜金村的田家人收拾行囊，離開了祖祖輩輩生活的大山，舉家搬進了縣城的新居。一輛電動三輪車就裝下了全部家當，
搬家時雖已入冬，田家人卻都覺得心裡“火熱火熱的”。新生活早已做好準備迎接他們，腳下這條4.5米寬的平整公路，兩年前還是條蜿蜒狹窄的“泥巴路”，進趟縣城得走上近4個小時，而今時間縮短到四分之一。新生活還包括縣城裡的新房子、四個蘑菇種植大棚，“都不用花錢”。
貴州省黔西南州安龍縣,正在建設中的一處安置點。
2016年，貴州易地扶貧搬遷首戰告捷，對45萬農村人口實施易地搬遷，建成562個安置點，勞動力培訓9萬餘人次，戶均實現就業1.54人。
田家人正是這45萬人中的一分子。安龍縣2016年正式啟動易地扶貧搬遷工作，涉及八千餘戶、三萬多名搬遷群眾；而在“十三五”期間，
“挪窮窩，奔富路”，貴州省水庫和生態移民局計畫規劃處處長徐元剛說，貴州省貫徹落實黨中央和習近平總書記精准扶貧的基本方略，把易地扶貧搬遷作為脫貧攻堅的“當頭炮”和重中之重，“搬遷只是手段，脫貧才是目的”。
只有走出大山，才有出頭之日
2016年秋天，易地扶貧搬遷的消息傳來時，田家第一批報了名。
田家的兒子田迪今年25歲，家裡的房子歲數比他還大。山裡打下來的石頭砌牆，土窯燒出來的瓦片搭頂，山間飄來一朵雲，外頭下大雨，屋裡下小雨。沒有玻璃，窗上釘著稀疏的木片，一枚燈泡孤零零地對抗滿屋子的黑暗。這些年好歹換上了木頭門，田迪小的時候，門都是竹條編的。
搬遷之前，家裡掙錢的營生只有種地。
田迪的父親田應榮沒讀過幾年書，但他自認為是個思維開闊有遠見的人，說話喜用成語，“大山裡山高水遠、山窮水盡”，“我們長年累月搞原始生產，只有走出大山，才有出頭之日”。
去年秋天，當鄉鎮幹部告訴他，可以不花錢就在縣城分到新房時，
拿定主意的還有同村另一家貧困戶穆天明。穆天明今年63歲了，耳朵有點背。他幼時家貧，來到灑雨鎮當了個不掏彩禮錢的上門女婿，先後兩任妻子共給他生了兩兒一女，女兒右腳有點殘疾。穆天明農閒時打打零工，還有些幫廚的手藝，但一年到頭還是要欠下許多債。
穆家的房子可以用“家徒四壁”來形容，幾乎沒有傢俱，穆天明佝僂著往屋中間的小凳上一坐，幾乎要在陰影中消失掉了。
他家的房子也是村裡最偏僻的，山壁的背後，道路的盡頭，再無可走之路。穆天明決定回應搬遷，是被兒子的一句話刺激了。去年，正在貴州大學讀書的大兒子回老家，甩下一句，“以後絕不在這裡住了，自行車都騎不進來。”
田迪回到灑雨鎮竜金村的老房子。田迪今年25歲，家裡的老房子比他還“老”。
搬遷後的實惠
臨近搬遷，田應榮卻生出幾分不舍。老屋雖簡陋，卻是他一石一瓦蓋起來的。田應榮記得，蓋房時還沒有通車，石頭要靠馬拉軲轆車，從山上一車一車運下來。他去縣上買鋼筋，扛到家來回走了7個多小時，肩膀都磨爛了。
故土難離，是安龍縣負責易地扶貧搬遷工作的幹部們遇到的阻力之一。“有的人今天說搬，明天又不搬了，有人一聽說要開搬遷動員會就找藉口開溜。”安龍縣水庫和生態移民局局長劉興安告訴記者，上了歲數的人尤其不願意搬遷，“畢竟是生活了一輩子的地方”。
為了做動員工作，幹部們到符合搬遷條件的農戶家中反復做工作，一位幹部進山時趕上下雨，車輪打滑，差點翻車。幹部看著山路一側陡峭的懸崖，開玩笑說，這要是掉下去，不是車禍，是空難。
周林剛以前是灑雨鎮扶貧工作站站長，他總結的經驗是，“你拿他勸不動，就拿他孩子勸”，“你願意自己一輩子就這樣了，也想孩子一輩子跟你一樣？”一招使出，往往有效。
幹部們心裡明白，除了故土難離，老百姓們更為憂慮的是，搬進城以後，做啥營生？現在好歹還有幾畝薄田地可以糊口，進了城，買根蔥都要錢，錢從哪裡找？
劉興安總是隨身揣著一本小冊子，《安龍縣易地扶貧搬遷政策宣傳冊》，薄薄20頁，“全是乾貨”。從搬遷補助、就業扶持，到子女教育、住房政策，進城後的就醫、保險，應有盡有。
安龍縣的許多幹部們拿著這本小冊子，向自己對應的貧困戶詳細宣講，希望能讓他們心裡的石頭落地。擔心買不起新房子的，告訴他們，房款由國家買單；擔心找不到工作的，承諾一戶至少保證一人就業；擔心沒人養老的，告知會參加社會保險，還有其他多項保障政策；想創業做生意的，有無息貸款和啟動資金支持……
隔三差五就有各個鄉鎮的大巴車載著貧困戶來縣城考察，先去安置點，看看拔地而起的小樓，再去產業園區，看看已經搬出來的貧困戶如何賺錢，再坐公車參觀縣城，看看學校、醫院、超市，最後坐下來開會講政策，一趟下來，很多本不願搬遷的貧困戶改了主意。
當然，還有想要搬遷但不符合條件的人，劉興安介紹，並非所有的人都能搬遷。省裡制定了詳細的搬遷對象識別辦法，對搬遷物件所處的區域條件、家庭個體條件都有嚴格規定，進行篩選後，還要經過組內評議、公示等11個環節和程式，才能正式登記為搬遷農戶。
田迪在位於安龍縣城新區的新家。
沒想到搬進綠色小鎮
搬家之前，田應榮去了趟新建成的安置點，這個安置點在縣城新區，未來幾年就將會是主城區，安置區還有個響亮的名字：綠色小鎮。配套的草地、路燈等一應俱全，挨著就有學校、幼稚園、超市、醫院、產業園區等，曾經的憂慮打消了，田應榮馬上抽籤選了房子。按照規則，一樓分給腿腳不利索的，其他樓層抽籤決定，穆天明因為家裡有兩個殘疾人，住進了一樓。田應榮抽到了六樓，雖是頂樓，他也挺高興，“六好，六六大順”。
黔西南州明確：所有搬遷全部搬到縣城，或跨區域搬到產業更集中的興義市或義龍新區，方便搬遷群眾有工打、有業就、有收入，真正搬得出、穩得住。2016年建設的33個安置點，全部建成城鎮區，按照“綠色小鎮”的標準進行，主導產業、特色街區、主題廣場、文化展館、商旅市場、眾創平臺等“十個一”同步配置，每個安置區都有著不同的風光風情風物、綠色特色景區、生產生活生態、宜業宜居宜遊的特色。
安龍縣的安置區就是這樣的綠色小鎮，這讓從小生活在窮山溝裡的田應榮很滿意。他沒想到，搬遷讓他獲得了更大的實惠。按照規定，貧困戶進城安置，人均住房面積不超過20 。
田家沒掏一分錢就住進了縣城的安置社區。幹部給他算過一筆賬，總計10多萬的購房款，有中央給的錢，有省裡給的錢，還有他們以後拆掉老房子的錢等等，田應榮聽著有點糊塗，“總之就是不用花錢”。
兒子田迪比他明白，麻利地給記者算下來。根據國家政策，每人有2萬塊錢的建房補助、1.5萬的舊房拆除獎勵，一家四口一共是14萬，新房每平米1300元，80平米是10.4萬，算下來他們不用花錢就可以住進了新房。
貴州省水庫和生態移民局規劃處徐元剛說，建設安置點的費用均由省統貸統還，不給基層政府增加壓力。
喬遷新居的那天，田迪的女朋友也來了。兩個年輕人終於可以結婚了。他們買了沙發和雙人床，桌上鋪了大紅花桌布，把新居像城裡人一樣拾掇起來。但是，陽臺花盆裡種的青菜還是出賣了他們，和平時出入不愛關門、喜歡圍坐在街邊嘮嗑的鄰居們一樣，他們還保留著濃濃的山裡人氣息。
但他們的下一代離城裡人更近了一點。九龍社區安置點不遠處就是安龍縣的教育園區，縣城最好的幼稚園、小學、中學集中在那裡，根據縣裡的政策，搬遷農戶的子女可以通過綠色通道優先辦理入學。穆天明右腳殘疾的女兒，就已經在家門口的高中就讀了。
“保姆式服務”
最多的時候，周林剛一天要接打100個電話。他是灑雨鎮駐安龍縣易地扶貧搬遷辦公室聯絡員，全縣各鎮都有這樣一名聯絡員，他們的工作是負責各鎮搬遷農戶進城以後的“一切瑣事”。
周林剛以前做過扶貧站站長，熟悉貧困戶的家庭情況，“只要是灑雨鎮的，你把名字報給我，不能說百分之百，但是百分之九十的，我就知道他的基本情況。”
現在的周林剛覺得自己更像搬遷農戶的“保姆”，“停水了找我，停電了找我，兩口子吵架了也找我”。他每天要處理各種瑣事，停水了聯繫水利部門，停電了聯繫電力部門，要找工作的協調相關企業，真吵架了還得上門勸架。
有個搬遷農戶半夜給他打電話，說自己家電錶被偷了，他趕過去一看，原來是欠費停電了。連縣委書記都接到過十幾通類似瑣事的電話，不論大小都要耐心幫忙解決。
周林剛理解搬遷農戶，第一次進城居住，總有個適應的過程，他耐心地教搬遷農戶們，出門要鎖門、自來水不能直接喝、垃圾要丟到垃圾桶裡、超市結帳要排隊。每個搬遷農戶都有他的電話，不分白天黑夜，隨時可以找到他。
他樂於提供這種“保姆式服務”，周林剛說，他小時候，家裡是寨子裡最窮的三五戶之一，父母堅持送他們兄弟幾個讀書，“現在反過來了，是寨子裡最好的三五戶人家之一了”。
他會給貧困戶講自己的故事，“那時沒有這麼好的政策，讀書沒有貸款，創業也沒有獎勵”，他希望搬遷農戶們能珍惜當下的機遇。
總有人“扶不起來”，灑雨鎮的一個搬遷農戶，非纏著周林剛給他評低保，說自己的包保人是個局長，“誰也沒權隨便給你家評低保，是有程式的對不對？”周林剛劈頭蓋臉把對方一頓說，“你才41歲，正年富力強，有胳膊有腿，現在就想著吃低保，將來呢？你孩子怎麼辦？靠低保一家人能過上好日子嗎？”
對方被他批評得不言語了，再也沒說過低保的事兒。
劉興安說，有人進了城，又不肯勞動，總想著有政府兜底，“反正有事找政府”。他們給一個搬遷農戶聯繫了工作，對方要麼嫌累，要麼嫌工資低，幹部兩次去家中探視，都上午10點多了，他還躺在床上睡大覺。
當地流傳一個段子，因為易地扶貧搬遷農戶享受的優惠政策多，比如搬進了縣城、住進了新房、子女☆禁☆優先入學、就醫有綠色通道、政府幫找工作……一個小學生寫作文《我的願望》時寫下，我的願望是當一個移民搬遷戶……
說起這些，劉興安有些無奈，他說，很多公共資源，城鎮居民之前已經享受過了，現在讓貧困戶享受，無論從國家戰略大局考慮，還是從公平角度考慮，都無可厚非。但是，好的政策也不能用於“養懶漢”，激發搬遷群眾的內生動力才是脫貧致富的根本途徑。
貴州省黔西南州安龍縣農民田應榮在蘑菇大棚勞作。
“收入翻了好多倍”
田應榮現在絕大部分時間在大棚裡侍弄蘑菇。田家四個大棚，每個大棚約600平米，內置8排鐵架，每個架子有7層，共有6萬多根菌棒。棕色的菌棒遠看像一個泥巴棍，走近了能看到上面星星點點冒出來的香菇。整個棚裡彌散著溫熱的蘑菇香味。
今年4月，政府出錢，組織蘑菇大棚裡的農戶去東北、浙江學習技術，在浙江慶元的一家食用菌協會，田迪吃到了有生以來最多花樣的蘑菇宴，蒸煮煎炸燉烤，應有盡有。
他把學來的技術應用到自家大棚裡，根據溫度、濕度的變化，決定是否掀起遮陽布、打開噴水器。這個大學體育專業的小夥子，還學會了看菌棒的成色、蘑菇的等級。
最大的驅動力就是賺錢。食用菌大棚全部由政府出資搭建，購入菌棒的費用由政府補貼一半，另一半是無息貸款。一根菌棒4元購入，幾茬蘑菇賣完，每根菌棒算下來就能賺1.5到2元，他家四個大棚就能賺十多萬，比起之前在家種地，“收入翻了好多倍呢”。
蘑菇嬌嫩，水少了不行，溫度高了不行，太陽曬著了也不行。田家人幹得來勁，在大棚旁邊搭了小帳篷，白天顧不上回家，累了就躺一會兒。大約每三個小時，他們就要進棚採摘一次，耽誤了最佳採摘時間，蘑菇傘面下方會開裂，品質下降，“就從三塊五一斤變成一塊錢一斤了”。
周林剛說，沒搬遷出來之前，個別農民比較懶，“沒事做的時候就在家喝酒、打牌，喝多了還和人打架”，搬出來都忙著賺錢了，“你問問他們還喝酒不？”田應榮嘿嘿地笑了。
安龍縣委宣傳部部長譚宏介紹，黔西南州氣候宜人，“既不太冷，也不太熱，濕度較高”，適宜發展食用菌產業。他們因地制宜，從全國各地引入多家食用菌企業，將產業發展和扶貧搬遷工作相結合，引導搬遷農戶到食用菌大棚裡就業，幫助搬遷農戶脫貧致富。
一項更具雄心的“中國蘑菇小鎮”專案也在推進，去年11月，安龍縣政府與黔西南州福建商會簽訂戰略合作協定，打造“中國蘑菇小鎮”，總投資20億元人民幣，以食用菌種植為第一產業，食用菌加工生產為第二產業，圍繞蘑菇小鎮發展為第三產業。
譚宏說，隨著蘑菇小鎮的建設與建成，會為搬遷農戶提供更多的安置、就業與培訓機會。
除了食用菌產業，安龍縣還與多家企業合作，或由政府提供公益性崗位，為搬遷農戶提供就業機會，目前已經提供了超過5000個就業崗位，據測算，到2018年，就業崗位可超過2萬個，超額完成一戶一就業的目標。
脫貧致富的內生動力真正被激發
38歲的布依族人韋孔昌，在安龍縣九龍社區開了個物業公司。政府鼓勵搬遷農戶的自主創業行為，根據有關政策，為他的公司免費提供辦公場所，啟動資金提供貼息貸款，扶貧幹部還幫曾經不懂漢語的他給公司取了名字——貴韻。
一年前，沒讀過書的韋孔昌還只會說布依族話；如今，他的漢語已經說得有模有樣了。幾個月時間，他的物業公司陸續接下了三個社區，還發展了工程隊、紅白喜事一條龍服務隊等，吸納了幾十個搬遷貧困戶就業。
黔西南州移民局局長王堯忠說，全州2016年搬遷14553戶66176人，截至8月底入住率95%，搬遷群眾實現了一戶一人以上就近就業，這些目標說明了群眾搬得出、穩得住、能致富。
如今，田迪有了更宏大的規劃。包括他在內，14戶菇農成立了“安龍縣感恩種養植農民專業合作社”，田迪本人擔任理事長。縣扶貧辦支持他們，為合作社提供了免費的辦公場所，還給購置了一批辦公用品。
田迪計畫，由合作社對接農戶與收購公司。等到社員多了，他們會有更強的議價能力，贏得更多收入。未來，合作社還可以聯繫更多食用菌公司，主動開拓市場，不再由政府“扶著走”，而是一步步踏出屬於自己的康莊大道。
幾乎沒有傢俱，穆天明佝僂著往屋中間的小凳上一坐，幾乎要在陰影中消失掉了。他家的房子也是村裡最偏僻的，山壁的背後，道路的盡頭，再無可走之路。穆天明決定回應搬遷，是被兒子的一句話刺激了。去年，正在貴州大學讀書的大兒子回老家，甩下一句，“以後絕不在這裡住了，自行車都騎不進來。”
田迪回到灑雨鎮竜金村的老房子。田迪今年25歲，家裡的老房子比他還“老”。
搬遷後的實惠
臨近搬遷，田應榮卻生出幾分不舍。老屋雖簡陋，卻是他一石一瓦蓋起來的。田應榮記得，蓋房時還沒有通車，石頭要靠馬拉軲轆車，從山上一車一車運下來。他去縣上買鋼筋，扛到家來回走了7個多小時，肩膀都磨爛了。
故土難離，是安龍縣負責易地扶貧搬遷工作的幹部們遇到的阻力之一。“有的人今天說搬，明天又不搬了，有人一聽說要開搬遷動員會就找藉口開溜。”安龍縣水庫和生態移民局局長劉興安告訴記者，上了歲數的人尤其不願意搬遷，“畢竟是生活了一輩子的地方”。
為了做動員工作，幹部們到符合搬遷條件的農戶家中反復做工作，一位幹部進山時趕上下雨，車輪打滑，差點翻車。幹部看著山路一側陡峭的懸崖，開玩笑說，這要是掉下去，不是車禍，是空難。
周林剛以前是灑雨鎮扶貧工作站站長，他總結的經驗是，“你拿他勸不動，就拿他孩子勸”，“你願意自己一輩子就這樣了，也想孩子一輩子跟你一樣？”一招使出，往往有效。
幹部們心裡明白，除了故土難離，老百姓們更為憂慮的是，搬進城以後，做啥營生？現在好歹還有幾畝薄田地可以糊口，進了城，買根蔥都要錢，錢從哪裡找？
劉興安總是隨身揣著一本小冊子，《安龍縣易地扶貧搬遷政策宣傳冊》，薄薄20頁，“全是乾貨”。從搬遷補助、就業扶持，到子女教育、住房政策，進城後的就醫、保險，應有盡有。
安龍縣的許多幹部們拿著這本小冊子，向自己對應的貧困戶詳細宣講，希望能讓他們心裡的石頭落地。擔心買不起新房子的，告訴他們，房款由國家買單；擔心找不到工作的，承諾一戶至少保證一人就業；擔心沒人養老的，告知會參加社會保險，還有其他多項保障政策；想創業做生意的，有無息貸款和啟動資金支持……
隔三差五就有各個鄉鎮的大巴車載著貧困戶來縣城考察，先去安置點，看看拔地而起的小樓，再去產業園區，看看已經搬出來的貧困戶如何賺錢，再坐公車參觀縣城，看看學校、醫院、超市，最後坐下來開會講政策，一趟下來，很多本不願搬遷的貧困戶改了主意。
當然，還有想要搬遷但不符合條件的人，劉興安介紹，並非所有的人都能搬遷。省裡制定了詳細的搬遷對象識別辦法，對搬遷物件所處的區域條件、家庭個體條件都有嚴格規定，進行篩選後，還要經過組內評議、公示等11個環節和程式，才能正式登記為搬遷農戶。
田迪在位於安龍縣城新區的新家。
沒想到搬進綠色小鎮
搬家之前，田應榮去了趟新建成的安置點，這個安置點在縣城新區，未來幾年就將會是主城區，安置區還有個響亮的名字：綠色小鎮。配套的草地、路燈等一應俱全，挨著就有學校、幼稚園、超市、醫院、產業園區等，曾經的憂慮打消了，田應榮馬上抽籤選了房子。按照規則，一樓分給腿腳不利索的，其他樓層抽籤決定，穆天明因為家裡有兩個殘疾人，住進了一樓。田應榮抽到了六樓，雖是頂樓，他也挺高興，“六好，六六大順”。
黔西南州明確：所有搬遷全部搬到縣城，或跨區域搬到產業更集中的興義市或義龍新區，方便搬遷群眾有工打、有業就、有收入，真正搬得出、穩得住。2016年建設的33個安置點，全部建成城鎮區，按照“綠色小鎮”的標準進行，主導產業、特色街區、主題廣場、文化展館、商旅市場、眾創平臺等“十個一”同步配置，每個安置區都有著不同的風光風情風物、綠色特色景區、生產生活生態、宜業宜居宜遊的特色。
安龍縣的安置區就是這樣的綠色小鎮，這讓從小生活在窮山溝裡的田應榮很滿意。他沒想到，搬遷讓他獲得了更大的實惠。按照規定，貧困戶進城安置，人均住房面積不超過20 。
田家沒掏一分錢就住進了縣城的安置社區。幹部給他算過一筆賬，總計10多萬的購房款，有中央給的錢，有省裡給的錢，還有他們以後拆掉老房子的錢等等，田應榮聽著有點糊塗，“總之就是不用花錢”。
兒子田迪比他明白，麻利地給記者算下來。根據國家政策，每人有2萬塊錢的建房補助、1.5萬的舊房拆除獎勵，一家四口一共是14萬，新房每平米1300元，80平米是10.4萬，算下來他們不用花錢就可以住進了新房。
貴州省水庫和生態移民局規劃處徐元剛說，建設安置點的費用均由省統貸統還，不給基層政府增加壓力。
喬遷新居的那天，田迪的女朋友也來了。兩個年輕人終於可以結婚了。他們買了沙發和雙人床，桌上鋪了大紅花桌布，把新居像城裡人一樣拾掇起來。但是，陽臺花盆裡種的青菜還是出賣了他們，和平時出入不愛關門、喜歡圍坐在街邊嘮嗑的鄰居們一樣，他們還保留著濃濃的山裡人氣息。
但他們的下一代離城裡人更近了一點。九龍社區安置點不遠處就是安龍縣的教育園區，縣城最好的幼稚園、小學、中學集中在那裡，根據縣裡的政策，搬遷農戶的子女可以通過綠色通道優先辦理入學。穆天明右腳殘疾的女兒，就已經在家門口的高中就讀了。
“保姆式服務”
最多的時候，周林剛一天要接打100個電話。他是灑雨鎮駐安龍縣易地扶貧搬遷辦公室聯絡員，全縣各鎮都有這樣一名聯絡員，他們的工作是負責各鎮搬遷農戶進城以後的“一切瑣事”。
周林剛以前做過扶貧站站長，熟悉貧困戶的家庭情況，“只要是灑雨鎮的，你把名字報給我，不能說百分之百，但是百分之九十的，我就知道他的基本情況。”
現在的周林剛覺得自己更像搬遷農戶的“保姆”，“停水了找我，停電了找我，兩口子吵架了也找我”。他每天要處理各種瑣事，停水了聯繫水利部門，停電了聯繫電力部門，要找工作的協調相關企業，真吵架了還得上門勸架。
有個搬遷農戶半夜給他打電話，說自己家電錶被偷了，他趕過去一看，原來是欠費停電了。連縣委書記都接到過十幾通類似瑣事的電話，不論大小都要耐心幫忙解決。
周林剛理解搬遷農戶，第一次進城居住，總有個適應的過程，他耐心地教搬遷農戶們，出門要鎖門、自來水不能直接喝、垃圾要丟到垃圾桶裡、超市結帳要排隊。每個搬遷農戶都有他的電話，不分白天黑夜，隨時可以找到他。
他樂於提供這種“保姆式服務”，周林剛說，他小時候，家裡是寨子裡最窮的三五戶之一，父母堅持送他們兄弟幾個讀書，“現在反過來了，是寨子裡最好的三五戶人家之一了”。
他會給貧困戶講自己的故事，“那時沒有這麼好的政策，讀書沒有貸款，創業也沒有獎勵”，他希望搬遷農戶們能珍惜當下的機遇。
總有人“扶不起來”，灑雨鎮的一個搬遷農戶，非纏著周林剛給他評低保，說自己的包保人是個局長，“誰也沒權隨便給你家評低保，是有程式的對不對？”周林剛劈頭蓋臉把對方一頓說，“你才41歲，正年富力強，有胳膊有腿，現在就想著吃低保，將來呢？你孩子怎麼辦？靠低保一家人能過上好日子嗎？”
對方被他批評得不言語了，再也沒說過低保的事兒。
劉興安說，有人進了城，又不肯勞動，總想著有政府兜底，“反正有事找政府”。他們給一個搬遷農戶聯繫了工作，對方要麼嫌累，要麼嫌工資低，幹部兩次去家中探視，都上午10點多了，他還躺在床上睡大覺。
當地流傳一個段子，因為易地扶貧搬遷農戶享受的優惠政策多，比如搬進了縣城、住進了新房、子女☆禁☆優先入學、就醫有綠色通道、政府幫找工作……一個小學生寫作文《我的願望》時寫下，我的願望是當一個移民搬遷戶……
說起這些，劉興安有些無奈，他說，很多公共資源，城鎮居民之前已經享受過了，現在讓貧困戶享受，無論從國家戰略大局考慮，還是從公平角度考慮，都無可厚非。但是，好的政策也不能用於“養懶漢”，激發搬遷群眾的內生動力才是脫貧致富的根本途徑。
貴州省黔西南州安龍縣農民田應榮在蘑菇大棚勞作。
“收入翻了好多倍”
田應榮現在絕大部分時間在大棚裡侍弄蘑菇。田家四個大棚，每個大棚約600平米，內置8排鐵架，每個架子有7層，共有6萬多根菌棒。棕色的菌棒遠看像一個泥巴棍，走近了能看到上面星星點點冒出來的香菇。整個棚裡彌散著溫熱的蘑菇香味。
今年4月，政府出錢，組織蘑菇大棚裡的農戶去東北、浙江學習技術，在浙江慶元的一家食用菌協會，田迪吃到了有生以來最多花樣的蘑菇宴，蒸煮煎炸燉烤，應有盡有。
他把學來的技術應用到自家大棚裡，根據溫度、濕度的變化，決定是否掀起遮陽布、打開噴水器。這個大學體育專業的小夥子，還學會了看菌棒的成色、蘑菇的等級。
最大的驅動力就是賺錢。食用菌大棚全部由政府出資搭建，購入菌棒的費用由政府補貼一半，另一半是無息貸款。一根菌棒4元購入，幾茬蘑菇賣完，每根菌棒算下來就能賺1.5到2元，他家四個大棚就能賺十多萬，比起之前在家種地，“收入翻了好多倍呢”。
蘑菇嬌嫩，水少了不行，溫度高了不行，太陽曬著了也不行。田家人幹得來勁，在大棚旁邊搭了小帳篷，白天顧不上回家，累了就躺一會兒。大約每三個小時，他們就要進棚採摘一次，耽誤了最佳採摘時間，蘑菇傘面下方會開裂，品質下降，“就從三塊五一斤變成一塊錢一斤了”。
周林剛說，沒搬遷出來之前，個別農民比較懶，“沒事做的時候就在家喝酒、打牌，喝多了還和人打架”，搬出來都忙著賺錢了，“你問問他們還喝酒不？”田應榮嘿嘿地笑了。
安龍縣委宣傳部部長譚宏介紹，黔西南州氣候宜人，“既不太冷，也不太熱，濕度較高”，適宜發展食用菌產業。他們因地制宜，從全國各地引入多家食用菌企業，將產業發展和扶貧搬遷工作相結合，引導搬遷農戶到食用菌大棚裡就業，幫助搬遷農戶脫貧致富。
一項更具雄心的“中國蘑菇小鎮”專案也在推進，去年11月，安龍縣政府與黔西南州福建商會簽訂戰略合作協定，打造“中國蘑菇小鎮”，總投資20億元人民幣，以食用菌種植為第一產業，食用菌加工生產為第二產業，圍繞蘑菇小鎮發展為第三產業。
譚宏說，隨著蘑菇小鎮的建設與建成，會為搬遷農戶提供更多的安置、就業與培訓機會。
除了食用菌產業，安龍縣還與多家企業合作，或由政府提供公益性崗位，為搬遷農戶提供就業機會，目前已經提供了超過5000個就業崗位，據測算，到2018年，就業崗位可超過2萬個，超額完成一戶一就業的目標。
脫貧致富的內生動力真正被激發
38歲的布依族人韋孔昌，在安龍縣九龍社區開了個物業公司。政府鼓勵搬遷農戶的自主創業行為，根據有關政策，為他的公司免費提供辦公場所，啟動資金提供貼息貸款，扶貧幹部還幫曾經不懂漢語的他給公司取了名字——貴韻。
一年前，沒讀過書的韋孔昌還只會說布依族話；如今，他的漢語已經說得有模有樣了。幾個月時間，他的物業公司陸續接下了三個社區，還發展了工程隊、紅白喜事一條龍服務隊等，吸納了幾十個搬遷貧困戶就業。
黔西南州移民局局長王堯忠說，全州2016年搬遷14553戶66176人，截至8月底入住率95%，搬遷群眾實現了一戶一人以上就近就業，這些目標說明了群眾搬得出、穩得住、能致富。
如今，田迪有了更宏大的規劃。包括他在內，14戶菇農成立了“安龍縣感恩種養植農民專業合作社”，田迪本人擔任理事長。縣扶貧辦支持他們，為合作社提供了免費的辦公場所，還給購置了一批辦公用品。
田迪計畫，由合作社對接農戶與收購公司。等到社員多了，他們會有更強的議價能力，贏得更多收入。未來，合作社還可以聯繫更多食用菌公司，主動開拓市場，不再由政府“扶著走”，而是一步步踏出屬於自己的康莊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