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簡稱“景教碑”， 自明末出土以來， 就引起了人們的廣泛興趣， 中外學者、傳教士對此作了大量的研究， 發表的專論著作不下百餘種。 但關於此碑的由來， 還有諸多疑問未能得到解答。
明朝末期， 在陝西省西安市附近出土了一塊刻著“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字樣的石碑， 後世簡稱其為“景教碑”。 這塊石碑是用黑色大理石所制， 高２。 ３６米， 寬０。 ８６米， 重約２噸， 在出土時基本保存完好。 景教碑是世界四大著名石刻之一， 具有極高的歷史文物價值。 景教碑碑面正文共有１６９５字， 上下款有６７字， 側面有人名、職名共７６個。
碑文是用漢文和敘利亞文書寫， 其撰寫者是“大秦寺僧景淨述”， 書寫者是“朝議郎前行台州司參軍呂秀岩書”。 景淨原名亞當，
陳垣先生曾指出：“要講基督教入華史， 還是要從唐代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講起。
首先， 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真實性。 中國的學者一直未對景教碑的真實性提出懷疑， 但一些歐美國家的知名人士認為景教碑是耶穌會教士偽造在。 大文豪伏爾泰等就持有這種意見， 認為景教碑是一種“虔敬的騙術”。 直到１９世紀， 一些法國、美國的漢學家還主張這一說法。 對此， 外國學者巴拉第毫不客氣地進行了批評：“應該到中國的編年史中， 去認真查找有關碑文被發現的記錄。 被找到的資料不容置疑地證明了基督教在中國唐朝的存在”。
其次， 至於“大秦景教”這個名稱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也難以確定。 據史籍記載，
再者，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是何時被人埋在地下的呢？又是出於何原因而被埋入地下的呢？因為景教碑在景教信徒的看來非常神聖， 因此在其發現過程上有著各種類似神話的傳說。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目前主要形成四種意見。
據碑文記載，此碑建成於西元７８１年。但西元８４５年唐武宗大舉滅佛後，此碑就莫名其妙地消失。一些學者推測，８４７年唐宣宗繼位後馬上撤銷了滅佛令，在這種背景下景教碑沒有理由被埋在地下，因此景教碑是在唐武宗下滅教令後不久被埋入土中的。景教碑出土時完好無損，也在證明了它沒有受到外力損害，不是因自然原因而被埋入土中的。
一種說法認為，景教碑是一位西安太守鄒靜為兒子築墳時所挖掘。明代祟禎年間，西寧太守鄒靜長樂善好施，深受時人的敬仰。他的小兒子突然病故，鄒靜長選中了長安祟仁寺的南面作為兒子的墓地，並在安葬時挖出了這塊景教碑。林侗、巴拉第等學者都採用此說。還有一種更為神奇的傳說。耶穌會士方德望記載，一年冬天天隆大雪，白雪覆蓋了大地，可只有這塊石碑上面的土地上沒有積雪。人們感到很奇怪，紛紛猜測下面肯定有寶藏，於是進行挖掘。就這樣，景教碑重現人世。這種說法過於離奇，並沒有什麼可靠的證據，因此相信的人並不多。
大多數學者認為這塊石碑是明熹宗天啟五年（１６２５）西安近郊的民工在施工時挖掘出來的。這種說法比較誠實可信。還有人認為這塊石碑出土于明天啟三年（１６２３年）。關於《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出土地點有兩種說法，盩厔說和長安說。１９１１年，伯希和在其《唐元時代中亞及東亞之基督教徒》一文中披露其見解，即“此碑發現的地方不在盩厔，而應在西安城西金勝寺內”，但可惜缺乏論證。
英國莫爾、中國的馮承鈞先生、日本的矢野三治、佐伯好郎等學者持盩厔說《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出土地點是盩厔。他們根據宋金兩代名人有關盩厔的詩文為論據，特別以蘇軾的紀行文字提到“樓觀台附近的五郡”，認為此五郡即景教碑中的“肅宗文明皇帝于靈州等五郡，重建景寺”。認為詩文中提到的大秦寺就是當年的景教寺。蘇軾《南山記行》詩為論據，“至寶雞、虢、郿、盩厔四縣，並南山而西，至樓觀、大秦寺。”盩厔當地有大秦寺遺跡，寺內有《五峰丘木山大秦禪寺鑄鐘銘》，據銘文記載可知此寺始建于唐太宗年間。
此外，伯希和、徐光啟、李之藻、桑原騭藏、石田幹之助等絕大多數學者都認為《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出土于西安府金勝寺。在明代的行政區劃上，長安和盩厔同屬西安府，故無論該碑何地出土，西方學者一般均稱其為“西安府景教碑”。出土地點之爭與時間之爭一樣，雙方均有早期的原始資料為據，問題也出在這些資料記錄的互相矛盾上。仍未有景教碑出土周至的實據。景教碑剛出土不久，就引起世界的廣泛關注，引起西方各國傳教士的覬覦。
西安一帶的西方傳教士想把石碑作為禮物送給梵蒂岡，為便於運輸還打算把石碑分成三塊，由於當地政府和民眾的保護陰謀未能得逞。１９０７年，一個名叫何爾漠的丹麥新聞記者打算用愉粱換柱的方法把景教碑運出中國。因為地方當局的保護措施也沒能如願。現在景教碑原碑保存在西安市碑林歷史博物館，成為我國古代基督教歷史的重要物證。兩種爭論到目前為止還無定論，期待有新的發現作為鐵證，給予澄清，有關學者認為對大秦寺地宮的挖掘可能會對此爭論劃上名號。
因此在其發現過程上有著各種類似神話的傳說。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目前主要形成四種意見。據碑文記載，此碑建成於西元７８１年。但西元８４５年唐武宗大舉滅佛後，此碑就莫名其妙地消失。一些學者推測，８４７年唐宣宗繼位後馬上撤銷了滅佛令，在這種背景下景教碑沒有理由被埋在地下，因此景教碑是在唐武宗下滅教令後不久被埋入土中的。景教碑出土時完好無損，也在證明了它沒有受到外力損害，不是因自然原因而被埋入土中的。
一種說法認為，景教碑是一位西安太守鄒靜為兒子築墳時所挖掘。明代祟禎年間，西寧太守鄒靜長樂善好施，深受時人的敬仰。他的小兒子突然病故，鄒靜長選中了長安祟仁寺的南面作為兒子的墓地，並在安葬時挖出了這塊景教碑。林侗、巴拉第等學者都採用此說。還有一種更為神奇的傳說。耶穌會士方德望記載，一年冬天天隆大雪，白雪覆蓋了大地，可只有這塊石碑上面的土地上沒有積雪。人們感到很奇怪，紛紛猜測下面肯定有寶藏，於是進行挖掘。就這樣，景教碑重現人世。這種說法過於離奇，並沒有什麼可靠的證據，因此相信的人並不多。
大多數學者認為這塊石碑是明熹宗天啟五年（１６２５）西安近郊的民工在施工時挖掘出來的。這種說法比較誠實可信。還有人認為這塊石碑出土于明天啟三年（１６２３年）。關於《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出土地點有兩種說法，盩厔說和長安說。１９１１年，伯希和在其《唐元時代中亞及東亞之基督教徒》一文中披露其見解，即“此碑發現的地方不在盩厔，而應在西安城西金勝寺內”，但可惜缺乏論證。
英國莫爾、中國的馮承鈞先生、日本的矢野三治、佐伯好郎等學者持盩厔說《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出土地點是盩厔。他們根據宋金兩代名人有關盩厔的詩文為論據，特別以蘇軾的紀行文字提到“樓觀台附近的五郡”，認為此五郡即景教碑中的“肅宗文明皇帝于靈州等五郡，重建景寺”。認為詩文中提到的大秦寺就是當年的景教寺。蘇軾《南山記行》詩為論據，“至寶雞、虢、郿、盩厔四縣，並南山而西，至樓觀、大秦寺。”盩厔當地有大秦寺遺跡，寺內有《五峰丘木山大秦禪寺鑄鐘銘》，據銘文記載可知此寺始建于唐太宗年間。
此外，伯希和、徐光啟、李之藻、桑原騭藏、石田幹之助等絕大多數學者都認為《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出土于西安府金勝寺。在明代的行政區劃上，長安和盩厔同屬西安府，故無論該碑何地出土，西方學者一般均稱其為“西安府景教碑”。出土地點之爭與時間之爭一樣，雙方均有早期的原始資料為據，問題也出在這些資料記錄的互相矛盾上。仍未有景教碑出土周至的實據。景教碑剛出土不久，就引起世界的廣泛關注，引起西方各國傳教士的覬覦。
西安一帶的西方傳教士想把石碑作為禮物送給梵蒂岡，為便於運輸還打算把石碑分成三塊，由於當地政府和民眾的保護陰謀未能得逞。１９０７年，一個名叫何爾漠的丹麥新聞記者打算用愉粱換柱的方法把景教碑運出中國。因為地方當局的保護措施也沒能如願。現在景教碑原碑保存在西安市碑林歷史博物館，成為我國古代基督教歷史的重要物證。兩種爭論到目前為止還無定論，期待有新的發現作為鐵證，給予澄清，有關學者認為對大秦寺地宮的挖掘可能會對此爭論劃上名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