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片都有他們身影，職責神聖環境危險，對中國抗戰事業貢獻巨大

文｜周渝

從《兄弟連》到《血戰鋼鋸嶺》， 二戰美軍醫護兵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無論是巴斯托尼的嚴冬， 還是沖繩島的酷夏， 一旦有人在戰鬥中負傷， 戰友呼喊的必是“醫官！”“醫護兵！”而後醫護兵會第一時間趕到。 歐洲戰場上， 負傷的士兵看見醫護兵鋼盔上的紅色十字架， 就像看見了上帝與希望。 但同時期的中國卻是另一番光景， 抗戰前線的中國士兵們流行一句話——“不怕死， 只怕傷”。 戰死， 痛苦也會隨著生命終結而消失。 戰傷， 卻很可能要承受更多的痛苦， 最後還是走向死亡。 士兵們“不怕死， 只怕傷”， 只因見過太多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白求恩正在為一位傷患進行救治

1937年至1945年是中國戰地醫護事業的大發展時期。 自七七事變以來， 華北、華東先後捲入戰火， 傷患日益增加， 作為中國最大的民間救護組織的中國紅十字會， 此時已經成為救護傷兵的主要力量， 他們雖是救人，

卻同樣要冒著與戰士同樣的危險。

1937年8月23日， 空軍第4大隊第21中隊的飛行員苑金函的座駕在戰鬥中被日軍擊傷， 迫降于羅店附近的稻田中， 苑金函本人全身多處受傷， 左耳也被子彈打穿， 血流不止。 第一時間趕來救援的是上海紅十字會組織的學生救護隊， 他們救起苑金函後， 在轉運途中與日軍遭遇， 救護隊的學生全部被日軍槍殺， 飛行員苑金函被俘（後逃脫）。 這次遇難的學生共10人， 7男3女， 都是20歲左右的青年。 這10名青年學生只是無數為抗戰獻出生命的戰地醫護人員的一個縮影。

同樣在淞滬戰場上， 一位對中國戰地醫護事業產生重要影響的人出現了， 此人能說著一口流利英語卻長著東方面孔， 他的國籍是新加坡，

朋友們都叫他波比， 而他的真名叫林可勝， 是不折不扣的華裔。 出生在新加坡的林可勝8歲時就被父親送往英國學習醫學， 時逢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他應徵服役， 隨即被分配到戰場上的軍醫院擔任外科助理， 在烽火中度過了4年的戰地醫護歲月。 一戰結束， 林可勝回校複學， 1919年以優異的成績連續獲得醫學內科和醫學外科學士的學位， 並留校當生理學講師。 1920年與1924年， 他又先後獲得哲學博士與科學博士的學位。 求學歲月結束後， 林可勝本可留在待遇優厚的歐洲或美國， 但他意識到此時已在軍閥混戰中千瘡百孔的祖國更需要他， 1924年， 林可勝回到中國執教， 並成為北京協和醫學院最年輕的生理系教授。

左數第二位為林可勝

1937年抗戰爆發， 已有戰場救護經驗的林可勝被委任為中國紅十字救護總隊的隊長， 那一刻起， 這位華僑便開始率領紅十字會的隊員們奔波在前線的各大野戰醫院。 戰爭初期， 鐵路、公路， 河道等交通線還比較暢通， 受傷的士兵可以在短時間內被送到上海和南京的傷兵醫院進行治療。

但隨著上海、南京兩座城市相繼淪陷， 大部分的交通要道又被日軍控制。 日軍炮擊與轟炸終日不斷， 致使重傷患的後送工作十分困難。

戰線越拉越長， 傷兵的救治問題愈發嚴重， 大城市的醫院也一再成為日軍飛行員轟炸的目標。 鑒於這些原因， 林可勝主張放棄在大城市設置醫院救護傷兵的做法， 組建戰地救護體系。 即把現有的紅十字隊員分成若干個流動的醫療隊， 讓各個救護隊可以隨軍隊或前線醫院轉移， 就地展開醫療工作。 隨後， 紅十字救護總隊新成立的37個醫療隊開始沿著交通線路， 組織救護工作。 林可勝常常往返于漢口和長沙之間， 瞭解各個醫療隊的情況。 這兩座城市充滿數以萬計的傷病人員。每一條通往前線的道路上都是望不到頭的擔架和步行的傷兵。

這兩座城市充滿數以萬計的傷病人員。每一條通往前線的道路上都是望不到頭的擔架和步行的傷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