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豆是個挺有意思的地方， 它在日本靜岡縣東部一帶。 通常說的伊豆是指伊豆半島， 該半島從日本主島本州南伸出浩瀚的太平洋， 東為相模灣， 西臨駿河灣。 半島本身是從富士山到天城山一脈相承的火山帶的主脊， 這條山脊在半島盡頭入海後還時隱時現， 成為一個綿延千里的島鏈， 這就是所謂的伊豆諸島。
歷史上的伊豆
小時候我曾認為伊豆就是伊豆諸島， 因為當時在我家那張世界地圖上， 海中的這個千里島鏈標示得很清楚， 大陸上的百里半島卻沒有標示。 所以第一次聽說《伊豆的舞女》（那時好像譯成《伊豆歌女》）還以為是個有關小島風情的故事。
歷史上， 在明治維新前諸侯林立的時代。 半島上的伊豆曾經是一個小藩國， 它的北面， 駿河、遠江、相模都是比較有名的藩國。 當時日本大概有300多個藩吧， 就像中國春秋戰國及以前那種狀態。 伊豆這個藩國當時相對是比較落後的， 後來也一直以農業為主。 今天它的漁業、旅遊業也比較重要——伊豆的天城山（海拔1450米）與同在靜岡縣的日本第一名山富士山以及愛鷹山等構成一條火山鏈， 地熱活動強烈，
除溫泉外， 熱海的山海景致也很有名。 我住過這裡魚見崎（即“觀魚的海角”）懸崖上的New Akao酒店， 進去要經過一個“觀魚洞隧道”， 據說這裡能看到大魚（不知是鯨還是鯊）， 我是沒看到， 但樓下驚濤撲岸、飛瀑瀉海， 對面的海上山城、海中初島與旁邊錦浦海岸的海蝕崖洞， 風景都絕對一流。
熱海之外， 伊豆的南部地區的自然景觀也很不錯， 那裡有很多瀑布——其中有一個很有名的七級的瀑布群“天城七瀑（當地稱河津七滝）”，
這裡更有名的是它的文學傳統。 特別是近代日本文學很多名著都以伊豆為背景。 熱海以明治大家尾崎紅葉的長篇《金色夜叉》知名， 作為故事發生地， 這裡的海濱就有這部“金錢與愛情”題材的經典小說男女主人公的著名塑像， 城裡很多地方也據說曾是這對失敗戀人間貫一和阿宮的蹤跡所在， 連這裡的松樹都被稱為“阿宮松”。
而在半島南部， 更有日本第一個諾貝爾文豪川端康成的名作《伊豆的舞女》可壯文化之勢。 故事發生的天城山口和川端康成寫書時寄寓的“湯本館”溫泉酒店都是著名旅遊地。 現在在伊豆， 到處都能看到在賣伊豆舞女的玩偶，
伊豆半島最南部的下田港更值得一說。 那是近代史上著名的“黑船叩關”的地方， 就是日本在閉關鎖國期間美國軍艦幾次未經允許進入日本， 其中最早一次就是1853年佩里登陸下田。 它對日本形成非常大的衝擊。 那個時候日本當然屬於被迫開國， 但是日本的被迫開國和我們不一樣， 起先當然也是不願的， 但是開國後日本人意識到這是歷史潮流， 是應該的， 而且是大有好處的。 所以雖然理論上“黑船叩關”的性質和英國人打進虎門一樣， 但是他們對“黑船叩關”這件事的評價是完全相反的， 把這件事當作一個正面的事件來紀念。
事實上， “黑船叩關”有好幾次，
黑船叩關後， 日本解除鎖國， 第一輪開放的通商口岸就是下田和函館。 這也就相當於我們南京條約後的“五口通商”吧。 不過我們那五口當時就都是省會和府城、道治， 後來都變成大都市，而日本那兩口當時都是小漁村，位置偏僻，遠離經濟腹地，後來發展也不大（下田更是如此，今天它只有兩萬多人）。看來日本幕府當時開國不僅比中國晚，格局也更小——這和當時迫使幕府開國的美國實力尚比英國小得多也有關。明治以後日本主動開放，整個國家都要“入歐”了，那兩個小口子也就不重要了。
所以下田開埠在日本開國史上是件大事，但對伊豆當地的後來發展卻作用不大。直到現在，伊豆半島整個內部的經濟還是以農業漁業為主。書上說那裡的農業主要是種蔬菜，我們一路上也看到許多蔬菜大棚。但是，我覺得那裡最重要的特產應該是我們吃日餐經常用到的芥末——出芥末的植物日本人叫山葵。伊豆到處有人在種這種東西。山葵喜歡生長在山區清冽的溪水中，伊豆半島正好到處是這種環境。把山葵的辣根銼成細末（傳統上據說要用鯊魚糙皮來銼）就是芥末。這裡的“達摩芥末”是日本三大芥末品牌之一，到伊豆去很多人買的土產也是那玩意。“達摩芥末”產區有很多山中佛寺，周圍山水也充滿“佛性”，如著名的淨蓮滝（淨蓮瀑布）在淨蓮古寺邊，附近就都是山葵田。無怪乎禪宗祖師達摩被用作芥末品牌。這達摩芥末和我們在中國吃的不太一樣——我們在中國吃到的芥末，（當然也是日本芥末），味道非常沖，很多人吃不慣，伊豆那邊的芥末好像沒有那麼嗆人。當地人常常不是買芥末醬，而是買生的“辣根”，拿回去自己銼成末。不少“山葵店”就是專門賣這種東西的。這也是當地的名特農產品。
伊豆老齡化的根源
有關老齡化和社區衰落，我覺得不只是在伊豆，這是整個日本都有的現象。因為首先，日本農村地區在城市化過程中被普遍邊緣化了——全世界各國的工業化大概都存在類似的問題，而日本尤其突出。因為日本二戰後在美國佔領軍的主持下進行民主改革，其中的重要內容和中國是類似的，就是土地改革，復興小農制。
很多人往往以日本、韓國和臺灣地區做例子，證明“徹底的土改”，即廢除地主-佃農制而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小農制，是“東亞經濟奇跡”的不二法門。的確，這三個地方戰後都進行了大體類似的土改。就打擊地方強勢階層、推行基層民主的政治功能和改善鄉村貧富懸殊的社會問題而言，這些土改顯然是成功的。
但就經濟本身而言，起碼對於日本來說，如果把明治維新以來它的經濟崛起、基礎工業化和富國強兵都算作“奇跡”的一部分的話，那麼這卻是在地主制比舊中國還發達的條件下做到的。明治前的日本，政治上與中國秦以前類似，是封邦建國諸侯林立的“封建”制，經濟上也是類似我國商鞅變法前那種產權模糊的封地制，有人也叫領主制。那時日本的土地都屬於大大小小的“藩主”，他們對屬民而言既是主子又是“保護者”，屬民要向藩主“納貢”，藩主又向幕府納貢，藩幕統治者要拿走土地產出的37%左右。而藩主為“保護”屬民，規定土地不得買賣，農民不得離開土地。民間租佃關係因此很不發達。
明治改革在農業上的主要內容就是確立土地私有，自由買賣，國家向土地所有者頒發地契，並按地價的3%徵收“地租（實際是地稅，我國古代也是把地稅叫“地租”的，日本很多的說法實際是中國的古稱）”。這個改革就叫“地租改正”。因為這種“地租”並非中國近代民間佃戶交給地主的地租（中國的地租日本叫“小作料”），所以我國又有人把“地租改正”意譯為“土地稅改革”。
由於這個時候日本已經“廢藩置縣”不再有藩主，國稅性質的“地租”就取代了過去交給藩幕各級領主的“貢租”，而且具有了全國統一的稅率。更重要的是，過去土地是國有（天皇所有），按臣民的等級身份受封，土地交易困難，農民倒是不會“失去”土地，但他們也不能“離開”土地——他們實際是農奴。而明治時期的這一改革實質是土地私有化、農民自由化。通過“地租改定”，日本確立了土地私有制，土地流轉與農民流動都活躍起來。但由於原來政治性的封地本來就是按不平等的特權封的，現在私有化後私有土地的分配自然也是非常不平等，甚至比同一時期的中國更不平等。因為中國土地私有已經兩千年，經過兩千年的買賣當年的受封影響已經基本消失了。
這樣一來日本也出現了地主佃農（日本叫小作農）制，而且由於土地更集中，租佃率也更高。總的來講，改革前政府（藩幕）要拿走土地產出的37%，農民得到39%，其餘24%是民間地租。改革後政府（明治國家）只能拿到土地產出的10%（但比過去的貢租數額穩定，而且由於農業發展稅基擴大，明治政府從農業中得到的財政收入其實不少於過去的藩幕），農民只得到32%，份額也比改革前小，而地主所得則擴大到58%。顯然，這一改革主要有利於民間地主，主要是就以租佃制取代領地（份地）制，而這個改革對自耕農是有損害的。如果用我們現在的土改概念來套，明治的“地租改正”幾乎就是“反土改”，它不是取消、限制，而是大大發展了民間的地主制。改革的結果，地主所得成為民營工業的投資來源，租糧上市成為商品糧的供應者，無地農民成為工業的勞動力。無論這樣做在政治上社會上公平與否，但經濟上，明治以後日本就在這樣的狀態下搞成了工業化與“富國強兵”。所以，租佃制妨礙工業化之說，至少從日本看來是不成立的。
當然，我並不認為經濟發展不需要土改只需要民主。其實，土改與否、民主與否和經濟發展的關係都不是線性的和簡單化的，搞不搞前兩者也不能簡單地以一個經濟維度來評價。無民主有土改的臺灣兩蔣時代和韓國朴盧時代經濟騰飛，有民主無土改的菲律賓戰後初期經濟也很不錯。無民主也無土改（指打擊地主的土改）的明治日本和有民主也有土改的戰後日本都出現過“經濟奇跡”，而同樣無民主也無土改的馬科斯時代菲律賓經濟之糟糕卻與明治日本形成鮮明反差。印度獨立至今可以說一直是有民主無（激進）土改，但拉·甘地以前的計劃經濟之凋敝和此後的市場化改革時代之經濟繁榮也是差別明顯。
顯然，民主、土改都不能簡單地與經濟發展掛鉤，搞前兩者也不僅是從經濟考慮。租佃制即使不妨礙工業化，也未必就不需要改革。主要基於社會公平和民主改造的考慮，美國戰後在日本推行了土改。實行了自耕農制度。日本實行小農制和中國的土改不一樣，就只是平均地權。但是基本上還是確立了小農制度——為了維護小自耕農制度，長期以來日本在土地合併、地權轉移、土地租賣之類的問題上是有一些限制的，所以農場做不大，普遍都是小規模的農場。這一點是和歐美國家所謂商品化農業很不一樣。不光日本，整個東亞地區都是這樣，都是以小農為主，而且這個小農指的是精耕細作的小農。
伊豆的小規模農業
我們談到的小農有兩個概念，一個是指農業規模的大小，另一個是指基本不雇工，依靠家庭勞動力經營，或者也就是農業經濟學中的family farm（家庭農場）。家庭農場的特點就是基本依靠家庭成員的勞動，不雇工，不出租土地。但是同樣是家庭農場，規模有大有小，歐美的農業主要也是以家庭農場的形式，但他們的家庭農場規模就要大得多，動輒幾百上千公頃的生產。平時是農場主家庭自己進行勞動，但是到了收穫季節、農忙季節還是要請一些短工。
而日本的家庭農場規模就要小得多，基本上一家一戶什麼農活都可以完成。但即使這樣，這些國家畢竟比中國工業化程度高、進程早，所以儘管東亞國家基本都是以精耕細作的小農農業為基礎，但他們的規模還是比中國大。我記得上世紀90年代中國農戶的平均經營規模只有0.44公頃，他們的平均規模大概是4公頃左右，比我們要高出十倍，但和美國等農產品出口大國比起來還是小得多。
日本農民經營規模小，盈利自然不夠，這就造成日本農業的第二個特點，就是日本農戶的“兼業化”非常普遍，統計上日本的兼業農一度占到農戶的80%左右，遠遠超過專業農戶，而在兼業農中，以務農為副業的“第二兼業農”又多於以農為主業的“第一兼業農”。伊豆地區所在的靜岡縣農業的二兼化（第二兼業農化，即農業的副業化）更加嚴重，該縣統計上有6萬多農戶，農業從業者卻只有五萬多，每個農戶中種田的平均不到1人，而且這些人還不一定是全業種田。
這種小規模農業當然對日本經濟會有影響。大家都知道日本的農業是高補貼的，現在世界貿易問題上最大的問題就是農產品保護問題，整個農業基本是要靠保護政策維持。如果政策放開，日本很難和歐洲、美國的大農場進行農產品競爭。從現在看起來，保護貿易肯定是逐漸過時的，無論中日歐還是中日韓要搞自由貿易，甚至是被川普廢除的TPP，這些合作中日本首先要談的就是農產品貿易，沒有商量餘地。日本盡可能的要減緩農業保護壁壘的瓦解，但大趨勢是沒有辦法扭轉的。
日本現在的農業主要發展兩個方面，一是在數量和價格不佔優勢的前提下發揚其特色，打造精品。現在日本農產品品質的確很不錯，大家如果去過日本就會知道，在市場上，日本本國的產品都要比進口產品貴得多：美國牛肉便宜的不像話，但日本本土的近江牛與神戶牛，即所謂和牛價格就很高；其他的農產品也一樣，泰國米很便宜，日本本土生產的米就非常貴。還有就是從擴大規模的角度，原來的規模是不夠的，那麼小的規模，農業無法獲利——近幾年日本農場的規模也在不斷擴大，但即使是這樣農業獲利也有限，所以年輕人就不願意種田——這和中國是一樣的。我覺得在中國這個問題更加嚴重，中國人均耕地規模比日本還要小得多。我們考察過千葉、茨城（都是“首都圈”中人口稠密的縣）的農村，的確種田的都是年紀很大的人，但好像和中國農村下地的都是六七十歲的人相比，他們還沒那麼嚴重，四五十歲的還是比較多，但更年輕的就比較少。
農業規模擴大伴隨兩個現象，一是農地流轉政策放寬，土地向專業農戶集中，二是農村人口進一步遷居城市，鄉村人口減少。這本來是正面現象，有助於改變農業兼業化不斷加劇的困境。但對於流出地而言，人氣不足就是蕭條的體現了。
尤其是近20年日本國內產值停滯期，這種趨勢對國內的均衡發展形成了挑戰。在這個時期作為金融中心和國際化經濟總部集中地的東京附近仍然持續繁榮，外地各府縣卻景氣不振，出現了人口進一步向特大城市特別是首都圈集中的趨勢。連過去號稱“副都”的關西經濟中心大阪也把全國第二大城市的地位讓給了東京的外港、實際已與東京融為一體的橫濱市。靜岡縣也受到東京的吸引，人口負增長已經有9年的歷史。而該縣的人口減少又以伊豆半島為最——那裡的人不但受首都吸引，也受縣內大城市如靜岡和浜松的吸引。像下田這樣的旅遊勝地，如今的人口比1975年最高時已經減少三分之一，只剩下2.2萬人；而熱海的人口也從5萬多人減少到3.7萬。現在伊豆半島已經被日本有關部門列為“人口過疏”地區，正想方設法增加人氣。在日本這樣一個以人口稠密著稱的島國，在靜岡這樣一個全日本人口第七大縣，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大問題。
人口減少主要是因為兼業農戶放棄農業遷入城市，這不是壞事。但遷走的多是年輕人，留下的人口老齡化就更嚴重，即便在“老齡少子”已是全國趨勢的日本，伊豆半島也是首屈一指了。以伊東、下田二市為例，20歲左右的人口比重不到全國的一半，而60歲以上的人口比例卻比全國平均值高出很多。
後來都變成大都市，而日本那兩口當時都是小漁村，位置偏僻，遠離經濟腹地，後來發展也不大（下田更是如此，今天它只有兩萬多人）。看來日本幕府當時開國不僅比中國晚，格局也更小——這和當時迫使幕府開國的美國實力尚比英國小得多也有關。明治以後日本主動開放，整個國家都要“入歐”了，那兩個小口子也就不重要了。所以下田開埠在日本開國史上是件大事，但對伊豆當地的後來發展卻作用不大。直到現在，伊豆半島整個內部的經濟還是以農業漁業為主。書上說那裡的農業主要是種蔬菜，我們一路上也看到許多蔬菜大棚。但是，我覺得那裡最重要的特產應該是我們吃日餐經常用到的芥末——出芥末的植物日本人叫山葵。伊豆到處有人在種這種東西。山葵喜歡生長在山區清冽的溪水中，伊豆半島正好到處是這種環境。把山葵的辣根銼成細末（傳統上據說要用鯊魚糙皮來銼）就是芥末。這裡的“達摩芥末”是日本三大芥末品牌之一，到伊豆去很多人買的土產也是那玩意。“達摩芥末”產區有很多山中佛寺，周圍山水也充滿“佛性”，如著名的淨蓮滝（淨蓮瀑布）在淨蓮古寺邊，附近就都是山葵田。無怪乎禪宗祖師達摩被用作芥末品牌。這達摩芥末和我們在中國吃的不太一樣——我們在中國吃到的芥末，（當然也是日本芥末），味道非常沖，很多人吃不慣，伊豆那邊的芥末好像沒有那麼嗆人。當地人常常不是買芥末醬，而是買生的“辣根”，拿回去自己銼成末。不少“山葵店”就是專門賣這種東西的。這也是當地的名特農產品。
伊豆老齡化的根源
有關老齡化和社區衰落，我覺得不只是在伊豆，這是整個日本都有的現象。因為首先，日本農村地區在城市化過程中被普遍邊緣化了——全世界各國的工業化大概都存在類似的問題，而日本尤其突出。因為日本二戰後在美國佔領軍的主持下進行民主改革，其中的重要內容和中國是類似的，就是土地改革，復興小農制。
很多人往往以日本、韓國和臺灣地區做例子，證明“徹底的土改”，即廢除地主-佃農制而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小農制，是“東亞經濟奇跡”的不二法門。的確，這三個地方戰後都進行了大體類似的土改。就打擊地方強勢階層、推行基層民主的政治功能和改善鄉村貧富懸殊的社會問題而言，這些土改顯然是成功的。
但就經濟本身而言，起碼對於日本來說，如果把明治維新以來它的經濟崛起、基礎工業化和富國強兵都算作“奇跡”的一部分的話，那麼這卻是在地主制比舊中國還發達的條件下做到的。明治前的日本，政治上與中國秦以前類似，是封邦建國諸侯林立的“封建”制，經濟上也是類似我國商鞅變法前那種產權模糊的封地制，有人也叫領主制。那時日本的土地都屬於大大小小的“藩主”，他們對屬民而言既是主子又是“保護者”，屬民要向藩主“納貢”，藩主又向幕府納貢，藩幕統治者要拿走土地產出的37%左右。而藩主為“保護”屬民，規定土地不得買賣，農民不得離開土地。民間租佃關係因此很不發達。
明治改革在農業上的主要內容就是確立土地私有，自由買賣，國家向土地所有者頒發地契，並按地價的3%徵收“地租（實際是地稅，我國古代也是把地稅叫“地租”的，日本很多的說法實際是中國的古稱）”。這個改革就叫“地租改正”。因為這種“地租”並非中國近代民間佃戶交給地主的地租（中國的地租日本叫“小作料”），所以我國又有人把“地租改正”意譯為“土地稅改革”。
由於這個時候日本已經“廢藩置縣”不再有藩主，國稅性質的“地租”就取代了過去交給藩幕各級領主的“貢租”，而且具有了全國統一的稅率。更重要的是，過去土地是國有（天皇所有），按臣民的等級身份受封，土地交易困難，農民倒是不會“失去”土地，但他們也不能“離開”土地——他們實際是農奴。而明治時期的這一改革實質是土地私有化、農民自由化。通過“地租改定”，日本確立了土地私有制，土地流轉與農民流動都活躍起來。但由於原來政治性的封地本來就是按不平等的特權封的，現在私有化後私有土地的分配自然也是非常不平等，甚至比同一時期的中國更不平等。因為中國土地私有已經兩千年，經過兩千年的買賣當年的受封影響已經基本消失了。
這樣一來日本也出現了地主佃農（日本叫小作農）制，而且由於土地更集中，租佃率也更高。總的來講，改革前政府（藩幕）要拿走土地產出的37%，農民得到39%，其餘24%是民間地租。改革後政府（明治國家）只能拿到土地產出的10%（但比過去的貢租數額穩定，而且由於農業發展稅基擴大，明治政府從農業中得到的財政收入其實不少於過去的藩幕），農民只得到32%，份額也比改革前小，而地主所得則擴大到58%。顯然，這一改革主要有利於民間地主，主要是就以租佃制取代領地（份地）制，而這個改革對自耕農是有損害的。如果用我們現在的土改概念來套，明治的“地租改正”幾乎就是“反土改”，它不是取消、限制，而是大大發展了民間的地主制。改革的結果，地主所得成為民營工業的投資來源，租糧上市成為商品糧的供應者，無地農民成為工業的勞動力。無論這樣做在政治上社會上公平與否，但經濟上，明治以後日本就在這樣的狀態下搞成了工業化與“富國強兵”。所以，租佃制妨礙工業化之說，至少從日本看來是不成立的。
當然，我並不認為經濟發展不需要土改只需要民主。其實，土改與否、民主與否和經濟發展的關係都不是線性的和簡單化的，搞不搞前兩者也不能簡單地以一個經濟維度來評價。無民主有土改的臺灣兩蔣時代和韓國朴盧時代經濟騰飛，有民主無土改的菲律賓戰後初期經濟也很不錯。無民主也無土改（指打擊地主的土改）的明治日本和有民主也有土改的戰後日本都出現過“經濟奇跡”，而同樣無民主也無土改的馬科斯時代菲律賓經濟之糟糕卻與明治日本形成鮮明反差。印度獨立至今可以說一直是有民主無（激進）土改，但拉·甘地以前的計劃經濟之凋敝和此後的市場化改革時代之經濟繁榮也是差別明顯。
顯然，民主、土改都不能簡單地與經濟發展掛鉤，搞前兩者也不僅是從經濟考慮。租佃制即使不妨礙工業化，也未必就不需要改革。主要基於社會公平和民主改造的考慮，美國戰後在日本推行了土改。實行了自耕農制度。日本實行小農制和中國的土改不一樣，就只是平均地權。但是基本上還是確立了小農制度——為了維護小自耕農制度，長期以來日本在土地合併、地權轉移、土地租賣之類的問題上是有一些限制的，所以農場做不大，普遍都是小規模的農場。這一點是和歐美國家所謂商品化農業很不一樣。不光日本，整個東亞地區都是這樣，都是以小農為主，而且這個小農指的是精耕細作的小農。
伊豆的小規模農業
我們談到的小農有兩個概念，一個是指農業規模的大小，另一個是指基本不雇工，依靠家庭勞動力經營，或者也就是農業經濟學中的family farm（家庭農場）。家庭農場的特點就是基本依靠家庭成員的勞動，不雇工，不出租土地。但是同樣是家庭農場，規模有大有小，歐美的農業主要也是以家庭農場的形式，但他們的家庭農場規模就要大得多，動輒幾百上千公頃的生產。平時是農場主家庭自己進行勞動，但是到了收穫季節、農忙季節還是要請一些短工。
而日本的家庭農場規模就要小得多，基本上一家一戶什麼農活都可以完成。但即使這樣，這些國家畢竟比中國工業化程度高、進程早，所以儘管東亞國家基本都是以精耕細作的小農農業為基礎，但他們的規模還是比中國大。我記得上世紀90年代中國農戶的平均經營規模只有0.44公頃，他們的平均規模大概是4公頃左右，比我們要高出十倍，但和美國等農產品出口大國比起來還是小得多。
日本農民經營規模小，盈利自然不夠，這就造成日本農業的第二個特點，就是日本農戶的“兼業化”非常普遍，統計上日本的兼業農一度占到農戶的80%左右，遠遠超過專業農戶，而在兼業農中，以務農為副業的“第二兼業農”又多於以農為主業的“第一兼業農”。伊豆地區所在的靜岡縣農業的二兼化（第二兼業農化，即農業的副業化）更加嚴重，該縣統計上有6萬多農戶，農業從業者卻只有五萬多，每個農戶中種田的平均不到1人，而且這些人還不一定是全業種田。
這種小規模農業當然對日本經濟會有影響。大家都知道日本的農業是高補貼的，現在世界貿易問題上最大的問題就是農產品保護問題，整個農業基本是要靠保護政策維持。如果政策放開，日本很難和歐洲、美國的大農場進行農產品競爭。從現在看起來，保護貿易肯定是逐漸過時的，無論中日歐還是中日韓要搞自由貿易，甚至是被川普廢除的TPP，這些合作中日本首先要談的就是農產品貿易，沒有商量餘地。日本盡可能的要減緩農業保護壁壘的瓦解，但大趨勢是沒有辦法扭轉的。
日本現在的農業主要發展兩個方面，一是在數量和價格不佔優勢的前提下發揚其特色，打造精品。現在日本農產品品質的確很不錯，大家如果去過日本就會知道，在市場上，日本本國的產品都要比進口產品貴得多：美國牛肉便宜的不像話，但日本本土的近江牛與神戶牛，即所謂和牛價格就很高；其他的農產品也一樣，泰國米很便宜，日本本土生產的米就非常貴。還有就是從擴大規模的角度，原來的規模是不夠的，那麼小的規模，農業無法獲利——近幾年日本農場的規模也在不斷擴大，但即使是這樣農業獲利也有限，所以年輕人就不願意種田——這和中國是一樣的。我覺得在中國這個問題更加嚴重，中國人均耕地規模比日本還要小得多。我們考察過千葉、茨城（都是“首都圈”中人口稠密的縣）的農村，的確種田的都是年紀很大的人，但好像和中國農村下地的都是六七十歲的人相比，他們還沒那麼嚴重，四五十歲的還是比較多，但更年輕的就比較少。
農業規模擴大伴隨兩個現象，一是農地流轉政策放寬，土地向專業農戶集中，二是農村人口進一步遷居城市，鄉村人口減少。這本來是正面現象，有助於改變農業兼業化不斷加劇的困境。但對於流出地而言，人氣不足就是蕭條的體現了。
尤其是近20年日本國內產值停滯期，這種趨勢對國內的均衡發展形成了挑戰。在這個時期作為金融中心和國際化經濟總部集中地的東京附近仍然持續繁榮，外地各府縣卻景氣不振，出現了人口進一步向特大城市特別是首都圈集中的趨勢。連過去號稱“副都”的關西經濟中心大阪也把全國第二大城市的地位讓給了東京的外港、實際已與東京融為一體的橫濱市。靜岡縣也受到東京的吸引，人口負增長已經有9年的歷史。而該縣的人口減少又以伊豆半島為最——那裡的人不但受首都吸引，也受縣內大城市如靜岡和浜松的吸引。像下田這樣的旅遊勝地，如今的人口比1975年最高時已經減少三分之一，只剩下2.2萬人；而熱海的人口也從5萬多人減少到3.7萬。現在伊豆半島已經被日本有關部門列為“人口過疏”地區，正想方設法增加人氣。在日本這樣一個以人口稠密著稱的島國，在靜岡這樣一個全日本人口第七大縣，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大問題。
人口減少主要是因為兼業農戶放棄農業遷入城市，這不是壞事。但遷走的多是年輕人，留下的人口老齡化就更嚴重，即便在“老齡少子”已是全國趨勢的日本，伊豆半島也是首屈一指了。以伊東、下田二市為例，20歲左右的人口比重不到全國的一半，而60歲以上的人口比例卻比全國平均值高出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