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36歲轉行， 你敢嗎？
36歲時我做了一個決定， 把專業換過來。
我28歲博士畢業， 畢業後自己在專業（神經內科和神經科學）上一路順風， 因為從本科到碩士全部學神經科，
我30歲到32歲在國外， 33歲回到國內， 35歲又到國外， 因此到36歲回到國內面臨一個很大轉折：是在神經科繼續做下去還是轉行？
那時候， 有一個機會參加中德班（現在國內有名的德中心理研究院）組織的系統心理治療培訓。 它是從1997年起第一次做系統的培訓， 家庭治療、精神分析和行為認知治療， 連續三年， 每年兩次。 1997到1999年之間我參加了每次的中德班（除了成都那次我沒參加， 因為1998年我又去德國學心理治療了）。
從1987到1996年， 我基本是待在神經科裡， 即便第一次在國外的神經科臨床上和實驗室裡， 全部也是做神經科學研究。
當時我們科室是武漢同濟醫院（現華中科技大）附屬醫院， 是大學醫院， 神經科和精神科合在一起， 我是科室副主任， 因此要在神經科裡發展也可以發展得很好。 我的發展方向是腦血管病， 我的碩士導師、博士導師， 夫妻倆都是我的導師。
我的博士論文做的是神經心理， 跟心理掛鉤， 但偏神經科。 課題是腦袋裡受創傷以後會出現什麼樣的語法錯誤， 心理上有什麼樣的改變。 除了臨床的神經內科以外， 專業方向是腦血管病， 腦血管病的方向再進一步深入就是語言學方面的。
有時候我跟同寢室同學比較時會發現， 他在大學時就有一個想法，
但對我來說， 我的大學期間基本是玩過來的， 先玩樂器， 後來玩足球， 別人上課我基本就是在房間裡睡覺， 到下午4點鐘起來就到操場上玩球， 晚上倒是還算比較努力， 基本8點跑到教室裡。 那時候我們是全國醫學統考， 幾十門課都要過關， 過不了關連考研究生的機會都沒有， 也不會統一分配， 就算再調皮， 晚上也要坐到教室裡。
那時候武漢特別冷， 沒有暖氣， 都是穿著軍大衣扛著被子坐到教室裡， 學到晚上10點、11點。 照理說， 在大學醫院裡留校， 之後碩博連讀， 很快當科室老總，
參加中德班， 開始做心理治療那時候， 醫院領導撥款5萬塊， 在門診搭建了一個心理治療室， 就開動起來。 但這經常有矛盾， 因為你有神經科病人和管床病人， 又要在門診安心做精神分析。 因為剛學， 也模仿著國外老師做經典精神分析， 設計一個床， 病人躺在床上， 甚至1997、1998年就開始做團體動力性治療。 我記得， 在團體治療中有的病人拿筆向我扔過來， 當著其他病人的面表達憤怒， 還有人怒氣衝衝而去。
我的興趣越來越濃， 無法專注在兩個專業中。 從勞務分配來說別人也是有意見的， 如果你拿這個科室的錢， 可是卻沒有完成工作量，
2
我感興趣的是看上去很模糊的東西
醫療臨床上講究目的性， 診斷， 診斷清楚以後去做手術， 把症狀消除掉。 而我發現我感興趣的是看上去很模糊的， 診斷不是特別清楚， 治療效果看起來也不是特別好的。 這和我們接受的醫療訓練有很大不同。 後來我們知道， 在循證醫學裡， 理解症狀， 不認為症狀作為疾病要消除掉， 它認為理解症狀比消除症狀更加重要， 因為症狀是有意義的。 比如今天我看了一個病人， 14歲的女孩子， 診斷為躁狂、精神病， 摔東西、不配合， 跟她聊了以後發現是因為媽媽離婚， 一年前因為離婚失去了父親， 一年後因為母親再婚又失去了母親， 帶了一個人進來。她表面上是配合母親接受，一開始叫叔叔，後來又叫爸爸，那個叔叔的確對她不錯，可她內心是不願意的，內心中她只願意和媽媽待在一起。
今天查房時她說，我既然到這兒來了就說真話吧，我不喜歡他。我說你得病真是得的好，你一得病，媽媽就對繼父說，孩子病了，我們以後再說吧，你先不要來了。她說如果是這樣，我就永遠不出院了。這就是循證醫學理解的症狀。她有症狀，但你說症狀有多重呢？我們說繼發性疾病獲益，什麼意思呢？疾病症狀是有功能的。這個解釋當時德國人給我們做培訓時說的，我們很震撼。我就對人的精神產生了興趣。
這個過程，它和我們以前所學有很大的抵觸和相背。比如我的導師年齡很大退休時，我跟他說，你要退休了，要不要給我翻譯一下心理方面的材料，因為他德文、英文都很好，當然他最好的是俄文。過了三天他把材料扔給我了，“我看不下去，這全部是唯心的一套”。我們是職業認同的，它跟你的身份認同有關係，你做的事情是不是你喜歡做的事兒。
可以說，我早年的職業認同實際上是身份認同、社會認同的標誌。我早期考的研究生是外科，我喜歡外科，但沒有被錄取（那時要求有臨床經驗，我是學生考的），所以轉到了神經科，但年輕時並不知道自己喜不喜歡這個，得先有一個基礎做，學了神經科，通過博士答辯，逐漸產生了專業認同感，當了神經科醫生，而且還不錯。
因為神經科要是學得好，它其實是很有意思的，比如右邊癱瘓了，那就是左邊的大腦出了問題。如果解剖學得好，就像福爾摩斯探案一樣，眼睛怎麼偏、嘴巴怎麼偏，是周圍性面癱還是中樞性面癱，有可能會出現喉嚨吞咽不好，到底是腦幹的問題還是咽損的問題？它的定位非常清楚，也很有意思。但神經科和解剖給我的感覺是實體，似乎我對虛的東西（比如精神的、心理的）越來越感興趣，因此我是比較晚才明確自己喜歡什麼東西的那類人。
3
我是屬於比較晚的發了一下瘋
有的人很早就知道他要幹什麼，有的人很晚知道他要幹什麼，但這裡存在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他晚到什麼程度？比如我在36歲時才開始喜歡另外一個東西，這時候就存在角色轉換的問題，因為要捨棄你已有的一切可是需要勇氣的。
我在36歲到40歲之間開始進入到心理治療這一行，可我真正決定離開神經科醫生，甚至離開大學醫院，離開同濟這個系統是在42歲。這可是很大的決定。因為很多人調動工作，特別是在35歲到45歲之間調動工作可能是越調越好，要不然就是錢更多，位置更好，城市更好，而我是從大學醫院調到市一級醫院，從高幾倍的工資調到帳面工資很一般的地方，前途未蔔。
這是很矛盾的。有人說我42歲做的這個決定是中年危機的決定，你有問題了，你有毛病了！我們學界裡的曾某人，本科從同濟醫學院畢業，填了五個志願全部是“XXX精神衛生中心”。那時候，精神衛生中心的收費只有五毛錢，換句話說是一個鳥不拉屎的地方，別人都不願意去，一提武漢的六角亭都是瘋子住的地方，只有五個填志願的牌子，他非常清楚，他就屬於早就清楚知道自己想幹什麼的人。這麼多年來，你可以看到曾某人在國內非常有名望，原因就是他很早就一直在這行做。
我是屬於比較晚的發了一下瘋。說到底，是因為中年危機發的瘋，還是要克服中年危機發的瘋？我認為是後者。
至於為什麼喜歡這個而拋棄那個，我現在只說中年危機的一個結果，那就是你有沒有做決定的能力，這個決定指向你自己真正的喜好。這就屬於自我體驗的部分。有人說我喜歡這個東西沒有為什麼，就是喜歡，我就是要辭職，我就是要在中年時做其他嘗試，這當然是一種能力，也是一種中年的能力，有做決定的能力，有放棄的能力，他有勇氣去做一件事情和離開某件事情。
4
父親生病，我面臨的現狀是“模糊喪失”
我記得差不多也是36歲的樣子，從國外回來，父親得了重病。父親60歲退休，62歲中風，非常突如其來。父親非常活潑好動，是航海的船長，年輕時運動功能非常強，到過很多地方。60歲以後，一是技術特別好，所以很多人聘他。二是身體特別好。但突然有一次中風了，基本要躺在床上，即便活動也是非常困難的，這對他來說是極大的打擊，整個家庭也有非常大的格局改變，父母親不能再一起約著出去旅遊了，母親要照顧父親，但父親對越是貼身照顧的人越是不耐煩，因為他無法接受自己的疾病，所以在他生病到去世的17年間，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前五年基本就是不接受，老是在鍛煉，吃藥，覺得自己能恢復；第二個階段接受了，五到十年是接受階段，最後的兩年基本就是衰退、死亡的階段。
正好這段我在中年。有非常多的照顧任務，家裡都沒讓我照顧，沒打擾我，所以我可以很專心地做我的事情，照顧父親的事情全部由家人來做。
我面臨的第一個現狀是“模糊喪失”。模糊喪失的意思是，父親在你中年時已進入了疾病狀態，不再是以前那個父親了，他的身體還在，但精神不在了，他不斷地發脾氣，離家人越來越遠，逐漸沉入到自己的世界中，最後走向死亡。這是一個喪失的過程，可是在去世之前他逐漸喪失了。這是我們中國的現狀，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必須要照顧自己的父母，但在照顧過程中由於沒有社會條件的跟進，再沒有人搭手，時間、精力、金錢都要耗進去。而我，即便沒有參與很多照顧，也會存在照顧型內疚——父親在家躺著，你的工作特別忙，所有任務都交給自己的家人，他們對你沒有抱怨，你內心總有一種文化上跟孝順有關的聲音在說：“你是不夠孝順的”。
這種內疚感會讓你更加投入於工作，又會讓你更希望回家看望，但你會發現回家看望的心情可能不會那麼好，因為你看到父親的狀況一天天地衰老下去，你們之間也沒太多話可說了。一方面他表達能力受限，另一方面他的社會活動範圍變小，他能跟你談的就是多吃一點，又去哪兒了？很難跟你有交流，這也是一個特別讓人難以接受的哀悼。
我經常在外面跑，有時候會覺得父親身體好真是一個寶，因為在你關鍵的中年上升階段時能夠減少干擾。中年人現實壓力就是這麼大，再加上父母一得病，中年的確有非常多的危機。
總得來說，17年，從36歲到現在五十多歲，5年前父親去世雖然是一個很悲傷的事情，但也是這麼長時間哀悼的事情，大家能夠接受這個事實，但是在父親接近死亡時讓我對自己的醫學有很深的排斥感，讓我對心理學，特別是精神分析的理解，有了更多的親近感，職業認同上有了更多親近感。
一年以後，我岳父去世，他的身體是很好的，突然有一天去世，特別快。我岳父跟我專業上相通，他是中國第一批到德國拿到博士學位的，麻醉學博士。所以我在職業上跟岳父有很多認同，他突然離開也同樣給整個家帶來了非常大的影響，感覺就是兩家的重擔好像挑在了我的肩上，這是一個很大的改變。
5
壓力都變成了身體上的疾病
那個時候，轉換工作的壓力，岳父生病和去世的壓力都變成了身體上的疾病，這些身體發出的信號表明著你已經到了中年，身體開始走下坡路了。我記得一直為自己的身體感到自豪，小時候打籃球，以後踢足球，小學四年級就橫渡長江，身體特別好，從沒想過自己身體會有什麼問題。第一次身體出現問題是1994年在德國出了一次車禍，那場車禍中，兩個車子以250公里的速度對撞，當場就昏迷，7根肋骨折斷，有血胸水，但我只住院一個星期就出院了。當時很為自己感到自豪。現在回想起來，出院跟保險公司有關，因為是對方醉駕的責任，你住院越長，保險公司賠償就越多，所以保險公司和醫院達成協力廠商協定。
你住院時間越短，就說明你傷越輕，他出的錢就越少，因此一個星期院就出院了，但以後兩年，按中國中醫的說法，傷了胸膜，身體封閉的幾個腔有聯繫的儲藏之地，比如胸膜腔，我經常開玩笑說我做了三次手術，胸膜腔做了一次穿刺，打開了，骨膜腔也打開了（在德國的骨折），後來又做了一次腎囊腫的手術，腹腔也打開了，基本上元氣就消失殆盡了。身體會出狀況。
大概在40歲的時候，組織一個跟老外合作的專案，老外在合作過程中提出了激烈意見，當天晚上我就出現了嚴重頭疼。因為我是神經科醫生，所以出現嚴重頭疼時首先懷疑自己是刺激性疾病，蛛網膜下出血，描述就是突發的、爆炸樣的劇烈疼痛，這都指向腦蛛網膜下出血，但一檢查沒有任何問題。你的身體出狀況了！你的身體不僅出了器質性狀況，而且要比以前敏感得多，一個現實中的壓力會以高血壓、以劇烈頭痛的方式呈現出來，你沒有能力去反擊它，它會反擊到你的身體中來。
這給我一個提醒，在跟老外合作的過程中，或者作為成人在跟別人交談的過程中，必須要表達自己。我有一個經驗，中年之前我對人特別好（雖然也有脾氣），特別是對合作夥伴，但我後來發現你對他好他也不一定領情，所以如果你不能正確地表達自己，不敢表達和不敢做決定，那你的身體會受到攻擊。
我以自己中年發生的事情，親人的生病、去世，模糊喪失，再有自己身心的反應，以及自己比較晚的職業認同來反映中年危機可能的一些表現。而我度過中年危機，是通過做一個決定，並且這個決定現在看起來還不壞，完成了哀悼。可以說完成，也可以說部分完成，因為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還得感謝家人，有時候是這樣的，你的親人病得比較長，你費的勁兒比較大，但從另一個意義來講，Ta可能讓你有足夠的時間完成哀悼，因為在親人衰老、生病的過程中也意味著你會看到Ta無可避免走向生命終結，這個過程雖然很難受，但比那種突然離開（要好），有人說“長痛不如短痛”，這是指愛情的分離，對於疾病，對於親人的別離來說也許正好相反，就是短痛不如長痛，可能它會讓你慢慢完成哀悼的過程。
中國首個接地氣的中年危機心理課
本課程共計30講，持續更新中……
當中年危機不請自來，你渴望突圍，找到生命的新高地嗎？
現在，中國最優秀的心理學家邀你一起來解析、面對和轉化這場危機，
走過它，你將迎來屬於你的最好的時代。
講師
今天查房時她說，我既然到這兒來了就說真話吧，我不喜歡他。我說你得病真是得的好，你一得病，媽媽就對繼父說，孩子病了，我們以後再說吧，你先不要來了。她說如果是這樣，我就永遠不出院了。這就是循證醫學理解的症狀。她有症狀，但你說症狀有多重呢？我們說繼發性疾病獲益，什麼意思呢？疾病症狀是有功能的。這個解釋當時德國人給我們做培訓時說的，我們很震撼。我就對人的精神產生了興趣。
這個過程，它和我們以前所學有很大的抵觸和相背。比如我的導師年齡很大退休時，我跟他說，你要退休了，要不要給我翻譯一下心理方面的材料，因為他德文、英文都很好，當然他最好的是俄文。過了三天他把材料扔給我了，“我看不下去，這全部是唯心的一套”。我們是職業認同的，它跟你的身份認同有關係，你做的事情是不是你喜歡做的事兒。
可以說，我早年的職業認同實際上是身份認同、社會認同的標誌。我早期考的研究生是外科，我喜歡外科，但沒有被錄取（那時要求有臨床經驗，我是學生考的），所以轉到了神經科，但年輕時並不知道自己喜不喜歡這個，得先有一個基礎做，學了神經科，通過博士答辯，逐漸產生了專業認同感，當了神經科醫生，而且還不錯。
因為神經科要是學得好，它其實是很有意思的，比如右邊癱瘓了，那就是左邊的大腦出了問題。如果解剖學得好，就像福爾摩斯探案一樣，眼睛怎麼偏、嘴巴怎麼偏，是周圍性面癱還是中樞性面癱，有可能會出現喉嚨吞咽不好，到底是腦幹的問題還是咽損的問題？它的定位非常清楚，也很有意思。但神經科和解剖給我的感覺是實體，似乎我對虛的東西（比如精神的、心理的）越來越感興趣，因此我是比較晚才明確自己喜歡什麼東西的那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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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屬於比較晚的發了一下瘋
有的人很早就知道他要幹什麼，有的人很晚知道他要幹什麼，但這裡存在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他晚到什麼程度？比如我在36歲時才開始喜歡另外一個東西，這時候就存在角色轉換的問題，因為要捨棄你已有的一切可是需要勇氣的。
我在36歲到40歲之間開始進入到心理治療這一行，可我真正決定離開神經科醫生，甚至離開大學醫院，離開同濟這個系統是在42歲。這可是很大的決定。因為很多人調動工作，特別是在35歲到45歲之間調動工作可能是越調越好，要不然就是錢更多，位置更好，城市更好，而我是從大學醫院調到市一級醫院，從高幾倍的工資調到帳面工資很一般的地方，前途未蔔。
這是很矛盾的。有人說我42歲做的這個決定是中年危機的決定，你有問題了，你有毛病了！我們學界裡的曾某人，本科從同濟醫學院畢業，填了五個志願全部是“XXX精神衛生中心”。那時候，精神衛生中心的收費只有五毛錢，換句話說是一個鳥不拉屎的地方，別人都不願意去，一提武漢的六角亭都是瘋子住的地方，只有五個填志願的牌子，他非常清楚，他就屬於早就清楚知道自己想幹什麼的人。這麼多年來，你可以看到曾某人在國內非常有名望，原因就是他很早就一直在這行做。
我是屬於比較晚的發了一下瘋。說到底，是因為中年危機發的瘋，還是要克服中年危機發的瘋？我認為是後者。
至於為什麼喜歡這個而拋棄那個，我現在只說中年危機的一個結果，那就是你有沒有做決定的能力，這個決定指向你自己真正的喜好。這就屬於自我體驗的部分。有人說我喜歡這個東西沒有為什麼，就是喜歡，我就是要辭職，我就是要在中年時做其他嘗試，這當然是一種能力，也是一種中年的能力，有做決定的能力，有放棄的能力，他有勇氣去做一件事情和離開某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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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生病，我面臨的現狀是“模糊喪失”
我記得差不多也是36歲的樣子，從國外回來，父親得了重病。父親60歲退休，62歲中風，非常突如其來。父親非常活潑好動，是航海的船長，年輕時運動功能非常強，到過很多地方。60歲以後，一是技術特別好，所以很多人聘他。二是身體特別好。但突然有一次中風了，基本要躺在床上，即便活動也是非常困難的，這對他來說是極大的打擊，整個家庭也有非常大的格局改變，父母親不能再一起約著出去旅遊了，母親要照顧父親，但父親對越是貼身照顧的人越是不耐煩，因為他無法接受自己的疾病，所以在他生病到去世的17年間，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前五年基本就是不接受，老是在鍛煉，吃藥，覺得自己能恢復；第二個階段接受了，五到十年是接受階段，最後的兩年基本就是衰退、死亡的階段。
正好這段我在中年。有非常多的照顧任務，家裡都沒讓我照顧，沒打擾我，所以我可以很專心地做我的事情，照顧父親的事情全部由家人來做。
我面臨的第一個現狀是“模糊喪失”。模糊喪失的意思是，父親在你中年時已進入了疾病狀態，不再是以前那個父親了，他的身體還在，但精神不在了，他不斷地發脾氣，離家人越來越遠，逐漸沉入到自己的世界中，最後走向死亡。這是一個喪失的過程，可是在去世之前他逐漸喪失了。這是我們中國的現狀，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必須要照顧自己的父母，但在照顧過程中由於沒有社會條件的跟進，再沒有人搭手，時間、精力、金錢都要耗進去。而我，即便沒有參與很多照顧，也會存在照顧型內疚——父親在家躺著，你的工作特別忙，所有任務都交給自己的家人，他們對你沒有抱怨，你內心總有一種文化上跟孝順有關的聲音在說：“你是不夠孝順的”。
這種內疚感會讓你更加投入於工作，又會讓你更希望回家看望，但你會發現回家看望的心情可能不會那麼好，因為你看到父親的狀況一天天地衰老下去，你們之間也沒太多話可說了。一方面他表達能力受限，另一方面他的社會活動範圍變小，他能跟你談的就是多吃一點，又去哪兒了？很難跟你有交流，這也是一個特別讓人難以接受的哀悼。
我經常在外面跑，有時候會覺得父親身體好真是一個寶，因為在你關鍵的中年上升階段時能夠減少干擾。中年人現實壓力就是這麼大，再加上父母一得病，中年的確有非常多的危機。
總得來說，17年，從36歲到現在五十多歲，5年前父親去世雖然是一個很悲傷的事情，但也是這麼長時間哀悼的事情，大家能夠接受這個事實，但是在父親接近死亡時讓我對自己的醫學有很深的排斥感，讓我對心理學，特別是精神分析的理解，有了更多的親近感，職業認同上有了更多親近感。
一年以後，我岳父去世，他的身體是很好的，突然有一天去世，特別快。我岳父跟我專業上相通，他是中國第一批到德國拿到博士學位的，麻醉學博士。所以我在職業上跟岳父有很多認同，他突然離開也同樣給整個家帶來了非常大的影響，感覺就是兩家的重擔好像挑在了我的肩上，這是一個很大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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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都變成了身體上的疾病
那個時候，轉換工作的壓力，岳父生病和去世的壓力都變成了身體上的疾病，這些身體發出的信號表明著你已經到了中年，身體開始走下坡路了。我記得一直為自己的身體感到自豪，小時候打籃球，以後踢足球，小學四年級就橫渡長江，身體特別好，從沒想過自己身體會有什麼問題。第一次身體出現問題是1994年在德國出了一次車禍，那場車禍中，兩個車子以250公里的速度對撞，當場就昏迷，7根肋骨折斷，有血胸水，但我只住院一個星期就出院了。當時很為自己感到自豪。現在回想起來，出院跟保險公司有關，因為是對方醉駕的責任，你住院越長，保險公司賠償就越多，所以保險公司和醫院達成協力廠商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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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在40歲的時候，組織一個跟老外合作的專案，老外在合作過程中提出了激烈意見，當天晚上我就出現了嚴重頭疼。因為我是神經科醫生，所以出現嚴重頭疼時首先懷疑自己是刺激性疾病，蛛網膜下出血，描述就是突發的、爆炸樣的劇烈疼痛，這都指向腦蛛網膜下出血，但一檢查沒有任何問題。你的身體出狀況了！你的身體不僅出了器質性狀況，而且要比以前敏感得多，一個現實中的壓力會以高血壓、以劇烈頭痛的方式呈現出來，你沒有能力去反擊它，它會反擊到你的身體中來。
這給我一個提醒，在跟老外合作的過程中，或者作為成人在跟別人交談的過程中，必須要表達自己。我有一個經驗，中年之前我對人特別好（雖然也有脾氣），特別是對合作夥伴，但我後來發現你對他好他也不一定領情，所以如果你不能正確地表達自己，不敢表達和不敢做決定，那你的身體會受到攻擊。
我以自己中年發生的事情，親人的生病、去世，模糊喪失，再有自己身心的反應，以及自己比較晚的職業認同來反映中年危機可能的一些表現。而我度過中年危機，是通過做一個決定，並且這個決定現在看起來還不壞，完成了哀悼。可以說完成，也可以說部分完成，因為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還得感謝家人，有時候是這樣的，你的親人病得比較長，你費的勁兒比較大，但從另一個意義來講，Ta可能讓你有足夠的時間完成哀悼，因為在親人衰老、生病的過程中也意味著你會看到Ta無可避免走向生命終結，這個過程雖然很難受，但比那種突然離開（要好），有人說“長痛不如短痛”，這是指愛情的分離，對於疾病，對於親人的別離來說也許正好相反，就是短痛不如長痛，可能它會讓你慢慢完成哀悼的過程。
中國首個接地氣的中年危機心理課
本課程共計30講，持續更新中……
當中年危機不請自來，你渴望突圍，找到生命的新高地嗎？
現在，中國最優秀的心理學家邀你一起來解析、面對和轉化這場危機，
走過它，你將迎來屬於你的最好的時代。
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