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仁宗嘉祐二年（西元1057年）， 天下士子雲集京城。 他們絕不是為了嘗嘗正宗的開封菜， 而是為了博取魚躍龍門的良機——參加禮部進士科考試，
時年21歲的蘇軾便在此次應試中高中榜眼， 一舉成為北宋政界、學界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
蘇軾這篇命題作文一出世， 便伴生許多為人津津樂道的文壇佳話。 如主考歐陽修誤以為此文是其弟子曾鞏之作，
本文雖是蘇軾臨場應試而作， 卻不失為論證賞罰寬嚴之道的名篇， 從中亦可窺見青年蘇軾的法學思想。 此文之大意有三：
一是論證為何應當“賞疑從與， 罰疑從去”。 上古聖君以忠厚德行對待百姓， 賞善並“歌詠嗟歎”、勉勵良善之人善始善終， 罰惡但同情勸解、幫助作惡之人棄惡自新。 在堯當政時， 皋陶準備處決一個犯人，
二是闡述如何“賞罰”才為“忠厚之至”。 “古賞者不以爵祿， 刑不以刀鋸”。 因為， 賞以爵祿、刑之刀鋸的範圍， 都非常有限。 天下善行不可能逐一被賞賜， 爵祿也不足以用來勸勉所有人向善；天下惡行也不可能一一被懲罰，
三是指明實現“忠厚”之道的基本法則。 君子制止禍亂其實別無他法， 也不過是控制個人喜怒， 使其不失仁厚罷了。 《春秋》的大義原則也是立法貴在嚴厲而處罰貴在從寬， 按照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 這也是忠厚到了極點。
此文區區六百餘字， 卻飽含著極其深奧的法哲學思想， 諸如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法的懲罰與教育作用、法本身的功能限制、有利於被告人的原則等現代法學理念都可從中看到思想的火花， 其文采、內涵均可視之為古代法學論文的經典之作。
然而， 此時的蘇軾畢竟還只是一位滿懷激情、求取功名的熱血青年， 距離那位歷盡世事滄桑、宦海沉浮的東坡居士還相去甚遠。 此文中雖有法的思維， 但仍舊以“仁”為核心。 蘇軾所指封建統治者“刑賞忠厚之至”的實踐標準， 恐怕與柏拉圖所期望的“哲學王”也無多大差距。 這篇過於理想化、學理化的雄文， 終究難以成為經世致用的良策。 筆者自問無法望東坡先生之項背， 但對此文之不足略有所感， 斗膽言之， 此文之弊有三：
其一， 機械分割“賞與罰”。 蘇軾主張慎罰而厚賞便是仁德， 殊不知“賞罰”乃是一體。 公權力執“賞罰”二柄， 對於社會成員權利義務的授予與剝奪， 都會影響到彼此對應的利益格局和社會關係。 在實現分配正義時， 整體資源的“蛋糕”有限，於此處多予一塊，於彼處則少得一塊；在實現矯正正義時，既有利益狀態必須調整，於此處寬縱一分，於彼處則受損一分。
因此，“賞與罰”均是雙刃之劍，個中權衡之道並不是“賞疑從與、罰疑從去”這一句話所能涵蓋的。更何況蘇軾也在文中指出，“刑賞”之功本就不能及於世間一切善惡，適用範圍更加有限的“慎罰厚賞”豈能解決芸芸眾生千奇百怪的世事紛爭。
特別是當今之世，社會聯繫日趨緊密，社會衝突錯綜複雜，更不能依賴單純的“慎罰厚賞”之法來化解社會問題。諸如當前許多備受關注的刑事案件以及背後隱含的社會問題，也不是片面地“慎罰厚賞”便能解決的。
其二，未能區分“法與情”。 此文兩個典故不僅在真實性上有問題，在證明力上也不足以佐證其論點，反倒證明了堯之“賞罰”乃一斷於情、而非一斷於法。
皋陶三次言殺之人、必有其罪，而堯三次言赦的緣由卻不得而知。如堯對判定此人死罪有疑問，何不言明何疑之有、讓皋陶去查明事實再依法而定？如果事實不清不應處死、皋陶還三次言殺，便是皋陶濫殺罪不當死之人，後人只會覺得皋陶殘暴、又怎會讚揚皋陶的公正嚴明？如果罪證確鑿且其罪當誅、執法官還一再堅持，便是堯放縱該當死罪之人，後人只會認為堯枉法，又豈能推崇堯的仁德？蘇軾說此事最終讓“天下人畏懼皋陶執法的堅決而喜愛堯用刑的寬大”，這其中的矛盾實在讓人費解！至少，我們弄不清楚文中的“罰疑從去”，其“疑”究竟是疑於事、疑於情、還是疑於法？
鯀（到舜當政時系遭放逐的“四凶”之一）曾有違抗命令、殘害族人的過錯，四方諸侯向堯舉薦了鯀，而堯明知鯀是“帶病提拔”，仍答應“試之”，堯確有“賞疑從與”的胸襟。但其賞是礙于四方諸侯的“情面”，還是看重鯀的某些優點？堯讓曾有過錯的鯀感受到了仁德，但是否會讓奉公守法卻不能被“試以重任”的其他部眾感到不公？自古文人都以吏治為國家治理之本，此舉似乎不僅難以褒揚，反而還有濫施仁德之嫌。
因此，堯之行事重情而亂法，或偶有賢明之舉，終難免個人的意識局限甚至恣意妄為，不能成為萬世效仿之楷模。
其三，忠厚之法“理想化”。蘇軾認為“君子制止禍亂其實別無他法，也不過是控制個人喜怒，使其不失仁厚罷了”，但控制個人喜怒，在具體案件中公正賞罰，說來容易做來難。人之喜怒本就無常，賞罰尺度也難以平衡。故而，公平公正的社會不能僅靠“哲學王”的道德自律來營造，還是需要靠制度設計、靠法治構建作為基礎。筆者在此依舊聯想到最近的一些熱點案件，記得我國有位知名刑法學家曾提出一個刑法學“專業槽”的概念，筆者深感贊同。刑法學乃至一切法律學科、甚至所有司法案件都有一個“專業槽”，不是任何人都可隨意過來“啄把米”的。司法需要監督，司法也需要尊重、需要信任，這應成為全社會的基本共識。因為，尊重和信任司法，也是在尊重和信任法律，更是尊重和信任我們共同生活的“最高契約”。
司法也不是蘇軾所言“立法貴在嚴厲而處罰貴在從寬”這樣簡單。司法從來都不主張理想主義，要嚴格依法，但不可期望每一起案件都人人點贊、彪炳史冊；司法更不崇尚“浪漫主義”，要勇於擔當，但不可奢望通過審理一個案件便能解決所有相關的社會問題。“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便是對法律人“刑賞忠厚之至論”的最佳注解。
北宋神宗元豐三年（西元1080年），蘇軾被貶至黃州，他在《答李之儀書》中曾說自己年輕時“讀書作文，專為應舉而已”，因科考而作了些“妄論厲害，攙說得失”的文章。以蘇軾的風骨，此言應是在真心地反思應試之作的優劣。北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西元1101年），在海南遇赦北返的蘇軾寫下“總結人生”的千古名句“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在這個“也無風雨也無晴”的時候，不再“老夫聊發少年狂”的東坡居士，不知將會如何評鑒當年“賞疑從與，罰疑從去”的“法學思想”？心中又會萌生何種至高境界的“刑賞忠厚之至論”？
整體資源的“蛋糕”有限，於此處多予一塊，於彼處則少得一塊；在實現矯正正義時，既有利益狀態必須調整，於此處寬縱一分，於彼處則受損一分。因此，“賞與罰”均是雙刃之劍，個中權衡之道並不是“賞疑從與、罰疑從去”這一句話所能涵蓋的。更何況蘇軾也在文中指出，“刑賞”之功本就不能及於世間一切善惡，適用範圍更加有限的“慎罰厚賞”豈能解決芸芸眾生千奇百怪的世事紛爭。
特別是當今之世，社會聯繫日趨緊密，社會衝突錯綜複雜，更不能依賴單純的“慎罰厚賞”之法來化解社會問題。諸如當前許多備受關注的刑事案件以及背後隱含的社會問題，也不是片面地“慎罰厚賞”便能解決的。
其二，未能區分“法與情”。 此文兩個典故不僅在真實性上有問題，在證明力上也不足以佐證其論點，反倒證明了堯之“賞罰”乃一斷於情、而非一斷於法。
皋陶三次言殺之人、必有其罪，而堯三次言赦的緣由卻不得而知。如堯對判定此人死罪有疑問，何不言明何疑之有、讓皋陶去查明事實再依法而定？如果事實不清不應處死、皋陶還三次言殺，便是皋陶濫殺罪不當死之人，後人只會覺得皋陶殘暴、又怎會讚揚皋陶的公正嚴明？如果罪證確鑿且其罪當誅、執法官還一再堅持，便是堯放縱該當死罪之人，後人只會認為堯枉法，又豈能推崇堯的仁德？蘇軾說此事最終讓“天下人畏懼皋陶執法的堅決而喜愛堯用刑的寬大”，這其中的矛盾實在讓人費解！至少，我們弄不清楚文中的“罰疑從去”，其“疑”究竟是疑於事、疑於情、還是疑於法？
鯀（到舜當政時系遭放逐的“四凶”之一）曾有違抗命令、殘害族人的過錯，四方諸侯向堯舉薦了鯀，而堯明知鯀是“帶病提拔”，仍答應“試之”，堯確有“賞疑從與”的胸襟。但其賞是礙于四方諸侯的“情面”，還是看重鯀的某些優點？堯讓曾有過錯的鯀感受到了仁德，但是否會讓奉公守法卻不能被“試以重任”的其他部眾感到不公？自古文人都以吏治為國家治理之本，此舉似乎不僅難以褒揚，反而還有濫施仁德之嫌。
因此，堯之行事重情而亂法，或偶有賢明之舉，終難免個人的意識局限甚至恣意妄為，不能成為萬世效仿之楷模。
其三，忠厚之法“理想化”。蘇軾認為“君子制止禍亂其實別無他法，也不過是控制個人喜怒，使其不失仁厚罷了”，但控制個人喜怒，在具體案件中公正賞罰，說來容易做來難。人之喜怒本就無常，賞罰尺度也難以平衡。故而，公平公正的社會不能僅靠“哲學王”的道德自律來營造，還是需要靠制度設計、靠法治構建作為基礎。筆者在此依舊聯想到最近的一些熱點案件，記得我國有位知名刑法學家曾提出一個刑法學“專業槽”的概念，筆者深感贊同。刑法學乃至一切法律學科、甚至所有司法案件都有一個“專業槽”，不是任何人都可隨意過來“啄把米”的。司法需要監督，司法也需要尊重、需要信任，這應成為全社會的基本共識。因為，尊重和信任司法，也是在尊重和信任法律，更是尊重和信任我們共同生活的“最高契約”。
司法也不是蘇軾所言“立法貴在嚴厲而處罰貴在從寬”這樣簡單。司法從來都不主張理想主義，要嚴格依法，但不可期望每一起案件都人人點贊、彪炳史冊；司法更不崇尚“浪漫主義”，要勇於擔當，但不可奢望通過審理一個案件便能解決所有相關的社會問題。“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便是對法律人“刑賞忠厚之至論”的最佳注解。
北宋神宗元豐三年（西元1080年），蘇軾被貶至黃州，他在《答李之儀書》中曾說自己年輕時“讀書作文，專為應舉而已”，因科考而作了些“妄論厲害，攙說得失”的文章。以蘇軾的風骨，此言應是在真心地反思應試之作的優劣。北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西元1101年），在海南遇赦北返的蘇軾寫下“總結人生”的千古名句“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在這個“也無風雨也無晴”的時候，不再“老夫聊發少年狂”的東坡居士，不知將會如何評鑒當年“賞疑從與，罰疑從去”的“法學思想”？心中又會萌生何種至高境界的“刑賞忠厚之至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