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編語：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不斷開放， 外資入股我國銀行業已不是新鮮事。 但是每一次入股的過程， 都會引起一場關於“是否賤賣”的爭論。 然而我們不能僅停留在爭論之中， 要學會看清爭論背後反映出來的問題， 讓這場爭論變得有意義。
外資入股中國銀行業在2005年以來的中國金融市場開放中， 成為最為引人注目的市場動向之一。 在2005年一年中進入中國銀行業市場的外資， 幾乎是此前10年的總和。 這促使中國的銀行市場日益成為一個開放的、並且經營管理能力正在現在與國際接軌的市場。 不過， 在開放的過程中， 如同韓國和日本等國的銀行市場開放中所遇到的一樣， 中國銀行業的開放同樣遇到是否“賤賣”、是否威脅到民族金融業安全等一系列的質疑。
我們認為， 這種質疑對於矯正中國銀行業改革開放中可能出現的失誤， 促進銀行業的健康發展顯然是有積極的作用的，
因此， 對於外資入股銀行業， 不應當僅僅停留在賤賣與否的、帶有情緒色彩的爭論上， 而應當把這一爭論引入到監管與制度結構改進等範疇中。
一、外資進入中國銀行業主要路徑的轉換——兩種路徑的回顧
1、外資銀行在華開設分支機搆增速放緩
外資銀行進入中國的可選擇路徑大致有四種：成立外資獨資銀行；在中國開辦獨立的分支機搆；購買並持有中國國內銀行機構的股份；與中方合資建立新的銀行。
從目前的情況看， 外資銀行進入中國主要形式曾經是在中國開設分支機搆， 包括設立分行和代表處。 截至2005年10月末， 共有20個國家和地區的71家外國銀行在中國設立了238家營業性機構， 另有40個國家和地區的173家銀行在中國23個城市開設了238家代表處。 外資銀行在華資產總額845億美元， 占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資產總額2%左右；其中在華分支行資產總額795億美元， 占外資銀行在華總資產94%。 （根據劉明康主席2005-12-5在國務院新聞發佈會上的發言整理）
自2001年底外資銀行進入中國銀行市場以來， 其資產擴張速度一度在2004年第一、二季度有過23.1%和34.7%的猛增，
2、外資入股中國銀行業顯著加速， 成為進入中國銀行業的新主要路徑
從1996年亞洲開發銀行首次入股光大開始， 外資入股中資銀行歷經了10個年頭， 其間有16家中資銀行接受了19家外資金融機購不同程度的入股。 隨著中國政府逐步放開外資進入中國市場的限制， 這一腳步如今越走越快， 2005年初至今， 共有17家外資金融機構入股10家中資銀行， 來勢洶湧。 外資入股中資銀行已成為國外大型銀行金融集團進入中國的首選方式。
外資入股中國銀行業的發展過程中， 被入股銀行由中小股份制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 逐步擴展到國有銀行；入股比例不斷提高；入股步伐加快。
截至2005年6月末， 外資入股中國銀行業後獲得的股權約為65億美元。 而2005年下半年，建行、中行和工行幾家國有銀行引進戰略投資者投資總額約為100億美元，超過自1996年至2005年上半年以來10年時間中外資入股中國銀行業總額的1.5倍，加速趨勢顯著。截至2005年10月末，已有22家境外投資者入股17家中資銀行，外資投資金額已超過165億美元，占國內銀行總資本的15%左右。
顯然，在外資不斷進入中國銀行業的情況下，外資銀行大規模在華開設分支機搆自主經營的勢頭有所減退，取而代之的主要路徑是購買並持有中國國內銀行機構的股份。
外資入股中資銀行之所以逐漸成為外資進入中國銀行業的首選路徑，除了外資銀行看好中國市場的發展潛力和投資環境外，在WTO的保護過渡期外資通過入股中資銀行可以規避法規對外資銀行網點和業務領域的限制，同時可以利用中資銀行積累的客戶資源，通過入股，從地域、業務範圍和客戶群三個維度更廣泛地深入中國市場。另外，2005年是對外資銀行全面放開中國銀行服務市場之前的最後一個過渡年，搭乘末班車搶佔有利市場競爭位置是外資選擇時機集中入股的重要因素。
二、外資入股迅猛引發的爭論及其理論原因
1.國有銀行股權“賤賣貴賣”之爭實質上是監管制度和金融市場差異導致的
從市場演變的趨勢看，交行、建行IPO市淨率高於上市前對外資銀行招股市淨率引發了“賤賣”的爭論；也有一些海外媒體認為中資銀行機制多弊，不良貸款率高，提出了截然相反的外資入股中資銀行是一場新的“豪賭”的觀點。
實際上，因為不同的機構因對各種資訊掌握的差別，可能對同一資產的未來收益，作出大相徑庭的預期，這就導致心理定價的巨大差異。由於有買賣雙方的討價還價，最後實現的那個交易價格，一般不可能是各種預期中的最大值或最小值，因此總是可能有持更高預期的人說這個交易是“賤賣”，持更低預期的人說這個交易是“貴賣”，實際上不僅在銀行業，在其他行業同樣存在。
對於資產流動性強的金融業定價時一般參考境外銀行上市與股權並購價格，對市淨率（P/B）做橫向比較，但是作為定價依據的尺度，包括會計準則、會計資訊的準確性等方面國內外是不同的，因此，因為對於淨資產的核算方法不同，導致估值缺乏直接比較的基礎。由於外資銀行通常依據的是國際會計準則（IAS或GAAP），和國內會計準則的差別體現在不良資產分類、撥備等多個方面。長期以來，原來中國的銀行並未嚴格建立起以風險為基礎的五級貸款分類制度，亦往往沒有嚴格進行相應的撥備提取，因此帳面淨資產往往並不能反映銀行的真實財務狀況。受歷史影響，諸多的中國銀行一般僅對貸款和應收賬款的1%提取一般準備金，對不良資產的撥備遠低於國際標準。雖然中資銀行已經在不良貸款、資本充足率上有所改善，但有些會計資訊的處理還是不準確的。在盡職調查時，外資銀行要求會計人員對銀行的資產進行核實，對存在風險的資產要嚴格計提準備金，這使得中資銀行在會計制度上一度存在的缺口得以，最終造成比中資銀行估計低的定價。
對於銀行股權轉讓的溢價沒有成熟的參考標準。銀行股權出售價格受賣方策略，買方自身特徵和市場定位的影響，差異性很大。從現有的交易情況看，外資入股中資銀行市淨率整體上在1.1倍到1.8倍之間，其中最低的是美國銀行入股建行的1.15倍，最高的是恒生銀行入股興業銀行的1.8倍。儘管國有商業銀行的網路、品牌和信用度的價值未體現在股權溢價之上，而對等的外資戰略者的無形資產價值也沒有計算。按照規定，外資入股上限不可超過25%，相對而言是小股東對公司控制力較弱，根據國際經驗，收購少數股權是應該享受折價的。投資者入股面臨三年的戰略鎖定期，比IPO低的進入價包含了對流動性風險的補償，同時，在外國投資者看來，中國銀行業的一些制度性的缺陷導致中國的銀行業在估值時面臨諸多“制度性折扣”，以銀行上市後的股價來比照戰略投資者入股定價是否過低並不科學。
因此，國有銀行股權“賤賣貴賣”之爭實際上是一個十分表面的問題，而定價差異實際上是監管制度、會計制度的差異等導致的。根本性的問題是監管機構如何完善對外資入股中資銀行的監管制度，銀行如何真正做好公司治理。
2.誰在威脅金融安全
在外資大舉進入中國銀行業市場時，也有人認為銀行業引進外資威脅了中國的金融安全，這實際上是國有銀行賤賣論的延續。
實際上，外資銀行是否會威脅所在國的金融安全，要看准入的外資銀行是否依賴于所在國的經濟增長，是否依賴于所在國的金融市場。依賴性強的外資銀行會從所在國的經濟發展中受益，當所在國經濟出現問題時，往往會積極地配合解決問題。同時，這也與外資銀行的資產負債結構、對本幣的依賴程度等密切相關。因此監管機構在外資准入政策上是有可為的，要重點選擇那些可能在經濟出現波動時能夠發揮積極穩定作用的銀行進入中國市場。
從理論上說，外資入股給中國銀行業帶來了利益共用者的同時也成為了中國金融體系的風險共擔者。大量關於金融危機的研究發現，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一國金融體系的效率和穩健性與其開放度顯著正相關。世界上最發達和最富效率的金融體系往往是是國際化程度最高的金融體系，如中國香港、新加坡、英國、瑞士和盧森堡等。而大部分發生過金融危機的國家，在危機前都曾採取了排斥和限制外資金融機構的金融法規和政策，危機後這些國家加快金融重組步伐，更大程度地開放了金融體系，例如日本、韓國、墨西哥和阿根廷等。以韓國為例，199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韓國由世界上最具保護本國金融機構色彩的金融政策轉變為開放、自由的方針，外資參與度不斷上升。到2005年，韓國最大的兩家銀行——國民銀行和新韓銀行外資持股比例分別達到了75%和85%，前七家大銀行中的六家由外資控股。由於與中國有著類似的金融開放過程和東亞文化背景，外資的大舉進入在韓國國內引發了與我們今天類似的關於金融安全的爭論。
對於中國的金融安全威脅最大的，實際上是持續浪費公眾儲蓄、製造不良資產的落後銀行體系。2005年6月末，中國外資銀行貸款餘額為3354億元，占金融機構貸款餘額的比率為1.69%；存款餘額1733億元，占金融機構存款餘額的比率為0.63%；不良貸款餘額為32.5億元，不良貸款率為1.15%。[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王新華、戴光輝《在華外資銀行解讀》]可見外資銀行業務比例非常低，我們防範金融風險應將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中資銀行擁有的99.37%的公眾儲蓄如何通過更為有效的方式和管道，投放到最具活力的企業、地區和金融產品的問題上。
從資金來源說，按照8％的資本充足率計算，外資入股涉及到的是8％的資本部分，這當然十分重要，但是更為重要的，是資本金之外的92%左右的資產的配置效率問題。如果能夠通過開放和改革，不斷提高整個銀行體系的資產回報水準和股本回報水準，降低不良貸款比率，進行低成本融資，這才是最大的金融安全。只有真正能夠把銀行業做強、做健康，使它的競爭力提高，才有助於國民經濟的最大利益和安全、穩定。如果通過引入戰略投資者，能夠為形成一個良好的銀行體系帶來積極因素，則是我們所期望的。
三、超越賤賣論，推進金融改革的深化
不論是“賤賣論”還是“威脅論”，值得肯定的一點，在於對民族金融體系的關注，對本土金融市場發展的期望。實際上，在對外資大規模開放的同時，中國同樣應當推進對內資開放銀行市場，在開放的過程中保護民族金融業的利益。這是這種爭論值得肯定的地方。
到目前為止，內資進入銀行市場還往往遇到這樣或者那樣的障礙，值得進一步改革。一些海外的戰略投資者所表現出來的短期投機行為，也促使我們應當關注這些以優惠的條件獲得中國銀行業股權的戰略投資者是否真正發揮了戰略投資者應當發揮的積極作用，或者說，應當經常對這些戰略投資者所可能發揮的作用進行及時動態的評估。
不過，無論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還是經濟全球化的經驗都表明，以開放推動改革往往在內部相互制衡改革難以深化時，往往能夠取得令人滿意的效果。在入股逐漸成為外資進入中國銀行業主要路徑的環境下，外資銀行在中國金融市場中由裝點式的角色升級為市場的參與者、競爭者，真正有價值的問題是如何對外資持續、有效地進行監管。
對監管當局來說，應當學會在開放的條件下如何運用市場化的手段既保護民族金融業，同時又能夠吸引先進的外資銀行的經營管理經驗。在入世保護期將滿之際，中國對WTO金融開放的各項承諾履行良好，WTO規定中存在的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原則要求監管機構保護好中資銀行業在網點、客戶、業務、人才等方面既有的競爭資源，慎用自主開放（AL），例如不必盲目單方面提高外資入股的比例上限。如果輕易為某家銀行破例突破外資入股比例上限，根據最惠國待遇原則，其他外資銀行也有權入股更高份額。參照國際經驗，許多國家對外資持股國內銀行比例都有上限規定，值得我們借鑒。
同時，監管機構也需要考慮如何重點保護中國本土的銀行業零售業務市場。零售業務具有增長迅速、收益穩定特點，市場空間巨大，目前已經成為不少銀行的主要利潤增長點質疑，也是目前外資銀行最願意投資拓展的領域之一。但是從開放程度比較，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銀行業的零售市場的開放程度甚至高於許多發達國家。國外許多監管當局對本國的零售市場都有所保護，如美國要求，外國銀行的分支機搆如果要在美國經營零售業務，需要參加美國的存款保險；但是，美國的存款保險機構則規定，分支機搆不能參加美國的存款保險。這就把許多外資銀行隔離在美國的零售市場之外，同時就迫使外資銀行只能通過購買美國的銀行才能開展此業務。
對外資銀行來說，加強對中國金融市場的研究更為重要。從已有的外資入股中國銀行業的情況看，部分國外投資者在中國銀行業過早的投資行動現在成了束縛。這些先行者早先已參股其他小銀行，並與之簽訂排他性條款，待新的商業銀行開始引資時，可能就會受到限制。另外，一些國際的商業銀行本身在中國已有多家分行，如果繼續大規模參股新的銀行，不符合監管機構“競爭回避”的引資原則。事實上，從目前的引資結果不難看出，凡是在中國有大量分支機搆或參股小銀行的國際大銀行往往都未能參股大銀行，參股中行的蘇格蘭皇家銀行、淡馬錫，參股建行的美洲銀行都是在中國網點極少、業務發展不多的銀行。值得指出的時，在外資銀行準備大舉進入中國市場之前，應加強對中國政策和市場的研究，特別要注重提供中國市場所需所欠缺但是又急需的金融服務、金融產品等的研究。外資銀行需清楚符合中國金融市場發展策略的外資金融機構在市場准入等方面才會在未來得到扶持。特別是對於目前中資銀行沒有從事或者是沒有能力從事但市場又迫切需要的銀行產品和服務領域，如各類避險金融衍生產品，包括期權、期貨和各類外匯遠期產品，保理和金融產品定價服務等領域，中國金融監管當局非常希望一些有資質的外資銀行企業進來填補空白；同時，在一些中國政府區域經濟發展戰略中重點扶持的地區，外資銀行也會有很多商業機會。在這方面，東亞銀行首先在西安設立分行就是一個非常成功的例子。（完）
作者：巴曙松
（本文摘編自《從產業轉型到金融轉型》，該書於2009年5月1日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本文觀點僅代表作者作為一位研究人員個人的看法，不代表任何機構的意見和看法）
而2005年下半年，建行、中行和工行幾家國有銀行引進戰略投資者投資總額約為100億美元，超過自1996年至2005年上半年以來10年時間中外資入股中國銀行業總額的1.5倍，加速趨勢顯著。截至2005年10月末，已有22家境外投資者入股17家中資銀行，外資投資金額已超過165億美元，占國內銀行總資本的15%左右。顯然，在外資不斷進入中國銀行業的情況下，外資銀行大規模在華開設分支機搆自主經營的勢頭有所減退，取而代之的主要路徑是購買並持有中國國內銀行機構的股份。
外資入股中資銀行之所以逐漸成為外資進入中國銀行業的首選路徑，除了外資銀行看好中國市場的發展潛力和投資環境外，在WTO的保護過渡期外資通過入股中資銀行可以規避法規對外資銀行網點和業務領域的限制，同時可以利用中資銀行積累的客戶資源，通過入股，從地域、業務範圍和客戶群三個維度更廣泛地深入中國市場。另外，2005年是對外資銀行全面放開中國銀行服務市場之前的最後一個過渡年，搭乘末班車搶佔有利市場競爭位置是外資選擇時機集中入股的重要因素。
二、外資入股迅猛引發的爭論及其理論原因
1.國有銀行股權“賤賣貴賣”之爭實質上是監管制度和金融市場差異導致的
從市場演變的趨勢看，交行、建行IPO市淨率高於上市前對外資銀行招股市淨率引發了“賤賣”的爭論；也有一些海外媒體認為中資銀行機制多弊，不良貸款率高，提出了截然相反的外資入股中資銀行是一場新的“豪賭”的觀點。
實際上，因為不同的機構因對各種資訊掌握的差別，可能對同一資產的未來收益，作出大相徑庭的預期，這就導致心理定價的巨大差異。由於有買賣雙方的討價還價，最後實現的那個交易價格，一般不可能是各種預期中的最大值或最小值，因此總是可能有持更高預期的人說這個交易是“賤賣”，持更低預期的人說這個交易是“貴賣”，實際上不僅在銀行業，在其他行業同樣存在。
對於資產流動性強的金融業定價時一般參考境外銀行上市與股權並購價格，對市淨率（P/B）做橫向比較，但是作為定價依據的尺度，包括會計準則、會計資訊的準確性等方面國內外是不同的，因此，因為對於淨資產的核算方法不同，導致估值缺乏直接比較的基礎。由於外資銀行通常依據的是國際會計準則（IAS或GAAP），和國內會計準則的差別體現在不良資產分類、撥備等多個方面。長期以來，原來中國的銀行並未嚴格建立起以風險為基礎的五級貸款分類制度，亦往往沒有嚴格進行相應的撥備提取，因此帳面淨資產往往並不能反映銀行的真實財務狀況。受歷史影響，諸多的中國銀行一般僅對貸款和應收賬款的1%提取一般準備金，對不良資產的撥備遠低於國際標準。雖然中資銀行已經在不良貸款、資本充足率上有所改善，但有些會計資訊的處理還是不準確的。在盡職調查時，外資銀行要求會計人員對銀行的資產進行核實，對存在風險的資產要嚴格計提準備金，這使得中資銀行在會計制度上一度存在的缺口得以，最終造成比中資銀行估計低的定價。
對於銀行股權轉讓的溢價沒有成熟的參考標準。銀行股權出售價格受賣方策略，買方自身特徵和市場定位的影響，差異性很大。從現有的交易情況看，外資入股中資銀行市淨率整體上在1.1倍到1.8倍之間，其中最低的是美國銀行入股建行的1.15倍，最高的是恒生銀行入股興業銀行的1.8倍。儘管國有商業銀行的網路、品牌和信用度的價值未體現在股權溢價之上，而對等的外資戰略者的無形資產價值也沒有計算。按照規定，外資入股上限不可超過25%，相對而言是小股東對公司控制力較弱，根據國際經驗，收購少數股權是應該享受折價的。投資者入股面臨三年的戰略鎖定期，比IPO低的進入價包含了對流動性風險的補償，同時，在外國投資者看來，中國銀行業的一些制度性的缺陷導致中國的銀行業在估值時面臨諸多“制度性折扣”，以銀行上市後的股價來比照戰略投資者入股定價是否過低並不科學。
因此，國有銀行股權“賤賣貴賣”之爭實際上是一個十分表面的問題，而定價差異實際上是監管制度、會計制度的差異等導致的。根本性的問題是監管機構如何完善對外資入股中資銀行的監管制度，銀行如何真正做好公司治理。
2.誰在威脅金融安全
在外資大舉進入中國銀行業市場時，也有人認為銀行業引進外資威脅了中國的金融安全，這實際上是國有銀行賤賣論的延續。
實際上，外資銀行是否會威脅所在國的金融安全，要看准入的外資銀行是否依賴于所在國的經濟增長，是否依賴于所在國的金融市場。依賴性強的外資銀行會從所在國的經濟發展中受益，當所在國經濟出現問題時，往往會積極地配合解決問題。同時，這也與外資銀行的資產負債結構、對本幣的依賴程度等密切相關。因此監管機構在外資准入政策上是有可為的，要重點選擇那些可能在經濟出現波動時能夠發揮積極穩定作用的銀行進入中國市場。
從理論上說，外資入股給中國銀行業帶來了利益共用者的同時也成為了中國金融體系的風險共擔者。大量關於金融危機的研究發現，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一國金融體系的效率和穩健性與其開放度顯著正相關。世界上最發達和最富效率的金融體系往往是是國際化程度最高的金融體系，如中國香港、新加坡、英國、瑞士和盧森堡等。而大部分發生過金融危機的國家，在危機前都曾採取了排斥和限制外資金融機構的金融法規和政策，危機後這些國家加快金融重組步伐，更大程度地開放了金融體系，例如日本、韓國、墨西哥和阿根廷等。以韓國為例，199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韓國由世界上最具保護本國金融機構色彩的金融政策轉變為開放、自由的方針，外資參與度不斷上升。到2005年，韓國最大的兩家銀行——國民銀行和新韓銀行外資持股比例分別達到了75%和85%，前七家大銀行中的六家由外資控股。由於與中國有著類似的金融開放過程和東亞文化背景，外資的大舉進入在韓國國內引發了與我們今天類似的關於金融安全的爭論。
對於中國的金融安全威脅最大的，實際上是持續浪費公眾儲蓄、製造不良資產的落後銀行體系。2005年6月末，中國外資銀行貸款餘額為3354億元，占金融機構貸款餘額的比率為1.69%；存款餘額1733億元，占金融機構存款餘額的比率為0.63%；不良貸款餘額為32.5億元，不良貸款率為1.15%。[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王新華、戴光輝《在華外資銀行解讀》]可見外資銀行業務比例非常低，我們防範金融風險應將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中資銀行擁有的99.37%的公眾儲蓄如何通過更為有效的方式和管道，投放到最具活力的企業、地區和金融產品的問題上。
從資金來源說，按照8％的資本充足率計算，外資入股涉及到的是8％的資本部分，這當然十分重要，但是更為重要的，是資本金之外的92%左右的資產的配置效率問題。如果能夠通過開放和改革，不斷提高整個銀行體系的資產回報水準和股本回報水準，降低不良貸款比率，進行低成本融資，這才是最大的金融安全。只有真正能夠把銀行業做強、做健康，使它的競爭力提高，才有助於國民經濟的最大利益和安全、穩定。如果通過引入戰略投資者，能夠為形成一個良好的銀行體系帶來積極因素，則是我們所期望的。
三、超越賤賣論，推進金融改革的深化
不論是“賤賣論”還是“威脅論”，值得肯定的一點，在於對民族金融體系的關注，對本土金融市場發展的期望。實際上，在對外資大規模開放的同時，中國同樣應當推進對內資開放銀行市場，在開放的過程中保護民族金融業的利益。這是這種爭論值得肯定的地方。
到目前為止，內資進入銀行市場還往往遇到這樣或者那樣的障礙，值得進一步改革。一些海外的戰略投資者所表現出來的短期投機行為，也促使我們應當關注這些以優惠的條件獲得中國銀行業股權的戰略投資者是否真正發揮了戰略投資者應當發揮的積極作用，或者說，應當經常對這些戰略投資者所可能發揮的作用進行及時動態的評估。
不過，無論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還是經濟全球化的經驗都表明，以開放推動改革往往在內部相互制衡改革難以深化時，往往能夠取得令人滿意的效果。在入股逐漸成為外資進入中國銀行業主要路徑的環境下，外資銀行在中國金融市場中由裝點式的角色升級為市場的參與者、競爭者，真正有價值的問題是如何對外資持續、有效地進行監管。
對監管當局來說，應當學會在開放的條件下如何運用市場化的手段既保護民族金融業，同時又能夠吸引先進的外資銀行的經營管理經驗。在入世保護期將滿之際，中國對WTO金融開放的各項承諾履行良好，WTO規定中存在的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原則要求監管機構保護好中資銀行業在網點、客戶、業務、人才等方面既有的競爭資源，慎用自主開放（AL），例如不必盲目單方面提高外資入股的比例上限。如果輕易為某家銀行破例突破外資入股比例上限，根據最惠國待遇原則，其他外資銀行也有權入股更高份額。參照國際經驗，許多國家對外資持股國內銀行比例都有上限規定，值得我們借鑒。
同時，監管機構也需要考慮如何重點保護中國本土的銀行業零售業務市場。零售業務具有增長迅速、收益穩定特點，市場空間巨大，目前已經成為不少銀行的主要利潤增長點質疑，也是目前外資銀行最願意投資拓展的領域之一。但是從開放程度比較，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銀行業的零售市場的開放程度甚至高於許多發達國家。國外許多監管當局對本國的零售市場都有所保護，如美國要求，外國銀行的分支機搆如果要在美國經營零售業務，需要參加美國的存款保險；但是，美國的存款保險機構則規定，分支機搆不能參加美國的存款保險。這就把許多外資銀行隔離在美國的零售市場之外，同時就迫使外資銀行只能通過購買美國的銀行才能開展此業務。
對外資銀行來說，加強對中國金融市場的研究更為重要。從已有的外資入股中國銀行業的情況看，部分國外投資者在中國銀行業過早的投資行動現在成了束縛。這些先行者早先已參股其他小銀行，並與之簽訂排他性條款，待新的商業銀行開始引資時，可能就會受到限制。另外，一些國際的商業銀行本身在中國已有多家分行，如果繼續大規模參股新的銀行，不符合監管機構“競爭回避”的引資原則。事實上，從目前的引資結果不難看出，凡是在中國有大量分支機搆或參股小銀行的國際大銀行往往都未能參股大銀行，參股中行的蘇格蘭皇家銀行、淡馬錫，參股建行的美洲銀行都是在中國網點極少、業務發展不多的銀行。值得指出的時，在外資銀行準備大舉進入中國市場之前，應加強對中國政策和市場的研究，特別要注重提供中國市場所需所欠缺但是又急需的金融服務、金融產品等的研究。外資銀行需清楚符合中國金融市場發展策略的外資金融機構在市場准入等方面才會在未來得到扶持。特別是對於目前中資銀行沒有從事或者是沒有能力從事但市場又迫切需要的銀行產品和服務領域，如各類避險金融衍生產品，包括期權、期貨和各類外匯遠期產品，保理和金融產品定價服務等領域，中國金融監管當局非常希望一些有資質的外資銀行企業進來填補空白；同時，在一些中國政府區域經濟發展戰略中重點扶持的地區，外資銀行也會有很多商業機會。在這方面，東亞銀行首先在西安設立分行就是一個非常成功的例子。（完）
作者：巴曙松
（本文摘編自《從產業轉型到金融轉型》，該書於2009年5月1日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本文觀點僅代表作者作為一位研究人員個人的看法，不代表任何機構的意見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