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樹鏞與晚清印人交遊考略——以碑帖鑒藏印為中心
文 / 桑椹
一
沈樹鏞（一八三二─一八七三）， 字均初， 一字韻初， 號鄭齋， 齋號漢石經室、寶董室、靈壽花館、校經廬等， 松江府川沙城廂（今上海浦東新區川沙鎮）人。 咸豐九年（一八五九）舉人， 官至內閣中書。 先世商， 至沈樹鏞則以收藏名世， 著有《漢石經室金石跋尾》《書畫心賞日錄》《補寰宇訪碑錄》（與趙之謙合撰）等。
沈樹鏞是晚清最有影響的碑帖收藏家之一。 光緒七年（一八八一）， 楊守敬在與日本書家日下部鳴鶴的筆談中， 談到當時中國的“好古家”時說：“碑第一則南匯沈樹鏞。
上海圖書館藏有《鄭齋金石題跋記》一卷， 由潘承厚、吳湖帆在《漢石經室金石跋尾》原稿基礎上增輯而成， 共著錄秦漢魏南北朝碑刻拓本八十四種， 隋唐及以後拓本二十種， 帖十四種， 這無疑只是沈樹鏞全部碑帖收藏中的一小部分。 從他生前幾筆較大規模的碑帖購入來看， 沈氏收藏的碑帖總數應該十分可觀。 例如， 他收藏的劉喜海舊藏拓本即多達五千多種， 僅同治五年（一八六六）三月，
楊買山地刻石 浙江省博物館藏
沈樹鏞的碑帖收藏不僅數量大， 而且精品多， 尤多宋明舊拓， 不少系海內孤本。 就筆者聞見所及， 目前海內外公私收藏的沈氏舊藏善本碑帖有：初拓《裴岑紀功碑》、明拓《鄭固碑》、初拓《王稚子雙闕》、明拓《尹宙碑》、宋拓《熹平石經》、明拓《廣武將軍碑》（以上故宮博物院藏）， 明末清初拓《孔彪碑》、明拓《張猛龍碑》、初拓《董美人墓誌》（以上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初拓《修梵石室志銘》、舊拓《狄梁公碑》（以上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明拓《天發神讖碑》（北京市文物公司藏）， 明拓“因”字未損最舊本《曹全碑》、明拓《中嶽嵩高靈廟碑》、明拓《常醜奴墓誌》（以上上海博物館藏），
初拓“因”字未損本《曹全碑》 上海博物館藏
此外， 民國年間各大出版機構影印的碑帖中， 也不乏有出自沈氏舊藏者， 如藝苑真賞社《漢王稚子二闕》《漢景君銘》《漢孔宙碑》《漢白石神君碑》《齊文殊般若經》， 有正書局《吳天發神讖碑》《初拓鄭文公碑》《隋熒澤令常醜奴墓誌》《隋上方寺塔盤遺刻》， 文明書局《明拓衡方碑》、寶霞印社《東魏李仲璿修孔廟碑》等， 可惜這些印本的底本目前大都已下落不明。
沈樹鏞英年早逝， 去世時年僅四十一歲， 他的收藏生涯其實並不長， 而能在短短的十餘年間， 一躍成為晚清首屈一指的碑帖收藏大家， 可以說是投入了巨大的財力、精力和熱情。
沈樹鏞致魏稼孫信劄
沈樹鏞在致好友魏稼孫的信中， 曾如此形容自己每聞有佳本出售時的心情：“心膽刻刻提起，
每遇善本， 他往往不惜代價：
“弟近況窘甚， 每購佳拓， 必須變賣字畫套帖， 而出價不吝， 所以外人見之如出兩手， 背謬處甚多， 自知之而不能改， 亦癖好太過之故也。 ”
“前年已向親戚轉貸， 然仍要買物， 實在無錢， 只得將字畫賣去， 可憐可歎！”
同治二年， 購得黃易舊藏宋拓漢《熹平石經》， 即耗資二百金， 以至好友趙之謙也不由感歎道：“價可謂大矣。 ”又如同治五年， 購入劉燕庭舊藏碑帖三千種， 不得已， 只好“售去惲王卷冊， 籌款償之”。
沈樹鏞本人的生活經歷其實頗為坎坷。 一方面科場屢屢失意， 短短幾年之內， 又接連遭受喪偶、連失二子的人生大悲劇。 在給魏稼孫的信中， 有多處袒露心扉， 言及自己當時心境之淒苦：
“每一轉念，幾無生人之樂矣！然遭此境遇，時運所迫，若竟日悶坐，可以成病，所以廠肆仍時往搜求，聊以排遣耳。
“弟近來心境愈劣，而金石之志愈堅。然求拓本竟不能得，唯自問北朝碑刻搜羅不少，非久居北地不能也。”
可以說，訪碑、藏碑、讀碑，已成為他的全部精神寄託，而沈樹鏞的個人際遇，也正是晚清不少酷嗜金石的學者、藏家內心感情世界的一個縮影。
二
在珍愛的善本碑帖上，鈐蓋上由名家篆刻的收藏印鑒，無疑是每個收藏家夢寐以求的書齋雅事。從傳世沈樹鏞舊藏碑帖上鈐蓋的印章統計，其日常使用的鑒藏印數量至少在一百方以上。上海博物館編《中國書畫家印鑒款識》著錄了其中的二十六方，盧輔聖主編《近現代書畫家款印綜匯》收錄三十四方，顯然還遠不能反映其鑒藏印的全部。
沈樹鏞的鑒藏印，多為當時名家篆刻，趙之謙所刻尤多，此外如吳熙載、錢松、胡震、徐三庚等，也都系一代印壇鉅子。本文擬以印章為線索，結合相關信劄等文獻史料，對沈樹鏞與晚清印人的交往情況略作探討。
（一）吳熙載
吳熙載（一七九九—一八七〇），是繼鄧石如之後，“皖派”最重量級的人物。他比趙之謙大三十歲，比沈樹鏞大三十三歲，雖長年僻居泰州，但聲名遠播。在同治初年的印壇，吳熙載的地位非同尋常，被視為鄧石如篆刻的正脈傳人，當時的印人多以“魯殿靈光”視之。同治二年（一八六三）秋，魏稼孫自閩赴京途中，曾過泰州，拜會吳熙載，此行也受了好友趙之謙、沈樹鏞的請托。趙之謙請吳熙載為《二金蝶堂印譜》作序，而沈樹鏞則請其刻印並書寫“鄭齋”匾額。魏稼孫臨別前，還特意鈐蓋了吳氏印稿二部，一冊自存，另一冊則贈送給了沈樹鏞。同治三年（一八六四）三月十四日，沈樹鏞在致魏稼孫的信中，對此表示感謝：“讓翁書額……六面銅印又拓本一一領到，費神感感……讓翁字篆隸固不必言，楷法實有古拙之趣，傾倒之至，擬再求之。”
然而，他“擬再求之”的想法，似乎未能如願，兩人之間後續的交往並不愉快。吳熙載年老昏愧，往往收到來信甚至潤筆，也不回復，終於引起沈樹鏞的不滿。一年以後，在給魏稼孫的信中，沈樹鏞抱怨道：“吳熙載其人可惡至極！弟去年求書，送伊拓本及潤筆並信，至今杳然，所以揚州人多痛駡之不誣也。”
吳熙載刻贈沈樹鏞的印章原石，僅見二方：一方上海博物館藏“沈樹鏞印”壽山石白文印，另一方方節庵舊藏白文“鄭齋藏本”煨石印。
（二）錢松 胡震
錢松（一八一八—一八六〇）作為“西泠八家”之殿軍，摒棄了浙派末流一味切刀之陋習，其用刀披削兼施，輕淺取勢，線條頓挫起伏，古厚生澀，尤為趙之謙所推重。傳世錢松刻贈沈樹鏞的印章原石僅見二方：一方“沈樹鏞”青田石白文印，今藏上海博物館；另一方“韻初”壽山石朱文印，曾出現于西泠印社二〇〇九年秋季藝術品拍賣會上。
此外，錢松曾為沈樹鏞刻過“寶董室”一印，後歸吳湖帆，今不知所在。寶董室這一齋號，源于沈家舊藏董源《夏山圖卷》。上海圖書館藏吳湖帆舊藏《董美人墓誌》及《宋拓皇甫誕碑》拓本冊上均鈐有此印。《董美人墓誌》冊後有吳湖帆題跋：
“先外祖韻初沈公藏董北苑《夏山圖》卷及《溪山行旅圖》軸，遂以寶董名其室，仁和錢叔蓋（松）為之制印，歲戊午，余得董文敏臨摹魏晉隋唐宋元書真跡十卷，表史沈君湘之因二圖已歸他姓，即以寶董小印貽余，距錢氏刻在己未適六十年矣。昔之所寶北苑者易寶香光矣。丁卯又得此志，不啻與董有前緣雲。湖帆又識。”
據吳氏題跋可知，拓本上“寶董室”這方印脫，即為錢松刻贈沈樹鏞者。錢松刻印時間在咸豐九年（一八五九），是年九月，沈樹鏞赴杭州參加鄉試，隨身就攜帶有《夏山圖卷》，曾請戴熙題跋。錢松此時也居杭城，故此印有可能是在觀賞董源畫卷之後，應沈樹鏞之請求而刻。此印傳世諸種錢松印譜中均未見著錄，也可謂錢松篆刻研究上一個新發現。
除了錢松外，胡震、趙之謙等也都曾為沈樹鏞刻過“寶董室”印。
胡震（一八一七—一八六二）與錢松相交甚契，印風也深受錢松影響，故後世以“錢胡”並稱之。胡震不輕為人作書、刻印，作品流傳較少。傳世胡震為沈樹鏞所刻印章見有三方，其中“寶董室”白文、朱文印各一方，另有一方“韻初所得金石文字”白文印，刻于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胡震曾刻有一方“曾經滄海”自用印，邊款雲：“咸豐十有一年五月十七日，由四明杭海至滬，刻此記之，鼻山。”張鳴珂《張遷碑》題跋中也提到：
“咸豐辛酉（一八六一），避亂滬上，沈均初同年介予乞胡鼻山人書宋拓《張遷碑》箋。是冬，川沙寇警，均初迻書，雲藏弆珍玩，盡皆散失，唯《張遷碑》無恙。”
由此推測，兩人始有交往，應在咸豐十一年前後，次年胡震即病故，因此，兩人實際交往時間並不長。
日本《書道》雜誌曾發表過一封胡震致沈樹鏞信劄，此信應書於兩人相識之初，現將全信抄錄如下：
“均初先生閣下。鄙人往來滬瀆，已七年矣。所逆名流詞章之士居多，間有一二講石墨者，皆從事剔括，誠不知書法源流也。丙辰歲（咸豐六年，一八五六），王君茝卿述及先生酷好收藏，私心竊冀一見得廣見識，奈茝卿雖篆學囿於翻板，與之討論格不相入，此公疏遠，介紹無人，是以一面之緣，慳至今日。雖然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有同處一室而視同隔膜者，有相去千里而通以夢寐者，交之淺深，果不系乎見與不見也。
“去月黃君受益，陡然問及拙刻潤數，鄙人少時留有此癖，道光己酉，獲交故友錢叔蓋，始知摹印一道，不必從事於刀，留心金石文字，方得入漢人之室。見其印存，手無所措，是故己酉以來，手生荊棘矣。受翁問及，姑妄言一數目，竊以為價大則應酬必少，無非杜絕之意耳，豈知先生意有嗜痂之癖，且惠潤過多，卻之似矯，受之近貪，直令無地自容也。金石著錄，鄙人卻有管見，妄參末議，未免推倒前賢，既承下問，敢不縷縷。即希裁削。敬請著安。不具。小弟胡震頓首。”
沈樹鏞通過友人介紹，向胡震求印，兩人得以正式結識。因沈氏奉上的潤筆較為豐厚，胡震回此信以示答謝。胡震不僅工篆刻，本人碑帖收藏也十分豐富。兩人同嗜漢碑，對書法淵流見地相近，故彼此有相見恨晚之感。《鄭齋金石題跋記》中著錄有《西狹頌》一種，系胡震舊藏。沈樹鏞在跋中，對這段舊誼頗為緬懷：“此彭尺木先生舊藏本，後為富陽胡鼻山所得，鼻山故後，篋中古刻皆為其滬上知交分散，此本不知何時流轉吳中。古人往矣，得此展閱，用證舊盟。”
（三）趙之謙
沈樹鏞長趙之謙三歲，兩人有同年之誼。咸豐九年（一八五九），因太平天國佔領南京，江南鄉試借闈杭州，沈樹鏞赴杭州應試，始與趙之謙相識。同治二年初（一八六六），趙之謙同胡澍同船自閩入京，參加會試，與四年前早已抵京的沈樹鏞再度相逢。是年八月，魏稼孫也從福建抵京，四人“皆嗜金石，奇賞疑析，晨夕無間”，成為莫逆之交。趙之謙同治二年九月所刻“績溪胡澍川沙沈樹鏞仁和魏錫曾會稽趙之謙同時審定印”，正是記錄了這段為後人津津樂道的風雅韻事。居京期間，趙之謙曾一度寄居沈宅，時間長達一年之久。從同治二年至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八月，趙之謙離京返浙，這三年間，可謂兩人交往最為密切的時期。從傳世有年款的印拓來看，趙之謙為沈樹鏞所刻印章，也大部分集中於這一時期。
現存趙之謙印作原石，總數大約在二百方左右，為沈樹鏞所刻即有三十余方。浙江桐鄉君匋藝術院收藏有其中二十九方，系錢君匋先生于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在天津購得，西泠印社收藏有一方“靈壽華館”青田石朱文印，系張魯庵先生捐贈。這三十余方印章中，有年款的十一方，其中最早一方是同治二年八月所刻“沈樹鏞審定金石文字”青田石章。此外，無明確年款，但署悲庵款的有九方，署無悶款的有七方。因趙之謙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後號悲庵，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後更號無悶，故可大致框定上述印章的篆刻時間，署悲庵款的大致刻于同治二年前後，署無悶款的刻于同治三年至四年之間。
從印文內容看，以字型大小、名號、齋號印，以及金石審定、考藏印記居多，鮮見閒章。從篆刻風格看，有模仿古鏡銘者，如沈韻初收藏印（朱文）、沈氏吉金樂石（朱文）、壽如金石佳且好兮（朱文）；擬六國古幣者，如鄭齋所藏（朱文）；擬石鼓文者，如沈樹鏞印（白文）；擬秦印者，如鄭齋（朱文）；擬漢磚者，如鄭齋（朱文）；擬漢銅器銘者，如沈韻初校金石刻之印（朱文）；擬漢銅印者，如沈樹鏞（白文）；學漢代石刻者，如靈壽花館（白文，學《褒斜道刻石》）、沈樹鏞同治紀元後所得（白文，學《祀三公山碑》）；學浙派丁敬者，如韻初（朱文）；學黃易者，如沈氏金石（白文），以及兼學浙皖兩派者，如樹鏞審定（白文）等，可謂風格多樣，氣象萬千。
在沈樹鏞的收藏印中，趙之謙所刻不僅數量最多，而且也是最精彩的部分，有些可謂趙氏的代表性作品，如趙之謙論印名句“取法在秦詔漢燈之間，為六百年來模印家立一門戶”，即出自同治二年十月為沈樹鏞所刻“松江沈樹鏞考藏印記”的邊款。以下有幾方印章，因與沈樹鏞得碑經歷直接相關，故特為拈出，略加討論。
⒈漢石經室
此印為青田石，朱文，印高七釐米，印面縱橫均二點九釐米，桐鄉君匋藝術院藏。款署：“小蓬萊閣漢石經殘字，聞尚在人間，韻初將求而得之，銘其室以俟。癸亥秋，悲庵刻。”“是歲除夜，韻初來告，已得石經。元日早起，亟走相賀，出此縱觀，歡喜如意，遂紀于石。”
此印刻于同治二年（一八六三）秋，用沖刀法，線條清新流利，風神駿爽，屬擬漢代鏡銘一路風格。“漢石經室”這一齋號，源自沈樹鏞同治二年所得宋拓漢《熹平石經》殘字。由趙之謙印章邊款知，沈氏用“漢石經室”命其齋號在前，而得碑卻在之後，也可想見當時心情之急迫。沈樹鏞藏有宋拓《熹平石經》殘石二種：一為黃易舊藏，一為孫承澤舊藏。孫承澤舊藏本今已下落不明，黃易舊藏本存《尚書》“盤庚篇”五行、《論語》“為政篇”八行、“堯曰篇”四行，凡一百二十七字，後經萬中立、劉鶚、端方、完顏衡永等諸家遞藏，今歸故宮博物院，此本或以為宋人重摹本。
趙之謙還曾刻過一方“如願”青田石朱文印，也與沈樹鏞得漢石經宋拓本有關。此印邊款雲：“韻初求《熹平石經》一年，風雨寒暑，幾忘寢食，除夜書來，知已得之，因依故事，刻石志賀。同治三年甲子元日，之謙記。”
若兩印邊款並觀，則得碑細節與刻印經過便更為豐富與清晰：同治二年初，沈樹鏞聞知此拓本下落，便開始訪求，時間前後長達一年之久，“風雨寒暑，幾忘寢食”，所曆辛苦，誠非外人所能身感。到了是年秋天，事情應已大致有了眉目，沈樹鏞便迫不及待欲以“漢石經室”名其齋，並請趙之謙先刻一印。至歲末，寶物才正式歸沈氏所有。除夕夜，趙之謙接到沈樹鏞來信，得知這一喜訊，正月初一一大早，便急忙趕赴沈宅觀賞，刻“如意”一印以志賀，又在先前所刻“漢石經室”印上補刻邊款二行。這兩方印章，也成為沈樹鏞此段訪碑經歷的最重要證物。
⒉韻初藏寶
此印為青田石，朱文，印高四點二釐米，印面縱橫均一點九釐米，桐鄉君匋藝術院藏。款署：舊藏宋硯一，後刻印，文曰：“仲臣藏寶”，蓋倒語也。韻初得元拓《劉熊碑》，至寶也，因為摹此，用正意矣。無悶記。
沈樹鏞舊藏《劉熊碑》拓本冊
此印是趙之謙為沈樹鏞所得《劉熊碑》拓本而刻。同治二年十二月，沈氏得《劉熊碑》於北京，此印署無悶款，故極有可能刻于同治三年初。
趙之謙在致沈樹鏞信中，對此印文字內容可謂反復推敲：
“‘墨緣’二字不古，不如易‘得寶’二字，《引船歌·紇囊得體》‘得體’猶言‘得寶’，唐人易之為《得寶歌》，見《唐詩紀事》。又，‘得體’二字或書‘得董’，或書‘得鞛’，皆同‘得寶’。前見楊氏有此印，不知彼用何書？想亦與此為一。自來金石家印文少講究，率以後世語刻入，故欲別立色目，非故為奇異也……楊氏不知古，或系度撰而暗合前人者，若不欲與之同，可易‘作寶’二字。《詩》‘以作爾寶’，然此‘寶’字是實字。或竟用‘永寶’亦可，或用‘藏寶’（曾見宋研上刻此二字），總不要‘墨緣’。此印文始于翁學士，非好與學士作難，實欲為漢碑迎合也。”
由此信可知，沈樹鏞起初所求印文中應有“墨緣”兩字，但趙之謙認為“不古”，建議改為“得寶”，或者“作寶”“永寶”，最終敲定用舊藏宋硯刻印中“藏寶”兩字。趙之謙是個自視甚高之人，對於朋友求印，往往不是一概應允，有時也會對印文內容、篆刻風格，甚至鈐印方式、位置等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見，如他對魏稼孫囑刻“悌孫”一印，便認為不如改成“悌堂”二字，此印今亦藏桐鄉君匋藝術院，可見，趙之謙的意見最後往往還是會被友人所採納。
沈樹鏞得《劉熊碑》拓本，“價尚不昂，卅金”，頗有點撿漏的味道。趙之謙歎為“奇寶”，定作原石拓，然實系據原碑下半截殘石拓本翻刻。此拓本後又經費念慈、端方、陳淮生等遞藏，民國年間中華書局有金屬版印本，內有趙之謙題簽及考釋，底本曾出現在二〇一三年朵雲軒春季拍賣會上，原拓本上即見鈐有“韻初藏寶”一印。趙之謙還為沈樹鏞雙鉤過天一閣舊藏宋拓《劉熊碑》，此本也有民國年間中華書局珂羅版印本流傳。
⒊鄭齋金石
此印為青田石，白文，印高四點八釐米，印面縱橫均一點九釐米，桐鄉君匋藝術院藏。款署：“北朝書無過滎陽鄭僖伯。韻初既得雲峰、大基兩山刻石全拓，乃以‘鄭’名齋，屬餘題額，並刻是印。同治二年十月，悲庵記。”
“鄭齋”是沈樹鏞最常用的齋號之一。趙之謙曾為其刻過“鄭齋”“鄭齋金石”“鄭齋藏本”“鄭齋考藏”“鄭齋金石文”“鄭齋所藏”等內容印章多方。沈樹鏞對鄭道昭石刻拓本的收藏熱情，與趙之謙的極力推崇不無關係。趙之謙曾譽鄭道昭為“漢以後第一人”，同治四年五月二十二日，他在致胡培系的信中說：“書學最小，然無師法，亦不能明。弟讀《藝舟雙楫》者五年，愈想愈不是，自來此間，見鄭僖伯所書碑，始悟卷鋒……”可以說，鄭氏石刻，既是趙之謙本人書風轉變的一大關鍵，也直接影響到其周圍金石好友圈收藏趣味的變化。民國年間，藝苑真賞社印行過一種趙之謙舊藏《鄭文公下碑》初拓本，碑額即為沈樹鏞饋贈，後有同治二年八月二日趙之謙題跋：“癸亥客京師，餘買得碑，沈均初買得額，因以畀餘，書此志喜。”同治五年，沈樹鏞在致魏稼孫的信中，提及歷年所得鄭道昭書石刻“將及卅種”。此外，有正書局石印出版的《初拓鄭文公碑》“頌”字未損本，也是沈樹鏞舊藏，由沈氏題簽知，為同治七年得於北京。
（四）朱志複
朱志複，生卒年不詳，字遂生、子澤，號減齋，齋號受福富昌鏡室，江蘇無錫人，趙之謙弟子。他本系伶人，擅小生，脫籍後，長期居沈樹鏞宅。朱志複在經濟上似不能自立，故趙之謙有“亦命使之然，人雖強悍，竟不能與命爭耶！”的感歎。沈樹鏞與他的關係十分密切，拓本題簽之類多仰仗其為之，在致魏稼孫的信中，有“但願永遠相依，則彼此得益”的話。朱志複從趙之謙學印，印風也與其師相近，尤工漢印。趙之謙曾評價這位弟子“天三人無，然其地位好在無須官樣，然即學成，又是天三人三而止。”沈樹鏞對其篆刻頗為賞識，在給魏稼孫的信中，多處提到“遂生刻印頗有進境”“遂生近來印學大進”。因此，朱志複為沈樹鏞本人所刻印章數量，理應不在少數，但目前存世印拓僅見一方 “鄭齋”朱文印，邊款雲：“遂生為鄭齋主人”，無具體年款。
朱志複還擅長傳拓，曾為趙之謙輯成《二金蝶堂癸亥以後印稿》一冊。此印譜的編纂顯然得到趙之謙本人的應允。趙之謙曾為朱志複刻過一方“遂生手拓”朱文印，邊款雲：“朱志複為余拓印，作此與之。”《二金蝶堂癸亥以後印稿》成書于同治四年夏，雖由朱志複負責拓印，但印譜最終得以刊行，實離不開沈樹鏞的促成之功。沈樹鏞致魏稼孫的信中，多處提到印譜拓制之不易：
“遂生集癸亥以後印譜甚精，唯一人獨任其事，成功尚遠耳。”
“遂生字學篆刻俱有進境，皆叔誘掖獎勸之力。印譜不能日日拓，天熱之後印沿易濕，不如冬天之乾淨。”
“叔久不刻字，遂生拓印尚無暇及此。弟意將已拓者湊成二十方，先訂一集，若有一方拓一方，未必不能也。”
“老印譜大約難拓矣！其癸亥以後遂生所集，弟看局面有廢棄之勢，因於月初逼將已拓者集成，計得二十余方，連款亦有三十余葉，用紙裱訂亦有一厚本，立求荄甫作序，弟自己作跋，刊刻刷成，居然告竣。此弟變通辦理之法，若如老兄所雲，必要齊全，連此二十余方亦作廢紙矣！現已為兄留出二部，有便即寄。全者只有六部，其餘有十方一部者，有十余方一部者，不論多少，總欲成之，然亦不過數部，因整紙印格，拓款實不易耳！”
浙江圖書館藏有《二金碟堂癸亥以後印稿》同治四年初印本一種，前有沈樹鏞、胡澍序，收錄趙之謙印章二十一方，應屬於以上信中提到的六部全本之一，彌足珍貴。
從此譜收錄印章來看，趙之謙自用名號印及閒章最多，有八方，此外刻給胡澍、朱志複的各有四方，而刻給沈樹鏞的僅見同治二年冬所刻“福德長壽”白文印一方。傳世有明確年款的趙之謙刻贈沈樹鏞的印作中，同治二年至同治四年間，計有十方，包括漢石經室（白文）、鄭齋金石（白文）、沈樹鏞同治紀元後所得（白文）、如願（朱文）等名作，但印譜中卻均未見收錄。這雖反映出拓制的倉促，誠如沈樹鏞信中所言，實乃“變通辦理之法”，但沈樹鏞作為印譜刊行的最主要促成者，收錄他本人藏印卻又如此之少，還是有點出乎意外，或許沈氏是有意有所保留也未可知。
值得注意的是，印譜中收錄的不少印章，顯然是從趙之謙處借拓來的，從趙之謙致沈樹鏞的信劄中，我們也可以找到某些蜘絲馬跡：
“早上劉子重來說‘井闌’字，大有兩持之意。現已決絕說之，令其取回奉上也。外，屏一幅，祈屬遂生為我蓋上一名印付來為要。”
“荄甫所藏拓本，祈囑遂生每紙用一同時審定印。能兄得空為之，更感。稼老忙極，故不之讬。”
因為弟子為自己拓制印譜的關係，趙之謙的不少自用印章，刻好後可能都暫放在朱志複處，而朱志複又長年寄住在沈宅，如果上述推測能夠成立的話，那麼，我們在沈樹鏞的某些私人信劄中，有時也會發現鈐蓋有趙之謙自用閒章，便不難理解了。例如，浙江省博物館藏同治三年（一八六四）三月十四日沈樹鏞致魏稼 孫的信劄末尾，即鈐蓋有趙之謙自用閒章“天道忌盈人貴知足”一印，此印刻于同治三年正月初七。趙之謙在致沈樹鏞的信中還曾提到：
“《劉碑》已炙研書成，凍不克舒暢作字，亦天道忌盈意也。奉去各印，請代鈐前後。‘天道’印用於末頁之末為要。”
由此可見，此印的確曾一度在沈樹鏞處。
（五）其他印人
徐三庚（一八二六—一八九〇），字辛谷，號金罍、井罍，自號金罍道人，浙江上虞人。徐三庚刻贈沈樹鏞印見有四方，其中上海博物館藏有二方：一“鄭齋所藏”壽山石朱文印，一“沈樹鏞印”青田石白文印，均刻于同治五年（一八六六）。
徐三庚無疑是與趙之謙齊名的晚清印壇巨匠，但因文獻及印章實物缺乏，兩人的具體交往情況不詳，只能暫付闕如。
蔣節（一八四四—一八八〇），字幼節，又節，號香葉，室名閒人是齋，上海人，諸生。工詩，善八分，精刻印，兼善花卉，曾受業于莫友芝，有《閑偍齋詩集》。上海博物館藏有蔣節刻贈沈樹鏞印章二方：一為“鄭齋”壽山石白文印，一為“沈樹鏞印”青田石白文印。
……
（本文作者系浙江省博物館研究館員）
節選自 《榮寶齋》2016-12 總第145期
言及自己當時心境之淒苦：“每一轉念，幾無生人之樂矣！然遭此境遇，時運所迫，若竟日悶坐，可以成病，所以廠肆仍時往搜求，聊以排遣耳。
“弟近來心境愈劣，而金石之志愈堅。然求拓本竟不能得，唯自問北朝碑刻搜羅不少，非久居北地不能也。”
可以說，訪碑、藏碑、讀碑，已成為他的全部精神寄託，而沈樹鏞的個人際遇，也正是晚清不少酷嗜金石的學者、藏家內心感情世界的一個縮影。
二
在珍愛的善本碑帖上，鈐蓋上由名家篆刻的收藏印鑒，無疑是每個收藏家夢寐以求的書齋雅事。從傳世沈樹鏞舊藏碑帖上鈐蓋的印章統計，其日常使用的鑒藏印數量至少在一百方以上。上海博物館編《中國書畫家印鑒款識》著錄了其中的二十六方，盧輔聖主編《近現代書畫家款印綜匯》收錄三十四方，顯然還遠不能反映其鑒藏印的全部。
沈樹鏞的鑒藏印，多為當時名家篆刻，趙之謙所刻尤多，此外如吳熙載、錢松、胡震、徐三庚等，也都系一代印壇鉅子。本文擬以印章為線索，結合相關信劄等文獻史料，對沈樹鏞與晚清印人的交往情況略作探討。
（一）吳熙載
吳熙載（一七九九—一八七〇），是繼鄧石如之後，“皖派”最重量級的人物。他比趙之謙大三十歲，比沈樹鏞大三十三歲，雖長年僻居泰州，但聲名遠播。在同治初年的印壇，吳熙載的地位非同尋常，被視為鄧石如篆刻的正脈傳人，當時的印人多以“魯殿靈光”視之。同治二年（一八六三）秋，魏稼孫自閩赴京途中，曾過泰州，拜會吳熙載，此行也受了好友趙之謙、沈樹鏞的請托。趙之謙請吳熙載為《二金蝶堂印譜》作序，而沈樹鏞則請其刻印並書寫“鄭齋”匾額。魏稼孫臨別前，還特意鈐蓋了吳氏印稿二部，一冊自存，另一冊則贈送給了沈樹鏞。同治三年（一八六四）三月十四日，沈樹鏞在致魏稼孫的信中，對此表示感謝：“讓翁書額……六面銅印又拓本一一領到，費神感感……讓翁字篆隸固不必言，楷法實有古拙之趣，傾倒之至，擬再求之。”
然而，他“擬再求之”的想法，似乎未能如願，兩人之間後續的交往並不愉快。吳熙載年老昏愧，往往收到來信甚至潤筆，也不回復，終於引起沈樹鏞的不滿。一年以後，在給魏稼孫的信中，沈樹鏞抱怨道：“吳熙載其人可惡至極！弟去年求書，送伊拓本及潤筆並信，至今杳然，所以揚州人多痛駡之不誣也。”
吳熙載刻贈沈樹鏞的印章原石，僅見二方：一方上海博物館藏“沈樹鏞印”壽山石白文印，另一方方節庵舊藏白文“鄭齋藏本”煨石印。
（二）錢松 胡震
錢松（一八一八—一八六〇）作為“西泠八家”之殿軍，摒棄了浙派末流一味切刀之陋習，其用刀披削兼施，輕淺取勢，線條頓挫起伏，古厚生澀，尤為趙之謙所推重。傳世錢松刻贈沈樹鏞的印章原石僅見二方：一方“沈樹鏞”青田石白文印，今藏上海博物館；另一方“韻初”壽山石朱文印，曾出現于西泠印社二〇〇九年秋季藝術品拍賣會上。
此外，錢松曾為沈樹鏞刻過“寶董室”一印，後歸吳湖帆，今不知所在。寶董室這一齋號，源于沈家舊藏董源《夏山圖卷》。上海圖書館藏吳湖帆舊藏《董美人墓誌》及《宋拓皇甫誕碑》拓本冊上均鈐有此印。《董美人墓誌》冊後有吳湖帆題跋：
“先外祖韻初沈公藏董北苑《夏山圖》卷及《溪山行旅圖》軸，遂以寶董名其室，仁和錢叔蓋（松）為之制印，歲戊午，余得董文敏臨摹魏晉隋唐宋元書真跡十卷，表史沈君湘之因二圖已歸他姓，即以寶董小印貽余，距錢氏刻在己未適六十年矣。昔之所寶北苑者易寶香光矣。丁卯又得此志，不啻與董有前緣雲。湖帆又識。”
據吳氏題跋可知，拓本上“寶董室”這方印脫，即為錢松刻贈沈樹鏞者。錢松刻印時間在咸豐九年（一八五九），是年九月，沈樹鏞赴杭州參加鄉試，隨身就攜帶有《夏山圖卷》，曾請戴熙題跋。錢松此時也居杭城，故此印有可能是在觀賞董源畫卷之後，應沈樹鏞之請求而刻。此印傳世諸種錢松印譜中均未見著錄，也可謂錢松篆刻研究上一個新發現。
除了錢松外，胡震、趙之謙等也都曾為沈樹鏞刻過“寶董室”印。
胡震（一八一七—一八六二）與錢松相交甚契，印風也深受錢松影響，故後世以“錢胡”並稱之。胡震不輕為人作書、刻印，作品流傳較少。傳世胡震為沈樹鏞所刻印章見有三方，其中“寶董室”白文、朱文印各一方，另有一方“韻初所得金石文字”白文印，刻于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胡震曾刻有一方“曾經滄海”自用印，邊款雲：“咸豐十有一年五月十七日，由四明杭海至滬，刻此記之，鼻山。”張鳴珂《張遷碑》題跋中也提到：
“咸豐辛酉（一八六一），避亂滬上，沈均初同年介予乞胡鼻山人書宋拓《張遷碑》箋。是冬，川沙寇警，均初迻書，雲藏弆珍玩，盡皆散失，唯《張遷碑》無恙。”
由此推測，兩人始有交往，應在咸豐十一年前後，次年胡震即病故，因此，兩人實際交往時間並不長。
日本《書道》雜誌曾發表過一封胡震致沈樹鏞信劄，此信應書於兩人相識之初，現將全信抄錄如下：
“均初先生閣下。鄙人往來滬瀆，已七年矣。所逆名流詞章之士居多，間有一二講石墨者，皆從事剔括，誠不知書法源流也。丙辰歲（咸豐六年，一八五六），王君茝卿述及先生酷好收藏，私心竊冀一見得廣見識，奈茝卿雖篆學囿於翻板，與之討論格不相入，此公疏遠，介紹無人，是以一面之緣，慳至今日。雖然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有同處一室而視同隔膜者，有相去千里而通以夢寐者，交之淺深，果不系乎見與不見也。
“去月黃君受益，陡然問及拙刻潤數，鄙人少時留有此癖，道光己酉，獲交故友錢叔蓋，始知摹印一道，不必從事於刀，留心金石文字，方得入漢人之室。見其印存，手無所措，是故己酉以來，手生荊棘矣。受翁問及，姑妄言一數目，竊以為價大則應酬必少，無非杜絕之意耳，豈知先生意有嗜痂之癖，且惠潤過多，卻之似矯，受之近貪，直令無地自容也。金石著錄，鄙人卻有管見，妄參末議，未免推倒前賢，既承下問，敢不縷縷。即希裁削。敬請著安。不具。小弟胡震頓首。”
沈樹鏞通過友人介紹，向胡震求印，兩人得以正式結識。因沈氏奉上的潤筆較為豐厚，胡震回此信以示答謝。胡震不僅工篆刻，本人碑帖收藏也十分豐富。兩人同嗜漢碑，對書法淵流見地相近，故彼此有相見恨晚之感。《鄭齋金石題跋記》中著錄有《西狹頌》一種，系胡震舊藏。沈樹鏞在跋中，對這段舊誼頗為緬懷：“此彭尺木先生舊藏本，後為富陽胡鼻山所得，鼻山故後，篋中古刻皆為其滬上知交分散，此本不知何時流轉吳中。古人往矣，得此展閱，用證舊盟。”
（三）趙之謙
沈樹鏞長趙之謙三歲，兩人有同年之誼。咸豐九年（一八五九），因太平天國佔領南京，江南鄉試借闈杭州，沈樹鏞赴杭州應試，始與趙之謙相識。同治二年初（一八六六），趙之謙同胡澍同船自閩入京，參加會試，與四年前早已抵京的沈樹鏞再度相逢。是年八月，魏稼孫也從福建抵京，四人“皆嗜金石，奇賞疑析，晨夕無間”，成為莫逆之交。趙之謙同治二年九月所刻“績溪胡澍川沙沈樹鏞仁和魏錫曾會稽趙之謙同時審定印”，正是記錄了這段為後人津津樂道的風雅韻事。居京期間，趙之謙曾一度寄居沈宅，時間長達一年之久。從同治二年至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八月，趙之謙離京返浙，這三年間，可謂兩人交往最為密切的時期。從傳世有年款的印拓來看，趙之謙為沈樹鏞所刻印章，也大部分集中於這一時期。
現存趙之謙印作原石，總數大約在二百方左右，為沈樹鏞所刻即有三十余方。浙江桐鄉君匋藝術院收藏有其中二十九方，系錢君匋先生于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在天津購得，西泠印社收藏有一方“靈壽華館”青田石朱文印，系張魯庵先生捐贈。這三十余方印章中，有年款的十一方，其中最早一方是同治二年八月所刻“沈樹鏞審定金石文字”青田石章。此外，無明確年款，但署悲庵款的有九方，署無悶款的有七方。因趙之謙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後號悲庵，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後更號無悶，故可大致框定上述印章的篆刻時間，署悲庵款的大致刻于同治二年前後，署無悶款的刻于同治三年至四年之間。
從印文內容看，以字型大小、名號、齋號印，以及金石審定、考藏印記居多，鮮見閒章。從篆刻風格看，有模仿古鏡銘者，如沈韻初收藏印（朱文）、沈氏吉金樂石（朱文）、壽如金石佳且好兮（朱文）；擬六國古幣者，如鄭齋所藏（朱文）；擬石鼓文者，如沈樹鏞印（白文）；擬秦印者，如鄭齋（朱文）；擬漢磚者，如鄭齋（朱文）；擬漢銅器銘者，如沈韻初校金石刻之印（朱文）；擬漢銅印者，如沈樹鏞（白文）；學漢代石刻者，如靈壽花館（白文，學《褒斜道刻石》）、沈樹鏞同治紀元後所得（白文，學《祀三公山碑》）；學浙派丁敬者，如韻初（朱文）；學黃易者，如沈氏金石（白文），以及兼學浙皖兩派者，如樹鏞審定（白文）等，可謂風格多樣，氣象萬千。
在沈樹鏞的收藏印中，趙之謙所刻不僅數量最多，而且也是最精彩的部分，有些可謂趙氏的代表性作品，如趙之謙論印名句“取法在秦詔漢燈之間，為六百年來模印家立一門戶”，即出自同治二年十月為沈樹鏞所刻“松江沈樹鏞考藏印記”的邊款。以下有幾方印章，因與沈樹鏞得碑經歷直接相關，故特為拈出，略加討論。
⒈漢石經室
此印為青田石，朱文，印高七釐米，印面縱橫均二點九釐米，桐鄉君匋藝術院藏。款署：“小蓬萊閣漢石經殘字，聞尚在人間，韻初將求而得之，銘其室以俟。癸亥秋，悲庵刻。”“是歲除夜，韻初來告，已得石經。元日早起，亟走相賀，出此縱觀，歡喜如意，遂紀于石。”
此印刻于同治二年（一八六三）秋，用沖刀法，線條清新流利，風神駿爽，屬擬漢代鏡銘一路風格。“漢石經室”這一齋號，源自沈樹鏞同治二年所得宋拓漢《熹平石經》殘字。由趙之謙印章邊款知，沈氏用“漢石經室”命其齋號在前，而得碑卻在之後，也可想見當時心情之急迫。沈樹鏞藏有宋拓《熹平石經》殘石二種：一為黃易舊藏，一為孫承澤舊藏。孫承澤舊藏本今已下落不明，黃易舊藏本存《尚書》“盤庚篇”五行、《論語》“為政篇”八行、“堯曰篇”四行，凡一百二十七字，後經萬中立、劉鶚、端方、完顏衡永等諸家遞藏，今歸故宮博物院，此本或以為宋人重摹本。
趙之謙還曾刻過一方“如願”青田石朱文印，也與沈樹鏞得漢石經宋拓本有關。此印邊款雲：“韻初求《熹平石經》一年，風雨寒暑，幾忘寢食，除夜書來，知已得之，因依故事，刻石志賀。同治三年甲子元日，之謙記。”
若兩印邊款並觀，則得碑細節與刻印經過便更為豐富與清晰：同治二年初，沈樹鏞聞知此拓本下落，便開始訪求，時間前後長達一年之久，“風雨寒暑，幾忘寢食”，所曆辛苦，誠非外人所能身感。到了是年秋天，事情應已大致有了眉目，沈樹鏞便迫不及待欲以“漢石經室”名其齋，並請趙之謙先刻一印。至歲末，寶物才正式歸沈氏所有。除夕夜，趙之謙接到沈樹鏞來信，得知這一喜訊，正月初一一大早，便急忙趕赴沈宅觀賞，刻“如意”一印以志賀，又在先前所刻“漢石經室”印上補刻邊款二行。這兩方印章，也成為沈樹鏞此段訪碑經歷的最重要證物。
⒉韻初藏寶
此印為青田石，朱文，印高四點二釐米，印面縱橫均一點九釐米，桐鄉君匋藝術院藏。款署：舊藏宋硯一，後刻印，文曰：“仲臣藏寶”，蓋倒語也。韻初得元拓《劉熊碑》，至寶也，因為摹此，用正意矣。無悶記。
沈樹鏞舊藏《劉熊碑》拓本冊
此印是趙之謙為沈樹鏞所得《劉熊碑》拓本而刻。同治二年十二月，沈氏得《劉熊碑》於北京，此印署無悶款，故極有可能刻于同治三年初。
趙之謙在致沈樹鏞信中，對此印文字內容可謂反復推敲：
“‘墨緣’二字不古，不如易‘得寶’二字，《引船歌·紇囊得體》‘得體’猶言‘得寶’，唐人易之為《得寶歌》，見《唐詩紀事》。又，‘得體’二字或書‘得董’，或書‘得鞛’，皆同‘得寶’。前見楊氏有此印，不知彼用何書？想亦與此為一。自來金石家印文少講究，率以後世語刻入，故欲別立色目，非故為奇異也……楊氏不知古，或系度撰而暗合前人者，若不欲與之同，可易‘作寶’二字。《詩》‘以作爾寶’，然此‘寶’字是實字。或竟用‘永寶’亦可，或用‘藏寶’（曾見宋研上刻此二字），總不要‘墨緣’。此印文始于翁學士，非好與學士作難，實欲為漢碑迎合也。”
由此信可知，沈樹鏞起初所求印文中應有“墨緣”兩字，但趙之謙認為“不古”，建議改為“得寶”，或者“作寶”“永寶”，最終敲定用舊藏宋硯刻印中“藏寶”兩字。趙之謙是個自視甚高之人，對於朋友求印，往往不是一概應允，有時也會對印文內容、篆刻風格，甚至鈐印方式、位置等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見，如他對魏稼孫囑刻“悌孫”一印，便認為不如改成“悌堂”二字，此印今亦藏桐鄉君匋藝術院，可見，趙之謙的意見最後往往還是會被友人所採納。
沈樹鏞得《劉熊碑》拓本，“價尚不昂，卅金”，頗有點撿漏的味道。趙之謙歎為“奇寶”，定作原石拓，然實系據原碑下半截殘石拓本翻刻。此拓本後又經費念慈、端方、陳淮生等遞藏，民國年間中華書局有金屬版印本，內有趙之謙題簽及考釋，底本曾出現在二〇一三年朵雲軒春季拍賣會上，原拓本上即見鈐有“韻初藏寶”一印。趙之謙還為沈樹鏞雙鉤過天一閣舊藏宋拓《劉熊碑》，此本也有民國年間中華書局珂羅版印本流傳。
⒊鄭齋金石
此印為青田石，白文，印高四點八釐米，印面縱橫均一點九釐米，桐鄉君匋藝術院藏。款署：“北朝書無過滎陽鄭僖伯。韻初既得雲峰、大基兩山刻石全拓，乃以‘鄭’名齋，屬餘題額，並刻是印。同治二年十月，悲庵記。”
“鄭齋”是沈樹鏞最常用的齋號之一。趙之謙曾為其刻過“鄭齋”“鄭齋金石”“鄭齋藏本”“鄭齋考藏”“鄭齋金石文”“鄭齋所藏”等內容印章多方。沈樹鏞對鄭道昭石刻拓本的收藏熱情，與趙之謙的極力推崇不無關係。趙之謙曾譽鄭道昭為“漢以後第一人”，同治四年五月二十二日，他在致胡培系的信中說：“書學最小，然無師法，亦不能明。弟讀《藝舟雙楫》者五年，愈想愈不是，自來此間，見鄭僖伯所書碑，始悟卷鋒……”可以說，鄭氏石刻，既是趙之謙本人書風轉變的一大關鍵，也直接影響到其周圍金石好友圈收藏趣味的變化。民國年間，藝苑真賞社印行過一種趙之謙舊藏《鄭文公下碑》初拓本，碑額即為沈樹鏞饋贈，後有同治二年八月二日趙之謙題跋：“癸亥客京師，餘買得碑，沈均初買得額，因以畀餘，書此志喜。”同治五年，沈樹鏞在致魏稼孫的信中，提及歷年所得鄭道昭書石刻“將及卅種”。此外，有正書局石印出版的《初拓鄭文公碑》“頌”字未損本，也是沈樹鏞舊藏，由沈氏題簽知，為同治七年得於北京。
（四）朱志複
朱志複，生卒年不詳，字遂生、子澤，號減齋，齋號受福富昌鏡室，江蘇無錫人，趙之謙弟子。他本系伶人，擅小生，脫籍後，長期居沈樹鏞宅。朱志複在經濟上似不能自立，故趙之謙有“亦命使之然，人雖強悍，竟不能與命爭耶！”的感歎。沈樹鏞與他的關係十分密切，拓本題簽之類多仰仗其為之，在致魏稼孫的信中，有“但願永遠相依，則彼此得益”的話。朱志複從趙之謙學印，印風也與其師相近，尤工漢印。趙之謙曾評價這位弟子“天三人無，然其地位好在無須官樣，然即學成，又是天三人三而止。”沈樹鏞對其篆刻頗為賞識，在給魏稼孫的信中，多處提到“遂生刻印頗有進境”“遂生近來印學大進”。因此，朱志複為沈樹鏞本人所刻印章數量，理應不在少數，但目前存世印拓僅見一方 “鄭齋”朱文印，邊款雲：“遂生為鄭齋主人”，無具體年款。
朱志複還擅長傳拓，曾為趙之謙輯成《二金蝶堂癸亥以後印稿》一冊。此印譜的編纂顯然得到趙之謙本人的應允。趙之謙曾為朱志複刻過一方“遂生手拓”朱文印，邊款雲：“朱志複為余拓印，作此與之。”《二金蝶堂癸亥以後印稿》成書于同治四年夏，雖由朱志複負責拓印，但印譜最終得以刊行，實離不開沈樹鏞的促成之功。沈樹鏞致魏稼孫的信中，多處提到印譜拓制之不易：
“遂生集癸亥以後印譜甚精，唯一人獨任其事，成功尚遠耳。”
“遂生字學篆刻俱有進境，皆叔誘掖獎勸之力。印譜不能日日拓，天熱之後印沿易濕，不如冬天之乾淨。”
“叔久不刻字，遂生拓印尚無暇及此。弟意將已拓者湊成二十方，先訂一集，若有一方拓一方，未必不能也。”
“老印譜大約難拓矣！其癸亥以後遂生所集，弟看局面有廢棄之勢，因於月初逼將已拓者集成，計得二十余方，連款亦有三十余葉，用紙裱訂亦有一厚本，立求荄甫作序，弟自己作跋，刊刻刷成，居然告竣。此弟變通辦理之法，若如老兄所雲，必要齊全，連此二十余方亦作廢紙矣！現已為兄留出二部，有便即寄。全者只有六部，其餘有十方一部者，有十余方一部者，不論多少，總欲成之，然亦不過數部，因整紙印格，拓款實不易耳！”
浙江圖書館藏有《二金碟堂癸亥以後印稿》同治四年初印本一種，前有沈樹鏞、胡澍序，收錄趙之謙印章二十一方，應屬於以上信中提到的六部全本之一，彌足珍貴。
從此譜收錄印章來看，趙之謙自用名號印及閒章最多，有八方，此外刻給胡澍、朱志複的各有四方，而刻給沈樹鏞的僅見同治二年冬所刻“福德長壽”白文印一方。傳世有明確年款的趙之謙刻贈沈樹鏞的印作中，同治二年至同治四年間，計有十方，包括漢石經室（白文）、鄭齋金石（白文）、沈樹鏞同治紀元後所得（白文）、如願（朱文）等名作，但印譜中卻均未見收錄。這雖反映出拓制的倉促，誠如沈樹鏞信中所言，實乃“變通辦理之法”，但沈樹鏞作為印譜刊行的最主要促成者，收錄他本人藏印卻又如此之少，還是有點出乎意外，或許沈氏是有意有所保留也未可知。
值得注意的是，印譜中收錄的不少印章，顯然是從趙之謙處借拓來的，從趙之謙致沈樹鏞的信劄中，我們也可以找到某些蜘絲馬跡：
“早上劉子重來說‘井闌’字，大有兩持之意。現已決絕說之，令其取回奉上也。外，屏一幅，祈屬遂生為我蓋上一名印付來為要。”
“荄甫所藏拓本，祈囑遂生每紙用一同時審定印。能兄得空為之，更感。稼老忙極，故不之讬。”
因為弟子為自己拓制印譜的關係，趙之謙的不少自用印章，刻好後可能都暫放在朱志複處，而朱志複又長年寄住在沈宅，如果上述推測能夠成立的話，那麼，我們在沈樹鏞的某些私人信劄中，有時也會發現鈐蓋有趙之謙自用閒章，便不難理解了。例如，浙江省博物館藏同治三年（一八六四）三月十四日沈樹鏞致魏稼 孫的信劄末尾，即鈐蓋有趙之謙自用閒章“天道忌盈人貴知足”一印，此印刻于同治三年正月初七。趙之謙在致沈樹鏞的信中還曾提到：
“《劉碑》已炙研書成，凍不克舒暢作字，亦天道忌盈意也。奉去各印，請代鈐前後。‘天道’印用於末頁之末為要。”
由此可見，此印的確曾一度在沈樹鏞處。
（五）其他印人
徐三庚（一八二六—一八九〇），字辛谷，號金罍、井罍，自號金罍道人，浙江上虞人。徐三庚刻贈沈樹鏞印見有四方，其中上海博物館藏有二方：一“鄭齋所藏”壽山石朱文印，一“沈樹鏞印”青田石白文印，均刻于同治五年（一八六六）。
徐三庚無疑是與趙之謙齊名的晚清印壇巨匠，但因文獻及印章實物缺乏，兩人的具體交往情況不詳，只能暫付闕如。
蔣節（一八四四—一八八〇），字幼節，又節，號香葉，室名閒人是齋，上海人，諸生。工詩，善八分，精刻印，兼善花卉，曾受業于莫友芝，有《閑偍齋詩集》。上海博物館藏有蔣節刻贈沈樹鏞印章二方：一為“鄭齋”壽山石白文印，一為“沈樹鏞印”青田石白文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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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系浙江省博物館研究館員）
節選自 《榮寶齋》2016-12 總第14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