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與給毛澤東主席當了18年秘書的父親田家英相比， 母親董邊（1916-1998）沒有顯耀的名氣和可宣揚的業績。 她只是千千萬萬從延安出來的女幹部中的一員， 默默地工作， 默默地奉獻， 默默地忍受對她的不公和苦難……在平凡中演繹著不平凡。
豐盛胡同餃子館的記憶
1966年5月23日晚上， 我們全家除了父親（田家英， 1922-1966， 1948年至1966年任毛澤東秘書）是在豐盛胡同口上的餃子館吃的飯。 那是平日絕少下飯館的年代， 沒有父親在， 我們更不會去飯店吃飯了。 可那天放學回家， 我們三個上中學的孩子分別被中南海大西門和小南門的警衛用小汽車送到了西城豐盛胡同37號院（中直機關宿舍）臨時安置的家，
▲ 田家英夫婦與孩子合影
飯桌上， 我挨著阿姨（保姆）坐， 母親在我的對面。 為什麼搬家， 她沒告訴我們， 才13歲的我， 並沒有因為突然搬出中南海而沮喪或發現什麼異常，
這一晚母親令我詫異的含淚的眼睛， 像刀子刻出的劃痕， 刻在了我的心裡。 似乎它是我幼稚的童年結束的標誌， 是我去理解母親， 理解社會， 乃至理解人生的起點。
那一晚母親究竟怎麼了， 這個謎， 多少年後， 我才解開。
▲ 毛澤東與田家英(資料圖)
1984年， 母親離休後做的第一件事， 便是以她多年編刊人的敏感和記實本能， 寫下了數萬字的《苦難的十一年》“文革”實錄。
“實錄”開篇， 母親記到：“‘文化大革命’， 我受過種種折磨， 受過種種突然打擊， 印象太深刻了。 現在閑下來， 經常在頭腦中流過……”母親所說的“突然打擊”， 其中最大的一樁， 就是1966年5月23日， 父親田家英上午10點左右在中南海永福堂寓所自縊了。
前一天的下午3點，
整個下午和晚上， 父親一句話也沒說， 直至半夜12點戚本禹（1931- ， 山東威海人， 曾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 中共中央辦公廳代主任）打來電話後， 他才說了句：“我的問題是江青、陳伯達陷害的， 想不到在毛主席身邊工作18年， 落到如此下場！”
母親下午回到永福堂， 早上還活生生的丈夫， 現在卻躺在西廂書房冰冷磚地的一塊木板上， 再也不說話了。 他為什麼不待把問題說清楚， 就這樣永遠閉上了嘴？事態變幻之快， 讓一向聽從組織的母親， 驚恐、痛苦、無解，
父親去世後， 一切， 都壓在母親身上。
1969年冬天那一晚的偶遇
母親是1967年秋被關進“牛棚”再不許回家了， 姐姐1968年到內蒙插隊後， 我便一個人生活著。 1969年3月， 我和境遇相仿的同學也來到吉林最北端一個叫莫莫格的蒙漢公社插隊了。
離京前， 我給母親寫了一封信， 專案組為了利用孩子的感情瓦解“敵人”， 才允許我見了母親一面。 可一見到母親， 我就一直放聲大哭， 15分鐘的見面， 我直哭到專案組不耐煩把我拉走結束。
下鄉後， 我抑制不住地想母親， 我盼望得到母親的一點點消息， 希望知道她此時怎樣度日。
自從1966年8月25日， 《人民日報》頭版披露“全國婦聯罷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黑幫分子董邊的官”。 因丈夫田家英是“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系“文革”期間被陷害、打倒的黨和國家及軍隊領導人的第一個事件）骨幹分子， 母親可以被任意誣陷，任加罪名。
母親“實錄”裡記到：從此，我的日子很不好過，經常拉到全市去批鬥，在天壇萬人群眾大會，在北京展覽館萬人群眾大會，在東城區群眾大會，都被批鬥過。這種會，揪我去，都是突然襲擊，因神經緊張，得了控制不住大小便的毛病。
母親記述的批鬥場面，我一次也沒見到。那時的我畢竟太小，不懂得母親所受的是怎樣的精神摧殘。
▲ 20世紀90年代，田家英女兒重回永福堂
春去冬來，到了農閒的季節。大家誰都沒想回北京，準備就在農村過春節了。但11月底的一天，不知誰說了句牢騷話，“為什麼不回北京，北京不是我們的了嗎？”一語掀翻眾人心底的波瀾。說走就走，沒錢買票，我們“扒車”回來的。
當我回到燈市口9號院，進院門不到20米，迎面低頭匆匆走來一人，天雖黑，只是個人影，但我一眼便看出來，是母親。
我喊出三年來未叫過的一聲“媽媽”，母親一愣。原來，她昨天才從蹲了一年半的“牛棚”放出來，明天就去河南許昌西華幹校，只給她留了一天的準備時間。可就在這一天的晚上，我卻突然出現在她眼前。
那晚的巧遇，我只能把這叫做天意。第二天早上8點半，我送媽媽到火車站，我和母親依依不捨地分別了。
“我願跟你到勞改農場”
母親到了幹校，上面允許她和孩子通信了，每月我都能收到母親的信，從此我有了期盼。可是我不知道母親的來信報喜不報憂，從不吐露在極“左”思想指導下的五七幹校，她所受的虐待和折磨。
1971年，我和姐姐終於有機會到已經遷至河北衡水的幹校看望母親。
兩年沒見，母親變得又黑又瘦，體重只剩80斤。原來母親在幹校每天承受的是非人的以虐待為目的的勞動。
母親告訴我，中央專案組來人，向她調查陳伯達，來人的態度，比之以往外調的人和氣了許多。她從來人的態度上察覺到形勢有變化。
實際此時“九一三”林彪事件已過去了好幾個月，連農民都聽了不止一次中央文件的傳達，母親卻什麼也不知道。我把檔內容和北京的小道消息統統講給她聽。
最後母親說：“我的問題，最好的結果就是‘敵我矛盾人民內部處理’，最終的去處，一定是勞改農場。你能跟我去嗎？”說出這話，母親是下了大決心的，我毫不猶豫、想也沒想地說了聲：“我跟！”
1973年的幹校，大部分人被分配工作或自謀出路了，五七道路名存實亡。
母親也被放回北京，依然是“走資派”，白天依然到機關勞改，晚上回燈市口9號院十幾平米的小屋一個人生活。
那時我還在東北農村插隊。正巧這天到公社辦事，順便到郵局看看，一進門，郵遞員就朝我大叫：“你來得正好，有你的電報。”“母病重，速回。”一看日期，電報發出6天了，我急了，飛速回隊請假，等我用最快的速度把一切程式完成回到北京，已是母親發電報的第9天了。
媽媽見到我的一瞬，眼睛裡充滿驚喜，母親已熬過最難的幾天，等我到家，她已經可以下床了。可從她看到我的眼光裡，我知道母親有多難，長久以來，她是怎樣地盼望親人啊。
咱們家的人就是太老實
母親的晚年，和我們姐妹、女婿、孫兒一起生活，希冀圓滿。
1998年，母親因患腎衰竭，靠腹膜透析維持了一年後，走完了她82年的人生。
有人描述，人的離去是一個肉體和靈魂由重疊，漸不清晰，淡去，消失的過程。
那一年，我分明感到母親堅強的靈魂在極力阻止這種消亡。她用每天僅存的一點有效精力，給我講述她希望我知道的一切：她小時的成長環境和走向延安的經歷；她眼中的我的父親。事情小到她和父親戀愛了，誰先提出的結婚；大到在“包產到戶”問題上，她反對父親在毛澤東處替劉少奇承擔責任。
母親說父親：“你為什麼把劉少奇的意見說成是你的意見，你就是一個秘書，膽子也太大了。”
父親回答：“主席從一開始聽我講包產到戶的意見，就表現出極其的不悅，他早有自己的考慮，我要再說這是少奇的意見，不是影響兩個主席團結嗎？”
這場對話，母親在“文革”中也沒有講出來。父親的擔當，最終沒有維護得了兩個主席的“團結”，但他的擔當，讓母親對父親的正派和人格，深深地信服了。
1956年父親到山西調查，路過母親的家鄉山西忻縣，他曾對同行人說：“你們看，從這裡走出了個董邊，不容易啊！”1920年代的山西農村，經濟文化極端落後，而封建思想、小農意識卻十分強烈。母親倔強地掙脫了重男輕女的封建枷鎖，靠讀書走出了一條人生的道路。她加入了一個以推動社會進步為信念的名叫“共產黨”的組織，又在其中為社會文明進步的標誌之一——婦女的解放和獨立，奮鬥了50年。父親對母親的感慨，是發自肺腑的。
最後的日子，母親昏迷了，強透析使她短暫醒來，我永遠記得母親和我說的最後一句話。那天下午，多日不語的母親慢慢地吐出，“都說老實人吃虧，咱們家的人就是太老實了”。
母親的話，很久在我心裡縈繞，她所說的“咱們家人”，是指晚年她和我們姐妹的家，還是也指早已不在了的父親呢？
- END -
母親可以被任意誣陷，任加罪名。母親“實錄”裡記到：從此，我的日子很不好過，經常拉到全市去批鬥，在天壇萬人群眾大會，在北京展覽館萬人群眾大會，在東城區群眾大會，都被批鬥過。這種會，揪我去，都是突然襲擊，因神經緊張，得了控制不住大小便的毛病。
母親記述的批鬥場面，我一次也沒見到。那時的我畢竟太小，不懂得母親所受的是怎樣的精神摧殘。
▲ 20世紀90年代，田家英女兒重回永福堂
春去冬來，到了農閒的季節。大家誰都沒想回北京，準備就在農村過春節了。但11月底的一天，不知誰說了句牢騷話，“為什麼不回北京，北京不是我們的了嗎？”一語掀翻眾人心底的波瀾。說走就走，沒錢買票，我們“扒車”回來的。
當我回到燈市口9號院，進院門不到20米，迎面低頭匆匆走來一人，天雖黑，只是個人影，但我一眼便看出來，是母親。
我喊出三年來未叫過的一聲“媽媽”，母親一愣。原來，她昨天才從蹲了一年半的“牛棚”放出來，明天就去河南許昌西華幹校，只給她留了一天的準備時間。可就在這一天的晚上，我卻突然出現在她眼前。
那晚的巧遇，我只能把這叫做天意。第二天早上8點半，我送媽媽到火車站，我和母親依依不捨地分別了。
“我願跟你到勞改農場”
母親到了幹校，上面允許她和孩子通信了，每月我都能收到母親的信，從此我有了期盼。可是我不知道母親的來信報喜不報憂，從不吐露在極“左”思想指導下的五七幹校，她所受的虐待和折磨。
1971年，我和姐姐終於有機會到已經遷至河北衡水的幹校看望母親。
兩年沒見，母親變得又黑又瘦，體重只剩80斤。原來母親在幹校每天承受的是非人的以虐待為目的的勞動。
母親告訴我，中央專案組來人，向她調查陳伯達，來人的態度，比之以往外調的人和氣了許多。她從來人的態度上察覺到形勢有變化。
實際此時“九一三”林彪事件已過去了好幾個月，連農民都聽了不止一次中央文件的傳達，母親卻什麼也不知道。我把檔內容和北京的小道消息統統講給她聽。
最後母親說：“我的問題，最好的結果就是‘敵我矛盾人民內部處理’，最終的去處，一定是勞改農場。你能跟我去嗎？”說出這話，母親是下了大決心的，我毫不猶豫、想也沒想地說了聲：“我跟！”
1973年的幹校，大部分人被分配工作或自謀出路了，五七道路名存實亡。
母親也被放回北京，依然是“走資派”，白天依然到機關勞改，晚上回燈市口9號院十幾平米的小屋一個人生活。
那時我還在東北農村插隊。正巧這天到公社辦事，順便到郵局看看，一進門，郵遞員就朝我大叫：“你來得正好，有你的電報。”“母病重，速回。”一看日期，電報發出6天了，我急了，飛速回隊請假，等我用最快的速度把一切程式完成回到北京，已是母親發電報的第9天了。
媽媽見到我的一瞬，眼睛裡充滿驚喜，母親已熬過最難的幾天，等我到家，她已經可以下床了。可從她看到我的眼光裡，我知道母親有多難，長久以來，她是怎樣地盼望親人啊。
咱們家的人就是太老實
母親的晚年，和我們姐妹、女婿、孫兒一起生活，希冀圓滿。
1998年，母親因患腎衰竭，靠腹膜透析維持了一年後，走完了她82年的人生。
有人描述，人的離去是一個肉體和靈魂由重疊，漸不清晰，淡去，消失的過程。
那一年，我分明感到母親堅強的靈魂在極力阻止這種消亡。她用每天僅存的一點有效精力，給我講述她希望我知道的一切：她小時的成長環境和走向延安的經歷；她眼中的我的父親。事情小到她和父親戀愛了，誰先提出的結婚；大到在“包產到戶”問題上，她反對父親在毛澤東處替劉少奇承擔責任。
母親說父親：“你為什麼把劉少奇的意見說成是你的意見，你就是一個秘書，膽子也太大了。”
父親回答：“主席從一開始聽我講包產到戶的意見，就表現出極其的不悅，他早有自己的考慮，我要再說這是少奇的意見，不是影響兩個主席團結嗎？”
這場對話，母親在“文革”中也沒有講出來。父親的擔當，最終沒有維護得了兩個主席的“團結”，但他的擔當，讓母親對父親的正派和人格，深深地信服了。
1956年父親到山西調查，路過母親的家鄉山西忻縣，他曾對同行人說：“你們看，從這裡走出了個董邊，不容易啊！”1920年代的山西農村，經濟文化極端落後，而封建思想、小農意識卻十分強烈。母親倔強地掙脫了重男輕女的封建枷鎖，靠讀書走出了一條人生的道路。她加入了一個以推動社會進步為信念的名叫“共產黨”的組織，又在其中為社會文明進步的標誌之一——婦女的解放和獨立，奮鬥了50年。父親對母親的感慨，是發自肺腑的。
最後的日子，母親昏迷了，強透析使她短暫醒來，我永遠記得母親和我說的最後一句話。那天下午，多日不語的母親慢慢地吐出，“都說老實人吃虧，咱們家的人就是太老實了”。
母親的話，很久在我心裡縈繞，她所說的“咱們家人”，是指晚年她和我們姐妹的家，還是也指早已不在了的父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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