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15日， 全國大部分地區已是草長鶯飛、春意盎然。 可地處隴東黃土高原的甘肅省環縣寒風依舊， 縱橫交錯的溝壑山梁上， 幾乎看不到綠色。
走過一段黃土飛揚的小路， 下了兩個斜坡， 兩個身穿深色休閒裝幹部模樣的人和一位工作人員， 直接進了環縣耿家溝村鄂原組村民趙永堂家的窯洞。 兩位“幹部”坐在炕沿上和趙永堂有說有笑地拉著家常， 頗有點“微服私訪”的意思。
老實巴交的趙永堂只知道這兩位是比村長還大的“官兒”。 他們就是全國政協委員孫小系、蘇如春。 他們是到耿家溝村調研精准扶貧政策落實情況的。
不帶記者， 不帶隨員， 不帶陪同， 像這樣的監督性調研組在全國總共有44個， 人數超過150位。
此次調研非同一般， 時間跨度長達4個多月， 僅帶隊的全國政協副主席就多達6位， 足跡遍佈15個省區市的75個貧困縣。
據記者瞭解， 如此大規模的監督性調研， 在人民政協歷史上不多見。 目的是為全國政協十二屆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圍繞“實施精准扶貧中存在的問題和建議”建言獻策做準備。
“此次調研和常委會議的最大特色就是寓協商于監督全過程， 是協商式監督的一次完美呈現。 ”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扶貧辦原主任范小建說。
見微知著。 五年來， 為了落實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戰略部署， 進一步推進人民政協協商民主建設，
民主監督在探索中完善
歷史回溯到1945年。 民主人士黃炎培到延安考察， 談到“其興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現象時， 稱歷朝歷代都沒有能跳出這個週期律。 毛澤東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 我們能跳出這週期律。 這條新路， 就是民主。 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 政府才不敢鬆懈。 只有人人起來負責， 才不會人亡政息。 ”
史上著名的“窯洞對”談的正是民主監督。
這種民主監督在1941年延安“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權建設上就得到了具體的體現。
但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 民主監督的探索和實踐， 不可能上升為國家制度。
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後， 就把提出意見、建議和批評作為一項重要工作， 作為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互相監督的重要平臺。
1954年， 完成代行全國人大職權和協商建國任務後的人民政協， 成為了專門的協商機關。 那麼它的任務和職能是什麼呢？當年制定的政協章程給出了答案：就有關國家政治生活和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重要事項進行協商和工作。
同年12月， 毛澤東在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座談人民政協工作時指出， “提意見”是人民政協五大任務之一， 明確肯定了人民政協的監督作用。
但正如長期研究政協理論的專家所說：“作為委員制的政協， 從一開始就不是權力機關而是與政府協議事情的機構， 並且沒有明確具有監督職能。 ”
直到1956年4月， 毛澤東將“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寫入《論十大關係》中。 毛澤東說：“共產黨可以監督民主黨派， 民主黨派也可以監督共產黨。 為什麼要讓民主黨派監督共產黨呢？這是因為一個黨同一個人一樣， 耳邊很需要聽到不同的聲音。 ”由於人民政協是統一戰線組織， “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就成了共產黨處理同各民主黨派相互關係的基本方針。
1982年12月， 全國政協五屆五次會議首次將民主監督寫進《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
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 標誌著政協民主監督有章可循了。
30多年來， 歷屆党和國家領導人對人民政協民主監督職能都有重要論述， 人民政協民主監督職能也逐步朝著制度化、規範化、程式化邁進。
不過， 稍有遺憾———記者看過歷屆全國政協的常委會工作報告， 發現結尾都有“政協民主監督職能需要加強”的字眼。
全國政協委員劉峰坦言：相比於政治協商、參政議政， 民主監督是政協履職工作的短板。
敢於承認自己的不足， 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勇氣。 也正因為如此， 中國共產黨從未停止探索和完善民主監督的腳步。
“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
“有沒有園區專案建設把關不嚴的情況？”
“有沒有園區汙水處理設施尚不健全而同意企業投產和超標排汙行為？”
“有沒有個別領導干預司法要求執法部門減少對企業執法檢查和行政處罰的情況？”
……
2015年7月13日，火一樣熱的天氣。在寧夏銀川召開的“騰格裡沙漠污染”監督性專題調研座談會同樣“一片火熱”。印紅、王訓練、錢天林等委員就“騰格裡沙漠污染”治理情況提出一系列的問題和建議，其中不乏尖銳的批評。為了瞭解真實情況，調研組在寧夏中衛企業監督調研環保情況的同時，還派出了另外一支小分隊暗訪。
最讓謝正觀委員難忘的是———無論是調研、暗訪，還是舉行座談會，協商氛圍始終濃厚。雖然也有激烈的爭論，但目的始終圍繞推進共識，從而為助推騰格裡沙漠污染治理發揮了重要作用。
從中可以看出，人民政協找到了一條適合自身性質定位的民主監督路徑———協商式監督。
今年初，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於加強和改進人民政協民主監督工作的意見》指出：政協民主監督是在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礎上，參加人民政協的各黨派團體和各族各界人士在政協組織的各種活動中，依據政協章程，以提出意見、批評、建議的方式進行的協商式監督。
協商者，商以求同，協以成事。“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執兩用中”“和而不同”……幾千年來，中華民族孕育了深厚的協商文化。
監督者，謂監當督察其事。看似冰冷的字眼，一旦為其賦予了協商的形式和內容，也就有了溫度。
“將協商文化融入于民主監督之中，是政協民主監督在理論和實踐上的一大創新。”全國政協委員、九三學社中央委員許進如此評價。
媒體梳理了俞正聲主席在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上所作常委會工作報告的亮點，認為強調協商式監督的性質定位，是最大亮點。
亮在何處？
有人說它是人民政協民主監督理論和實踐的傳承和發展。
誠然！與時俱進，是人民政協的鮮明特點。沒有60多年的漫漫求索，也不會有協商式監督這一創新性成果。正如俞正聲主席的總結：政協民主監督同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優良傳統一脈相承，是我國社會主義監督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重要實現形式。
也有人評價它是對政協民主監督的重要新概括。
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駐會副主任陳惠豐認為，這個“新概括”強調了人民政協民主監督與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關係，意味著在我國社會主義監督體系中，作為協商民主重要管道和專門協商機構的政協民主監督，不是權力監督，也不同於一般的社會監督，而是一種有國家政治制度保障、能夠作為我國政治體制重要組成部分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發揮重要作用的監督。
還有人將其譽為世界民主建設的“中國方案”。
有些別有用心的人說，中國沒有真正的民主，只有西方的兩黨或多黨執政才是真正的民主。
當我們看到有的國家議會議員互相撕逼，看到黨派之間互相攻伐，看到執政黨和在野黨因政見不合大打出手，不禁要問——這就是西方所謂的“民主”嗎？
難怪有國外學者把西方的政黨比作“政黨有限公司”，為了各自的利益集團，互相攻訐、拆臺、打壓是常事。他們在某一時段可能會將國計民生掛在嘴邊兒，可一旦實現“彼可取而代也”的目的，這些將很快被拋在腦後。
可在中國，因為有了人民政協這個協商民主的重要平臺，執政黨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等平等而坐，清茶一盞，坦誠交流、互相監督、廣泛協商，從而推動問題的解決。
有人如此評價———這是“中國式商量”上演的“風景這邊獨好！”
民主是時代潮流，只是各國追求民主的道路不同而已。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同樣，探索民主監督路徑，是否符合本國國情是唯一的尺規。
我國人口眾多，不同政黨、不同團體、不同組織、不同群體、不同階層的背景不同，利益訴求也不同。在人民政協這個平臺上，可以比較充分地體現不同政黨、不同團體、不同組織、不同群體、不同階層多樣性與一致性相統一的特點：一致性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圍繞大目標、實現大團結；多樣性就是體現差異性，和而不同，尊重和包容不同意見、不同聲音。
由是看來，協商式監督，是符合中國國情的一種必然選擇。
既重視內容，也強調形式
黨的十八大以來，推動人民政協更好履行民主監督職能已成為黨中央發揮政協作用的重要著力點。
在蘇如春看來，本屆全國政協的一大特點就是監督性視察調研明顯多了，“我基本上每年都要參加一兩次監督性的視察調研，這樣的視察調研深入、接地氣，對提升履職能力大有裨益。”
近年來，全國政協組織開展的各類視察調研活動中，監督性議題逐年增加，2015年為12項，2016年為18項，今年則增加到20項。在政協重點提案中民主監督性提案的數量也明顯增加，並加強了重點提案督辦。
俞正聲主席在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上指出：要聚焦中共中央重大改革舉措、重要政策貫徹執行情況和“十三五”時期重要約束性指標的落實，準確定位，把握方向和原則，以組織監督性強的視察調研活動為主，多種形式配合，增強監督實效。
這段話對民主監督的內容和形式都進行了強調，說明民主監督既要內容，也要形式，二者要統一。在內容上，本屆全國政協在抓重點問題專題監督上下了功夫。比如，持續關注農村貧困人口脫貧，年年聚焦，接力建言，五年來涉及扶貧問題的視察調研遍及17個省區市，實現了脫貧攻堅主戰場全覆蓋。連續兩年圍繞精准扶貧問題召開專題議政性常委會。在形式上，本屆全國政協集成運用各種民主監督形式，寓監督於協商會議、視察、專題調研、提案、大會發言、反映社情民意等活動中，切實增強了監督實效。
此外，全國政協還積極探索更加靈活、更加經常性地開展民主監督的方式方法，如在視察調研工作中強化成果跟蹤落實，通過社情民意資訊進行監督，試行政協全會大會發言網路直播等。
“監督性調研+雙周協商座談會”就是近年來全國政協探索的一種較好的民主監督方式。
2013年12月，本報刊登了深度報導《傷不起的建築工人》，得到了全國政協領導高度重視。2014年初，全國政協調研組冒著嚴寒，先後兩次就“建築工人工傷維權有關問題”開展專題監督性調研。當年11月13日，以“建築工人工傷維權”為議題的雙周協商座談會在京舉行，20余位委員、專家、學者與相關部委負責人通過廣泛協商達成了共識。在全國政協的積極推動下，一個多月後，住建部、人社部等四部委聯合出臺了《關於進一步做好建築業工傷保險工作的意見》，為建築工人工傷權益保護提供了保障性保障。
監督性調研掌握了第一手材料，有助於以理服人和建有據之言、獻務實之策；雙周協商座談會由俞正聲主席親自主持，委員和相關部委負責人“當面鑼、對面鼓”，規格高、影響大、效果好。
對此，全國政協委員楊金生有一個比較精闢的總結：“發現問題得沉下去，可處理問題要高上來，從頂層設計上著手。這‘一高一低’相結合，既符合中國國情，也體現了協商式監督的價值。”
堅持党的領導，讓監督不跑偏
習近平總書記在党的十九大報告中強調：“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党是領導一切的。”政協民主監督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一項重要制度安排，是社會主義監督體系中的一種重要形式，也是國家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必須堅持党的領導。
“綠水青山枉自多,華佗無奈小蟲何！”上世紀50年代，血吸蟲病一直牽動著毛澤東的心；60多年後的今天，另一種傳染病同樣牽動著中央領導的心。
這是一種使西部農牧民因病致貧返貧的重大疾病。為此，中央領導有過專門批示。它就是有“蟲魔”之稱的包蟲病！
2015年4月，全國政協組織專題調研組分別赴寧夏和新疆、四川和青海進行監督性調研，並於6月4日召開了以“西部農牧區包蟲病防治”為主題的雙周協商座談會。會後，有關部委充分採納全國政協的意見和建議，加大了包蟲病防控力度，部分地區包蟲病的流行趨勢逐步得到控制。
對於這次調研和雙周協商座談會，全國政協委員高春芳坦言：“以一種傳染病防控作為調研和協商議題，在人民政協歷史上罕見。黨中央高度重視；問題切口小、角度好；政協調研深入，發聲及時，所以建言獻策取得了明顯效果。”
“黨抓什麼，政協就可以配合抓什麼，目的是協助黨和政府解決問題、改進工作、增進團結、凝心聚力。”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對政協民主監督提出的要求。
只有跟著党走，民主監督才不會跑偏；只有在黨的支持下，民主監督才能納入黨委工作總體部署，進行統一安排、統一規劃；只有在黨的重視支持下，民主監督才能“逢山開路，遇水搭橋”。
一言以蔽之，就是政協民主監督要“圍繞中心，服務大局”。這個中心就是黨的工作中心，這個大局就是黨和國家的工作大局。
今年4月13日-17日，全國政協人資環委主任賈治邦帶領調研組到甘肅環縣就扶貧攻堅工作開展監督性調研。每到一地，他反復表示，不要佔用一把手領導的時間。可實際上，各級政府一把手領導都出席了座談會並介紹情況。“現在，地方一把手領導出面已經成為慣例，因為政協說話影響力很大，地方領導高度重視，更別說脫貧攻堅是黨中央關注的大事！”環縣扶貧辦主任白興時坦言。
道是無情卻有情
轉基因問題無疑是近幾年來各方關注、爭議較大的話題。2015年10月8日，全國政協召開雙周協商座談會,圍繞“轉基因農產品的機遇與風險”建言獻策，“反轉”名人崔永元也被邀請到會。會上，“挺轉派”和“反轉派”進行了激烈交鋒。雖然達成了一些共識，但仍有分歧。
最終，俞正聲主席用“這裡只是提供一個平臺，大家在一起聊聊嘛！形成共識當然好，形不成共識增進共識也好啊！再退而求其次，大家求同存異，各自保留意見，但起碼做到了知己知彼也是不錯”的幽默總結，緩解了氣氛，贏得了大家熱烈的掌聲。
“大家在一起聊聊嘛。”多麼通俗易懂、多麼親民的一句話。用全國政協常委、江西省政協副主席劉曉莊的話說，“協商式監督不僅可以更加廣泛地集合民意，還讓監督‘道是無情卻有情’，故而‘綠葉扶紅花，相伴總相宜’”。
可為什麼過去監督得少呢？
害怕“槍打出頭鳥”，擔心破壞團結，是一個重要原因。
為了鼓勵大家敢監督、善監督，毛澤東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首次提出“不打棍子、不抓辮子、不扣帽子”的“三不主義”。鄧小平在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指出，“當前這個時期，特別需要強調民主。我們要創造民主的條件，要重申‘三不主義’：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
“在政協的各種會議和活動中，要始終堅持‘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辮子’的‘三不’方針，提倡熱烈而不對立的討論，開展真誠而不敷衍的交流，鼓勵尖銳而不極端的批評，努力營造暢所欲言、各抒己見的民主氛圍。”時隔36年後，俞正聲主席在政協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開幕會上的這幾句話引起國內外輿論關注。它體現的是中國共產黨“諮諏善道，察納雅言”的胸懷。
協商式監督，協商是方式和原則，監督是手段和途徑。
對於如何更好地推進協商式監督，俞正聲主席進行了詮釋———要樹立“公、和、誠、實”的理念：開展監督必出於公，秉持公心才能堅持真理、敢於擔當；必出於和，和合包容才能增進共識、凝心聚力；必出於誠，坦誠相見才能有效溝通、相互理解；必出於實，實事求是才能找准癥結、破解問題。“公、和、誠、實”四個字，凝練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切合人民政協的準確定位，同時充分表達和聚合民心民意，確保政協的民主監督工作沿著正確的政治方向前進。
正如全國政協委員許皞說的那樣：“有了這樣的調子，我們開展監督就有了底氣。”
因為“協商”二字，民主監督從政協的一項職能成為了一種文化；因為“協商”二字，政協民主監督成為了一個品牌；同樣，因為“協商”二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贏得了全世界的目光。
人們期待著———協商式監督讓未來更美好！
“有沒有個別領導干預司法要求執法部門減少對企業執法檢查和行政處罰的情況？”
……
2015年7月13日，火一樣熱的天氣。在寧夏銀川召開的“騰格裡沙漠污染”監督性專題調研座談會同樣“一片火熱”。印紅、王訓練、錢天林等委員就“騰格裡沙漠污染”治理情況提出一系列的問題和建議，其中不乏尖銳的批評。為了瞭解真實情況，調研組在寧夏中衛企業監督調研環保情況的同時，還派出了另外一支小分隊暗訪。
最讓謝正觀委員難忘的是———無論是調研、暗訪，還是舉行座談會，協商氛圍始終濃厚。雖然也有激烈的爭論，但目的始終圍繞推進共識，從而為助推騰格裡沙漠污染治理發揮了重要作用。
從中可以看出，人民政協找到了一條適合自身性質定位的民主監督路徑———協商式監督。
今年初，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於加強和改進人民政協民主監督工作的意見》指出：政協民主監督是在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礎上，參加人民政協的各黨派團體和各族各界人士在政協組織的各種活動中，依據政協章程，以提出意見、批評、建議的方式進行的協商式監督。
協商者，商以求同，協以成事。“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執兩用中”“和而不同”……幾千年來，中華民族孕育了深厚的協商文化。
監督者，謂監當督察其事。看似冰冷的字眼，一旦為其賦予了協商的形式和內容，也就有了溫度。
“將協商文化融入于民主監督之中，是政協民主監督在理論和實踐上的一大創新。”全國政協委員、九三學社中央委員許進如此評價。
媒體梳理了俞正聲主席在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上所作常委會工作報告的亮點，認為強調協商式監督的性質定位，是最大亮點。
亮在何處？
有人說它是人民政協民主監督理論和實踐的傳承和發展。
誠然！與時俱進，是人民政協的鮮明特點。沒有60多年的漫漫求索，也不會有協商式監督這一創新性成果。正如俞正聲主席的總結：政協民主監督同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優良傳統一脈相承，是我國社會主義監督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重要實現形式。
也有人評價它是對政協民主監督的重要新概括。
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駐會副主任陳惠豐認為，這個“新概括”強調了人民政協民主監督與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關係，意味著在我國社會主義監督體系中，作為協商民主重要管道和專門協商機構的政協民主監督，不是權力監督，也不同於一般的社會監督，而是一種有國家政治制度保障、能夠作為我國政治體制重要組成部分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發揮重要作用的監督。
還有人將其譽為世界民主建設的“中國方案”。
有些別有用心的人說，中國沒有真正的民主，只有西方的兩黨或多黨執政才是真正的民主。
當我們看到有的國家議會議員互相撕逼，看到黨派之間互相攻伐，看到執政黨和在野黨因政見不合大打出手，不禁要問——這就是西方所謂的“民主”嗎？
難怪有國外學者把西方的政黨比作“政黨有限公司”，為了各自的利益集團，互相攻訐、拆臺、打壓是常事。他們在某一時段可能會將國計民生掛在嘴邊兒，可一旦實現“彼可取而代也”的目的，這些將很快被拋在腦後。
可在中國，因為有了人民政協這個協商民主的重要平臺，執政黨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等平等而坐，清茶一盞，坦誠交流、互相監督、廣泛協商，從而推動問題的解決。
有人如此評價———這是“中國式商量”上演的“風景這邊獨好！”
民主是時代潮流，只是各國追求民主的道路不同而已。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同樣，探索民主監督路徑，是否符合本國國情是唯一的尺規。
我國人口眾多，不同政黨、不同團體、不同組織、不同群體、不同階層的背景不同，利益訴求也不同。在人民政協這個平臺上，可以比較充分地體現不同政黨、不同團體、不同組織、不同群體、不同階層多樣性與一致性相統一的特點：一致性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圍繞大目標、實現大團結；多樣性就是體現差異性，和而不同，尊重和包容不同意見、不同聲音。
由是看來，協商式監督，是符合中國國情的一種必然選擇。
既重視內容，也強調形式
黨的十八大以來，推動人民政協更好履行民主監督職能已成為黨中央發揮政協作用的重要著力點。
在蘇如春看來，本屆全國政協的一大特點就是監督性視察調研明顯多了，“我基本上每年都要參加一兩次監督性的視察調研，這樣的視察調研深入、接地氣，對提升履職能力大有裨益。”
近年來，全國政協組織開展的各類視察調研活動中，監督性議題逐年增加，2015年為12項，2016年為18項，今年則增加到20項。在政協重點提案中民主監督性提案的數量也明顯增加，並加強了重點提案督辦。
俞正聲主席在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上指出：要聚焦中共中央重大改革舉措、重要政策貫徹執行情況和“十三五”時期重要約束性指標的落實，準確定位，把握方向和原則，以組織監督性強的視察調研活動為主，多種形式配合，增強監督實效。
這段話對民主監督的內容和形式都進行了強調，說明民主監督既要內容，也要形式，二者要統一。在內容上，本屆全國政協在抓重點問題專題監督上下了功夫。比如，持續關注農村貧困人口脫貧，年年聚焦，接力建言，五年來涉及扶貧問題的視察調研遍及17個省區市，實現了脫貧攻堅主戰場全覆蓋。連續兩年圍繞精准扶貧問題召開專題議政性常委會。在形式上，本屆全國政協集成運用各種民主監督形式，寓監督於協商會議、視察、專題調研、提案、大會發言、反映社情民意等活動中，切實增強了監督實效。
此外，全國政協還積極探索更加靈活、更加經常性地開展民主監督的方式方法，如在視察調研工作中強化成果跟蹤落實，通過社情民意資訊進行監督，試行政協全會大會發言網路直播等。
“監督性調研+雙周協商座談會”就是近年來全國政協探索的一種較好的民主監督方式。
2013年12月，本報刊登了深度報導《傷不起的建築工人》，得到了全國政協領導高度重視。2014年初，全國政協調研組冒著嚴寒，先後兩次就“建築工人工傷維權有關問題”開展專題監督性調研。當年11月13日，以“建築工人工傷維權”為議題的雙周協商座談會在京舉行，20余位委員、專家、學者與相關部委負責人通過廣泛協商達成了共識。在全國政協的積極推動下，一個多月後，住建部、人社部等四部委聯合出臺了《關於進一步做好建築業工傷保險工作的意見》，為建築工人工傷權益保護提供了保障性保障。
監督性調研掌握了第一手材料，有助於以理服人和建有據之言、獻務實之策；雙周協商座談會由俞正聲主席親自主持，委員和相關部委負責人“當面鑼、對面鼓”，規格高、影響大、效果好。
對此，全國政協委員楊金生有一個比較精闢的總結：“發現問題得沉下去，可處理問題要高上來，從頂層設計上著手。這‘一高一低’相結合，既符合中國國情，也體現了協商式監督的價值。”
堅持党的領導，讓監督不跑偏
習近平總書記在党的十九大報告中強調：“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党是領導一切的。”政協民主監督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一項重要制度安排，是社會主義監督體系中的一種重要形式，也是國家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必須堅持党的領導。
“綠水青山枉自多,華佗無奈小蟲何！”上世紀50年代，血吸蟲病一直牽動著毛澤東的心；60多年後的今天，另一種傳染病同樣牽動著中央領導的心。
這是一種使西部農牧民因病致貧返貧的重大疾病。為此，中央領導有過專門批示。它就是有“蟲魔”之稱的包蟲病！
2015年4月，全國政協組織專題調研組分別赴寧夏和新疆、四川和青海進行監督性調研，並於6月4日召開了以“西部農牧區包蟲病防治”為主題的雙周協商座談會。會後，有關部委充分採納全國政協的意見和建議，加大了包蟲病防控力度，部分地區包蟲病的流行趨勢逐步得到控制。
對於這次調研和雙周協商座談會，全國政協委員高春芳坦言：“以一種傳染病防控作為調研和協商議題，在人民政協歷史上罕見。黨中央高度重視；問題切口小、角度好；政協調研深入，發聲及時，所以建言獻策取得了明顯效果。”
“黨抓什麼，政協就可以配合抓什麼，目的是協助黨和政府解決問題、改進工作、增進團結、凝心聚力。”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對政協民主監督提出的要求。
只有跟著党走，民主監督才不會跑偏；只有在黨的支持下，民主監督才能納入黨委工作總體部署，進行統一安排、統一規劃；只有在黨的重視支持下，民主監督才能“逢山開路，遇水搭橋”。
一言以蔽之，就是政協民主監督要“圍繞中心，服務大局”。這個中心就是黨的工作中心，這個大局就是黨和國家的工作大局。
今年4月13日-17日，全國政協人資環委主任賈治邦帶領調研組到甘肅環縣就扶貧攻堅工作開展監督性調研。每到一地，他反復表示，不要佔用一把手領導的時間。可實際上，各級政府一把手領導都出席了座談會並介紹情況。“現在，地方一把手領導出面已經成為慣例，因為政協說話影響力很大，地方領導高度重視，更別說脫貧攻堅是黨中央關注的大事！”環縣扶貧辦主任白興時坦言。
道是無情卻有情
轉基因問題無疑是近幾年來各方關注、爭議較大的話題。2015年10月8日，全國政協召開雙周協商座談會,圍繞“轉基因農產品的機遇與風險”建言獻策，“反轉”名人崔永元也被邀請到會。會上，“挺轉派”和“反轉派”進行了激烈交鋒。雖然達成了一些共識，但仍有分歧。
最終，俞正聲主席用“這裡只是提供一個平臺，大家在一起聊聊嘛！形成共識當然好，形不成共識增進共識也好啊！再退而求其次，大家求同存異，各自保留意見，但起碼做到了知己知彼也是不錯”的幽默總結，緩解了氣氛，贏得了大家熱烈的掌聲。
“大家在一起聊聊嘛。”多麼通俗易懂、多麼親民的一句話。用全國政協常委、江西省政協副主席劉曉莊的話說，“協商式監督不僅可以更加廣泛地集合民意，還讓監督‘道是無情卻有情’，故而‘綠葉扶紅花，相伴總相宜’”。
可為什麼過去監督得少呢？
害怕“槍打出頭鳥”，擔心破壞團結，是一個重要原因。
為了鼓勵大家敢監督、善監督，毛澤東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首次提出“不打棍子、不抓辮子、不扣帽子”的“三不主義”。鄧小平在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指出，“當前這個時期，特別需要強調民主。我們要創造民主的條件，要重申‘三不主義’：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
“在政協的各種會議和活動中，要始終堅持‘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辮子’的‘三不’方針，提倡熱烈而不對立的討論，開展真誠而不敷衍的交流，鼓勵尖銳而不極端的批評，努力營造暢所欲言、各抒己見的民主氛圍。”時隔36年後，俞正聲主席在政協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開幕會上的這幾句話引起國內外輿論關注。它體現的是中國共產黨“諮諏善道，察納雅言”的胸懷。
協商式監督，協商是方式和原則，監督是手段和途徑。
對於如何更好地推進協商式監督，俞正聲主席進行了詮釋———要樹立“公、和、誠、實”的理念：開展監督必出於公，秉持公心才能堅持真理、敢於擔當；必出於和，和合包容才能增進共識、凝心聚力；必出於誠，坦誠相見才能有效溝通、相互理解；必出於實，實事求是才能找准癥結、破解問題。“公、和、誠、實”四個字，凝練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切合人民政協的準確定位，同時充分表達和聚合民心民意，確保政協的民主監督工作沿著正確的政治方向前進。
正如全國政協委員許皞說的那樣：“有了這樣的調子，我們開展監督就有了底氣。”
因為“協商”二字，民主監督從政協的一項職能成為了一種文化；因為“協商”二字，政協民主監督成為了一個品牌；同樣，因為“協商”二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贏得了全世界的目光。
人們期待著———協商式監督讓未來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