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陽下的帝國農村
1909年， 在似乎只適合才子佳人纏綿戲的浙江， 一部動作大片卻震撼上演：向來溫和、柔順的浙江農民， 居然聚眾衝擊地方政府， 焚毀水師炮艇， 打傷政府官員和水師官兵。
作為魚米之鄉和財賦重地， 浙江的騷動震驚了北京。
一切都起源於這一年的水旱災害。
先是暮春時節， 最為富庶的杭(州)嘉(興)湖(州)平原暴雨成災， 一片澤國， 海甯一帶米價居然漲到了每石超過六元：人夏之後， 旱災又接踵而至， “田皆龜裂”， 根據當時報載， 農村居然因此出現了閩家自盡的慘事。
浙江巡撫增韞發給軍機處的電報表明， 災害發生後， 該省立即派遣官員到各地勘察， 籌款賑災， 而秋收時節又再度派員進行複查， 確定減免稅收的範圍。 問題在於， 各級官員不願意放棄征糧征款這一肥缺， 徵收工作不僅沒有因災放寬， 反而加緊催收， 終於今矛盾激化。
湖州的烏程、歸安兩縣(今吳興區)，
而嘉興府的桐鄉則沒有那麼幸運。 桐鄉受災後， 負責勘驗災情的各地村民委員會主任(圖董)， 利用職權徇私枉法， 同時， 基層幹部們在皇糧國稅之外搭車收費， 中飽私囊。 災民們自身溫飽都已成問題， 哪裡還能忍受如此催逼， 一時便聚集了上千人， 擁到各富紳家“吃大戶”， 同時對那些老實本分、繼續前往繳納漕糧的農戶進行攔截， 雙方發生衝突。 官方派出水師部隊進行彈壓，
這一年， 除了浙江之外， 全國多個省份遭受嚴重自然災害：北到吉林、奉天， 南到廣東、廣西、雲南， 東到福建， 西到新疆， 以及中部地區的湖北、湖南， 不少地區均出現嚴重水災， 甘肅已經連續9 9 5天未嘗降雨， 缺糧缺水， 甚至出現吃人現象， 直隸、山東、陝西、山西等省則水災、早災、風災、雹災四害並舉。 災害過後， 各地農村幾乎都發生程度不同的群體性對抗事件。 即使沒有遭災的省份， 也並沒有出現安定團結的局面；如江西宜春，
農業、農村、農民這“三農”問題， 就以這種極不和諧的方式， 拉開了宣統新朝“改開搞”(改革、開放、搞活)的序幕。
鄉村精英的窮途末路
大清的田野， 為什麼充滿了失望呢?
在雄心勃勃的大清新政改革中， 建設與發展新農村從來就沒有被真正納入過改革的目標清單。
而此時， 一貫在農村起著穩定作用的士紳階層， 卻在改革中被徹底瓦解， 農村政權陷人了“失範”境地。
中國傳統的國家“公權力”， 一般只達到縣級。 縣級以下行政， 一靠各種胥吏， 而胥吏並不享受國家公務員待遇， 最多算是自收自支的事業單位編制， 他們工作的動力以及經費的來源， 都在於其所“代理”的國家權力， 如徵稅、司法等。 二靠傳統的宗法社會， 這種宗法社會以鄉規民約為準繩， 以宗族集體領導為特點， 而其中的核心就是通過科舉獲得了特殊地位的士紳階層。 士紳階層扮演著雙重的角色，一方面作為國家“經紀人”，協助政府維持治安、征糧征款等；另一方面作為民意代表，為保護和增進地方利益而與政府及其胥吏進行公關及博弈。
這種結構成為維持傳統鄉村穩定的重要因素。“鐵打的農村，流水的皇帝”，無論城頭如何變幻大王旗，只要新的統治者能尊孔重儒，並能提供基本的公共產品(如穩定的社會秩序)，一般都會得到士紳階層及其他們領導下的廣大鄉村的效忠。“甯做太平犬，不為亂世人”，就是中國農民普遍的、現實的政治需求。
但是，這種在血雨腥風的改朝換代中都無法動搖的“中國國情”，卻被大清的新政改革徹底顛覆。1 905年，大清中央宣佈廢除科舉後，謀取功名的管道就只有出國留學和進入新式學堂。但這種新門檻，比起科舉舊門檻而言，畢竟是高了許多，多數農村家庭難以逾越。同時，隨著改革的深入，各地書院、私塾、義學等舊式教育機構紛紛倒閉，鄉村教育資源急劇萎縮。各地抵制新式教育的風潮此起彼伏，即使在素來注重耕讀傳家的江浙兩地，將矛頭對準新式學堂的衝突甚至流血衝突也並不少見。
儘管的確有無數的理由支持廢除科舉的激進變革，但一個不可否認的嚴重後果是：它徹底破壞了早已制度化的人才流通管道，而且沒能建立一個新的替補機制。大批農村精英因此失去了晉升機會和傳統特權，由維持農村穩定的中堅力量，蛻變為失望乃至無望的“高危人群”，從“助手”轉變為了“對手”。政府與農民之間的緩衝地帶消失，任何矛盾都可能演化為剛性的碰撞。晚清風起雲湧的群體性對抗事件，已不再是單純的“農民運動”，士紳階層參與其中的廣度和深度，都遠超歷朝歷代的“民變”浪潮。
基層政權痞子化
鄉村的“公權力”領域出現了巨大的空白，另一群“盈利型經紀人”乘勢而起，他們就是中國近現代史上著名的“土豪劣紳”。
與傳統的士紳階層相比，“土豪劣紳”大多文化程度低下，缺乏甚至毫無精英責任感。他們絕非鄉村中的“善人”，但確是一種特殊的“能人”，一種無所顧忌、不擇手段的“痞子能人”。這樣的“能人”雖然一直存在，但在傳統的政治秩序中沒有機會染指公權。此時，大清國判斷好貓的唯一標準就是能否抓住老鼠，至於手段和過程都可以被忽略，這些“痞子能人”顯然更有效率，也更容易脫穎而出。
他們脫離了傳統士紳階層所受到的道義束縛，可以毫無顧忌地將手中的“公權力”演變為尋租牟利的工具，主觀為自己，客觀為政府，扯著改革的大旗，令自己迅速躋身先富起來的行列，這又進一步加深了農村的災難及農民對如此“改革”的對抗，侵蝕著改革的民意基礎。而為了壓制農民，以“土豪劣紳”為主體的農村基層政權，便從“痞子化”進一步呈現出“黑幫化”，成為今後半個多世紀農村動盪和暴力衝突不斷的主要原因。
“從來治國之道，惟以保民為先”(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上諭)，但大清國的改革者似乎忘了這段樸素的聖訓。在這片失望的田野上，改革的陽光並沒有令大多數民眾感受到溫暖與光明，這樣的改革本身，也就成了溫室裡一盤脆弱的盆景……
士紳階層扮演著雙重的角色，一方面作為國家“經紀人”，協助政府維持治安、征糧征款等；另一方面作為民意代表，為保護和增進地方利益而與政府及其胥吏進行公關及博弈。這種結構成為維持傳統鄉村穩定的重要因素。“鐵打的農村，流水的皇帝”，無論城頭如何變幻大王旗，只要新的統治者能尊孔重儒，並能提供基本的公共產品(如穩定的社會秩序)，一般都會得到士紳階層及其他們領導下的廣大鄉村的效忠。“甯做太平犬，不為亂世人”，就是中國農民普遍的、現實的政治需求。
但是，這種在血雨腥風的改朝換代中都無法動搖的“中國國情”，卻被大清的新政改革徹底顛覆。1 905年，大清中央宣佈廢除科舉後，謀取功名的管道就只有出國留學和進入新式學堂。但這種新門檻，比起科舉舊門檻而言，畢竟是高了許多，多數農村家庭難以逾越。同時，隨著改革的深入，各地書院、私塾、義學等舊式教育機構紛紛倒閉，鄉村教育資源急劇萎縮。各地抵制新式教育的風潮此起彼伏，即使在素來注重耕讀傳家的江浙兩地，將矛頭對準新式學堂的衝突甚至流血衝突也並不少見。
儘管的確有無數的理由支持廢除科舉的激進變革，但一個不可否認的嚴重後果是：它徹底破壞了早已制度化的人才流通管道，而且沒能建立一個新的替補機制。大批農村精英因此失去了晉升機會和傳統特權，由維持農村穩定的中堅力量，蛻變為失望乃至無望的“高危人群”，從“助手”轉變為了“對手”。政府與農民之間的緩衝地帶消失，任何矛盾都可能演化為剛性的碰撞。晚清風起雲湧的群體性對抗事件，已不再是單純的“農民運動”，士紳階層參與其中的廣度和深度，都遠超歷朝歷代的“民變”浪潮。
基層政權痞子化
鄉村的“公權力”領域出現了巨大的空白，另一群“盈利型經紀人”乘勢而起，他們就是中國近現代史上著名的“土豪劣紳”。
與傳統的士紳階層相比，“土豪劣紳”大多文化程度低下，缺乏甚至毫無精英責任感。他們絕非鄉村中的“善人”，但確是一種特殊的“能人”，一種無所顧忌、不擇手段的“痞子能人”。這樣的“能人”雖然一直存在，但在傳統的政治秩序中沒有機會染指公權。此時，大清國判斷好貓的唯一標準就是能否抓住老鼠，至於手段和過程都可以被忽略，這些“痞子能人”顯然更有效率，也更容易脫穎而出。
他們脫離了傳統士紳階層所受到的道義束縛，可以毫無顧忌地將手中的“公權力”演變為尋租牟利的工具，主觀為自己，客觀為政府，扯著改革的大旗，令自己迅速躋身先富起來的行列，這又進一步加深了農村的災難及農民對如此“改革”的對抗，侵蝕著改革的民意基礎。而為了壓制農民，以“土豪劣紳”為主體的農村基層政權，便從“痞子化”進一步呈現出“黑幫化”，成為今後半個多世紀農村動盪和暴力衝突不斷的主要原因。
“從來治國之道，惟以保民為先”(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上諭)，但大清國的改革者似乎忘了這段樸素的聖訓。在這片失望的田野上，改革的陽光並沒有令大多數民眾感受到溫暖與光明，這樣的改革本身，也就成了溫室裡一盤脆弱的盆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