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龍， 獨立作家、前財經記者、IT工程師
一旦一個社會出現動盪， 最有可能取得成功的不是溫和派， 而是最極端的那一派。
“事情就這麼發生了， 革命前我們希望要一部共和憲法， 但是他們卻給我們塞了一本《古蘭經》， 說《古蘭經》就是憲法， 《古蘭經》竟然勝利了。 ”
在德黑蘭， 有一個不是景點的景點， 它吸引的遊客並不比傳統的古列斯坦宮或者國家博物館少。 這是一片巨大的庭院， 用紅色的磚牆與首都其餘的空間隔開。
庭院位於德黑蘭南北區的交界， 看上去破舊不堪， 在紅磚圍牆的上方還架著鐵絲網， 庭院的大門上有著崗樓建築。
在大院的外牆上， 殘留著一次次清洗的痕跡。 每一次清洗， 就會把上面大量的塗鴉清除掉。 這些帶著卡通感的塗鴉大都帶著美國國旗， 或者畫上換成骷髏頭的自由女神像， 當然也少不了伊朗革命衛隊的標誌、拳頭、導彈， 表明了伊朗的不屈服。
德黑蘭美國大使館牆上的小塗鴉。 伊朗的導彈和融化的美國國旗。 © 郭建龍
將自由女神畫成骷髏的塗鴉。 © 郭建龍
我圍繞著這個大院走了一圈。 由於伊朗新總統魯哈尼，
2月1日， 霍梅尼在法國人的保護下， 搭乘法國人的專機回國。 世界的強權（包括美國）都在討好他， 希望能夠與這位伊朗的新主人達成新協定， 就如同當初古巴的卡斯楚剛上臺時， 世界抱的幻想一樣。
回國後， 霍梅尼並沒有馬上沖向前臺， 他知道其實革命的人們大都希望實現民主和共和， 而不是教士的中世紀統治。 他將一位叫做巴紮爾甘（Mehdi Bazargan）的溫和派推向了前臺，
不過， 伊朗的革命形勢已經複雜化。 在俄國版革命中， 列寧一邊與克倫斯基溫和政府糾纏不清， 一邊不斷地強化極端組織蘇維埃。 而在伊朗版革命中， 霍梅尼一邊讓巴紮爾甘組成溫和派政府， 另一邊則在強化極端宗教組織：伊斯蘭革命委員會（Council of the Islamic Revolution）。
革命委員會是霍梅尼一回國就建立的一個影子政府機構。 如同列寧建立的蘇維埃， 革命委員會也掌握了對人身、經濟生殺予奪的大權， 既可以判處人死刑， 也可以剝奪私人財物， 甚至連普通人的工資都有決定權。 隨著委員會的權力越來越大， 巴紮爾甘的政府被架空了。
巴紮爾甘並沒有去討好霍梅尼的口味， 他意識到， 當前最主要的是組成一個中立的溫和派政府，
但巴紮爾甘和當年的克倫斯基一樣， 發現不管怎麼折騰， 他的權力仍然越來越小。 伊斯蘭革命委員會組織了宗教革命法庭（Revolutionary Tribunal， Dadgah-ha-e Enqelab）隨意審判， 大肆剝奪富人的財產。 這個法庭成了法外王國， 卻足以決定人的生死。 最可笑的是， 在巴紮爾甘剛組成政府， 宣佈了內閣名單之後， 突然發現新任空軍司令無法到職， 原因是：這位倒楣的將軍已經被革命法庭判處死刑並執行了。
法庭把富人財產沒收之後，沒有交給國家，而是交給了自己控制的黨派伊斯蘭共和黨（Islamic Republican Party），成了黨產。結果，巴紮爾甘政府沒了錢，什麼事都幹不了，革命委員會卻發了大財，人人幹勁兒十足。
這些党產數量之龐大，成了伊朗社會未來幾十年的包袱。到底伊朗有多少黨產，人們的估算從伊朗全部財富的20%到50%不等，他們獨立於監督體系之外，成了伊朗党國的腐敗之源。
當巴紮爾甘繼續在前臺表演時，伊斯蘭革命委員會還建立了獨立於政權的軍隊：伊斯蘭革命衛隊（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這個衛隊主要由大量的流氓無產者組成，只聽從于霍梅尼以及伊斯蘭革命委員會。革命衛隊最初控制在一群天不怕地不怕的年輕人手中，他們胡作非為，任意生殺，造成了整個社會的恐怖氣息，這種恐怖氛圍更加彰顯了正式政府的無能。
在霍梅尼在努力建立這一整套冠以伊斯蘭名義的影子政府時，巴紮爾甘仍然在前臺試圖將革命扳回到民主革命的軌道。但他的地盤卻在逐漸失守。在定國號時，新的國家名稱不是伊朗（民主）共和國，而是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意味著所謂共和國，必須運行在伊斯蘭教法之下，不能夠超越教法。
在去往伊朗的飛機上，一位巴基斯坦人對我澄清了伊斯蘭和共和國的關係。巴基斯坦人認為，“共和國”和“伊斯蘭共和國”是兩個概念，像烏茲別克斯坦這樣的國家，雖然大部分人信奉伊斯蘭教，但他們只是個共和國，憲法是在教法之上的。而只有伊朗和巴基斯坦才能稱得上是伊斯蘭共和國，它首先是伊斯蘭，其次才是共和國，也就是說，教法是在憲法之上的，如果憲法條款違背教法，那麼該條款就是無效的，哪怕它叫做憲法。
霍梅尼對於所有事關國計民生的行業，也都進行了激烈的“黨有化”，將產權收歸伊斯蘭共和黨，比如，銀行、保險、大型工廠、石油公司、電臺、電視臺等，控制了這一些列公司之後，反對派就喪失了與霍梅尼對抗的能力。
但是對抗仍然存在，甚至在教士階層內部也有著激烈的不同意見。有許多地位與霍梅尼相當的大阿亞圖拉實際上是不同意霍梅尼的教士干政策略的，他們認為，政治的事歸政治，而教士的事情只限於維繫社會紐帶，在政治之外來改善社會。
持這觀點最著名的兩位是阿亞圖拉沙裡亞特馬達裡（Mohammad Kazem Shariatmadari），以及阿亞圖拉塔列加尼（Mahmoud Taleghani）。前者公開認為教士不應該參與政治活動，而後者支持左派的理想。當塔列加尼提出質疑後，他蹊蹺地死了，可能死於毒殺。
教士反對派的死亡，讓和平的溫和派終於被極端激進派取代了。
▌教法與憲法
溫和派與激進派最激烈的爭鬥出現在憲法起草上。由於憲法是根本大法，決定了一個國家的走向，溫和派不可能在這方面讓步。他們堅持，憲法所規定的政府框架應該排除宗教的控制，宗教和政黨必須在憲法之下運營。
霍梅尼則堅持將自己的政治理念加以實施，也就是：在政治架構之上強加一個更高級的教士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憲法地位高於總統和議會，任何政治決策，都必須由委員會裁定為不違背伊斯蘭教義，才准予實行。
這場爭論的實質，是法大於教，還是教淩駕於法律之上。霍梅尼顯然希望建立一種高於憲法的勢力。
在雙方的鬥爭中，霍梅尼逐漸占了上風，他利用伊斯蘭革命委員會製造恐怖，逼迫人們將已經起草完成的世俗化憲法交給一個專家委員會進行修改。而在選舉專家委員會時，把委員會裡塞滿了他指定的候選人。這個專家委員會則將大量的伊斯蘭內容加入了憲法，實現了霍梅尼的架構。
鬥爭依然很激烈，即便實現了修改，但是憲法必須經過人民表決才算通過，如何通過人民表決，成了霍梅尼必須面對的另一個問題。
但這難不倒霍梅尼。
11月4日，美國人質事件爆發，拖了一年多才告解決。人質事件也將伊朗徹底打入了一條不歸路。之前，許多人已經退出了革命，希望開始革命之後的生活。但人質事件的爆發讓伊朗與美國徹底決裂。溫和派原指望在革命後，與美國繼續維持友好關係，並借助美國的幫助實現社會發展。但現在，伊朗已經徹底孤立了。
美國人燒死自由之花。 © 郭建龍
在它的鄰國和世界大國中，由於之前一直依靠美國，伊朗與蘇聯關係一般，與阿富汗關係也不緊密。伊朗與土耳其存在著人種和政治的雙重競爭，與沙特則是教派上的死對頭。由於伊朗支持伊拉克境內的什葉派，與遜尼派的薩達姆政權也關係緊張。它只與古怪的巴基斯坦保持著良好關係，但是，隨著阿富汗戰爭的展開，兩國關係也進入了低潮期。
當四周全部都是敵意時，伊朗人的抱團傾向超過了黨派紛爭。與美國對抗帶來的興奮感衝擊了整個社會。即便認為事情已經複雜化的人，也帶著好奇的心情等待著事情的發展。
在一片喧囂中，伊斯蘭化的憲法被通過了。鬥爭高手霍梅尼獲得了勝利。一個類似於中世紀的伊斯蘭政權出現了。
在西部遇到的那對老夫婦曾經感慨地對我回憶說：事情就這麼發生了，革命前我們希望要一部共和憲法，但是他們卻給我們塞了一本《古蘭經》，說《古蘭經》就是憲法，《古蘭經》竟然勝利了。
但也有人說《古蘭經》只是取得了表面的勝利，實質上，伊朗還是波斯，不是阿拉伯。
一位教師告訴我：在伊朗我們必須學習兩種外語，一種是英語，另一種是阿拉伯語。學英語，是因為它是世界通用語言，而學阿拉伯語，則是因為《古蘭經》是用阿拉伯語寫的。結果，我們的每個學生都要浪費十幾年學這兩門語言，卻誰也學不會。特別是阿拉伯語，一點也用不上，學完就忘光了。他的話讓我想到了學英語的中國學生們。
*本文為郭建龍“伊朗行紀”第3篇，南都觀察將陸續推送系列文章。
法庭把富人財產沒收之後，沒有交給國家，而是交給了自己控制的黨派伊斯蘭共和黨（Islamic Republican Party），成了黨產。結果，巴紮爾甘政府沒了錢，什麼事都幹不了，革命委員會卻發了大財，人人幹勁兒十足。
這些党產數量之龐大，成了伊朗社會未來幾十年的包袱。到底伊朗有多少黨產，人們的估算從伊朗全部財富的20%到50%不等，他們獨立於監督體系之外，成了伊朗党國的腐敗之源。
當巴紮爾甘繼續在前臺表演時，伊斯蘭革命委員會還建立了獨立於政權的軍隊：伊斯蘭革命衛隊（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這個衛隊主要由大量的流氓無產者組成，只聽從于霍梅尼以及伊斯蘭革命委員會。革命衛隊最初控制在一群天不怕地不怕的年輕人手中，他們胡作非為，任意生殺，造成了整個社會的恐怖氣息，這種恐怖氛圍更加彰顯了正式政府的無能。
在霍梅尼在努力建立這一整套冠以伊斯蘭名義的影子政府時，巴紮爾甘仍然在前臺試圖將革命扳回到民主革命的軌道。但他的地盤卻在逐漸失守。在定國號時，新的國家名稱不是伊朗（民主）共和國，而是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意味著所謂共和國，必須運行在伊斯蘭教法之下，不能夠超越教法。
在去往伊朗的飛機上，一位巴基斯坦人對我澄清了伊斯蘭和共和國的關係。巴基斯坦人認為，“共和國”和“伊斯蘭共和國”是兩個概念，像烏茲別克斯坦這樣的國家，雖然大部分人信奉伊斯蘭教，但他們只是個共和國，憲法是在教法之上的。而只有伊朗和巴基斯坦才能稱得上是伊斯蘭共和國，它首先是伊斯蘭，其次才是共和國，也就是說，教法是在憲法之上的，如果憲法條款違背教法，那麼該條款就是無效的，哪怕它叫做憲法。
霍梅尼對於所有事關國計民生的行業，也都進行了激烈的“黨有化”，將產權收歸伊斯蘭共和黨，比如，銀行、保險、大型工廠、石油公司、電臺、電視臺等，控制了這一些列公司之後，反對派就喪失了與霍梅尼對抗的能力。
但是對抗仍然存在，甚至在教士階層內部也有著激烈的不同意見。有許多地位與霍梅尼相當的大阿亞圖拉實際上是不同意霍梅尼的教士干政策略的，他們認為，政治的事歸政治，而教士的事情只限於維繫社會紐帶，在政治之外來改善社會。
持這觀點最著名的兩位是阿亞圖拉沙裡亞特馬達裡（Mohammad Kazem Shariatmadari），以及阿亞圖拉塔列加尼（Mahmoud Taleghani）。前者公開認為教士不應該參與政治活動，而後者支持左派的理想。當塔列加尼提出質疑後，他蹊蹺地死了，可能死於毒殺。
教士反對派的死亡，讓和平的溫和派終於被極端激進派取代了。
▌教法與憲法
溫和派與激進派最激烈的爭鬥出現在憲法起草上。由於憲法是根本大法，決定了一個國家的走向，溫和派不可能在這方面讓步。他們堅持，憲法所規定的政府框架應該排除宗教的控制，宗教和政黨必須在憲法之下運營。
霍梅尼則堅持將自己的政治理念加以實施，也就是：在政治架構之上強加一個更高級的教士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憲法地位高於總統和議會，任何政治決策，都必須由委員會裁定為不違背伊斯蘭教義，才准予實行。
這場爭論的實質，是法大於教，還是教淩駕於法律之上。霍梅尼顯然希望建立一種高於憲法的勢力。
在雙方的鬥爭中，霍梅尼逐漸占了上風，他利用伊斯蘭革命委員會製造恐怖，逼迫人們將已經起草完成的世俗化憲法交給一個專家委員會進行修改。而在選舉專家委員會時，把委員會裡塞滿了他指定的候選人。這個專家委員會則將大量的伊斯蘭內容加入了憲法，實現了霍梅尼的架構。
鬥爭依然很激烈，即便實現了修改，但是憲法必須經過人民表決才算通過，如何通過人民表決，成了霍梅尼必須面對的另一個問題。
但這難不倒霍梅尼。
11月4日，美國人質事件爆發，拖了一年多才告解決。人質事件也將伊朗徹底打入了一條不歸路。之前，許多人已經退出了革命，希望開始革命之後的生活。但人質事件的爆發讓伊朗與美國徹底決裂。溫和派原指望在革命後，與美國繼續維持友好關係，並借助美國的幫助實現社會發展。但現在，伊朗已經徹底孤立了。
美國人燒死自由之花。 © 郭建龍
在它的鄰國和世界大國中，由於之前一直依靠美國，伊朗與蘇聯關係一般，與阿富汗關係也不緊密。伊朗與土耳其存在著人種和政治的雙重競爭，與沙特則是教派上的死對頭。由於伊朗支持伊拉克境內的什葉派，與遜尼派的薩達姆政權也關係緊張。它只與古怪的巴基斯坦保持著良好關係，但是，隨著阿富汗戰爭的展開，兩國關係也進入了低潮期。
當四周全部都是敵意時，伊朗人的抱團傾向超過了黨派紛爭。與美國對抗帶來的興奮感衝擊了整個社會。即便認為事情已經複雜化的人，也帶著好奇的心情等待著事情的發展。
在一片喧囂中，伊斯蘭化的憲法被通過了。鬥爭高手霍梅尼獲得了勝利。一個類似於中世紀的伊斯蘭政權出現了。
在西部遇到的那對老夫婦曾經感慨地對我回憶說：事情就這麼發生了，革命前我們希望要一部共和憲法，但是他們卻給我們塞了一本《古蘭經》，說《古蘭經》就是憲法，《古蘭經》竟然勝利了。
但也有人說《古蘭經》只是取得了表面的勝利，實質上，伊朗還是波斯，不是阿拉伯。
一位教師告訴我：在伊朗我們必須學習兩種外語，一種是英語，另一種是阿拉伯語。學英語，是因為它是世界通用語言，而學阿拉伯語，則是因為《古蘭經》是用阿拉伯語寫的。結果，我們的每個學生都要浪費十幾年學這兩門語言，卻誰也學不會。特別是阿拉伯語，一點也用不上，學完就忘光了。他的話讓我想到了學英語的中國學生們。
*本文為郭建龍“伊朗行紀”第3篇，南都觀察將陸續推送系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