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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族畜牧專家佟樹蕃先生事略

滿族畜牧專家佟樹蕃先生事略

佟鴻舉

佟樹蕃(1909.4.5-1983.9.6), 字曼實, 內蒙古呼和浩特新城滿族人。 1936年畢業于北平農學院農藝系, 畢生從事畜牧獸醫教學技術、管理工作。 1949年“九一九”和平起義後歷任內蒙古自治區一、二、三、五、六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內蒙古自治區六屆人大常委會委員、內蒙古政協四屆常委, 綏遠省人民政府委員、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委員、內蒙古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內蒙古畜牧局副局長、內蒙古農牧廳副廳長、畜牧廳副廳長、內蒙古農牧科學院副院長、畜牧廳顧問、中國畜牧獸醫學會理事、內蒙古科普協會副主席等職。

是內蒙古自治區早期的傑出畜牧專家, 著名滿族學者。

佟樹蕃先生1909年4月5日出生於呼和浩特新城銀匠鋪巷一戶滿族家庭, 父親名松秀字毓禎, 曾任駐防城前鋒兵。 他十歲入私塾學習。 1923年考入綏遠省第一中學。 畢業後, 一度擔任歸綏縣立第四小學教員。 1930年進入北京宏達學院學習。 不久升入北平大學農學院附設高中, 因他出於對農業的熱愛, 以優異成績考入北平大學農學院本科。 從此奠定了他終身從事畜牧業的基礎。

1936年夏, 他畢業于北平農學院農藝系, 抱著服務桑梓獻身邊疆建設的宿願, 毅然回到家鄉, 應聘到綏遠農科職業學校任教員兼任牧科主任。 這期間他和其他教師一起開闢了各種試驗田,

建立了科學化的家畜家禽廄舍, 並把試驗成功有優良家畜、家禽品種進行推廣, 同時培養了一大批從事農牧的學生。

1937年, 他離開故鄉, 到了濟南, 任山東省合作指導處技術幹事。 當時由於國難當頭, 時局動盪, 他曾奔波于山東、河南、陝西等地, 最後他在陝西安康國立四中任教員。

1939年12月, 佟樹蕃參加中央訓練團受訓一個月, 受訓期滿後, 他又回到安康國立四中任教。 當時在安康有許多各地的流亡青年學生, 這些青年的愛國熱情非常高, 學生們曾自發秘密組織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等抗日團體, 進行抗日宣傳活動。 而立之年的佟先生經常教育這些熱血青年, 珍惜機會學習知識, 等到抗日勝利後為國家出力, 科學救國。

1940年初, 佟樹蕃接到甘肅省農業改進所代所長程秉皓的邀請, 辭去了安康四中的教務, 於1940年6月動身到蘭州。 8月, 經靳尚忠推薦到了甘肅省夏河村甘坪寺種畜場任場廠, 從此開始了他六年艱苦的創業。

甘坪寺位於甘肅西南, 水草豐美, 是西北地方一個重要牧場, 這個種畜場是當時全國籌建最早、規模最大的種畜場。 國民黨政府對此曾寄以厚望。 認為建設西北, 宣導畜牧業為最基本工作之一。 於是, 國民黨政府曾撥鉅款在此興建場舍, 購置儀器, 選購土種基本畜群, 並訂購美國純種牛羊, 訂購的純種赫福牛、荷蘭牛及美利奴綿羊都已運到國內, 不巧正趕上抗日戰爭全國爆發, 交通中斷, 大部分種畜沒有能運到甘肅。 1935年冬,

該場已初具規模。 但由於地處邊疆, 周圍環境惡劣, 又趕上全國抗戰, 經費緊縮, 隸屬機構多次變動, 五年之間共換了五任場長, 每任場長平均不到一年。 佟樹蕃是第六任場長, 經費只夠勉強維持員工伙食。

佟樹蕃接任場長後, 沒有被惡劣的環境和艱苦的現狀嚇倒, 他以驚人毅力和獻身精神, 滿腔熱情地投入到種畜場的建設中。

他親自搭建圈舍, 接種羔羊, 置各種器械, 至1946年, 種畜場馬匹增至百餘匹, 犛牛七十多頭, 綿羊四百多隻。 這段時間是這個種畜場最繁榮的時期。 佟樹蕃在此一呆就是六年。 這六年中他克服了種種困難, 收集了大量畜牧研究的第一手資料, 尤其是在軍馬繁殖、疾病預防等方面, 取得了大量資料。

這個種畜場常有馬步芳的軍隊和其它土匪出沒其間。

他們放牧出門都要帶槍自衛。

有一次, 一夥匪徒星夜襲擊種畜場, 佟樹蕃隻身一人, 躍馬持槍向匪徒還擊。 匪徒聽出了槍聲的曆害, 四散而逃。 他們不僅保衛了種畜場, 同時保衛了四方各族群眾。

甘坪寺在夏河西北約五十裡, 是一個以藏族為主的遊牧區。 種畜場附近有兩個藏族部落, 一個叫甘佳, 一個日愛。 種畜場剛建成時, 場方曾與這兩個部落牧民發生若干次誤會事件, 曾有一藏民被誤傷。 因此, 藏民和種畜場之間非常不友好。 佟樹蕃到此任場長後, 充分認識到只有加強和藏民的團結, 雙方才會友好相處。 他親自把兩個部落的首領請到種畜場, 三方劃定各自的草場, 互不侵犯, 並把自己繁殖的良種向他們推薦。他還親身參加藏民的宗教活動,學習瞭解藏民的風谷習慣,並學會了簡單的藏語。短短的一年時間,他就深受當地藏民漢僧俗群眾的信任,甘佳,日愛部落發生械鬥和糾紛,當地藏民經常請他從中調解。每逢拉蔔楞寺舉行各種宗教活動,當地僧俗群眾都把他邀為上賓。

1942年,佟先生曾寫了一份《淪陷區恢復後措施提綱》的報告,報告中他曾指出:中國農民占百分之八十,應該大力發展農業,改善農民生活。等淪陷區收復後,被日寇破壞的農業需要完全恢復。但面臨的問題主工是牲畜減少,耕畜缺乏牲畜的地方補充耕畜,不誤耕耘。農業發展了,農民生活才會改善。此報告深得上級贊許。

抗戰勝利後,1947年2月佟樹蕃先生應綏遠省政府的邀請,離開甘坪寺回到闊別十年的故鄉。在綏遠省獸疫防治站處任處長。綏遠省獸疫防治處是1946年1月1日綏遠省政府在偽蒙疆政府家畜防疫處的基礎上組建的,1947年4月15日改組為農林部晉綏獸疫防治處,他繼續擔任處長。1949年9月19日,他光榮地參加了綏遠國民黨軍政人員和平起義。

新中國成立後,這位畜牧戰線上的老兵煥發了青春。他廢寢忘食,日夜奮戰在工作崗位上。1950年開始擔任綏遠省畜牧局副局長。剛剛開始新的工作,他便投入到消滅牛瘟,控制口蹄疫的戰役中。牛瘟、口蹄疫是牲畜常見病、多發病。其病傳播快,危害大,死亡率高,50年代幾乎蔓延到全區大部分地區。這兩種疫病在內蒙古廣泛流行,不僅影響著農業生產的發展,而且直接關係到各族人民的生活。佟先生親自擔任我區西部地區技術總指揮,親自部署成立了防疫大隊,深入疫情嚴重地區。所到之處成立家畜防疫委員會,積極培養幹部,充實防疫力量。在鄉和村普遍組織了群眾性的防疫小組,積極發動群眾進行封鎖、隔離、消毒、毀屍等工作。佟先生積極回應“畜牧與獸醫結合,技術與行政結合,技術與群眾結合”的口號。深入各地督促檢查,每到一處都親自給當地牧民和民間獸醫示範接種,消毒、注射、治療等整套辦法。組織群眾建立疫情情報網,及時掌握疫病規律。根據不同疫病的不同特點,採取不同的措施。我區牛瘟和口蹄疫的流行都是在解放初期,當時群眾對新的科學知識的認識還很差,在某種程度上沒存在著深信思想,把疫病看成天災,認為是無法抗拒的。佟先生和同事們就利用報紙廣播、那達慕大會、祭敖包會、廟會等機會,採取多種多樣的形式向群眾進行廣泛的宣傳。經過幾年的艱苦努力,終於在1952年把危害最大的牛瘟基本上撲滅了,口蹄疫也得到了有效控制。

為了積極貫徹中央民委第三次擴大會議精神,他深入內蒙古東西部牧區調查研究。特別是對伊盟草原的沙化問題,早在1953年他就向當地政府提出過如何保護草場、建設草場的建議。

1952年,8月15日內蒙古畜牧獸醫學院籌備委員會成立。佟先生當選為內蒙古畜牧獸醫學院籌建小組的主任委員,同時當選的有中央教育部副司長周鐘岐、內蒙古文教部部長(主委)哈豐阿、內蒙古農牧部部長(副主委)高布澤博、綏遠省文教廳副廳長(副主委)武達平、河北農學院院長李澤民。

在各界人士的多方奔走呼籲下,終於在河北農學院、平原農學院畜牧獸醫系和山西農學院獸醫系合併的基礎上,建立了內蒙古唯一的商等學府——內蒙古畜牧獸醫學院(內蒙古農牧學院前身),成為內蒙古自治區最早成立培養高等畜牧業人才的學府。

1952年11月17日,內蒙古畜牧獸醫學院成立暨開學典禮慶祝大會。出席大會的有:蒙綏軍區副司令員王再天、內蒙古財委副主任王逸倫、文委副主任胡昭衡、法院院長趙誠、民委副主任恒升、文教部副部長包彥、農牧部副部長石汝麟、財委副秘書長肇和斯圖、綏遠省農業廳副廳長楊建林、內蒙古文教部辦公室副主任特木爾巴根、綏遠省畜牧局副局長佟樹蕃、土默特旗旗長榮祥、綏遠省民委雲善祥等。

1954年,他又積極參加內蒙古畜牧獸醫科學研究所(今內蒙古畜牧科學院)的籌建工作。

1955年,國務院正式任命佟樹蕃為內蒙古農牧廳副廳長,並獲得了由周恩來總理親自簽發的任命書,1956年3月,內蒙古農牧廳撤銷,分設農業廳、畜牧廳。9月27日,內蒙古畜牧廳成立。10月,佟先生被任命為畜牧廳副廳長。至1966年,他一直擔任畜牧廳副廳長。

作為主管畜牧獸醫業務的副廳長,他每年有七八個月時間在全區各地考察蹲點。為籌建呼盟三河牛、三河馬良種基地,他連續幾年深入呼盟牧區,與牧民同吃、同住、同勞動,精心觀測種畜,細心採集資料,以嚴謹的科學態度進行調查。全區20多處良種馬基地,10多處良種牛基地,都有他的足跡。1961年佟樹蕃和楊東方通過詳實的牧業調查,合作完成《在內蒙古農業區、半農半牧區重點發展肉、役用牛的芻議》調查報告。

他不僅重視實地調查,同時也非常重視各項法規、條例的規定。早在1951年,佟先生就曾參與制訂了《綏遠省獸疫防治暫行辦法》,為我區獸疫防治的規範化,法制化奠定了基礎。《內蒙古自治區家畜防疫暫行條例》(1955)、《內蒙古自治區防治布氏桿菌試行辦法》(1958)、《內蒙古自治區改良羊飼養管理和疫病防治方案》(1959)、《內蒙古自治區良種牲畜管理辦法》(1959)等獸醫防治、家畜改良的規章條例,辦法都浸透著這位畜牧專家的心血。

他針對內蒙古畜牧業的發展及存在問題多次向人大、政府提出建議。在國家經濟困難時期,針對內蒙古自治區生物製藥廠的去留問題,佟先生多次下基層,實地調查瞭解,傾聽群眾意見,協助工廠找問題,訂措施,強烈要求保住了生物製藥廠,從而保證了我區獸藥的生產,供應,對我區獸醫防治工作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作為一位學者,他熱愛自己的事業,把自己的身心無私地獻給了畜牧事業。

作為滿族的知名人士,他積極擁護中國共產黨,積極參與國家大事。

1951年3月15日,他作為特邀代表光榮地參加了綏遠省各界人民代表大會,並被選為綏遠省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常務委員。

五十年代他就多次向政協委員會反映了新城滿族貧困戶的情況,引起市政府的注意,馬上調查,給予救濟,使眾多滿族貧困戶得以渡過年關。“在文化教育方面,除了幫助適齡兒童上學外,並幫助一個年老的藝人發揮他的音樂天才,”“研究説明幾個年老的書畫家解決生活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共中央高度重視“蒙綏合併”,將“蒙綏合併”作為“恢復內蒙古的歷史地域,實現內蒙古統一的民族區域自治”決策的重中之重。1952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又作出《關於內蒙古與綏遠工作關係的決定》。1954年1月13日,經過各族各界群眾醞釀協商,綏遠省第一屆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在歸綏召開。會上,中共中央蒙綏分局提出將綏遠省劃歸內蒙古自治區,並撤銷綏遠省建制的建議。代表們一致擁護,認為這是綏遠和內蒙古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

佟樹蕃先生是當時參會的滿族代表,他在會上深情的發言:“我從滿族人民的切身利益出發,熱烈擁護綏遠內蒙古合併。過去在反動勢力統治下,滿族人民不僅在經濟、文化等方面逐年降低,甚至人口也逐漸下降。原來歸綏市新城有滿民九千人,知解放前減低到兩千多,在反動統治勢力的壓迫下,我們滿民甚至不敢承認自己是滿族。解放後,在毛主席偉大民族政策的光輝照耀下,滿族人民得到了翻身。四年來,綏遠省滿族人民在人民政府的領導下參加了各種政治運動,在各民族互相尊重的原則下,滿民在政治上、經濟上都有所提高,特別是滿族人民在積極勞動生產方面有顯著進步,滿族人民親身體會到只有共產黨、毛主席才能使滿族人民得到民族平等的待遇。”

“不久的將來,各族人民包括我們滿族人民在內,將要共同走進社會主義社會,同享社會主義社會的幸福美滿的生活。”

1954年3月,佟先生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內蒙古委員會籌委會委員。

1954年8月4日,他作為人民代表出席了內蒙古自治區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當時全自治區人民代表391人,其中滿族代表4人),並在大會作討論憲法草案的發言。在這次會議上他被當選為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委員。內蒙古民族事務委員會成立後,他又被選為唯一的一位滿族委員。之後,他歷任內蒙古自治區第二、三、五、六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二、三屆自治區人民委員會委員,自治區第五、六屆人大常委會委員。1977年12月20日,當選為內蒙古政府四屆常委。

十年動亂,佟先生身心受到嚴重摧殘,但他以坦蕩豁達的胸懷,面對現實。1978年徹底平反後,他不顧年事已高和體弱多病,又全身心地投入到內蒙古畜牧事業的建設中。1980年,70高齡的佟先生作為中國畜牧獸醫學會的理事帶病赴銀川,參加中國畜牧獸醫學會年會。

1983年9月6日23時,佟樹蕃先生因病多方醫治無效,與世長辭,走完了他74年的人生旅途。

74年的風雨坎坷,培育了一代學者。佟先生一生為人平和、謙遜,從不誇耀自己,也從不向別人講自己的過去。他總認為歷史只代表過去,並不代表將來。作為一名科學工作者,他注重調查,重視實踐,並時時教育子女踏踏實實地工作,認認真真地學習,通過自身的努力,取得屬於自己的成績。

佟樹蕃先生一生致力於內蒙古的畜牧獸醫事業,著作等身,但他為人低調,不事張揚,後歷經運動,很多文章著作散失。我們後人利用國家圖書館、檔案館的各種民國時期期刊、圖書資料,收集到民國23-25年發表的有關畜牧業遺文七篇,解放後有關民族問題發言稿2篇,集成《佟樹蕃先生文存》一冊,為後人留下部分資料,供後人學習參考。

他把一生全部獻給了內蒙古的畜牧業,他的一生不僅是內蒙古畜牧業的驕傲,也是新城滿族人民的驕傲。

照片說明:1937年前後,英俊瀟灑的佟樹蕃。有佟樹蕃先生的親筆題字

作者佟鴻舉

滿族文化網出品,轉載請注明。

並把自己繁殖的良種向他們推薦。他還親身參加藏民的宗教活動,學習瞭解藏民的風谷習慣,並學會了簡單的藏語。短短的一年時間,他就深受當地藏民漢僧俗群眾的信任,甘佳,日愛部落發生械鬥和糾紛,當地藏民經常請他從中調解。每逢拉蔔楞寺舉行各種宗教活動,當地僧俗群眾都把他邀為上賓。

1942年,佟先生曾寫了一份《淪陷區恢復後措施提綱》的報告,報告中他曾指出:中國農民占百分之八十,應該大力發展農業,改善農民生活。等淪陷區收復後,被日寇破壞的農業需要完全恢復。但面臨的問題主工是牲畜減少,耕畜缺乏牲畜的地方補充耕畜,不誤耕耘。農業發展了,農民生活才會改善。此報告深得上級贊許。

抗戰勝利後,1947年2月佟樹蕃先生應綏遠省政府的邀請,離開甘坪寺回到闊別十年的故鄉。在綏遠省獸疫防治站處任處長。綏遠省獸疫防治處是1946年1月1日綏遠省政府在偽蒙疆政府家畜防疫處的基礎上組建的,1947年4月15日改組為農林部晉綏獸疫防治處,他繼續擔任處長。1949年9月19日,他光榮地參加了綏遠國民黨軍政人員和平起義。

新中國成立後,這位畜牧戰線上的老兵煥發了青春。他廢寢忘食,日夜奮戰在工作崗位上。1950年開始擔任綏遠省畜牧局副局長。剛剛開始新的工作,他便投入到消滅牛瘟,控制口蹄疫的戰役中。牛瘟、口蹄疫是牲畜常見病、多發病。其病傳播快,危害大,死亡率高,50年代幾乎蔓延到全區大部分地區。這兩種疫病在內蒙古廣泛流行,不僅影響著農業生產的發展,而且直接關係到各族人民的生活。佟先生親自擔任我區西部地區技術總指揮,親自部署成立了防疫大隊,深入疫情嚴重地區。所到之處成立家畜防疫委員會,積極培養幹部,充實防疫力量。在鄉和村普遍組織了群眾性的防疫小組,積極發動群眾進行封鎖、隔離、消毒、毀屍等工作。佟先生積極回應“畜牧與獸醫結合,技術與行政結合,技術與群眾結合”的口號。深入各地督促檢查,每到一處都親自給當地牧民和民間獸醫示範接種,消毒、注射、治療等整套辦法。組織群眾建立疫情情報網,及時掌握疫病規律。根據不同疫病的不同特點,採取不同的措施。我區牛瘟和口蹄疫的流行都是在解放初期,當時群眾對新的科學知識的認識還很差,在某種程度上沒存在著深信思想,把疫病看成天災,認為是無法抗拒的。佟先生和同事們就利用報紙廣播、那達慕大會、祭敖包會、廟會等機會,採取多種多樣的形式向群眾進行廣泛的宣傳。經過幾年的艱苦努力,終於在1952年把危害最大的牛瘟基本上撲滅了,口蹄疫也得到了有效控制。

為了積極貫徹中央民委第三次擴大會議精神,他深入內蒙古東西部牧區調查研究。特別是對伊盟草原的沙化問題,早在1953年他就向當地政府提出過如何保護草場、建設草場的建議。

1952年,8月15日內蒙古畜牧獸醫學院籌備委員會成立。佟先生當選為內蒙古畜牧獸醫學院籌建小組的主任委員,同時當選的有中央教育部副司長周鐘岐、內蒙古文教部部長(主委)哈豐阿、內蒙古農牧部部長(副主委)高布澤博、綏遠省文教廳副廳長(副主委)武達平、河北農學院院長李澤民。

在各界人士的多方奔走呼籲下,終於在河北農學院、平原農學院畜牧獸醫系和山西農學院獸醫系合併的基礎上,建立了內蒙古唯一的商等學府——內蒙古畜牧獸醫學院(內蒙古農牧學院前身),成為內蒙古自治區最早成立培養高等畜牧業人才的學府。

1952年11月17日,內蒙古畜牧獸醫學院成立暨開學典禮慶祝大會。出席大會的有:蒙綏軍區副司令員王再天、內蒙古財委副主任王逸倫、文委副主任胡昭衡、法院院長趙誠、民委副主任恒升、文教部副部長包彥、農牧部副部長石汝麟、財委副秘書長肇和斯圖、綏遠省農業廳副廳長楊建林、內蒙古文教部辦公室副主任特木爾巴根、綏遠省畜牧局副局長佟樹蕃、土默特旗旗長榮祥、綏遠省民委雲善祥等。

1954年,他又積極參加內蒙古畜牧獸醫科學研究所(今內蒙古畜牧科學院)的籌建工作。

1955年,國務院正式任命佟樹蕃為內蒙古農牧廳副廳長,並獲得了由周恩來總理親自簽發的任命書,1956年3月,內蒙古農牧廳撤銷,分設農業廳、畜牧廳。9月27日,內蒙古畜牧廳成立。10月,佟先生被任命為畜牧廳副廳長。至1966年,他一直擔任畜牧廳副廳長。

作為主管畜牧獸醫業務的副廳長,他每年有七八個月時間在全區各地考察蹲點。為籌建呼盟三河牛、三河馬良種基地,他連續幾年深入呼盟牧區,與牧民同吃、同住、同勞動,精心觀測種畜,細心採集資料,以嚴謹的科學態度進行調查。全區20多處良種馬基地,10多處良種牛基地,都有他的足跡。1961年佟樹蕃和楊東方通過詳實的牧業調查,合作完成《在內蒙古農業區、半農半牧區重點發展肉、役用牛的芻議》調查報告。

他不僅重視實地調查,同時也非常重視各項法規、條例的規定。早在1951年,佟先生就曾參與制訂了《綏遠省獸疫防治暫行辦法》,為我區獸疫防治的規範化,法制化奠定了基礎。《內蒙古自治區家畜防疫暫行條例》(1955)、《內蒙古自治區防治布氏桿菌試行辦法》(1958)、《內蒙古自治區改良羊飼養管理和疫病防治方案》(1959)、《內蒙古自治區良種牲畜管理辦法》(1959)等獸醫防治、家畜改良的規章條例,辦法都浸透著這位畜牧專家的心血。

他針對內蒙古畜牧業的發展及存在問題多次向人大、政府提出建議。在國家經濟困難時期,針對內蒙古自治區生物製藥廠的去留問題,佟先生多次下基層,實地調查瞭解,傾聽群眾意見,協助工廠找問題,訂措施,強烈要求保住了生物製藥廠,從而保證了我區獸藥的生產,供應,對我區獸醫防治工作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作為一位學者,他熱愛自己的事業,把自己的身心無私地獻給了畜牧事業。

作為滿族的知名人士,他積極擁護中國共產黨,積極參與國家大事。

1951年3月15日,他作為特邀代表光榮地參加了綏遠省各界人民代表大會,並被選為綏遠省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常務委員。

五十年代他就多次向政協委員會反映了新城滿族貧困戶的情況,引起市政府的注意,馬上調查,給予救濟,使眾多滿族貧困戶得以渡過年關。“在文化教育方面,除了幫助適齡兒童上學外,並幫助一個年老的藝人發揮他的音樂天才,”“研究説明幾個年老的書畫家解決生活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共中央高度重視“蒙綏合併”,將“蒙綏合併”作為“恢復內蒙古的歷史地域,實現內蒙古統一的民族區域自治”決策的重中之重。1952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又作出《關於內蒙古與綏遠工作關係的決定》。1954年1月13日,經過各族各界群眾醞釀協商,綏遠省第一屆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在歸綏召開。會上,中共中央蒙綏分局提出將綏遠省劃歸內蒙古自治區,並撤銷綏遠省建制的建議。代表們一致擁護,認為這是綏遠和內蒙古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

佟樹蕃先生是當時參會的滿族代表,他在會上深情的發言:“我從滿族人民的切身利益出發,熱烈擁護綏遠內蒙古合併。過去在反動勢力統治下,滿族人民不僅在經濟、文化等方面逐年降低,甚至人口也逐漸下降。原來歸綏市新城有滿民九千人,知解放前減低到兩千多,在反動統治勢力的壓迫下,我們滿民甚至不敢承認自己是滿族。解放後,在毛主席偉大民族政策的光輝照耀下,滿族人民得到了翻身。四年來,綏遠省滿族人民在人民政府的領導下參加了各種政治運動,在各民族互相尊重的原則下,滿民在政治上、經濟上都有所提高,特別是滿族人民在積極勞動生產方面有顯著進步,滿族人民親身體會到只有共產黨、毛主席才能使滿族人民得到民族平等的待遇。”

“不久的將來,各族人民包括我們滿族人民在內,將要共同走進社會主義社會,同享社會主義社會的幸福美滿的生活。”

1954年3月,佟先生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內蒙古委員會籌委會委員。

1954年8月4日,他作為人民代表出席了內蒙古自治區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當時全自治區人民代表391人,其中滿族代表4人),並在大會作討論憲法草案的發言。在這次會議上他被當選為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委員。內蒙古民族事務委員會成立後,他又被選為唯一的一位滿族委員。之後,他歷任內蒙古自治區第二、三、五、六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二、三屆自治區人民委員會委員,自治區第五、六屆人大常委會委員。1977年12月20日,當選為內蒙古政府四屆常委。

十年動亂,佟先生身心受到嚴重摧殘,但他以坦蕩豁達的胸懷,面對現實。1978年徹底平反後,他不顧年事已高和體弱多病,又全身心地投入到內蒙古畜牧事業的建設中。1980年,70高齡的佟先生作為中國畜牧獸醫學會的理事帶病赴銀川,參加中國畜牧獸醫學會年會。

1983年9月6日23時,佟樹蕃先生因病多方醫治無效,與世長辭,走完了他74年的人生旅途。

74年的風雨坎坷,培育了一代學者。佟先生一生為人平和、謙遜,從不誇耀自己,也從不向別人講自己的過去。他總認為歷史只代表過去,並不代表將來。作為一名科學工作者,他注重調查,重視實踐,並時時教育子女踏踏實實地工作,認認真真地學習,通過自身的努力,取得屬於自己的成績。

佟樹蕃先生一生致力於內蒙古的畜牧獸醫事業,著作等身,但他為人低調,不事張揚,後歷經運動,很多文章著作散失。我們後人利用國家圖書館、檔案館的各種民國時期期刊、圖書資料,收集到民國23-25年發表的有關畜牧業遺文七篇,解放後有關民族問題發言稿2篇,集成《佟樹蕃先生文存》一冊,為後人留下部分資料,供後人學習參考。

他把一生全部獻給了內蒙古的畜牧業,他的一生不僅是內蒙古畜牧業的驕傲,也是新城滿族人民的驕傲。

照片說明:1937年前後,英俊瀟灑的佟樹蕃。有佟樹蕃先生的親筆題字

作者佟鴻舉

滿族文化網出品,轉載請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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