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小康（作者系十八軍軍長張國華之女張小康）
我生長在一個與西藏割捨不斷關係的環境裡。 小時候的記憶， 對很多人來說， 也許不會存留什麼， 可是對我來說， 很多情境卻記憶猶新。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 那時候剛進城， 北京萬壽寺一個大廟改造的幼稚園裡就是我幼時的家。 我很小的時候就懵懵懂懂地知道， 我的爸爸媽媽不在身邊， 不在北京， 我不能跟爸爸媽媽在一起。
每逢週末， 只有兩三歲的我看著其他小朋友一個一個都被他們的父母接走了， 大大的房間裡就剩下我。 晚上， 我孤零零地一個人躺在床上， 呆呆地望著屋頂上高高的木頭椽子， 想著爸爸媽媽在的那個“大屋頂”， 可能好遠， 好遠， 那會是什麼樣……
每次望著高高的屋頂， 我只是哭， 哭到累了， 就睡著了。
西藏在哪裡？我不知道。 只知道爸爸媽媽是為了那個叫作“西藏”的地方離開了我們。
後來聽大人講， 我是大軍進藏路上在甘孜降生的第一個新生命時， 我才知道我出生在甘孜的一座簡陋的藏族土樓裡。 媽媽生下我才三個月就把我和不滿兩歲的哥哥托給了別人照管。 那時候， 我三歲多的姐姐才死去一年。
1951年8月， 擔負財政工作的媽媽隨進藏部隊去了西藏。 可以想像， 作為母親， 當時媽媽是多麼地糾結， 多麼地不忍， 多麼地難呀。 但是， 作為十八軍軍長張國華的妻子， 必須為全軍的女同志作出表率， 她別無選擇。
在我懂事後的記憶中，父母親很少提及已經不在人世的姐姐小難的名字。只是偶然我會發現，媽媽注視我的眼神很特別。當我的眼神與她相遇時，媽媽總會說一句我最不愛聽的話，小難怎麼長得全是我和你爸爸的優點，你怎麼會都是我們的缺點呢？看到我不悅的表情，媽媽總會補上一句，不說這些，不說了。我長大以後，父母就更少提及小難的名字。後來看到媽媽的日記我才知道，姐姐出生在戰爭年代，媽媽臨產時，村莊被敵人包圍，她只好躲在老鄉的牲口棚裡分娩。她在日記裡記述道：“瞎燈滅火，冷風習習，舉目無親，一邊是驢的叫聲，一邊是我疼痛欲絕的呻吟聲，真是難呀！”爸爸媽媽給姐姐起名“小難”，是要讓孩子記住生她之難、帶她之難，記住共產黨人度過的那些艱難歲月。
我從老西藏的叔叔、阿姨那裡知道，當年在十八軍進軍西藏的動員大會上，大家好奇地發現臺上有一個三歲左右的小女孩。孩子天真可愛，見大人在臺上講話，也站起來向台下敬禮，翹著小嘴說：“叔叔，阿姨，我給你們唱支歌！”說著就咿咿呀呀唱起來。台下的人都歡喜地鼓起掌。“這是誰家的孩子？” 她就是小難——我的姐姐。當官兵們知道這是軍長的女兒時，大家都明白了：軍長帶著女兒到動員大會會場就是要讓全軍將士知道，我張國華“背女出征”堅決進藏，義無反顧啊！
就在大軍將行、萬事繁忙的時候，警衛員接連報告父親，小難病了，高燒不退，嘴裡不停地叫“爸爸……”催促他趕快去看看。正主持會議的爸爸只說了句 “我抽不出身，你們去照顧一下”，會議繼續進行。直到晚上爸爸稍得點空，趕緊往醫院趕，可爸爸趕到病床前時，等候爸爸的小難已經永遠閉上了眼睛……
十八軍的叔叔阿姨都說，小難是我們十八軍進藏第一個犧牲的生命。姐姐幼小生命的離去，是我們家庭的不幸，也是當年這支英雄部隊無數家庭的縮影。
2001年，82歲的母親病重，我一直守護在她身邊。母親在彌留之際，眼睛一直看著天花板，神志已經有些恍惚，口中斷斷續續地喊著“小難，小難，我的孩子……”那一刻，守在病床旁的人都痛哭失聲。五十多年過去了，我以為那段痛苦的經歷已經從媽媽的記憶中抹去。可是當媽媽用生命的最後一息呼喚著自己早逝的女兒小難的名字時，那一刻，我才真正知道，多少年呀，父母親把那種痛徹心扉的情感、那種難以割捨的親情都一直深深埋在了心底。那不僅是媽媽對孩子的呼喚，那是整個進藏大軍、整個一代人用理想、信念和生命對“愛”的銘記。
由於父母親常年在西藏工作的原因，從小到大，我從他們和周圍人談論的話題中經常聽到“西藏”這個詞，經常聽到關於西藏的人和事。幾十年，這些與西藏有關的人和事，早就變成無數的畫面，在我腦海裡揮之不去。
我在美國學習和工作的很多年裡，發現美國沒有建軍節，只有“退伍軍人節”，那是美國傳統文化裡愛國主義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那一天，精神抖擻的老兵們，身著當年的軍裝，高舉當年的軍旗，胸前戴滿勳章，昂首挺胸地走上街頭參加遊行——人群裡有坐著輪椅的老軍人，由他們的兒孫扶椅而行。場面隆重盛大，充滿激情。他們是國家的驕傲，更是家族的驕傲。街道兩邊無數前來助威的人們，不斷向老兵們熱烈鼓掌，歡呼致敬，獻上鮮花，以表達對他們的熱愛。顯然，那份發自內心的敬重已融進美國人的血液。一首《老兵不死》的老歌傳唱至今。
每當這時，我都會想起我們自己的老兵，禁不住把我所知道的中國西藏老兵的故事講給海外的朋友，這些故事深深地吸引和感動了他們。他們驚訝地說，從不知道在西藏還曾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從未想到過世界上竟有這樣一支軍隊！於是，不斷地有人要求我：“你一定要把‘老西藏’的故事寫出來。告訴國人，告訴世界。”
回國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尋覓老兵們的人生軌跡。我找到當年和父母親一起戰鬥生活的那些“老西藏”，走遍所有能夠走到的地方；一頭鑽進浩瀚的書籍和資料的海洋裡，穿過時空的走廊，感受那些崢嶸歲月。
那是發生在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為了祖國的統一，由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和西北軍區派出的部隊，執行中央決策，從四川、青海、新疆、雲南四個方向向西藏挺進。他們在極其惡劣的被稱為“生命禁區”的自然條件下，徒步超負重行進近三千公里，成為人類高原行軍史上絕無僅有的奇跡。
我看過許多有關西藏的回憶錄，聽過許多長輩們的講述，大多是關於那個時代發生的大事記，或個人的經歷。彙集在一起時，你會發現幾乎所有的故事都不只是發生在某一個人身上，而是那幾萬人的共同。他們面對著共同的困難，他們遵守著共同的紀律，他們堅持著共同的理想，在他們身上有著一個共同的支撐，那就是“信念”：為了多數人的幸福，寧可犧牲個人的利益。當祖國需要的時候，他們把原本屬於自己的生命權、健康權乃至情感權都無條件地割捨，以換取民族團結和祖國邊防的安定。他們不是幾個人，不是幾個群體，而是整整一代人。從他們身上，我看到了一個時代，我看到了雖離我們遠去卻時時激蕩於心的那個時代。
我們是直接接觸過他們的一代人，我們的歷史責任就是讓子孫後代瞭解他們，讓歷史永遠記住他們。就這樣，在我內心迸發出一種難以抑制的衝動，一定要把這些鮮為人知的故事記下來！講出來！這，就是本書產生的初衷。這，也是我對良心的承諾。
在我寫的《雪域長歌》這本書裡，主人公是一群普通人。他們中有軍人，有地方幹部，有教授、研究生、大中專畢業生，有原國民政府駐藏機構的專業人員，有身經百戰的老紅軍，也有剛剛參加工作的年輕人；他們有著不同的家庭出身，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人生經歷；他們來自漢族、藏族、滿族、蒙古族、回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錫伯族、彝族等多個民族。他們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組成一支特殊的大軍，他們爬雪山，過草地、冰河，風餐露宿，艱苦卓絕。他們把自己人生中最美好、最精彩的一段都貢獻給了西藏。最終完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神聖使命，實現了“將五星紅旗插上喜馬拉雅山”的誓言。其間，數萬名幹部戰士用他們的青春、熱血和生命捍衛了祖國領土的完整，在雪域高原上書寫了催人淚下、千秋不朽的篇章。正是他們的一言一行，讓藏族人民認識了解放軍，相信了共產黨。
我只想說，古今中外，無論哪個民族、哪個國家，都有自己超越時間和空間的英雄，他們的精神永生永存，國家和民族才有希望。
我們還尋找西藏各個時期的建設者們：農場的知青，豫劇團的演員，工廠裡的工人。。。。。
在我懂事後的記憶中，父母親很少提及已經不在人世的姐姐小難的名字。只是偶然我會發現，媽媽注視我的眼神很特別。當我的眼神與她相遇時，媽媽總會說一句我最不愛聽的話，小難怎麼長得全是我和你爸爸的優點，你怎麼會都是我們的缺點呢？看到我不悅的表情，媽媽總會補上一句，不說這些，不說了。我長大以後，父母就更少提及小難的名字。後來看到媽媽的日記我才知道，姐姐出生在戰爭年代，媽媽臨產時，村莊被敵人包圍，她只好躲在老鄉的牲口棚裡分娩。她在日記裡記述道：“瞎燈滅火，冷風習習，舉目無親，一邊是驢的叫聲，一邊是我疼痛欲絕的呻吟聲，真是難呀！”爸爸媽媽給姐姐起名“小難”，是要讓孩子記住生她之難、帶她之難，記住共產黨人度過的那些艱難歲月。
我從老西藏的叔叔、阿姨那裡知道，當年在十八軍進軍西藏的動員大會上，大家好奇地發現臺上有一個三歲左右的小女孩。孩子天真可愛，見大人在臺上講話，也站起來向台下敬禮，翹著小嘴說：“叔叔，阿姨，我給你們唱支歌！”說著就咿咿呀呀唱起來。台下的人都歡喜地鼓起掌。“這是誰家的孩子？” 她就是小難——我的姐姐。當官兵們知道這是軍長的女兒時，大家都明白了：軍長帶著女兒到動員大會會場就是要讓全軍將士知道，我張國華“背女出征”堅決進藏，義無反顧啊！
就在大軍將行、萬事繁忙的時候，警衛員接連報告父親，小難病了，高燒不退，嘴裡不停地叫“爸爸……”催促他趕快去看看。正主持會議的爸爸只說了句 “我抽不出身，你們去照顧一下”，會議繼續進行。直到晚上爸爸稍得點空，趕緊往醫院趕，可爸爸趕到病床前時，等候爸爸的小難已經永遠閉上了眼睛……
十八軍的叔叔阿姨都說，小難是我們十八軍進藏第一個犧牲的生命。姐姐幼小生命的離去，是我們家庭的不幸，也是當年這支英雄部隊無數家庭的縮影。
2001年，82歲的母親病重，我一直守護在她身邊。母親在彌留之際，眼睛一直看著天花板，神志已經有些恍惚，口中斷斷續續地喊著“小難，小難，我的孩子……”那一刻，守在病床旁的人都痛哭失聲。五十多年過去了，我以為那段痛苦的經歷已經從媽媽的記憶中抹去。可是當媽媽用生命的最後一息呼喚著自己早逝的女兒小難的名字時，那一刻，我才真正知道，多少年呀，父母親把那種痛徹心扉的情感、那種難以割捨的親情都一直深深埋在了心底。那不僅是媽媽對孩子的呼喚，那是整個進藏大軍、整個一代人用理想、信念和生命對“愛”的銘記。
由於父母親常年在西藏工作的原因，從小到大，我從他們和周圍人談論的話題中經常聽到“西藏”這個詞，經常聽到關於西藏的人和事。幾十年，這些與西藏有關的人和事，早就變成無數的畫面，在我腦海裡揮之不去。
我在美國學習和工作的很多年裡，發現美國沒有建軍節，只有“退伍軍人節”，那是美國傳統文化裡愛國主義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那一天，精神抖擻的老兵們，身著當年的軍裝，高舉當年的軍旗，胸前戴滿勳章，昂首挺胸地走上街頭參加遊行——人群裡有坐著輪椅的老軍人，由他們的兒孫扶椅而行。場面隆重盛大，充滿激情。他們是國家的驕傲，更是家族的驕傲。街道兩邊無數前來助威的人們，不斷向老兵們熱烈鼓掌，歡呼致敬，獻上鮮花，以表達對他們的熱愛。顯然，那份發自內心的敬重已融進美國人的血液。一首《老兵不死》的老歌傳唱至今。
每當這時，我都會想起我們自己的老兵，禁不住把我所知道的中國西藏老兵的故事講給海外的朋友，這些故事深深地吸引和感動了他們。他們驚訝地說，從不知道在西藏還曾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從未想到過世界上竟有這樣一支軍隊！於是，不斷地有人要求我：“你一定要把‘老西藏’的故事寫出來。告訴國人，告訴世界。”
回國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尋覓老兵們的人生軌跡。我找到當年和父母親一起戰鬥生活的那些“老西藏”，走遍所有能夠走到的地方；一頭鑽進浩瀚的書籍和資料的海洋裡，穿過時空的走廊，感受那些崢嶸歲月。
那是發生在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為了祖國的統一，由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和西北軍區派出的部隊，執行中央決策，從四川、青海、新疆、雲南四個方向向西藏挺進。他們在極其惡劣的被稱為“生命禁區”的自然條件下，徒步超負重行進近三千公里，成為人類高原行軍史上絕無僅有的奇跡。
我看過許多有關西藏的回憶錄，聽過許多長輩們的講述，大多是關於那個時代發生的大事記，或個人的經歷。彙集在一起時，你會發現幾乎所有的故事都不只是發生在某一個人身上，而是那幾萬人的共同。他們面對著共同的困難，他們遵守著共同的紀律，他們堅持著共同的理想，在他們身上有著一個共同的支撐，那就是“信念”：為了多數人的幸福，寧可犧牲個人的利益。當祖國需要的時候，他們把原本屬於自己的生命權、健康權乃至情感權都無條件地割捨，以換取民族團結和祖國邊防的安定。他們不是幾個人，不是幾個群體，而是整整一代人。從他們身上，我看到了一個時代，我看到了雖離我們遠去卻時時激蕩於心的那個時代。
我們是直接接觸過他們的一代人，我們的歷史責任就是讓子孫後代瞭解他們，讓歷史永遠記住他們。就這樣，在我內心迸發出一種難以抑制的衝動，一定要把這些鮮為人知的故事記下來！講出來！這，就是本書產生的初衷。這，也是我對良心的承諾。
在我寫的《雪域長歌》這本書裡，主人公是一群普通人。他們中有軍人，有地方幹部，有教授、研究生、大中專畢業生，有原國民政府駐藏機構的專業人員，有身經百戰的老紅軍，也有剛剛參加工作的年輕人；他們有著不同的家庭出身，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人生經歷；他們來自漢族、藏族、滿族、蒙古族、回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錫伯族、彝族等多個民族。他們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組成一支特殊的大軍，他們爬雪山，過草地、冰河，風餐露宿，艱苦卓絕。他們把自己人生中最美好、最精彩的一段都貢獻給了西藏。最終完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神聖使命，實現了“將五星紅旗插上喜馬拉雅山”的誓言。其間，數萬名幹部戰士用他們的青春、熱血和生命捍衛了祖國領土的完整，在雪域高原上書寫了催人淚下、千秋不朽的篇章。正是他們的一言一行，讓藏族人民認識了解放軍，相信了共產黨。
我只想說，古今中外，無論哪個民族、哪個國家，都有自己超越時間和空間的英雄，他們的精神永生永存，國家和民族才有希望。
我們還尋找西藏各個時期的建設者們：農場的知青，豫劇團的演員，工廠裡的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