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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書包斜挎在身後， 像鴨群一樣走在小路一邊的小學生， 在往富厚堂去的路上遇見好幾撥。 初春的雙峰縣荷葉鎮正下雨， 空氣清甜， 柳條抽出嫩芽， 遠山籠在薄霧裡， 曾國藩百年後的湘鄉依然是農耕樣貌。
1875年7月初， 《倫敦日報》北京通訊員報導：
大清國的教育從孩子們很小時就開始了。 在大街上， 你可以看到稚嫩的小男孩們抱著滿滿一包書去上學， 他們的書包通常只是個藍色的布袋。
這位元英國記者參觀過的一所鄉村小學堂裡放著一具新的柏木棺材，
全體孩子在同一時刻扯著他們最大的嗓門在叫喊， 這樣做的目的是把正在朗誦的課文背誦下來。 他們正誦讀的都是大清國的經典著作， 譬如孟子的作品。 想像一下， 在一個鄉村學校陰暗潮濕的屋子裡， 孩子們正在讀柏拉圖、荷馬等人的著作， 而且要憑記憶把它們背下來……
升官的路徑是獲取功名， 發財倒未必， 清代窮困潦倒的京官每天啃燒餅之類的事蹟就躺在那些筆記、書信裡。 各省鄉試， 競的是秀才、舉人。 竹亭公曾麟書一生鄉試17次不第， 最後只比兒子曾國藩早一年考中“准秀才”主要實行余丁制。 所謂“余丁”， 就是在軍隊中省口飯將未成年的窮孩子養起來， 他們平時打雜，
曾國藩很清楚， 綠營和鄉勇都不是太平軍的對手。 他採用了明朝戚繼光發明的兵制， 組建了一支體制外的新軍， 並為其注入捍衛傳統、驅逐異端的使命。 他在著名的《討粵匪檄》中， 指出太平軍燒毀孔廟、焚燒四書五經， 是對幾千年中國禮義人倫的反動。 梁啟超說過：洪秀全之所以失敗， 是因為完全背離中國文化， 不得人心。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楊國強說：“在太平軍的主張之下， 不僅儒學存活不了，
書生有血性， 書生帶起了兵。 曾國藩首先集聚同鄉師友， 量才而用為營官——湘軍的幕府一度多達88人；再招募“樸實山農”， 拒絕市井油滑。 他對最早的湘軍將士說：大刀長矛， 好比四書五經。 清末學者王闓運在《湘軍志》中記述過“諸生討訓山農”的景象。 楊國強認為， 如果說聚集在洪秀全理想下的農民顯示出小農精神世界的一半， 那麼曾國藩與諸儒生用衛道意識喚醒的， 是小農精神世界的另一半。 這場戰爭， 是農民與農民的交戰。
胡林翼行軍必講《論語》；在奔赴戰場的路上， 曾國藩坐在轎子裡讀杜甫、韓愈的詩文；左宗棠“出山十餘年， 躍馬橫弋， 心揚心粗， 恐善源日涸，
當地城牆上懸掛著許多籃子， 裡面放著攻城時被殺的太平軍的首級。 那時的中國人認為， 如果沒有奪到一個敵人的首級， 他的勝利會顯得美中不足。
1860年12月10日的《紐約時報》上刊登了一篇新聞專稿， 其中記述了外國記者在廣州所見的審判與行刑：
雪亮的鋼刀閃過之後， 罪犯的頭會被劊子手踢到一個角落， 而軀體被拋到另一個角落， 鮮血同時從兩處噴出。 我們到來時， 已處決了20名兇犯， 他們的血在人們的腳下流淌， 流成一片可淹至人腳踝深的血坑， 血坑裡還混雜著死者的頭髮。
他們還在廣州的監獄裡遇到一位84歲的老婦， 是一位太平天國將領的母親， 4年的牢獄生活和饑餓令她形容憔悴、神智恍惚。
這期間， 曾國藩也因戰敗3次想自殺。 其中長沙靖港之戰， 是他剛任大帥一年多時一次倉促的上陣。 當敗局已現， 曾國藩投水自殺， 被幕僚李元度安置在他身邊的章壽麟救起。 史料載， 曾帥當時披頭散髮， 滿臉泥沙。 左宗棠因此專程到長沙， 痛斥他的“虛榮心”。
1864年12月18日， 《紐約時報》刊載《清軍攻破天王府， 忠王李秀成束手就擒》：
天王府佈置得非常華美， 儘管它在南京城陷落的第二天就被燒毀了， 但仍留下充分的證據證明它是何等富麗堂皇。 天王的玉璽——總共三枚， 也都被找到，現落到了曾國藩的手中。其中一枚用純金打制，約重30磅。
忠王李秀成在離城幾英里外被一夥村民抓獲，並被洋洋得意的村民帶回南京。據說，當忠王判定這隊人馬無法全部逃脫時，堅持把自己的坐騎讓給天王的兒子……年輕的王子逃走了，而忠王束手就擒。忠王現被關押在曾國藩帥部的一個小房間裡，嚴加看守，但未受虐待。他被剃了頭，但未上鐐銬。……他正在撰寫自傳，同時等待北京的裁決……
1944年春的一個陰雨天，兩乘轎子停在富厚堂前。廣西通志館的呂集義和一位照相師下轎，與曾約農，他記道：
你很難想像這座園林如何壯觀，也無法設想法軍將這個地方蹂躪到何等駭人的地步。皇帝龍座所在的宮殿一律鑲著雕塑精巧的烏木。殿上陳設著各式各樣的大鏡子、鐘錶和裝著木偶的音樂盒，還有形形色色精美的瓷器、堆積如山的五彩絲綢與刺繡。這裡的豪華與文明的氣象完全與你在溫莎宮所見的一模一樣。……而法國人卻以狂暴無比的手段把這一切摧毀了……他們用無數大車運走了大批絲綢，可還留下不少。他們還劫去了大量禦藏的書籍和檔，其中包括布魯斯的最後通牒以及清皇帝不願接見夷人的詔諭；此外還有一部禦藏的記載二千年事蹟的中國史。
曾國藩的內心，是鄙夷、憎惡“奉洋若神”的，當買辦起家的楊坊被打，他在信中說“足使挾洋人自重者爽然自失”，稱心而快意。然而，“洋船上下長江，幾如無日無之”，這樣的脅迫，讓士大夫在倉皇之中不得不產生緊迫感，由此催生出近代中國的一個關鍵字——“自強”。
已故歷史學家陳旭麓提出過中國近代社會的“新陳代謝說”，他的弟子楊國強教授則將這種新舊的撕裂和嬗遞闡釋得更為深徹——
1840年前後，林則徐和魏源已見及“師夷長技以制夷”的重要性；1843年，魏源完成了帶有操作性意見的《海國圖志》初稿50卷。但直到20年後圓明園一把大火燃盡，大清國人才重新看到這個題目。咸豐十年歲末，曾國藩在一道奏摺中說“將來師夷智以造船制炮，尤可期永遠之利”。次年，他附和奕向洋人買船炮、用來剿洗太平軍之議。“不怕柴狗子，只怕洋鬼子”，他在家書中的心裡話道出了真正的威脅不是太平軍，而是西方列強。當他在書劄中寫下“海國環伺”四字時，應該已經意識到這是二十四史裡從未出現過的大危機。
湘軍攻陷安慶第二年，曾國藩就開辦了中國近代第一家軍工廠——安慶內軍械所，“製造洋槍洋炮，廣儲軍實”。
1862年2月19日，安慶城下停泊了一艘待售的洋船。曾國藩帶著李鴻章登上洋輪，仔細察看，盛讚其“無一物不工致”。曾國藩決心製造中國第一艘輪船，委派幕府中精於制器的徐壽和數學家李善蘭去實現這一偉業。1862年3月，他們造出了輪船發動機。1864年1月，中國第一艘火輪船製造完畢，儘管長不過3丈、時速不過30華里，卻是本國自造的最先進輪船。
稍後，畢業于耶魯大學、精通西學的幕僚容閎奉命出洋採辦機器，從美國購得百餘種機器，位於上海虹口的“江南製造總局”漸漸有了規模。很快，曾國藩又在城南高昌廟購地70多畝，建造了汽爐廠、機器廠、熟鐵廠、洋槍樓、鑄銅鐵廠、火箭廠等，江南製造總局迅速成為中國最大規模的近代化工業基地。
1868年8月，江南製造總局造出了中國第一艘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火輪，船體長18.5丈，順水時速120華里。曾國藩以“恬吉”為之命名，向慈禧彙報說，“恬吉”號“堅致靈便，可以遠涉重洋”，“中國自強之道，或基於此”。
“師夷智”從議論轉化為實踐，曾國藩是最早的領袖和開創者。
仿造洋器的過程讓人看到“夷智”的精妙並不僅僅在於器物，於是又有了送幼童“赴泰西各國書院學習軍政、船政、步算、製造諸書”的舉措——是洋務經驗奠定了他採納容閎教育計畫的思想基礎。但在清朝這樣一個依祖法舊例辦事的王朝，一樁沒有先例的大事要獲得通過，相當艱難。1872年2月27日，他第5次就“派遣留學生一事”上奏朝廷，獲得了恩准。14天后，他死了。
他在給次子曾紀澤的信中說：“予生平有三恥，……獨天文算學，毫無所知……爾若為克家之子，當思雪此三恥。”後來三子曾紀鴻精研數學，著有《環率考真圖解》、《對數詳解》、《粟布演草》等，可惜33歲就過世了。如今，這些專論靜靜躺在富厚堂藏書樓架上的6冊《白芙堂算學叢書》裡。
楊國強教授說，曾國藩是一個識時務者，但又背負著幾千年歷史的沉積。在今日統稱“洋務派”的人中，他是第一個師法西洋新文化的人，心中又眷戀著舊文化。他第一次看到西洋千里鏡，驚羨之餘，聯想到的是如何“超凡入聖”的進德之功。一面開風氣之先，一面又恪守著士大夫的傳統情感，這種矛盾一直延續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年。1872年他在日記中留下這樣的話：“內人病日危篤，兒輩請洋人診視，心甚非之而姑聽之。”
但岌岌可危的大清國不是他的一廂情願所能挽救，也不是夷人之長技所能挽救。1894年12月13日的《倫敦每日新聞》報導過清廷深入骨髓的腐敗和列強的恣肆：
現代化的武器裝備、防禦工事以及鐵路的引進一夜之間給大清國的官員們帶來大量侵吞公款的機會，只要外國公司引誘或賄賂他們，再老掉牙的槍支或陳舊的彈藥他們都會購買。……一次，有一家商號以每支3兩白銀的價錢為大清政府買進一批數量巨大、幾近報廢的毛瑟槍，指望清政府能支付每支80兩白銀，結果他們只得到了每支9兩白銀。看看這些槍是什麼貨色吧：外觀上還像那麼回事兒，但託盤根本沒有加工好，槍口也銼得十分粗糙，螺絲上得敷衍了事，有些螺帽都掉了，以致連接處都鬆開了。
而此前，曾國藩的九弟曾國荃、曾國藩的學生李鴻章無不中飽私囊。記者在曾國荃的大夫第遇到土改時搬進來的劉老伯，他聽上輩人講過，曾國荃攻下南京後，往老家運東西的船隊在湘江上走了一個月，“把國庫搬回來了”。而民間稱李鴻章為“李合肥，真的肥”，據說李家當年在合肥城裡擁有一條街的店鋪。
1863年，已升至中校的戈登在位於安慶的兩江總督府與曾國藩會面，隨行的丁美紳記下了他對曾的印象：
他在各個方面都與李鴻章成對比。後者身材高大、舉止穩重、神態威嚴，眼睛裡閃爍著智慧，每句話、每個手勢都表現出他思想敏捷、行動果斷；他的服飾也顯示出了他的家財和修養。曾國藩卻是中等個子，身材肥胖，臉上皺紋密佈，臉色陰沉，目光遲鈍，舉止行動表現出優柔寡斷的樣子——這與他過去的歷史是不相符的；他的穿著陳舊，衣服打皺，上面還有斑斑的油漬。他們兩人的個性也是截然不同的。李鴻章是出名的貪得無厭，在這方面他們幾個弟兄——尤其李瀚章——是素享盛名的，他們一家在長期的官宦生涯中搜刮了大量的財富。而根據一般的報導，曾國藩的勒索是頗有節制的，他的開支也較為適中，甚至有些吝嗇……
曾、李的不同還表現在他們的用人上，他們的幕府裡聚集著完全不同的兩類人。唐浩明告訴記者，早期的曾國藩不喜歡用官氣重的人，奉“德大於才”為第一要旨；中期開始發生變化，以“了事”為才幹。按《曾國藩通鑒》的梳理，他的幕僚有200多人，他從中選定了李鴻章；李鴻章的幕僚也有百餘人，他選擇了袁世凱。晚清的中國，事事燃眉，事事須了，義理的伸張、德行的堅守只能暫擱一邊。曾國藩終其一生，都在這種矛盾糾纏中彷徨。
楊國強教授說：“晚清最後50年，曾國藩和李鴻章是前後相連地面對內憂外患，是士大夫中自覺的首當其衝者。曾國藩試圖以人格超越事功，而李鴻章因事功而淹沒了人格……他們在幾十年強毅力行之後，都是帶著一腔不甘心的悲哀離開這個世界的。這種悲哀超越了一己之私，成為中國近代歷史的一部分。”
洋務派的曾國藩接受了一部分西洋人的器物，譬如“落地開花炮”，譬如60歲那年在容閎帶回的相機前拍下平生惟一的照片；也堅拒另一部分，譬如電燈和電報——他說，那是沒有根的東西。
天津教案
楊國強教授在他的晚清史課上詳述了教案在近代中國的源起。從鴉片戰爭到20世紀20年代的80多年間，大小“教案”600多起。其中《辛丑合約》後10年，高達225起，出現了教會勢力與民眾衝突的最高峰。以法國為代表的天主教主要在下層民眾中傳教，為了發展教徒，常將中國社會中最不受歡迎的人引入教會；他們修教堂、作彌撒、開醫院、收留孤兒等等，深深地捲入了民眾的日常生活，也不可避免地跟地方紳士、宗族和傳統文化產生衝突。到了義和團時代，“大毛子”吐了出來。《中俄伊犁條約》仍是一個不平等條約，但作為一名半殖民地國家的弱國外交官，曾紀澤已經盡力並顯示其才能。
他的名作《中國先睡後醒論》發表在1885年倫敦的《亞洲季刊》上，將中國喻為“似入酣睡，固非垂斃”，稱中國的富強運動意在自衛，一無軍事擴張的企圖，二無移民海外的必要，當務之急是“善處寄居海外之華民”、“重修和約以合堂堂中國之國體”。
清朝最後20年乃至民國，“醒獅”二字漸在民間流傳開來。但有時，用得並不嚴肅，如在民國小說《人海潮》裡，作者就將這二字賦予一位孔武有力的新派女學生。而在國外，輿論對這兩個字也時有譏諷——
1894年12月13日《倫敦每日新聞》天津訊：
把大清國說成是被抑制了氣息的睡獸、如果將她吵醒將會非常危險的說法是多麼地流行。商人們擔心她有可能節制一部分利益來源而禮讓三分；列強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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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濱，知名口述歷史學人，文化旅行作家。2015年獲《名人傳記》三十周年“十大優秀作家”。著有《家國光影：開國元勳後人講述往事與現實》（人民出版社）《失落的巔峰：六位中共前主要負責人親屬口述歷史》（人民出版社）《我的父親韓複榘》（中華書局）等。其中《我的父親韓複榘》獲“2013年度中國影響力圖書”獎。《失落的巔峰》獲《新京報》2012年夏季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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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都被找到，現落到了曾國藩的手中。其中一枚用純金打制，約重30磅。忠王李秀成在離城幾英里外被一夥村民抓獲，並被洋洋得意的村民帶回南京。據說，當忠王判定這隊人馬無法全部逃脫時，堅持把自己的坐騎讓給天王的兒子……年輕的王子逃走了，而忠王束手就擒。忠王現被關押在曾國藩帥部的一個小房間裡，嚴加看守，但未受虐待。他被剃了頭，但未上鐐銬。……他正在撰寫自傳，同時等待北京的裁決……
1944年春的一個陰雨天，兩乘轎子停在富厚堂前。廣西通志館的呂集義和一位照相師下轎，與曾約農，他記道：
你很難想像這座園林如何壯觀，也無法設想法軍將這個地方蹂躪到何等駭人的地步。皇帝龍座所在的宮殿一律鑲著雕塑精巧的烏木。殿上陳設著各式各樣的大鏡子、鐘錶和裝著木偶的音樂盒，還有形形色色精美的瓷器、堆積如山的五彩絲綢與刺繡。這裡的豪華與文明的氣象完全與你在溫莎宮所見的一模一樣。……而法國人卻以狂暴無比的手段把這一切摧毀了……他們用無數大車運走了大批絲綢，可還留下不少。他們還劫去了大量禦藏的書籍和檔，其中包括布魯斯的最後通牒以及清皇帝不願接見夷人的詔諭；此外還有一部禦藏的記載二千年事蹟的中國史。
曾國藩的內心，是鄙夷、憎惡“奉洋若神”的，當買辦起家的楊坊被打，他在信中說“足使挾洋人自重者爽然自失”，稱心而快意。然而，“洋船上下長江，幾如無日無之”，這樣的脅迫，讓士大夫在倉皇之中不得不產生緊迫感，由此催生出近代中國的一個關鍵字——“自強”。
已故歷史學家陳旭麓提出過中國近代社會的“新陳代謝說”，他的弟子楊國強教授則將這種新舊的撕裂和嬗遞闡釋得更為深徹——
1840年前後，林則徐和魏源已見及“師夷長技以制夷”的重要性；1843年，魏源完成了帶有操作性意見的《海國圖志》初稿50卷。但直到20年後圓明園一把大火燃盡，大清國人才重新看到這個題目。咸豐十年歲末，曾國藩在一道奏摺中說“將來師夷智以造船制炮，尤可期永遠之利”。次年，他附和奕向洋人買船炮、用來剿洗太平軍之議。“不怕柴狗子，只怕洋鬼子”，他在家書中的心裡話道出了真正的威脅不是太平軍，而是西方列強。當他在書劄中寫下“海國環伺”四字時，應該已經意識到這是二十四史裡從未出現過的大危機。
湘軍攻陷安慶第二年，曾國藩就開辦了中國近代第一家軍工廠——安慶內軍械所，“製造洋槍洋炮，廣儲軍實”。
1862年2月19日，安慶城下停泊了一艘待售的洋船。曾國藩帶著李鴻章登上洋輪，仔細察看，盛讚其“無一物不工致”。曾國藩決心製造中國第一艘輪船，委派幕府中精於制器的徐壽和數學家李善蘭去實現這一偉業。1862年3月，他們造出了輪船發動機。1864年1月，中國第一艘火輪船製造完畢，儘管長不過3丈、時速不過30華里，卻是本國自造的最先進輪船。
稍後，畢業于耶魯大學、精通西學的幕僚容閎奉命出洋採辦機器，從美國購得百餘種機器，位於上海虹口的“江南製造總局”漸漸有了規模。很快，曾國藩又在城南高昌廟購地70多畝，建造了汽爐廠、機器廠、熟鐵廠、洋槍樓、鑄銅鐵廠、火箭廠等，江南製造總局迅速成為中國最大規模的近代化工業基地。
1868年8月，江南製造總局造出了中國第一艘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火輪，船體長18.5丈，順水時速120華里。曾國藩以“恬吉”為之命名，向慈禧彙報說，“恬吉”號“堅致靈便，可以遠涉重洋”，“中國自強之道，或基於此”。
“師夷智”從議論轉化為實踐，曾國藩是最早的領袖和開創者。
仿造洋器的過程讓人看到“夷智”的精妙並不僅僅在於器物，於是又有了送幼童“赴泰西各國書院學習軍政、船政、步算、製造諸書”的舉措——是洋務經驗奠定了他採納容閎教育計畫的思想基礎。但在清朝這樣一個依祖法舊例辦事的王朝，一樁沒有先例的大事要獲得通過，相當艱難。1872年2月27日，他第5次就“派遣留學生一事”上奏朝廷，獲得了恩准。14天后，他死了。
他在給次子曾紀澤的信中說：“予生平有三恥，……獨天文算學，毫無所知……爾若為克家之子，當思雪此三恥。”後來三子曾紀鴻精研數學，著有《環率考真圖解》、《對數詳解》、《粟布演草》等，可惜33歲就過世了。如今，這些專論靜靜躺在富厚堂藏書樓架上的6冊《白芙堂算學叢書》裡。
楊國強教授說，曾國藩是一個識時務者，但又背負著幾千年歷史的沉積。在今日統稱“洋務派”的人中，他是第一個師法西洋新文化的人，心中又眷戀著舊文化。他第一次看到西洋千里鏡，驚羨之餘，聯想到的是如何“超凡入聖”的進德之功。一面開風氣之先，一面又恪守著士大夫的傳統情感，這種矛盾一直延續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年。1872年他在日記中留下這樣的話：“內人病日危篤，兒輩請洋人診視，心甚非之而姑聽之。”
但岌岌可危的大清國不是他的一廂情願所能挽救，也不是夷人之長技所能挽救。1894年12月13日的《倫敦每日新聞》報導過清廷深入骨髓的腐敗和列強的恣肆：
現代化的武器裝備、防禦工事以及鐵路的引進一夜之間給大清國的官員們帶來大量侵吞公款的機會，只要外國公司引誘或賄賂他們，再老掉牙的槍支或陳舊的彈藥他們都會購買。……一次，有一家商號以每支3兩白銀的價錢為大清政府買進一批數量巨大、幾近報廢的毛瑟槍，指望清政府能支付每支80兩白銀，結果他們只得到了每支9兩白銀。看看這些槍是什麼貨色吧：外觀上還像那麼回事兒，但託盤根本沒有加工好，槍口也銼得十分粗糙，螺絲上得敷衍了事，有些螺帽都掉了，以致連接處都鬆開了。
而此前，曾國藩的九弟曾國荃、曾國藩的學生李鴻章無不中飽私囊。記者在曾國荃的大夫第遇到土改時搬進來的劉老伯，他聽上輩人講過，曾國荃攻下南京後，往老家運東西的船隊在湘江上走了一個月，“把國庫搬回來了”。而民間稱李鴻章為“李合肥，真的肥”，據說李家當年在合肥城裡擁有一條街的店鋪。
1863年，已升至中校的戈登在位於安慶的兩江總督府與曾國藩會面，隨行的丁美紳記下了他對曾的印象：
他在各個方面都與李鴻章成對比。後者身材高大、舉止穩重、神態威嚴，眼睛裡閃爍著智慧，每句話、每個手勢都表現出他思想敏捷、行動果斷；他的服飾也顯示出了他的家財和修養。曾國藩卻是中等個子，身材肥胖，臉上皺紋密佈，臉色陰沉，目光遲鈍，舉止行動表現出優柔寡斷的樣子——這與他過去的歷史是不相符的；他的穿著陳舊，衣服打皺，上面還有斑斑的油漬。他們兩人的個性也是截然不同的。李鴻章是出名的貪得無厭，在這方面他們幾個弟兄——尤其李瀚章——是素享盛名的，他們一家在長期的官宦生涯中搜刮了大量的財富。而根據一般的報導，曾國藩的勒索是頗有節制的，他的開支也較為適中，甚至有些吝嗇……
曾、李的不同還表現在他們的用人上，他們的幕府裡聚集著完全不同的兩類人。唐浩明告訴記者，早期的曾國藩不喜歡用官氣重的人，奉“德大於才”為第一要旨；中期開始發生變化，以“了事”為才幹。按《曾國藩通鑒》的梳理，他的幕僚有200多人，他從中選定了李鴻章；李鴻章的幕僚也有百餘人，他選擇了袁世凱。晚清的中國，事事燃眉，事事須了，義理的伸張、德行的堅守只能暫擱一邊。曾國藩終其一生，都在這種矛盾糾纏中彷徨。
楊國強教授說：“晚清最後50年，曾國藩和李鴻章是前後相連地面對內憂外患，是士大夫中自覺的首當其衝者。曾國藩試圖以人格超越事功，而李鴻章因事功而淹沒了人格……他們在幾十年強毅力行之後，都是帶著一腔不甘心的悲哀離開這個世界的。這種悲哀超越了一己之私，成為中國近代歷史的一部分。”
洋務派的曾國藩接受了一部分西洋人的器物，譬如“落地開花炮”，譬如60歲那年在容閎帶回的相機前拍下平生惟一的照片；也堅拒另一部分，譬如電燈和電報——他說，那是沒有根的東西。
天津教案
楊國強教授在他的晚清史課上詳述了教案在近代中國的源起。從鴉片戰爭到20世紀20年代的80多年間，大小“教案”600多起。其中《辛丑合約》後10年，高達225起，出現了教會勢力與民眾衝突的最高峰。以法國為代表的天主教主要在下層民眾中傳教，為了發展教徒，常將中國社會中最不受歡迎的人引入教會；他們修教堂、作彌撒、開醫院、收留孤兒等等，深深地捲入了民眾的日常生活，也不可避免地跟地方紳士、宗族和傳統文化產生衝突。到了義和團時代，“大毛子”吐了出來。《中俄伊犁條約》仍是一個不平等條約，但作為一名半殖民地國家的弱國外交官，曾紀澤已經盡力並顯示其才能。
他的名作《中國先睡後醒論》發表在1885年倫敦的《亞洲季刊》上，將中國喻為“似入酣睡，固非垂斃”，稱中國的富強運動意在自衛，一無軍事擴張的企圖，二無移民海外的必要，當務之急是“善處寄居海外之華民”、“重修和約以合堂堂中國之國體”。
清朝最後20年乃至民國，“醒獅”二字漸在民間流傳開來。但有時，用得並不嚴肅，如在民國小說《人海潮》裡，作者就將這二字賦予一位孔武有力的新派女學生。而在國外，輿論對這兩個字也時有譏諷——
1894年12月13日《倫敦每日新聞》天津訊：
把大清國說成是被抑制了氣息的睡獸、如果將她吵醒將會非常危險的說法是多麼地流行。商人們擔心她有可能節制一部分利益來源而禮讓三分；列強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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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濱，知名口述歷史學人，文化旅行作家。2015年獲《名人傳記》三十周年“十大優秀作家”。著有《家國光影：開國元勳後人講述往事與現實》（人民出版社）《失落的巔峰：六位中共前主要負責人親屬口述歷史》（人民出版社）《我的父親韓複榘》（中華書局）等。其中《我的父親韓複榘》獲“2013年度中國影響力圖書”獎。《失落的巔峰》獲《新京報》2012年夏季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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