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筆|賈冬婷
蘇軾詩詞裡用得最多的一個詞是什麼？
蘇軾作為一個風景名勝的“代言人”， 他的品牌價值究竟有多大？
蘇軾發明了哪些美食？
蘇軾的朋友圈什麼樣？
去年是蘇軾誕辰980周年， 他的各種不為人知的“秘密”甚至成為北京一所小學貫穿全年的探究性學習主題。 當人們驚訝于小學生的認知視野和學習方法如此前瞻的同時， 也不能不嘆服東坡先生穿越千年的影響力。
從宋朝到今天， 蘇軾何以一直被視為文化偶像？
《望》， 王赫 作 ， 對宋佚名《柳院消暑圖頁》的當代再創作。
1936年林語堂舉家赴美時， 有關蘇東坡及其作品的書籍是他一再精簡的行李裡不可割捨的部分， 也在旅居海外時給了他豐富的精神食糧。 林語堂給出一個全景式的答案：“我們未嘗不可說， 蘇東坡是個秉性難改的樂天派， 是悲天憫人的道德家， 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 是散文作家，
林語堂的描摹， 如同扇面一樣展開了一個“百科全書”式的人物， 但這還不足以解釋蘇東坡在今天的連綿迴響。 真正激起人們共鳴的， 其實是他作品背後元氣淋漓的生命力， 坦蕩開闊的胸襟， 瀟灑自如的氣度， 以及樂觀曠達的風範。 而在這一切的背後，
蘇軾曾說自己“一生憂患， 常倍他人”， 尤以“烏台詩案”後被貶黃州為最大轉折。 一下子從春風得意中死裡逃生， 落到一個無人相識甚至無食無衣的境地， 他從一片數十畝荒地上自墾東坡開始， 一點點地落地生根， 精神上也經歷了一番脫胎換骨， 從一己的興衰榮辱中解脫出來， 有了更開闊的歷史視野， 正如他自己所說， “也無風雨也無晴”。
今天的人們覺得蘇東坡特別親近， 也因為他能狂妄怪癖， 能莊重嚴肅， 也能輕鬆玩笑。 如林語堂所說：“從他的筆端， 我們能聽到人類情感之弦的振動， 有喜悅、有愉快， 有夢幻的覺醒， 有順從的忍受。 ”比如蘇東坡愛飲酒， 愛美食， “自笑平生為口忙”， 很多菜式據傳都跟他有關， 如東坡豆苗、東坡豆腐， 還有著名的東坡肉。
蘇東坡的出現並不是一個孤例， 他只是宋朝群星閃耀的士大夫階層的一個代表。 北宋中期以蘇軾為中心形成了一個文人圈， 傳為李公麟所作的《西園雅集圖》， 以寫實手法描繪了他們在駙馬都尉王詵的西園聚會的場景， 圍繞在蘇軾身邊的，有蘇軾的弟弟蘇轍，“蘇門四學士”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還有米芾、蔡肇、僧人圓通、道士陳碧虛等十幾人。畫中人或吟詩賦詞，或扶琴唱和，或打坐問禪。米芾作序：“水石潺湲，風竹相吞，爐煙方嫋，草木自馨。人間清曠之樂，不過如此。”“西園雅集”是古代繪畫史中的一個經典母題，被一代又一代的畫家不斷地陳述，不僅是對宋人風雅的崇尚，更是對開啟中國現代性曙光的“文藝復興時代”的一種嚮往。
如果將視野放大到整個兩宋時期，知識精英的井噴現象就更加顯著了。這不是偶然的驚鴻一現，而是一個士大夫群體的持續湧現；不單是文學和藝術，還覆蓋了歷史、科學、哲學等廣闊的知識版圖。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院長鄧小南告訴我，兩宋士大夫中的代表人物，介於帝王與民庶之間，兼具讀書人和官僚的雙重身份，一方面學問相對淵博融貫、格局宏大，另一方面也在政治舞臺上表現活躍。之前在唐代，像李白、杜甫這樣一流的文學家，在為官、治國方面沒得到什麼機會，難以展現才華。相比而言，宋代像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蘇軾、朱熹等人，則有多方面的作為。比如范仲淹推動“慶曆新政”，是政治家，但今人最開始接觸他可能是通過《岳陽樓記》，他首先作為一位元文學家被我們認識。還有歐陽修，一方面被稱為“文壇宗主”，另一方面，他直接參與撰寫了《新唐書》和《新五代史》，又是史學家，還有經學方面的著述，後來又做過副宰相，也可以說是一位活躍的政治家……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歷史學家余英時概括為“政與學兼收並蓄”，認為這一定義可以籠罩兩宋士大夫群體所顯現的時代風格。
在去年年初的一期封面故事中，我們通過解讀宋朝的一系列關鍵字——市井、雅集、宋詞、山水、茶、書院，搭建起宋朝與今天的聯繫，試圖去探究“我們為什麼愛宋朝”。我們發現，當今天的人們向自身文化傳統中尋找，越發體會到歷史上兩宋文明達到的高度，正如陳寅恪所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其中一個關鍵背景，就是在10世紀標誌性的“唐宋變革”之後，一個新的階層——士大夫階層的出現。正如余英時所說，宋朝從一種整體風貌上來概觀，“士風”最盛。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宋朝在思想和文化上的高峰就是由士人群體締造的，“士”可以作為繼續深入探究宋朝的一把鑰匙。
“士”的傳統從先秦開始綿延，一直扮演著傳統中國“社會良心”的角色。但為什麼一直到宋朝，才出現一個“士”的黃金時代？宋朝士風又會對中國文化產生什麼樣的深遠影響？本期封面故事，我們就將聚焦于宋朝的士人群體。
當宋朝于960年建立的時候，門閥士族把持權力的時代就結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靠教育和科舉而實現階層上升的新興士人群體，他們將“以天下為己任”作為一種普遍的自覺意識。士大夫的影響力之大，從南宋一名監察禦史方庭實義正辭嚴地對高宗所說的話中可見一斑：“天下者，中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萬姓、三軍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兩宋士大夫“政與學兼收並蓄”的特徵，又讓他們承擔起重塑中國傳統的責任。他們在政治、意識形態、哲學、文化、文學、藝術、科學上所取得的成就，與那些改變了日常生活的強大經濟力量結合在一起，使得宋成為一個轉型時代，一個“傳統中國”的典範。這些脫胎於儒家思想之“士”的精神理念，在此後的漫漫歲月中，加速促進了中國社會的變革，而其中不少具有民族典型性的文化特徵，時至今日，依然熠熠生輝。
在群星閃耀的兩宋士大夫群體中，我們選取了其中的8位代表人物——范寬、王安石、蘇軾、宋徽宗、李清照、朱熹、辛棄疾、宋慈，探討他們在政治、哲學、文化、文學、藝術、科技等不同領域的開創，以及留給後世的精神遺產。此外，我們還與故宮博物院合作，篩選出故宮藏品中十件宋代器物，另請古代名物專家揚之水為我們解讀了宋人的香爐、花瓶、酒杯，
從物中一窺士風與士氣。透過這些士人的時代命運，我們或許可以更深刻地體悟宋朝之所以成為“造極之世”的秘密。（參考書目：《蘇東坡傳》，林語堂 著，張振玉 譯，湖南文藝出版社）
圍繞在蘇軾身邊的，有蘇軾的弟弟蘇轍，“蘇門四學士”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還有米芾、蔡肇、僧人圓通、道士陳碧虛等十幾人。畫中人或吟詩賦詞，或扶琴唱和，或打坐問禪。米芾作序：“水石潺湲，風竹相吞，爐煙方嫋，草木自馨。人間清曠之樂，不過如此。”“西園雅集”是古代繪畫史中的一個經典母題，被一代又一代的畫家不斷地陳述，不僅是對宋人風雅的崇尚，更是對開啟中國現代性曙光的“文藝復興時代”的一種嚮往。如果將視野放大到整個兩宋時期，知識精英的井噴現象就更加顯著了。這不是偶然的驚鴻一現，而是一個士大夫群體的持續湧現；不單是文學和藝術，還覆蓋了歷史、科學、哲學等廣闊的知識版圖。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院長鄧小南告訴我，兩宋士大夫中的代表人物，介於帝王與民庶之間，兼具讀書人和官僚的雙重身份，一方面學問相對淵博融貫、格局宏大，另一方面也在政治舞臺上表現活躍。之前在唐代，像李白、杜甫這樣一流的文學家，在為官、治國方面沒得到什麼機會，難以展現才華。相比而言，宋代像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蘇軾、朱熹等人，則有多方面的作為。比如范仲淹推動“慶曆新政”，是政治家，但今人最開始接觸他可能是通過《岳陽樓記》，他首先作為一位元文學家被我們認識。還有歐陽修，一方面被稱為“文壇宗主”，另一方面，他直接參與撰寫了《新唐書》和《新五代史》，又是史學家，還有經學方面的著述，後來又做過副宰相，也可以說是一位活躍的政治家……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歷史學家余英時概括為“政與學兼收並蓄”，認為這一定義可以籠罩兩宋士大夫群體所顯現的時代風格。
在去年年初的一期封面故事中，我們通過解讀宋朝的一系列關鍵字——市井、雅集、宋詞、山水、茶、書院，搭建起宋朝與今天的聯繫，試圖去探究“我們為什麼愛宋朝”。我們發現，當今天的人們向自身文化傳統中尋找，越發體會到歷史上兩宋文明達到的高度，正如陳寅恪所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其中一個關鍵背景，就是在10世紀標誌性的“唐宋變革”之後，一個新的階層——士大夫階層的出現。正如余英時所說，宋朝從一種整體風貌上來概觀，“士風”最盛。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宋朝在思想和文化上的高峰就是由士人群體締造的，“士”可以作為繼續深入探究宋朝的一把鑰匙。
“士”的傳統從先秦開始綿延，一直扮演著傳統中國“社會良心”的角色。但為什麼一直到宋朝，才出現一個“士”的黃金時代？宋朝士風又會對中國文化產生什麼樣的深遠影響？本期封面故事，我們就將聚焦于宋朝的士人群體。
當宋朝于960年建立的時候，門閥士族把持權力的時代就結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靠教育和科舉而實現階層上升的新興士人群體，他們將“以天下為己任”作為一種普遍的自覺意識。士大夫的影響力之大，從南宋一名監察禦史方庭實義正辭嚴地對高宗所說的話中可見一斑：“天下者，中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萬姓、三軍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兩宋士大夫“政與學兼收並蓄”的特徵，又讓他們承擔起重塑中國傳統的責任。他們在政治、意識形態、哲學、文化、文學、藝術、科學上所取得的成就，與那些改變了日常生活的強大經濟力量結合在一起，使得宋成為一個轉型時代，一個“傳統中國”的典範。這些脫胎於儒家思想之“士”的精神理念，在此後的漫漫歲月中，加速促進了中國社會的變革，而其中不少具有民族典型性的文化特徵，時至今日，依然熠熠生輝。
在群星閃耀的兩宋士大夫群體中，我們選取了其中的8位代表人物——范寬、王安石、蘇軾、宋徽宗、李清照、朱熹、辛棄疾、宋慈，探討他們在政治、哲學、文化、文學、藝術、科技等不同領域的開創，以及留給後世的精神遺產。此外，我們還與故宮博物院合作，篩選出故宮藏品中十件宋代器物，另請古代名物專家揚之水為我們解讀了宋人的香爐、花瓶、酒杯，
從物中一窺士風與士氣。透過這些士人的時代命運，我們或許可以更深刻地體悟宋朝之所以成為“造極之世”的秘密。（參考書目：《蘇東坡傳》，林語堂 著，張振玉 譯，湖南文藝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