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醫療界的缺失和自欺欺人如此普遍

醫學向來大言不慚地以冠冕堂皇的說明將其行為合理化。 遠古時代， 使人生病的事物被認為是魔鬼， 而巫師的職責就是施行法術驅趕身體裡的魔鬼。

後來歐洲所盛行的觀念， 就是人體體液在各個臟器中的分佈會影響疾病的發作。 於是一般人就必須忍受像放血、排汗、通便等醫療措施。 影響深遠的古希臘名醫伽林(ClaudiusGalen， 129~l99年)認為， 放血適用於所有病症。 對於腰痛， 他並不進行矯治， 而主張那是因為粘稠膽汁集中到了髖部；就算尾椎骨出毛病， 也得放血：在產生疼痛的身體一邊的膝蓋後方的膕窩處扎針。

這時鮮血汩汩， 患者的腰痛就會消失--而命也沒了。

直到若干世紀之前， 放血還是外科學的標誌呢。 大夫用繃帶纏緊患者的上臂， 直到前臂的靜脈凸顯， 再用刺血針紮進流浮現的血管。 巴黎亞歷山大·路易在首批臨床研究報告中指出了這種施治不當：就治療肺炎而論， 不管早點或晚點放血， 也不管放血量如何， 這種療法都不會產生任何作用。

等到這項新知終於在數十年被接受時， 大夫們卻又落入了另一個極端， 將血液由外部輸入體內， 急診患者輸入他人血液--直到

幹年後， 某研究報告指出這也是無效的行為為止。

這種所謂的偏方也像放血一樣主導了醫學界好長一段時間。 在古羅馬時代， 據說使用狗屎以及吸吮修女漲奶的乳房，

可以預防心血管疾病及其死亡。 古代西班牙大夫認為， 要抵抗瘧疾， 最好喝下一小杯加了胡椒和三滴貓耳朵血的白蘭地。 在1602年的一次圍城戰中， 奧斯坦徳(現屬比利時)的大夫們摸黑溜到屍橫遍野的戰場， 收集了許多

死屍帶回城內。 就當時的藥理來說， 死者肥肉可是傷兵的特效藥。 1696年德國大夫弗朗茲·波林尼(Christian Franz paullini)出版了名叫«奏效偏方»的著作；1764年的倫敦«藥典»還推薦蜘蛛網、等足目動物、蛙蛇及毛糞石(由反芻動物胃中得來的堅硬毛髮小石)作為處方呢。

當年接受這種醫療的人實在很辛苦。 要是用現代人的觀點就很難判斷， 哪種選擇對於英王查理二世更為致命呢：是他罹患的中風呢？還是他身邊的一打御醫的措施？御醫們“要求立刻在國王肩膀上拔罐，

並施行劃痕法， 放出八盎司血液”， 雷蒙德克勞弗德爵士(RaymondCrawfurd， l865~l938年)後來如此描述這種煞有介事的醫療， “他們還給他喂下高濃度的銻催吐劑， 可是國王只能喝下少部分， 為了保險起見， 他們還喂他喝下足量的硫酸鋅， 以及強瀉劑， 再佐以一系列的灌腸。 頭髮都理掉， 好塗抹起皰劑。 這還不夠， 大家還要來一塊燒紅的鐵塊進行燒灼術。 ”國王還在做死前懺悔， “盡可能拖延臨終時間”， 但最後還是歸天了。

20世紀初有個說法很盛行， 就是疾病乃人自身中毒的結果。 於是， 患者們開始一窩蜂地清理大腸， 保持淨空。 隨後則流行病灶理論， 該理論認為， 病人是以過敏的方式對看不見的致病源起反應，

而只有從若干身體部位施治才能得到解脫：結果就是一陣手術風潮。 醫生兼作家路易斯·湯瑪斯(LewisThomas)寫到：·無人能夠算出該理論到底導致了多少拔牙、扁桃腺摘除、膽囊切除和盲腸等手術引發的大出血。 ”值得注意的是， 他提到的組織和器官摘除， 如今都已經是家常便飯， 只不過， 目前醫學界對於摘除手術已有截然不同的理論基礎。

愛爾蘭文豪蕭伯納的言詞至今聽來還十分犀利。 他在1906年問世的喜劇«醫生的窘境»中寫道：外科醫生“發現人的身體充斥無用的老舊器官。 多虧氯仿麻醉劑， 才得以在保全身體的條件下摘除半打的爛器官， 撇開疾病和金幣不談， 光是手術本身就夠有趣了”。

到了19世紀， 有識之士才察覺到：截至當時為止，

大部分醫療都是胡搞瞎鬧。 這就好像藥品都具有安慰劑效應一樣(稍後將詳加敘述)， 不過還是有若干例外：對抗瘧疾的奎寧、預防天花的牛痘及止痛的嗎啡等， 都有確實的藥效。 儘管如此， 美國著名作家兼醫生老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OliverWendellHolmes)在1860年的斷言還是頗為恰當：他認為若能將所有藥品“沉人海底的話， 對人類來說就是一大福音--不過對魚兒們卻是詛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