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浙商》全媒體記者 沈彬彬
資深編輯｜倪敏
2018年3月的一天， 在北京豐台區南苑路的一家小麵館裡， 《浙商》記者吃了一碗清江三鮮面。 麵條是典型的溫州做法， 加了足料的小黃魚和其他海鮮。 老闆和大多數食客都是溫州樂清人， 點單、上菜， 全程樂清話。
20多年來， 這一帶都是溫州人在北京的聚居區， 它更為人熟知的名字是：大紅門。 鼎盛時期， 約有11萬溫州人聚集在這個與天安門直線距離大約5公里的地方， 從路邊攤做起， 一度主導了華北地區的服裝批發生意。
2013年之後， 北京的城市定位越來越清晰， 服裝批發市場之類的非首都功能開始向外疏解。
“門”中人
從市場到商場
1992年， 陳勝勇來到大紅門。 那年， 他19歲。
那是溫州商人在北京開闢商業疆土的年代。 賣眼鏡的聚集在朝陽區， 電子產品銷售聚集在西四， 而豐台區大紅門則是做服裝的樂清人、做紐扣的永嘉人的大本營。
上世紀90年代初， 電影《少林寺》風靡全國。 少林寺、武當山、行俠仗義是那個年代很多溫州年輕人的“夢想”， 他們拜師習武、兄弟情深。 武俠世界的老鄉情結、師徒情誼， 被溫州人帶進了生意場， “師傅帶徒弟”“先富帶後富”“老鄉帶老鄉”在大紅門盛行。
陳勝勇就是這樣被“帶”來的。 他最初跟著父母在東北做服裝生意， 同時因為對武術癡迷， 一邊還在拜師習武。 而教他“功夫”的老師， 就是後來在北京做生意時的良師益友、著名浙商盧堅勝。
因為感覺東北的生意不太好做， 又聽說北京機會多， 陳勝勇動了闖京城的念頭。 1992年， 陳勝勇來到北京， 在樂清老鄉紮堆的大紅門尋到一處落腳點。
彼時的大紅門還是遠離市中心的北京“郊區”， 以樂清人為主的服裝小攤販聚集在這裡， 幾個人合租一間房子， 沒日沒夜地加工服裝， 再賣給北京市民。 服裝地攤在道路兩邊“野蠻生長”， 欣欣向榮。 大紅門甚至出現了“浙江村”、“溫州村”——村裡通行的語言是溫州話要整體搬遷到廊坊。 陳勝勇對此的認識是：“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成績越來越顯現出來， 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重要的經濟體之一， 北京作為首都， 必定要有適合它的定位。 ”加上北京日益嚴重的堵車、空氣污染等情況，
開辦市場的溫州人在2010年開始為未來的去向佈局。 在大紅門地區頗有威望的浙商、陳勝勇的“武術老師”、北京京都聯合商業有限公司董事長盧堅勝， 就是在這一年開始牽頭在河北永清進行投資， 建造浙江人自己的服裝生產基地浙商服裝新城和以服裝產業鏈為主的雲裳小鎮。 陳勝勇跟著師傅奔忙在北京和永清之間。
▲2014年5月16日， 來自北京大紅門商圈的8家主力市場簽約落戶河北廊坊永清縣臺灣工業新城的永清國際服裝城。 此次簽約落戶的8家市場是北京京溫服裝批發市場、北京大紅門紡織批發市場、北京永外連發窗簾城、北方世貿輕紡城、北京世貿國際鞋城、北京正天興皮毛市場、北京世紀丹陛華小商品綜合市場、北京盛購禮品中心。 新華社記者 盧鋒/攝
2014年， 大紅門的溫州商人聽到了一個新鮮詞彙：疏解。 從字面看， “疏解”就是把原先緊密聚集在一起的東西分散出去。 市場雲集的大紅門顯然是疏解區域之一。部分市場和商戶在疏解過程中退出北京，轉戰附近的河北、天津。
但對在北京耕耘多年的陳勝勇而言，走是不甘心的。而且，人們的消費需求不會因為市場的消失就消失，他想，不如留下來轉型。
就在這一年，大紅門丹陛華小商品市場按照北京市的相關政策進行了升級改造。按照 “552”的標準——商戶減少50%，單個鋪位面積大於50平方米，20平方米只能有一個營業員，丹陛華由原來的批發市場轉變為零售商場，1980個攤位減少到500個。
事後看起來，留下來轉型是個不錯的決定。由於其他同類批發市場大部分已經疏解，升級後的丹陛華作為區域內不多的幾家小商品商場之一，反而迎來了新的高峰。“環境比以前好了，鋪位雖然少了，但是物以稀為貴，反而出現了供不應求的局面。”
陳勝勇說，他現在的目標是把丹陛華小商品市場打造成北京知名的小商品商場，北京市民只要想買物美價廉的生活用品，就能想到丹陛華。北京城南大開發，規劃中的南城濕地公園，在陳勝勇眼中都是丹陛華小商品商場發展壯大的新契機。
結束與開始
最鼎盛的時候，胡志斌在大紅門地區擁有多家市場，大多數集中在南苑路兩側。
1995年，髒亂差的“浙江村”經過一輪大範圍的轉型治理，升級為大紅門商貿區。在那一輪變革中，正規的批發業態開始在大紅門的土地上快速生長。胡志斌就是趕上這一輪機會的溫州商人之一。在別人忙著做服裝生意的時候，胡志斌“在金礦旁邊賣水”，投資建設了一個菜場。
從菜場開始，胡志斌在20多年的批發市場投資中，涉及五金、服裝、皮草、面料、窗簾、輔料等領域。在大紅門一帶，說起市場經營，沒人比胡志斌更有發言權了。
和大部分溫州商人一樣，胡志斌身上有低調、務實、敢為人先的基因。他承認浙江人在大紅門創業初期確實很辛苦，“但是做買賣本來就辛苦”。創業過程中天天睡地板、遭遇資金緊張等等，在他看來都是小困難，是體力上的辛苦，稱不上坎坷。他對“坎坷”的定義是：無法掌控的外部環境變化。
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工作啟動，胡志斌的市場逐漸變成了過去式。在差不多兩年時間裡，他的重要工作就是配合政府將這些市場逐步關閉，與所有商戶一一解約。
一切歸零。
▲2015年12月18日，北京北展地區建設指揮部、大紅門疏解辦分別與河北省永清縣人民政府就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產業轉移合作在永清經濟開發區舉行簽約儀式。新華社記者 李曉果/攝
這不是胡志斌第一次面對這種局面。多年前的“整頓”，如今的“疏解”，都沒有讓他灰心逃離。作為一個從商多年的溫州人，他善於從正面去理解形勢的變化。他也是這一輪變革中選擇留下的人之一。“浙江人是做事的人，要在自己走的這條道路上有所作為。”胡志斌稱自己是“老北京”，22年來，他的人生已經與大紅門、與北京緊密相聯。“我的事業都在這裡，不想離開。 ”
胡志斌的辦公室就在他曾經的市場邊上。市場被施工時常見的藍色隔板圍了起來，大門緊閉，在等待著胡志斌給它一個新的定位。
胡志斌在埋頭研究首都的功能定位，密切關注政策動向。高端商場和產業園等，是他認為符合北京城市定位的業態。幾番思考、推倒重來之後，胡志斌決定投身文化產業，在南苑路投資新業態——和義文化產業園。
在胡志斌的公司裡，《浙商》記者看到了他為和義文化產業園做的PPT。他向記者介紹自己的構想：科技文化孵化器、軍民融合創業中心、企業總部、高端會議酒店全家離開大紅門，在濮院開始了人生的第二季。在北京待了20多年，遊子只有在濮院唯一的商業綜合體——吾悅廣場裡，才覺得自己還在大都市。習慣了北方的乾燥寒冷，江南隔三差五的陰雨天氣讓雙魚座的遊子感覺到強烈的不適應。
大紅門地區的批發市場開始疏解後，遊子選擇了離開。但去哪裡才能繼續自己的服裝事業呢？
溫州人始終要抱團發展，哪怕是離開，也有一個匯流的方向。遊子選擇了桐鄉濮院。他作了形象的比喻：如果離開北京的有10個人，繼續做服裝生意的，兩個到了濮院，兩個去了海寧，一個去了杭州，一個到了江蘇常熟（據遊子說，北京男裝批發有50%左右搬到了常熟），兩個在河北——滄州一個、永清一個；還有兩個不幹了，轉行。
遊子認為自己最幸福的時光，是在20多年前的北京。“那時候北京很熱鬧，有人買地、蓋廠房、做服裝、包櫃檯，也有人混日子，十幾萬溫州人在北京城南的土地上熱鬧生長，跟上海灘一樣，非常好玩。”說到這裡，他的眼神依然充滿了創業初期的衝動和野心。
不同於直接在大紅門淘金的“浙江村”人，1992年，剛到北京的遊子直接闖進前門、王府井的商場，包租櫃檯。商品相對短缺的年代，不管是大紅門，還是市中心商場，生意都如火如荼。
那時的北京，路上人少，車也少。1995年，賺了錢的遊子和夥伴們租了一輛夏利“面的”，從長安街穿行而過，風吹到臉上，“幸福得一塌糊塗”。“那是個意氣風發、最單純的年代，即使吃點苦也都是幸福的。”
生活雖然飄搖，過幾個月就要搬家、為生活發愁，遊子對那段日子卻是無比懷念。創業的激情飄蕩在每一個日子，稍微賺了一點錢幸福感就爆棚。
他沒有想到有一天會離開。但真到了決定離開的時候，傷感歸傷感，回憶過青春歲月之後，他得看向未來。
現在的遊子看好濮院。他認為杭州、海寧、濮院所形成的“金三角”，未來將是國內服裝產業鏈最完整、交易規模最大的區域。“濮院的市場規模比北京大三到四倍，全球的毛衫約80%出自這裡。近年來，羊毛衫還帶動了濮院一年四季的服裝生意。濮院特別有活力。相比之下海甯太高冷，杭州人又太多。” 遊子甚至認為，現在的濮院相當於10年前的北京。
“北方多口號，南方多廣告。”搬到濮院半年，遊子已經深刻感受到南北方市場的巨大差異。南方服裝市場現金流穩健，不接受賒帳，一切遵循市場規律，一切規範有序。而在北京大紅門的老模式是“三角債”：下游客商賒帳拿貨，等銷售出去後，再把賒欠的錢還給上游批發商。這種模式曾經在一段時間內讓大紅門服裝批發產業高速發展，但已經明顯不適應新時代。遊子又做了一個形象的比喻：“在北京一盤花生一瓶二鍋頭可以喝一晚上，但是在浙江，要吃飯就好好吃，實實在在地吃一頓。”
對於經營模式，遊子也有了更多思考。北京大紅門商戶多是自產自銷，既有工廠也有檔口，模式相對笨重。遊子認為這種模式在改革開放初期是可行的，但現在已經無法適應市場。“今年一定是大浪淘沙的一年，肯定要淘汰一批人，不適應的人也有很多又回到北方的。”他也在考慮是否將產業“輕”化，砍去一些環節，專注一個領域。
經歷過北京疏解過程，這些從北京回來的服裝批發商對於市場的秩序和安全非常看重。比如遊子無法接受濮院市場內可以隨意抽煙。這些安全隱患對於他們來說，比賺錢更為嚴肅和重要。在時間的推移中，來自南北方的營商理念碰撞會越來越激烈，鯰魚效應也會很快顯現。
從溫州到北京，從北京到濮院，遊子覺得自己活得很精彩，什麼都經歷了。“既來之，則安之。最重要的是看懂浪潮的方向，再去游泳。”
旁觀者
“疏解是涅槃重生的過程”
大紅門街道辦事處，時任大紅門疏解辦宣傳外聯部負責人楊鐵梅正在和疏解商戶溝通。
從2014年到2017年，楊鐵梅奔波在大紅門非首都功能疏解工作一線。在此之前，楊鐵梅在大紅門街道辦文教科負責給流動人口的孩子開借讀證，幾乎每天都要跟溫州人打交道。那時的工作是為了讓溫州人能更安心地留在北京。疏解工作開始之後，楊鐵梅仍然幾乎每天都要跟溫州人打交道，只是工作內容不同了。
在楊鐵梅印象裡，溫州人能吃苦、執著、團結、敢於嘗試創新。而三年的疏解工作，讓楊鐵梅對溫州商人有了更深的理解。
“很多人的青春都在這裡，這次疏解對於他們來說也是涅槃重生的過程，即使很多老闆文化層次並不太高，但是他們人很聰明，積極向上，在疏解的過程還能看到新的商機。”楊鐵梅說，雖然關了一大批市場，但同時可能又成就了一批更優質的企業。
如果說這一次疏解對於大紅門地區的“60後”“70後”溫州商戶是一種涅槃重生的抉擇，那麼對於“80後”“90後”來說，更多的則是機會和挑戰。根據楊鐵梅的觀察，在疏解過程中，不舍、糾結的大多是從“50後”到“70後”的“老同志”，畢竟他們半生的心血都在這裡。而 “80後”“90後”年輕人觀念轉變得很快，得知不能繼續待下去，就馬上調轉方向尋找新的機會。還有部分已經有一定事業基礎、家庭穩定的年輕人，目前更多處於觀望狀態，他們普遍認為，北京疏解淘汰“髒亂差”，對於大紅門來說是好事，而未來將去向何處，仍是未知數。
清江三鮮面的滋味
3月份，江南已經草長鶯飛，但北京還沉浸在冬天，剛剛完成非首都功能疏解的大紅門一帶，主色調是灰黃色的。
採訪完陳勝勇後，他用標準的溫州方言指著對面一排溫州餐飲店告訴《浙商》記者，中間那家的清江三鮮面最好吃。這是在外溫州人特有的信號，只要一張口說溫州話，就像對上了暗號，哪怕是初次見面也會瞬間親切起來。《浙商》記者在升級改造後的通久步雲大廈門口吃上了地道的清江三鮮面，店主是溫州人，客人也是溫州人，店裡飄蕩著熟悉的溫州話。味道和人，似乎都沒有變。
這裡的溫州味，熟悉又陌生。
大紅門是一塊神奇的土地，明明在異鄉，卻比溫州還溫州。上世紀90年代，每到暑期，大紅門的四合院裡就會多出很多溫州孩子，我也是其中一個。很多與我同齡的溫州人，父母這輩人都曾經在大紅門淘過金。於是家族裡的孩子到了暑假就會一起坐19個小時的直達臥鋪大巴，從溫州來到在北京做生意的父母身邊。長途大巴的名字叫“盛金”，起點在樂清，終點是大紅門，是專門為在此創業打拼的樂清人開通的。
木樨園、京溫市場、早市、夜市，都是當時給我留下的印象。在我的記憶裡，鼎盛時期的大紅門，道路兩邊都是批發市場，人潮湧動。服裝是那時候很多人的主要生意，因為服裝行業火爆，又衍生出了餐飲、住宿等等服務業。幾乎整個大紅門地區的衣食住行生意，都被溫州人包了。在過去的20多年裡，溫州商人在這裡締造了自己的第二個故鄉，也創造了改革開放初期大紅門地區批發零售商業的輝煌。
2017年12月30日，大紅門非首都功能疏解完成，昔日華北地區最大的服裝批發集散地徹底告別區域性批發業態。在疏解的45家商場和市場中，超過一半是浙江人投資興建的。
歷史上，大紅門還經歷過兩次整頓，第一次是針對上世紀80年代第一批主要以擺地攤為主的溫州商人，整頓完成後，路邊攤變成了市場；第二次是1995年，當地政府針對彼時髒亂差的情況進行大規模整治，“浙江村”也在那次轉型中成為更正規的大紅門商貿區。
歷史的每一次進程，都會生髮出新的內容，有人留下、有人離開。而溫州人，在每一次的變化中都能釋放出更強的生命力。這個生命力，來自於根植在他們基因裡的奮鬥精神。浙商身上敢為人先的勁頭，在時光面前並沒有暗淡，而是發出更為深邃的光芒。
市場雲集的大紅門顯然是疏解區域之一。部分市場和商戶在疏解過程中退出北京，轉戰附近的河北、天津。但對在北京耕耘多年的陳勝勇而言，走是不甘心的。而且，人們的消費需求不會因為市場的消失就消失，他想，不如留下來轉型。
就在這一年，大紅門丹陛華小商品市場按照北京市的相關政策進行了升級改造。按照 “552”的標準——商戶減少50%，單個鋪位面積大於50平方米，20平方米只能有一個營業員，丹陛華由原來的批發市場轉變為零售商場，1980個攤位減少到500個。
事後看起來，留下來轉型是個不錯的決定。由於其他同類批發市場大部分已經疏解，升級後的丹陛華作為區域內不多的幾家小商品商場之一，反而迎來了新的高峰。“環境比以前好了，鋪位雖然少了，但是物以稀為貴，反而出現了供不應求的局面。”
陳勝勇說，他現在的目標是把丹陛華小商品市場打造成北京知名的小商品商場，北京市民只要想買物美價廉的生活用品，就能想到丹陛華。北京城南大開發，規劃中的南城濕地公園，在陳勝勇眼中都是丹陛華小商品商場發展壯大的新契機。
結束與開始
最鼎盛的時候，胡志斌在大紅門地區擁有多家市場，大多數集中在南苑路兩側。
1995年，髒亂差的“浙江村”經過一輪大範圍的轉型治理，升級為大紅門商貿區。在那一輪變革中，正規的批發業態開始在大紅門的土地上快速生長。胡志斌就是趕上這一輪機會的溫州商人之一。在別人忙著做服裝生意的時候，胡志斌“在金礦旁邊賣水”，投資建設了一個菜場。
從菜場開始，胡志斌在20多年的批發市場投資中，涉及五金、服裝、皮草、面料、窗簾、輔料等領域。在大紅門一帶，說起市場經營，沒人比胡志斌更有發言權了。
和大部分溫州商人一樣，胡志斌身上有低調、務實、敢為人先的基因。他承認浙江人在大紅門創業初期確實很辛苦，“但是做買賣本來就辛苦”。創業過程中天天睡地板、遭遇資金緊張等等，在他看來都是小困難，是體力上的辛苦，稱不上坎坷。他對“坎坷”的定義是：無法掌控的外部環境變化。
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工作啟動，胡志斌的市場逐漸變成了過去式。在差不多兩年時間裡，他的重要工作就是配合政府將這些市場逐步關閉，與所有商戶一一解約。
一切歸零。
▲2015年12月18日，北京北展地區建設指揮部、大紅門疏解辦分別與河北省永清縣人民政府就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產業轉移合作在永清經濟開發區舉行簽約儀式。新華社記者 李曉果/攝
這不是胡志斌第一次面對這種局面。多年前的“整頓”，如今的“疏解”，都沒有讓他灰心逃離。作為一個從商多年的溫州人，他善於從正面去理解形勢的變化。他也是這一輪變革中選擇留下的人之一。“浙江人是做事的人，要在自己走的這條道路上有所作為。”胡志斌稱自己是“老北京”，22年來，他的人生已經與大紅門、與北京緊密相聯。“我的事業都在這裡，不想離開。 ”
胡志斌的辦公室就在他曾經的市場邊上。市場被施工時常見的藍色隔板圍了起來，大門緊閉，在等待著胡志斌給它一個新的定位。
胡志斌在埋頭研究首都的功能定位，密切關注政策動向。高端商場和產業園等，是他認為符合北京城市定位的業態。幾番思考、推倒重來之後，胡志斌決定投身文化產業，在南苑路投資新業態——和義文化產業園。
在胡志斌的公司裡，《浙商》記者看到了他為和義文化產業園做的PPT。他向記者介紹自己的構想：科技文化孵化器、軍民融合創業中心、企業總部、高端會議酒店全家離開大紅門，在濮院開始了人生的第二季。在北京待了20多年，遊子只有在濮院唯一的商業綜合體——吾悅廣場裡，才覺得自己還在大都市。習慣了北方的乾燥寒冷，江南隔三差五的陰雨天氣讓雙魚座的遊子感覺到強烈的不適應。
大紅門地區的批發市場開始疏解後，遊子選擇了離開。但去哪裡才能繼續自己的服裝事業呢？
溫州人始終要抱團發展，哪怕是離開，也有一個匯流的方向。遊子選擇了桐鄉濮院。他作了形象的比喻：如果離開北京的有10個人，繼續做服裝生意的，兩個到了濮院，兩個去了海寧，一個去了杭州，一個到了江蘇常熟（據遊子說，北京男裝批發有50%左右搬到了常熟），兩個在河北——滄州一個、永清一個；還有兩個不幹了，轉行。
遊子認為自己最幸福的時光，是在20多年前的北京。“那時候北京很熱鬧，有人買地、蓋廠房、做服裝、包櫃檯，也有人混日子，十幾萬溫州人在北京城南的土地上熱鬧生長，跟上海灘一樣，非常好玩。”說到這裡，他的眼神依然充滿了創業初期的衝動和野心。
不同於直接在大紅門淘金的“浙江村”人，1992年，剛到北京的遊子直接闖進前門、王府井的商場，包租櫃檯。商品相對短缺的年代，不管是大紅門，還是市中心商場，生意都如火如荼。
那時的北京，路上人少，車也少。1995年，賺了錢的遊子和夥伴們租了一輛夏利“面的”，從長安街穿行而過，風吹到臉上，“幸福得一塌糊塗”。“那是個意氣風發、最單純的年代，即使吃點苦也都是幸福的。”
生活雖然飄搖，過幾個月就要搬家、為生活發愁，遊子對那段日子卻是無比懷念。創業的激情飄蕩在每一個日子，稍微賺了一點錢幸福感就爆棚。
他沒有想到有一天會離開。但真到了決定離開的時候，傷感歸傷感，回憶過青春歲月之後，他得看向未來。
現在的遊子看好濮院。他認為杭州、海寧、濮院所形成的“金三角”，未來將是國內服裝產業鏈最完整、交易規模最大的區域。“濮院的市場規模比北京大三到四倍，全球的毛衫約80%出自這裡。近年來，羊毛衫還帶動了濮院一年四季的服裝生意。濮院特別有活力。相比之下海甯太高冷，杭州人又太多。” 遊子甚至認為，現在的濮院相當於10年前的北京。
“北方多口號，南方多廣告。”搬到濮院半年，遊子已經深刻感受到南北方市場的巨大差異。南方服裝市場現金流穩健，不接受賒帳，一切遵循市場規律，一切規範有序。而在北京大紅門的老模式是“三角債”：下游客商賒帳拿貨，等銷售出去後，再把賒欠的錢還給上游批發商。這種模式曾經在一段時間內讓大紅門服裝批發產業高速發展，但已經明顯不適應新時代。遊子又做了一個形象的比喻：“在北京一盤花生一瓶二鍋頭可以喝一晚上，但是在浙江，要吃飯就好好吃，實實在在地吃一頓。”
對於經營模式，遊子也有了更多思考。北京大紅門商戶多是自產自銷，既有工廠也有檔口，模式相對笨重。遊子認為這種模式在改革開放初期是可行的，但現在已經無法適應市場。“今年一定是大浪淘沙的一年，肯定要淘汰一批人，不適應的人也有很多又回到北方的。”他也在考慮是否將產業“輕”化，砍去一些環節，專注一個領域。
經歷過北京疏解過程，這些從北京回來的服裝批發商對於市場的秩序和安全非常看重。比如遊子無法接受濮院市場內可以隨意抽煙。這些安全隱患對於他們來說，比賺錢更為嚴肅和重要。在時間的推移中，來自南北方的營商理念碰撞會越來越激烈，鯰魚效應也會很快顯現。
從溫州到北京，從北京到濮院，遊子覺得自己活得很精彩，什麼都經歷了。“既來之，則安之。最重要的是看懂浪潮的方向，再去游泳。”
旁觀者
“疏解是涅槃重生的過程”
大紅門街道辦事處，時任大紅門疏解辦宣傳外聯部負責人楊鐵梅正在和疏解商戶溝通。
從2014年到2017年，楊鐵梅奔波在大紅門非首都功能疏解工作一線。在此之前，楊鐵梅在大紅門街道辦文教科負責給流動人口的孩子開借讀證，幾乎每天都要跟溫州人打交道。那時的工作是為了讓溫州人能更安心地留在北京。疏解工作開始之後，楊鐵梅仍然幾乎每天都要跟溫州人打交道，只是工作內容不同了。
在楊鐵梅印象裡，溫州人能吃苦、執著、團結、敢於嘗試創新。而三年的疏解工作，讓楊鐵梅對溫州商人有了更深的理解。
“很多人的青春都在這裡，這次疏解對於他們來說也是涅槃重生的過程，即使很多老闆文化層次並不太高，但是他們人很聰明，積極向上，在疏解的過程還能看到新的商機。”楊鐵梅說，雖然關了一大批市場，但同時可能又成就了一批更優質的企業。
如果說這一次疏解對於大紅門地區的“60後”“70後”溫州商戶是一種涅槃重生的抉擇，那麼對於“80後”“90後”來說，更多的則是機會和挑戰。根據楊鐵梅的觀察，在疏解過程中，不舍、糾結的大多是從“50後”到“70後”的“老同志”，畢竟他們半生的心血都在這裡。而 “80後”“90後”年輕人觀念轉變得很快，得知不能繼續待下去，就馬上調轉方向尋找新的機會。還有部分已經有一定事業基礎、家庭穩定的年輕人，目前更多處於觀望狀態，他們普遍認為，北京疏解淘汰“髒亂差”，對於大紅門來說是好事，而未來將去向何處，仍是未知數。
清江三鮮面的滋味
3月份，江南已經草長鶯飛，但北京還沉浸在冬天，剛剛完成非首都功能疏解的大紅門一帶，主色調是灰黃色的。
採訪完陳勝勇後，他用標準的溫州方言指著對面一排溫州餐飲店告訴《浙商》記者，中間那家的清江三鮮面最好吃。這是在外溫州人特有的信號，只要一張口說溫州話，就像對上了暗號，哪怕是初次見面也會瞬間親切起來。《浙商》記者在升級改造後的通久步雲大廈門口吃上了地道的清江三鮮面，店主是溫州人，客人也是溫州人，店裡飄蕩著熟悉的溫州話。味道和人，似乎都沒有變。
這裡的溫州味，熟悉又陌生。
大紅門是一塊神奇的土地，明明在異鄉，卻比溫州還溫州。上世紀90年代，每到暑期，大紅門的四合院裡就會多出很多溫州孩子，我也是其中一個。很多與我同齡的溫州人，父母這輩人都曾經在大紅門淘過金。於是家族裡的孩子到了暑假就會一起坐19個小時的直達臥鋪大巴，從溫州來到在北京做生意的父母身邊。長途大巴的名字叫“盛金”，起點在樂清，終點是大紅門，是專門為在此創業打拼的樂清人開通的。
木樨園、京溫市場、早市、夜市，都是當時給我留下的印象。在我的記憶裡，鼎盛時期的大紅門，道路兩邊都是批發市場，人潮湧動。服裝是那時候很多人的主要生意，因為服裝行業火爆，又衍生出了餐飲、住宿等等服務業。幾乎整個大紅門地區的衣食住行生意，都被溫州人包了。在過去的20多年裡，溫州商人在這裡締造了自己的第二個故鄉，也創造了改革開放初期大紅門地區批發零售商業的輝煌。
2017年12月30日，大紅門非首都功能疏解完成，昔日華北地區最大的服裝批發集散地徹底告別區域性批發業態。在疏解的45家商場和市場中，超過一半是浙江人投資興建的。
歷史上，大紅門還經歷過兩次整頓，第一次是針對上世紀80年代第一批主要以擺地攤為主的溫州商人，整頓完成後，路邊攤變成了市場；第二次是1995年，當地政府針對彼時髒亂差的情況進行大規模整治，“浙江村”也在那次轉型中成為更正規的大紅門商貿區。
歷史的每一次進程，都會生髮出新的內容，有人留下、有人離開。而溫州人，在每一次的變化中都能釋放出更強的生命力。這個生命力，來自於根植在他們基因裡的奮鬥精神。浙商身上敢為人先的勁頭，在時光面前並沒有暗淡，而是發出更為深邃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