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仁偉 上海社科院高端學術委員會主席
當前國際形勢出現了一些新的複雜趨向， 如何看待2018年乃至今後幾年的國際形勢走向， 筆者提出以下幾點觀察。
第一， 2018年中美關係將面臨比較嚴重的不確定性。 這個不確定性是負面的， 而非朝向建設性方向。 核心不是中美潛在的軍事衝突， 而是經濟對抗， 對此， 美國是有備而來的。 去年底出爐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 無論涉及什麼領域的問題， 甚至價值觀領域， 其實都在講經濟問題， 都和經濟相關。 美國認為中國對美國經濟的“侵略”已經威脅到美國核心的安全利益。
第二， 就是美國在戰略上把中國定位為“競爭對手”。 為了這個定位， 美國會有一系列政策跟進， 比如對中國經濟、科技、教育、文化交往的各種限制， 會出臺全面的政策雛形。 中美之間一些過去認為比較好溝通的問題， 現在都非常難了。 當然， 這還不叫“修昔底德陷阱”， 還沒到那個程度， 但是氣氛被嚴重地破壞了。 本來可以商量、討論的事， 現在門被關上了， 四個大機制下面的幾十個小機制都被關掉了。
由此而來， 美國現在叫“印太”的地區會發生地緣政治上的結構性變化。 具體有兩個層面上的變化， 一個是我們已經熟知的那些熱點， 就是朝鮮半島、台海形勢、南海形勢， 還有一個小“點”是麻六甲海峽通道問題。 然後就是美日澳印的准聯盟， 美國要把更多的印太國家拉入這四國聯盟。 這是一個不那麼固定的聯盟， 他們也叫夥伴， 但是這個夥伴有比較多的含義。 所以能不能破解美國在“印太”地區構建聯盟的企圖， 是我們面臨的嚴峻戰略挑戰。 不能等到它建完了， 我們再想辦法把它分解掉， 而是要在它們成事之前做工作， 因為一旦建成了再作分解，
第三， 俄羅斯同歐洲、同美國的關係進入了調整期， 或者說進入了一個“間歇期”。 美國把中國作為頭號對手之後， 俄羅斯明顯地感到輕鬆了許多。 它從敘利亞撤軍， 也是這個動作的一部分。 在烏克蘭和克裡米亞問題上， 美國也有可能會鬆動一下。 實際上這個動作在特朗普上臺初期就想搞的， 但是因為“通俄門”事件， 逼得他不能有所動作。 他一定還是會和俄羅斯進行交換， 即如果我在克裡米亞問題上鬆動， 你會給美國什麼？那就是俄羅斯減少對中國的配合。 這是對中國巨大的壓力， 比如說我們過去在黃海、日本海甚至東海和俄羅斯進行的聯合演習， 現在俄羅斯不搞了， 或減少了。 雖然俄羅斯在經濟上對中國有所求，
第四， 中東形勢複雜化。 中東形勢由於俄羅斯撤出， 矛盾發生了變化， 成了土耳其同美國的矛盾。 土耳其堅決要打掉庫爾德獨立運動， 而美國實際上要建立庫爾德國家， 由此造成了美國同盟國在庫爾德問題上的鬥爭， 這件事比原來大家一起打“伊斯蘭國”（IS）要複雜得多。 當然， 美國還是要朝著推翻阿薩德的方向走。
所以俄羅斯撤出以後， 敘利亞的內部鬥爭加上土耳其和美國的鬥爭， 形成了一種新的中東鬥爭形勢， 它是局部戰爭的形態， 不是小打小鬧、對恐怖分子的一次性打擊。 這樣會使中東發生什麼樣的變化，
以色列已經向中國提出一個新的要求， 就是希望和中國一起討論中東問題及地區秩序。 如果美國退出， 或者減少在中東的責任， 以色列感到它的安全是有問題的。 所以能不能和中國合作， 正在成為以色列在這個地區獲得安全的保證之一。 但我們怎麼跟以色列合作， 這個需要認真思考， 因為我們有一大批阿拉伯朋友。 中東會出現一個大變局， 不能小看， 這個大變局也會影響歐洲， 甚至東亞。
第五， 世界經濟、貿易和金融的變化。 我認為下一步國際秩序中的核心是國際經濟規則之爭。 美國要改變WTO規則， 或者要在WTO範圍內對中國進行重新規範。 很大程度上世界經濟的結構性改變是跟規則的改變連在一起的，相當於是對世界經濟資源的再分配。
現在中國產業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不再是一個單純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國，已經向裝備製造和電子產品的中高級方向發展了，這就跟美歐日在高端產業鏈裡的低端部分產生明顯的競爭。最近美國有人鼓噪說“中國竊取技術”，歐洲、日本也跟著這麼指責我們。市場競爭是和規則競爭連在一起的，中國對歐洲、美國、日本的投資都會受其影響。
對世界經濟的規則之爭，我們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一是我們已經接受的規則可能會變，二個是會增加新的規則來限制我們，三是阻止我們參與制定新規則。
第六，關於“一帶一路”。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機制中，我們是主動方，其他國家是接受方；我們是主導方，其他國家是跟隨者。因此，隨著一些項目的落地，各種風險和矛盾也會浮出水面。比如利益分配問題、專案主導權問題等，這並不可怕，是從原來的無償援助模式轉變為市場投資所必須經過的陣痛。
“一帶一路”已經開始進入實質性的檢驗階段。中國要檢驗“一帶一路”落地後，什麼是可以做的，什麼是不可以做的；對方是檢驗“一帶一路”落地後，他們是好處多還是損失多。因此，我們要把“一帶一路”研究落實到一個個具體國家和具體項目上，而不是大而化之地去談。
與此相關的就是地緣經濟問題。日本繼續搞《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抓過了其領導權，並將其改頭換面為CPTPP（《全面與進步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而且簽署了。美國會不會重新加入還有待觀察。美國正在重點重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我們原本希望借用NAFTA進入墨西哥和加拿大市場，實際上之前的很多商品就是通過墨西哥、加拿大進入美國的。現在美國要把NAFTA的很多後門關掉，還要再設幾道新的關卡，並且對進入NAFTA的國家和NAFTA原有成員都要重新進行甄別。此外，在東南亞、在亞洲、在亞太，地區合作機制也會出現問題，在地緣經濟方面我們會遇到新的挑戰。
第七，就是我們今年要參加一些大的活動，比如中非合作論壇、G20會議，還有在上海舉行的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等。進口博覽會很重要，是中國第一次辦，全世界很多國家都會來，中國要把進口變成新的戰略資源。美國就是把其市場作為最重要的戰略資源，誰對它好，誰就多得美國市場份額；誰對他它不好，誰就少得；誰在它眼裡有問題，就分不到市場。我們不會像美國做得這麼狠，但是進口確實是中國一張很大的、新的國際經濟牌。我們要大量進口能源資源，大量進口高級裝備，大量進口尖端技術，還要大量進口奢侈品，現在中國人出國買奢侈品每年要花上一兩萬億美元。
今年的G20會議在拉美召開，通過該會議，可以擴大中國在拉美的政治經濟影響。現在拉美對中國的態度特別友好，關係發展得非常快。所以，世界很大，不要認為美國對我們不好了世界就都對我們不好，等到我們與別的地區關係搞好了，美國會後悔，覺得把拉美丟掉了，又把中國丟掉了。
第八，是意識形態和國家戰略的關係。我們要認真落實中共十九大的一些重大概念：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道路選擇、道路自信，還有社會主義在世界的復興等。同時，我們也要實事求是，弄清楚哪些是我們國際戰略上最緊迫的事情。
概括起來，我認為上述八點是世界政治經濟體系的新起點，或可叫作大國戰略競爭階段的開始，不僅僅是中國和美國，包括其他大國，印度、日本、俄羅斯、歐盟等。大國戰略競爭階段的開始，就是地緣政治重塑的開始，也是全球治理戰略規則重構的開始，體現在三個“重”字上：重現、重塑、重構。
我們自己則要做到三個“解”字：一是瞭解對手的意圖和能力，到底美國想幹什麼？新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和其他一系列報告是不是真的已經把美國的新戰略確定了，還是只是部分美國強硬派的聲音，或者美國雖然想說、想做但是實際上並不具備這個能力，這都是有區別的。二是要化解美國和印度、日本等對我們展開攻勢的一些手段。三是要破解新的美國戰略思維。大國關係取決於大國的戰略思維，現在美國的思維是地緣政治、軍事理論、冷戰思維以及“修昔底德陷阱”這些東西的混合。還有一個“唯武器論”，它要在武器裝備方面領先中國，而這取決於技術領先中國。武器領先五年、十年、二十年，美國對中國的戰略選擇是不一樣的。領先十年、領先二十年，遇到事情它就會格打勿論；而領先五年就不可能打，只能平起平坐，跟你商量。這就是美國戰略的基本特點，所以要破解美國戰略思維。這就是新的三“解”——瞭解、化解、破解。
（本文首發於《世界知識》雜誌2018年第7期。）
很大程度上世界經濟的結構性改變是跟規則的改變連在一起的，相當於是對世界經濟資源的再分配。
現在中國產業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不再是一個單純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國，已經向裝備製造和電子產品的中高級方向發展了，這就跟美歐日在高端產業鏈裡的低端部分產生明顯的競爭。最近美國有人鼓噪說“中國竊取技術”，歐洲、日本也跟著這麼指責我們。市場競爭是和規則競爭連在一起的，中國對歐洲、美國、日本的投資都會受其影響。
對世界經濟的規則之爭，我們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一是我們已經接受的規則可能會變，二個是會增加新的規則來限制我們，三是阻止我們參與制定新規則。
第六，關於“一帶一路”。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機制中，我們是主動方，其他國家是接受方；我們是主導方，其他國家是跟隨者。因此，隨著一些項目的落地，各種風險和矛盾也會浮出水面。比如利益分配問題、專案主導權問題等，這並不可怕，是從原來的無償援助模式轉變為市場投資所必須經過的陣痛。
“一帶一路”已經開始進入實質性的檢驗階段。中國要檢驗“一帶一路”落地後，什麼是可以做的，什麼是不可以做的；對方是檢驗“一帶一路”落地後，他們是好處多還是損失多。因此，我們要把“一帶一路”研究落實到一個個具體國家和具體項目上，而不是大而化之地去談。
與此相關的就是地緣經濟問題。日本繼續搞《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抓過了其領導權，並將其改頭換面為CPTPP（《全面與進步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而且簽署了。美國會不會重新加入還有待觀察。美國正在重點重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我們原本希望借用NAFTA進入墨西哥和加拿大市場，實際上之前的很多商品就是通過墨西哥、加拿大進入美國的。現在美國要把NAFTA的很多後門關掉，還要再設幾道新的關卡，並且對進入NAFTA的國家和NAFTA原有成員都要重新進行甄別。此外，在東南亞、在亞洲、在亞太，地區合作機制也會出現問題，在地緣經濟方面我們會遇到新的挑戰。
第七，就是我們今年要參加一些大的活動，比如中非合作論壇、G20會議，還有在上海舉行的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等。進口博覽會很重要，是中國第一次辦，全世界很多國家都會來，中國要把進口變成新的戰略資源。美國就是把其市場作為最重要的戰略資源，誰對它好，誰就多得美國市場份額；誰對他它不好，誰就少得；誰在它眼裡有問題，就分不到市場。我們不會像美國做得這麼狠，但是進口確實是中國一張很大的、新的國際經濟牌。我們要大量進口能源資源，大量進口高級裝備，大量進口尖端技術，還要大量進口奢侈品，現在中國人出國買奢侈品每年要花上一兩萬億美元。
今年的G20會議在拉美召開，通過該會議，可以擴大中國在拉美的政治經濟影響。現在拉美對中國的態度特別友好，關係發展得非常快。所以，世界很大，不要認為美國對我們不好了世界就都對我們不好，等到我們與別的地區關係搞好了，美國會後悔，覺得把拉美丟掉了，又把中國丟掉了。
第八，是意識形態和國家戰略的關係。我們要認真落實中共十九大的一些重大概念：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道路選擇、道路自信，還有社會主義在世界的復興等。同時，我們也要實事求是，弄清楚哪些是我們國際戰略上最緊迫的事情。
概括起來，我認為上述八點是世界政治經濟體系的新起點，或可叫作大國戰略競爭階段的開始，不僅僅是中國和美國，包括其他大國，印度、日本、俄羅斯、歐盟等。大國戰略競爭階段的開始，就是地緣政治重塑的開始，也是全球治理戰略規則重構的開始，體現在三個“重”字上：重現、重塑、重構。
我們自己則要做到三個“解”字：一是瞭解對手的意圖和能力，到底美國想幹什麼？新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和其他一系列報告是不是真的已經把美國的新戰略確定了，還是只是部分美國強硬派的聲音，或者美國雖然想說、想做但是實際上並不具備這個能力，這都是有區別的。二是要化解美國和印度、日本等對我們展開攻勢的一些手段。三是要破解新的美國戰略思維。大國關係取決於大國的戰略思維，現在美國的思維是地緣政治、軍事理論、冷戰思維以及“修昔底德陷阱”這些東西的混合。還有一個“唯武器論”，它要在武器裝備方面領先中國，而這取決於技術領先中國。武器領先五年、十年、二十年，美國對中國的戰略選擇是不一樣的。領先十年、領先二十年，遇到事情它就會格打勿論；而領先五年就不可能打，只能平起平坐，跟你商量。這就是美國戰略的基本特點，所以要破解美國戰略思維。這就是新的三“解”——瞭解、化解、破解。
（本文首發於《世界知識》雜誌201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