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言令色， 鮮矣仁”， 那些說話天花亂墜、善於變幻臉色的人是離仁最遠的。 那樣的人恰恰是真摯熱愛文學的人的最大敵人。
林奕含在她最後一次訪問中，
“我的整個小說， 從李國華這個角色， 到我的書寫行為本身， 它都是非常非常巨大的詭辯， 都是對藝術所謂真善美的質疑。 我想用一句話來結束， 怡婷她在回顧整個大樓故事的時候， 她有一句心裡話， 她說：‘她恍然覺得不是學文學的人， 而是文學辜負了她們。 ’”
如果有機會回到林奕含自殺之前， 我想每一個寫作者都願意反駁她，
另一種敘述的《洛麗塔》
“世界上愈是黑白分明的事情愈是要出錯的。 ”——林奕含在《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的第一章就下此斷言。 在她毅然了斷自己26歲的生命之前， 林奕含的人生顯得如此黑白分明， 名門、優才、美女作家， 種種傳媒亮點自然地照亮她的臉；與她的世界同步， 那個名為李國華的補習名師、性侵高手， 也始終在臺灣明亮的一面發光， 這是一個不容置疑的名字， 占盡風流。
直到她以死為這一切黑白分明畫上句號：隨之黑的一面洶湧而出，
然而即使沒有死亡和現實不堪的反襯， 小說本身也是一部不錯的文學作品， 它的勇敢同時體現在題材與語言的選擇上， 也可以說：從此有了另一個角度敘述的《洛麗塔》——假如納博科夫的洛麗塔是一個寫作者， 她將描繪出完全不同于戀童癖亨伯特的敘述空間， 那個空間中洛麗塔的傷痛、驕傲與愛都自行完滿， 與之相比那個施害者的所有自我沉醉與開脫都形同偽善， 這是一個不平等關係中的弱者所能做的最強大反擊。
未能跳出胡蘭成的魔圈
語言， 是李國華魅惑房思琪的武器， 也恰是房思琪唯一可以用來反擊的武器， 前者的花言巧語拷貝著胡蘭成（“他說:‘我跟你在一起，
林奕含在訪談裡對胡蘭成之流的認識非常清醒清晰， 尤其她說李國華這句：“他是愛的， 但是他不是愛餅乾， 或是愛曉奇， 或是愛思琪這些小女生， 他愛的是自己的演講， 他愛的是這個語境， 他愛的是這個場景， 他愛的是這個畫面。 ”完全就是在說《今生今世》當中那個誇誇其談的自戀狂胡蘭成。
然而林奕含又說：“無論我有多麼討厭胡蘭成， 我還是必須承認， 《今生今世》的《民國女子》那一章， 仍然是古往今來描寫張愛玲最透徹的文章之一。 ”這表明了她仍然未能跳出胡蘭成的魔圈，
把令色當成了藝術的變幻
還是回到巧言令色那個問題。 女人林奕含之死， 在性侵橫行的世界舉了最慘烈的一面抗議牌， 她是不寄望這抗議之後果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這個大人的世界之無恥無畏。 女作家林奕含， 則用“巧言令色”四個字審判了我們對文學的依賴、對語言的縱容。 且不說李國華作為胡蘭成的贗品， 到底離文學有多遠， 即便他是一個作家， 一個比胡蘭成還要善於修辭的作家， 那麼他的行為就值得原諒一點嗎？
奧登在《悼念葉芝》裡寫道：“時間對勇敢和天真的人／可以表示不能容忍， ／也可以在一個星期裡，／漠然對待一個美的軀體，／卻崇拜語言，把每個使語言常活的人都寬赦，／還寬赦懦弱和自負／把榮耀都向他們獻出。／時間以這樣奇怪的詭辯／原諒了吉卜林和他的觀點，／還將原諒保爾·克勞德，原諒他寫得比較出色。”林奕含也說自己的小說是“巨大的詭辯”，為何如此呢？難道不通過詭辯就不能原諒或者反駁？然而“詭辯”這個詞，已經包含了反對意見，也就是說：不應該也不能原諒巧言令色。
因為“巧言令色，鮮矣仁”，孔子說那些說話天花亂墜、善於變幻臉色的人是離仁最遠的。那樣的人恰恰是相信“詩三百，思無邪”這樣真摯熱愛文學的人的最大敵人，兩者不可能都從屬於文學。林奕含的誤會在於，她把巧言等同于文學修辭，把令色當成了藝術的變幻。
修辭何為者？修辭立其誠。相對於正統解釋，我更喜歡詩人龐德的理解：“技巧是檢驗真誠的唯一標準。”作為寫作者，你越真誠，你就越須要磨練自己的技巧以使人對你的真誠刻骨銘心——而不是相反，你不真誠卻以為能用高明的修辭粉飾之。
還原這世界的赤裸殘酷
林奕含引的胡蘭成在《今生今世》的一段話，最能說明這種粉飾的無恥能去到什麼極端：“我已有愛玲，卻又與小周，又與秀美，是應該還是不應該，我只能不求甚解，甚至不去多想，總之他是這樣的，不可以解說，這就是理了。‘星有好星，雨有好雨’，人世的世，亦理有好理，這樣好的理即是孟子說的義，而它又是可以被調戲的，則義又是仁了。”這種詭辯術本來是不堪一擊的，因為它粗暴地把一個個概念用“就是”“即是”“又是”擰在一起，毫無論證的過程；只有“調戲”二字是真的，他對於一切這些好詞、好人，秉的就是一個調戲的態度，他的文學，就是調戲的文學。
冠之以“文學”之名，不代表這就是一種較為高級的調戲，《房思琪的初戀樂園》裡面李國華的種種調戲文字、“好好”邏輯不勝枚舉，它們並非胡蘭成的粗俗翻譯，李國華也並非胡蘭成的贗品，他們本質上根本就是一樣的。文學讀者和書寫者林奕含看來，李國華之俗在於他連花言巧語都說得不如胡蘭成好聽，我反而覺得胡蘭成的害處在於他說得比李國華還要精妙，這種精妙在林奕含面前樹立了一個華麗綿密的障，讓她無法突破，只能以死表示自己對這種“不舒服的愛”的難以言喻的拒絕。
其實林奕含何嘗沒有清醒？小說裡有一段眾多狼師笑談自己的獵物，諸多噁心不堪的對話中突然出現這一句旁白：“英文老師不會明白李國華第一次聽說有女生自殺時那歌舞昇平的感覺。心裡頭清平調的海嘯。對一個男人最高的恭維就是為他自殺。”短短60字蘊含了多少情緒，既有對李國華的諷刺，又有自虐的淒然，甚至還有抗爭；“歌舞昇平”是典型胡蘭成的調子，“清平調的海嘯”這一極端張愛玲式隱喻，既是林奕含自設的文字障子，又是她最後掙扎的努力了。
不是每個衣冠禽獸都叫做胡蘭成，把胡蘭成們從文學“胡蘭成”中剝離出來，把林奕含從張愛玲中剝離出來，還原這個世界的赤裸與殘酷吧，也許這是文字為自己無意當了幫兇的贖罪。
（作者為香港詩人／騰訊·大家專欄作者）
／也可以在一個星期裡，／漠然對待一個美的軀體，／卻崇拜語言，把每個使語言常活的人都寬赦，／還寬赦懦弱和自負／把榮耀都向他們獻出。／時間以這樣奇怪的詭辯／原諒了吉卜林和他的觀點，／還將原諒保爾·克勞德，原諒他寫得比較出色。”林奕含也說自己的小說是“巨大的詭辯”，為何如此呢？難道不通過詭辯就不能原諒或者反駁？然而“詭辯”這個詞，已經包含了反對意見，也就是說：不應該也不能原諒巧言令色。因為“巧言令色，鮮矣仁”，孔子說那些說話天花亂墜、善於變幻臉色的人是離仁最遠的。那樣的人恰恰是相信“詩三百，思無邪”這樣真摯熱愛文學的人的最大敵人，兩者不可能都從屬於文學。林奕含的誤會在於，她把巧言等同于文學修辭，把令色當成了藝術的變幻。
修辭何為者？修辭立其誠。相對於正統解釋，我更喜歡詩人龐德的理解：“技巧是檢驗真誠的唯一標準。”作為寫作者，你越真誠，你就越須要磨練自己的技巧以使人對你的真誠刻骨銘心——而不是相反，你不真誠卻以為能用高明的修辭粉飾之。
還原這世界的赤裸殘酷
林奕含引的胡蘭成在《今生今世》的一段話，最能說明這種粉飾的無恥能去到什麼極端：“我已有愛玲，卻又與小周，又與秀美，是應該還是不應該，我只能不求甚解，甚至不去多想，總之他是這樣的，不可以解說，這就是理了。‘星有好星，雨有好雨’，人世的世，亦理有好理，這樣好的理即是孟子說的義，而它又是可以被調戲的，則義又是仁了。”這種詭辯術本來是不堪一擊的，因為它粗暴地把一個個概念用“就是”“即是”“又是”擰在一起，毫無論證的過程；只有“調戲”二字是真的，他對於一切這些好詞、好人，秉的就是一個調戲的態度，他的文學，就是調戲的文學。
冠之以“文學”之名，不代表這就是一種較為高級的調戲，《房思琪的初戀樂園》裡面李國華的種種調戲文字、“好好”邏輯不勝枚舉，它們並非胡蘭成的粗俗翻譯，李國華也並非胡蘭成的贗品，他們本質上根本就是一樣的。文學讀者和書寫者林奕含看來，李國華之俗在於他連花言巧語都說得不如胡蘭成好聽，我反而覺得胡蘭成的害處在於他說得比李國華還要精妙，這種精妙在林奕含面前樹立了一個華麗綿密的障，讓她無法突破，只能以死表示自己對這種“不舒服的愛”的難以言喻的拒絕。
其實林奕含何嘗沒有清醒？小說裡有一段眾多狼師笑談自己的獵物，諸多噁心不堪的對話中突然出現這一句旁白：“英文老師不會明白李國華第一次聽說有女生自殺時那歌舞昇平的感覺。心裡頭清平調的海嘯。對一個男人最高的恭維就是為他自殺。”短短60字蘊含了多少情緒，既有對李國華的諷刺，又有自虐的淒然，甚至還有抗爭；“歌舞昇平”是典型胡蘭成的調子，“清平調的海嘯”這一極端張愛玲式隱喻，既是林奕含自設的文字障子，又是她最後掙扎的努力了。
不是每個衣冠禽獸都叫做胡蘭成，把胡蘭成們從文學“胡蘭成”中剝離出來，把林奕含從張愛玲中剝離出來，還原這個世界的赤裸與殘酷吧，也許這是文字為自己無意當了幫兇的贖罪。
（作者為香港詩人／騰訊·大家專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