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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原王朝都是如何對付善於騎射的北方民族騎兵的?

如何對付北方草原民族洶湧而來的騎兵, 是數千年中國古代歷史中永恆的命題。 因為社會發展形態的差異, 北方草原民族對中原農耕文明的騷擾與侵略註定是長期存在的, 道理很簡單, 遊牧民族經濟結構太過單一, 貴族所需奢侈品甚至普通牧民所需生活必需品都無法自產, 即使可以通過互市、朝貢等管道獲得, 也比不上直接搶來的實在。

遊牧民族為何經常在軍事上佔據上風?

從宏觀戰略層面上說, 遊牧民族在軍事上有三大先天優勢:

一、兵民合一、全民皆兵。 說簡單點, 所謂兵民合一, 是指遊牧民作戰技能和生產生活高度重合, 騎馬與射箭是他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史記》記載匈奴人“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 少長, 則射狐兔用為食”, 至於騎術就更不用說了, 羅馬史學家馬塞林描述匈人“他們在馬背上生長, 可以幾天幾夜不下馬”,

可見騎馬與射箭是每個遊牧民與生俱來的技能, 一旦發生戰爭, 幾乎每個成年男丁都可以成為兵員, 而這一點是中原王朝遠遠做不到的。

第二個優勢在於遊牧民族戰爭成本極低。 遊牧政權發動戰爭, 既不必支付數目龐大的軍餉, 騎兵的後勤壓力又小,

成則飽掠, 敗則遠遁, 基本上是穩賺不賠的生意。 而中原王朝稍一用兵, 首先軍餉就是一筆巨額支出, 用現在的概念來衡量, 那就是勞動力成本太高, 此外後勤的壓力也非常大。 在漢唐等以義務兵為主的朝代, 這種情況就要好得多(唐朝府兵出征時“自備甲杖衣糧”, 得到的報酬是免除自身徭役), 所以朝廷能夠支持長期對外戰爭。

第三個優勢在於遊牧民族, 他們“逐水草而居”, “不建城郭”, 就算中原王朝派大軍北伐, 在茫茫大漠或草原上也很難找到對方大本營所在, 漠北荒無人煙, 大軍也無法因地就糧, 最後往往勞師遠征, 更大的可能是找不到歸路, 活活困死在茫茫草原上, 所以中原王朝基本上處於被動挨打的狀態。

馬鐙出現前, 依託長城先防守後反擊

早期遊牧民族雖然在戰略上占盡優勢, 可是在戰術上卻只能與中原王朝平分秋色, 在這個問題上論述的最全面的當數西漢的晁錯:“上下山阪, 出入溪澗, 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 且馳且射, 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疲勞,

饑渴不困, 中國之人弗與也, 此匈奴之長技也。 若夫平原易地, 輕車突騎, 則匈奴之眾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 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 長短相雜, 遊弩往來, 什伍俱前, 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 矢道同的, 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鬥, 劍戟相接, 去就相薄, 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 ”

以上這段話簡單概括起來說就是:匈奴的馬訓練的更好,士卒忍耐力強,而且能“且馳且射”,但是漢軍盔甲堅固、兵器鋒利,弓弩射程更遠,而且陣型嚴密,如果正面硬碰硬匈奴人完全不是對手。史記中有段史料也可以佐證這一判斷:“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

然而在實戰中,匈奴騎兵絕不可能與漢軍列陣對沖,更不會捨棄自己所長,下馬與漢軍步鬥,而是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且馳且射”,利用機動性和騎射的優勢最大限度殺傷敵人。更何況匈奴人具備戰略優勢,可以短期內在長城某個關隘聚集數萬軍隊,形成壓倒性的局部數量優勢,等到漢軍主力來援時,匈奴人已經飽掠而還。

既然防不勝防,唯一的方法就是主動出擊,漢匈之間的漠北決戰正是這種思路的典型體現。衛青與單于本部遭遇,以“武剛車環繞為營”,竟日苦戰,日暮時分終於大破匈奴主力;而霍去病率領的偏師深入漠北,在匈奴帶路黨的幫助下準確找到對方大本營,取得了極為輝煌的戰果。霍去病能夠成功,一是運氣十分好(李廣就總是迷路),很快就發現匈奴老巢;第二個成功原因正是匈奴的致命弱點——沒有城池。假設迎接霍去病的是一座座堅固城池,他還能勝的如此輕鬆嗎?

馬鐙出現後,結堅陣抗擊重騎兵

馬鐙的發明與運用,可以說是騎兵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馬鐙出現之前,馬上騎手必須緊緊抓住馬鞍,才不會從顛簸的馬背上摔下來,雙手得不到解放,完成戰術動作自然要受到很大限制,只有騎術精湛遊牧士兵的才能“且馳且射”,漢軍的馬上弩手必須將馬停住,才能在完成馬上射擊的動作。

馬鐙以及高橋馬鞍的出現促進了另外一項劃時代戰術的誕生——夾槍衝鋒。馬上騎士將鋒利的長矛平端,憑藉戰馬的衝力,將長矛深深刺入敵人的身體。因為雙腳有了受力點(馬鐙),身體才不至於被巨大的反衝力撞下馬來。這種衝鋒威力十分強大,在歐洲曾經佔據一千年的統治地位,在東方戰場上也是常用戰術。

南北朝時期,隨著馬鐙普及,中國戰場上開始出現具裝甲騎。這種騎兵具有很強的防護性和集團衝擊力,在對付輕甲步兵時具有極強的衝擊力,從此以後遊牧民族再也不怕和中原軍隊正面對抗。而如何在正面對抗中擊敗重騎兵便成了中原王朝將領們研究的主要課題,劉裕的卻月陣就是在這個時候應運而生。所謂卻月陣,即在距河百余步之處用戰車百乘布成弧形,兩頭抱河,以河岸為月弦,每輛戰車配備七名持杖士卒、又有二十名士卒張設盾牌以保護戰車,此外再派兩千士卒攜帶大弩百張上岸接應。

從物理學的角度來講,弧形可以分散受力點的力,有著良好的抗衝擊能力;陣內士兵又因有杖、弩、槊等武器,所以殺傷力非常強;同時陣內士兵背水結陣,隨時可以得到河中船隻的支援,劉裕憑藉卻月陣一度大破北魏軍,但這種戰術對地形要求太高,敵人也完全可以另外選擇戰場,因此這種陣法很快就湮沒在歷史長河中。

因為戰術的不同,騎兵也由此產生分化,一種是以馬上騎射為主要攻擊手段的遠射弓騎兵,一種是以夾槍衝鋒為主要進攻戰術的近戰槍騎兵。當然了,有時候這兩者的界限並沒有那麼分明,但不同遊牧政權的戰術特點和發展方向還是不一樣的。如宋人記載遼人“無它長,唯馬快耳”,又有“長於寇鈔,短於守禦,利於騎鬥,挫于歩戰,便於弓矢,拙於劍戟”之說,可見遼軍是一支以騎射為主要作戰手段的輕騎兵部隊,而金軍“用兵多用銳陣,一陣退,複一陣來,每一陣重如一陣”,則是以衝擊為主的重騎兵部隊。

宋朝缺乏馬匹,不可能組建大規模騎兵,在野戰中以步制騎成了唯一選擇。宋軍並不畏懼和遼軍正面對抗,可面對金軍這種強力衝擊型騎兵,就顯得十分吃力。而宋軍之所以屢戰屢敗,戰術上無法與之對抗正是主要原因。雖然宋軍在大散關、順昌、採石等地也取得過不俗戰績,可都是憑藉堅城關隘或者長江天險,唯一能在野戰中硬碰硬戰勝金軍只有嶽飛的軍隊,代表作就是郾城大戰。

岳家軍有著極強的戰場紀律,以長刀手、大斧手結成堅陣。金軍“鐵浮屠”係數名重甲騎兵用皮索編在一起,“堵牆而進”,又有“拐子馬”從兩翼包抄。所謂“鐵浮屠”與後世騎兵的“牆式衝鋒”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只是傳統騎兵訓練程度還不夠,只能用皮索編在一起才能保證行動一致。不過這種戰術有個致命缺陷:一旦其中一匹馬馬腿被砍斷,兩邊的騎兵都會受到連累。岳飛的成功可能就在於抓住了敵人的這個弱點,“至天色昏黑,方始賊兵退”。

金亡之後,重騎兵衝擊戰術漸漸淡出歷史舞臺,中原王朝也開始使用火器。明軍在和蒙古的長達兩百年的戰爭中,憑藉火器的威力始終不怕正面對抗,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原點,遊牧民族成了打不死的小強,雖然能夠戰勝卻又消滅不了,散而複聚,雙方的力量對比就此固定下來,一直延續近代。

以上這段話簡單概括起來說就是:匈奴的馬訓練的更好,士卒忍耐力強,而且能“且馳且射”,但是漢軍盔甲堅固、兵器鋒利,弓弩射程更遠,而且陣型嚴密,如果正面硬碰硬匈奴人完全不是對手。史記中有段史料也可以佐證這一判斷:“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

然而在實戰中,匈奴騎兵絕不可能與漢軍列陣對沖,更不會捨棄自己所長,下馬與漢軍步鬥,而是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且馳且射”,利用機動性和騎射的優勢最大限度殺傷敵人。更何況匈奴人具備戰略優勢,可以短期內在長城某個關隘聚集數萬軍隊,形成壓倒性的局部數量優勢,等到漢軍主力來援時,匈奴人已經飽掠而還。

既然防不勝防,唯一的方法就是主動出擊,漢匈之間的漠北決戰正是這種思路的典型體現。衛青與單于本部遭遇,以“武剛車環繞為營”,竟日苦戰,日暮時分終於大破匈奴主力;而霍去病率領的偏師深入漠北,在匈奴帶路黨的幫助下準確找到對方大本營,取得了極為輝煌的戰果。霍去病能夠成功,一是運氣十分好(李廣就總是迷路),很快就發現匈奴老巢;第二個成功原因正是匈奴的致命弱點——沒有城池。假設迎接霍去病的是一座座堅固城池,他還能勝的如此輕鬆嗎?

馬鐙出現後,結堅陣抗擊重騎兵

馬鐙的發明與運用,可以說是騎兵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馬鐙出現之前,馬上騎手必須緊緊抓住馬鞍,才不會從顛簸的馬背上摔下來,雙手得不到解放,完成戰術動作自然要受到很大限制,只有騎術精湛遊牧士兵的才能“且馳且射”,漢軍的馬上弩手必須將馬停住,才能在完成馬上射擊的動作。

馬鐙以及高橋馬鞍的出現促進了另外一項劃時代戰術的誕生——夾槍衝鋒。馬上騎士將鋒利的長矛平端,憑藉戰馬的衝力,將長矛深深刺入敵人的身體。因為雙腳有了受力點(馬鐙),身體才不至於被巨大的反衝力撞下馬來。這種衝鋒威力十分強大,在歐洲曾經佔據一千年的統治地位,在東方戰場上也是常用戰術。

南北朝時期,隨著馬鐙普及,中國戰場上開始出現具裝甲騎。這種騎兵具有很強的防護性和集團衝擊力,在對付輕甲步兵時具有極強的衝擊力,從此以後遊牧民族再也不怕和中原軍隊正面對抗。而如何在正面對抗中擊敗重騎兵便成了中原王朝將領們研究的主要課題,劉裕的卻月陣就是在這個時候應運而生。所謂卻月陣,即在距河百余步之處用戰車百乘布成弧形,兩頭抱河,以河岸為月弦,每輛戰車配備七名持杖士卒、又有二十名士卒張設盾牌以保護戰車,此外再派兩千士卒攜帶大弩百張上岸接應。

從物理學的角度來講,弧形可以分散受力點的力,有著良好的抗衝擊能力;陣內士兵又因有杖、弩、槊等武器,所以殺傷力非常強;同時陣內士兵背水結陣,隨時可以得到河中船隻的支援,劉裕憑藉卻月陣一度大破北魏軍,但這種戰術對地形要求太高,敵人也完全可以另外選擇戰場,因此這種陣法很快就湮沒在歷史長河中。

因為戰術的不同,騎兵也由此產生分化,一種是以馬上騎射為主要攻擊手段的遠射弓騎兵,一種是以夾槍衝鋒為主要進攻戰術的近戰槍騎兵。當然了,有時候這兩者的界限並沒有那麼分明,但不同遊牧政權的戰術特點和發展方向還是不一樣的。如宋人記載遼人“無它長,唯馬快耳”,又有“長於寇鈔,短於守禦,利於騎鬥,挫于歩戰,便於弓矢,拙於劍戟”之說,可見遼軍是一支以騎射為主要作戰手段的輕騎兵部隊,而金軍“用兵多用銳陣,一陣退,複一陣來,每一陣重如一陣”,則是以衝擊為主的重騎兵部隊。

宋朝缺乏馬匹,不可能組建大規模騎兵,在野戰中以步制騎成了唯一選擇。宋軍並不畏懼和遼軍正面對抗,可面對金軍這種強力衝擊型騎兵,就顯得十分吃力。而宋軍之所以屢戰屢敗,戰術上無法與之對抗正是主要原因。雖然宋軍在大散關、順昌、採石等地也取得過不俗戰績,可都是憑藉堅城關隘或者長江天險,唯一能在野戰中硬碰硬戰勝金軍只有嶽飛的軍隊,代表作就是郾城大戰。

岳家軍有著極強的戰場紀律,以長刀手、大斧手結成堅陣。金軍“鐵浮屠”係數名重甲騎兵用皮索編在一起,“堵牆而進”,又有“拐子馬”從兩翼包抄。所謂“鐵浮屠”與後世騎兵的“牆式衝鋒”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只是傳統騎兵訓練程度還不夠,只能用皮索編在一起才能保證行動一致。不過這種戰術有個致命缺陷:一旦其中一匹馬馬腿被砍斷,兩邊的騎兵都會受到連累。岳飛的成功可能就在於抓住了敵人的這個弱點,“至天色昏黑,方始賊兵退”。

金亡之後,重騎兵衝擊戰術漸漸淡出歷史舞臺,中原王朝也開始使用火器。明軍在和蒙古的長達兩百年的戰爭中,憑藉火器的威力始終不怕正面對抗,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原點,遊牧民族成了打不死的小強,雖然能夠戰勝卻又消滅不了,散而複聚,雙方的力量對比就此固定下來,一直延續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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