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延續了90年的友誼， 在一座百年老店舊址前續寫。
5月26日， 上海四川北路和山陰路交匯路口， 周令飛與內山籬相視著站在了一起。
2017年5月25日， 日本東京內山書店的內山籬先生攜夫人、兒子、部分內山書店員工以及“內山會”成員抵滬。
新婚不久的內山完造夫婦
1913年， 年僅28歲的內山完造受基督教辦的大阪“大學眼藥”總店派遣， 來到中國當推銷員。 為了便於推銷， 他給自己起了中文名“鄔其山（諧音內山的日文發音UCHIYAMA）”。
據內山籬介紹， 就在中國各地推銷的過程中， 這位元基督徒目睹了底層人民的苦難， 萌發了對中國人民的同情。
1916年， 內山完造完婚並攜同為基督徒的夫人井上美喜返回上海居住。 他們在北四川路魏盛裡租下了一所房屋。 起初內山完造在外推銷眼藥， 夫人美喜則在家操持家務。
在夫人的提議下， 1917年， 內山完造在居所樓下開辦了一家書店， 由夫人經營， 取名為“內山書店”。 開辦之初第一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 書店當時專營從東京購入的基督教圖書，
施高塔路（今山陰路）內山書店
戰爭結束後， 社會主義、現代主義思潮興起， 日本經歷了“大正民主”時期， 思想益發活躍。 在此背景下， 書店的圖書從宗教類擴展到自然科學、歷史， 以及社會主義思潮類的著作，
內山書店採取開放式售書， 顧客可隨意翻閱選購， 部分顧客還可以賒購。 每位元顧客入店， 井上美喜都會倒上一杯茶， 買與不買都會熱情招待。 書店因此很受讀者青睞， 名氣也逐漸傳播了出去。 書店還將在日本陸續出版的介紹社會主義思想的書籍， 用鋼板刻印在新書目錄中介紹給中國讀者。 許多進步青年因此慕名而來。 另外， 當時不少西方書籍由日文轉譯成中文， 內山書店代理著部分圖書的版權， 這些圖書的主要譯者如郭沫若、田漢、夏沔尊、歐陽予倩、豐子愷等人自然成為了內山書店的常客。
內山完造夫婦在上海內山書店內合影（1918年）
內山完造喜歡與中國的知識份子交朋友。在內山書店，幾個文化人圍在一起交流、討論的場景常常出現。特別是在寒冷的冬天，內山完造在書店裡置一個炭盆，大家圍坐在一起取暖、聊天。內山完造稱其為“文藝座談會”。
與中國的進步人士們的往來和接觸，以及長時間在中國生活，內山完造對中國有著深刻的理解，並在行動上説明那些需要他説明的人。1927年4月，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革命陣營分裂。同年8月，中國共產黨人發動南昌起義，武裝反抗國民黨統治。郭沫若參加起義，失敗後經香港到上海，落腳內山書店。內山為正遭到當局通緝的郭沫若在日本人的旅店中訂房間，第二天親自送其乘船離開上海。郭沫若到達日本，內山又給他介紹日本的出版商，使他的作品能得以出版。也就是在中國命運面臨重大轉折的1927年，從廣州來到上海的魯迅邂逅了內山書店，並由此開始了與內山完造長達十年的個人友誼。
1935年，內山完造的弟弟內山嘉吉夫婦，受上海內山書店成功的啟發與鼓舞，也在東京創立一家“內山書店”。嘉吉夫婦“希望日本人能夠更深層次地瞭解中國與中國人”，於是給東京內山書店的定位是面向日本讀者發售由上海內山書店郵寄來的中國書刊。兩年後日本全面侵略中國，戰爭狀態下東京內山書店每次收到上海寄來的圖書，都要受到日本檢查機構的無理檢查。但即便這樣，東京的內山書店依然堅持了下來。
1945年8月日本戰敗，上海內山書店被國民黨當局接管後停業。1947年年末，一直留在上海照顧日僑的內山完造被強制遣返回日本。回國後內山完造就以東京內山書店為活動據點，輾轉於日本各地，介紹中國情況。新中國成立後，他又參與發起成立日本中國友好協會，積極宣傳日中友好的重要性，遊說日中恢復邦交正常化。1959年9月，他以日中友協副會長的身份應邀來華參加建國10周年慶典的時候，突發疾病在北京去世。遵照他生前的遺願，他的骨灰被安放在上海的萬國公墓。
內山完造先生去世後，弟弟內山嘉吉經營的東京內山書店，繼續傳播中國文化。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那一年，嘉吉的兒子內山籬作為內山書店的第三代傳人接過了父輩的事業，在改革開放時代為中日交流繼續盡力，通過銷售和出版中國圖書讓日本人瞭解中國。嘉吉父子積極參加中日友好交流活動，為促進中日兩國民眾的理解和交流做出努力。
內山籬
做了近40年第三代掌門人的內山籬十分感慨地回憶起自己接過內山書店之後中國發生的變化：“恰好當時中國結束了封閉狀態，進入改革開放的時代。中國的出版業也迎來的大繁榮時代，日本國內關心中國並希望瞭解中國的人越來越多，內山書店的業務也因此迅速增長。即便是進入90年代，由於需求的多樣化，受眾依然有增無減。最近互聯網與數位技術的普及以及人們的閱讀習慣相應發生的變化，給傳統的出版業帶來不小的衝擊。但我堅信書籍不會消亡，我們會順勢而為，把書店繼續做下去。”
如今，在中日關係和整個時代面臨重大轉折的歷史關頭，坐落于東京神保町的內山書店即將迎來第四代傳人——內山深。面臨變化的世界和轉型中的出版業，年輕的內山深表示，“時代再怎麼變，人們也需要讀書；中日關係再困難，人與人之間的瞭解與信任也要進行下去。因此完全有信心接好班，把內山書店的品牌繼續做下去。”
一期一會 內山完造與魯迅1936年10月19日，一代文學巨匠、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魯迅在上海大陸新邨寓所內與世長辭，舉國陷入哀痛。在魯迅治喪委員會名單中，內山完造之名赫然在列。從1927年從廣州移居上海到去世的9年間，魯迅的許多故事均和內山完造有關。內山完造也是魯迅晚年最信任的朋友之一。
魯迅治喪委員會名單
1927年4月12日，國民黨發動清黨，大肆抓捕、殺害共產黨人。4月15日，廣州也對進步人士開始了恐怖清洗。對當時在中山大學任教的魯迅來說，日益殘酷的政治環境讓他不得不從廣州遷居上海。魯迅在上海的寓所就位於北四川路大陸新邨，而內山書店則是他出入往來的必經場所。
據內山完造回憶，1927年的一天，書店裡來了一位客人，個子不高、面龐消瘦，留著短鬍鬚，店員起初對他並不在意。不知誰喊了一句“魯迅！”店內頓時熱鬧起來。“原來這就是大名鼎鼎的魯迅啊！”內山完造趕忙迎上來。魯迅用日語和內山完造交流幾句，並在店裡挑選了幾本書，臨走時還請店員把書打包送到家中。
內山完造寓所，攝於1933年初夏
自此以後，魯迅隔三差五便會來內山書店，與內山完造逐漸熟悉起來。由於圖書更新快，並且有很多日本出版的介紹新思潮的圖書，內山書店成了魯迅瞭解日本和世界的一個重要視窗。此外，內山完造在中國生活，他對中國人民的苦難感同身受，魯迅的到來除了到書店大量購書外，也成為內山完造學習和參與中國社會進步的引路者。魯迅曾贈其一首詩《贈鄔其山》：“廿年居上海，每日見中華。有病不求醫，無聊才讀書。一闊臉就變，所砍頭漸多。忽而又下野，南無阿彌陀。”從詩文中就能看出，對中國的國民性以及對時代的關注和改造是魯迅與內山完造共同關心的主題，正是這些精神上的交集使二人成為莫逆。
內山書店為魯迅代轉的書信
上海魯迅紀念館前館長王錫榮介紹說，“內山書店裡有一把專為魯迅預備的籐椅，魯迅常背對門坐在那裡看書、聊天。當時魯迅受到當局監控，他的圖書和其他“左聯”人士的一些書都不准出版，而內山完造卻冒著風險代理魯迅的版權，出版魯迅的《毀滅》等多部著作。隨著與魯迅交往的日益加深，內山完造曾幾次幫助魯迅躲過當局的抓捕，而魯迅許多重要的活動也是通過內山書店對外聯繫。例如，方志敏被捕後在獄中寫了多篇文稿。後經證實，這些文稿是通過內山書店轉交到了魯迅，後又安全地轉送給共產黨組織。”
魯迅也深深地影響了內山完造。內山完造曾說：“我能認識魯迅，是最幸福的事。”對他來說魯迅是朋友也更是老師。內山完造從小沒有很多學習經歷，但與魯迅的接觸讓他學習了很多。內山完造曾創作了《活中國姿態》《上海漫語》等很多本書，魯迅為前者作序。書的內容和寫作風格有著深深的魯迅印記。
由於內山完造同許多中國進步人士交往，曾有八卦小報汚稱他是日本間諜。對此，魯迅撰文駁斥道：“因為我確信他做生意，是要賺錢的，卻不做偵探；他賣書，是要賺錢的，卻不賣人血：這一點，倒是凡有自以為人，而其實是狗也不如的文人們應該竭力學學的！”（《偽自由書‘後記’》）。魯迅的證言成了他與內山完造友誼最好的證明，也讓人們對內山完造有了更準確的瞭解。
魯迅病重期間，內山完造請日本醫生給魯迅治療，魯迅去世前，他一直陪伴左右。魯迅曾說：“據我看來，中日兩國的人們之間，是一定會有相互瞭解的時候的。”他的話深深地影響著內山完造，“傳承魯迅的精神之火”成為其日後為中日人民友好事業奮鬥不止的動力。
內山完造在魯迅墓前
薪火相傳 內山會與魯迅文化基金會歲月如歌，魯迅與內山完造的故事雖然已成歷史，但內山書店與中國以及魯迅家屬的聯繫從未中斷。
內山籬一行在魯迅墓前追思
1987年4月，在兒島亨等人的提議下，上海內山書店的原職工、內山完造先生的家人，還有與內山完造先生關係親密者約20余人，齊聚京都宇治，成立“內山會”。從那以後，每隔1到2年，內山會都會在各地舉辦一次活動，上世紀90年代，內山會曾兩次到上海為內山完造先生掃墓。當然，從建立之初與上海內山書店有直接關係的第一代開始，成員也在不斷變化。活動內容也從過去的主要以分享在上海內山書店工作的經驗，內山完造先生的軼事，還有對魯迅等中國讀者的印象，變成了現在大家交談各自與中國的交流情況。但無論時間如何變化，內山會繼承內山完造遺志，堅持中日民間交流的理念不曾改變，一直堅持到現在。
新中國成立後，魯迅夫人許廣平曾多次訪日，每次都會去看望內山夫婦。歸國後的內山完造在日本的生活比較困難，許廣平把“岩波書店”出版日文版魯迅全集的版稅給了內山完造先生。內山完造去世後，魯迅之子周海嬰曾四處奔波，設法促成內山夫人想到大連養老院度晩年的願望，以及東京內山書店要進口中國圖書等，但礙於當時的歷史條件，有些沒有完全實現。
周令飛
魯迅的長孫、魯迅文化基金會常務副理事長兼秘書長周令飛說：“魯迅與內山之間的情誼，跨越了近一個世紀，不論在艱苦的時刻，還是和平的年代，始終堅守著那份最初的信念，他們沒有因為國界或是政治，而影響人與人之間的心靈相通、情感交流。他們兩位為中日友好做了很好的示範。”
上海內山書店百年紀念會會場
為了紀念魯迅與內山完造兩家三代人之間貫穿了90年不曾中斷的友誼，周令飛覺得應該做點什麼。今年適逢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暨上海內山書店創辦100周年。在周令飛的倡議下，借“上海內山會”一行來滬之際，5月25日魯迅文化基金會與上海虹口區文聯、上海歐美同學會留日分會聯合主辦了上海內山書店百周年紀念座談會。
周令飛為內山籬和內山會成員代表頒獎
座談會上中日新老朋友彙聚一堂，紛紛發言暢談歷史，緬懷魯迅與內山完造，並思考如何在今天的條件下推動中日民間交流，推動中日關係儘早轉圜。周令飛和內山籬在發言中分別講述了他們所瞭解的魯迅和內山完造的相知與相遇，以及兩個人的友誼在今天的意義。座談會達到高潮時，上海歐美同學會留日同學分會的朋友們熱情洋溢地用中日雙語朗誦了魯迅的兩首詩“贈鄔其山”和“題三義塔”。大家都對後一首詩的最後兩句產生了強烈共鳴：“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魯迅和內山完造以及他們後人之間的友誼，不正是這兩句詩的絕好注腳嗎？魯迅“中日兩國的人們之間，是一定會有相互瞭解的時候的”那段話，不正是我們今天的人們應該認真思考的嗎？
為了讓這次有意義的活動能夠持續發揮影響，作為魯迅文化基金會理事長，周令飛在座談會結束時宣佈，將在上海魯迅中學設立“紀念魯迅與內山先生獎學金”。他透露，該獎學金從今年起實施。
周令飛說：“此舉的目的是為我們的紀念活動搭建一個可以持續下去的載體，讓青少年們繼承魯迅與內山完造致力於中日友好之精神，努力增進相互瞭解，讓中日兩國民間友好之火不斷傳遞下去。”
內山籬一行與周令飛在上海內山書店舊址前合影
文：王眾一 王浩
攝影：王浩
資料提供：魯迅文化基金會
內山完造夫婦在上海內山書店內合影（1918年）
內山完造喜歡與中國的知識份子交朋友。在內山書店，幾個文化人圍在一起交流、討論的場景常常出現。特別是在寒冷的冬天，內山完造在書店裡置一個炭盆，大家圍坐在一起取暖、聊天。內山完造稱其為“文藝座談會”。
與中國的進步人士們的往來和接觸，以及長時間在中國生活，內山完造對中國有著深刻的理解，並在行動上説明那些需要他説明的人。1927年4月，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革命陣營分裂。同年8月，中國共產黨人發動南昌起義，武裝反抗國民黨統治。郭沫若參加起義，失敗後經香港到上海，落腳內山書店。內山為正遭到當局通緝的郭沫若在日本人的旅店中訂房間，第二天親自送其乘船離開上海。郭沫若到達日本，內山又給他介紹日本的出版商，使他的作品能得以出版。也就是在中國命運面臨重大轉折的1927年，從廣州來到上海的魯迅邂逅了內山書店，並由此開始了與內山完造長達十年的個人友誼。
1935年，內山完造的弟弟內山嘉吉夫婦，受上海內山書店成功的啟發與鼓舞，也在東京創立一家“內山書店”。嘉吉夫婦“希望日本人能夠更深層次地瞭解中國與中國人”，於是給東京內山書店的定位是面向日本讀者發售由上海內山書店郵寄來的中國書刊。兩年後日本全面侵略中國，戰爭狀態下東京內山書店每次收到上海寄來的圖書，都要受到日本檢查機構的無理檢查。但即便這樣，東京的內山書店依然堅持了下來。
1945年8月日本戰敗，上海內山書店被國民黨當局接管後停業。1947年年末，一直留在上海照顧日僑的內山完造被強制遣返回日本。回國後內山完造就以東京內山書店為活動據點，輾轉於日本各地，介紹中國情況。新中國成立後，他又參與發起成立日本中國友好協會，積極宣傳日中友好的重要性，遊說日中恢復邦交正常化。1959年9月，他以日中友協副會長的身份應邀來華參加建國10周年慶典的時候，突發疾病在北京去世。遵照他生前的遺願，他的骨灰被安放在上海的萬國公墓。
內山完造先生去世後，弟弟內山嘉吉經營的東京內山書店，繼續傳播中國文化。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那一年，嘉吉的兒子內山籬作為內山書店的第三代傳人接過了父輩的事業，在改革開放時代為中日交流繼續盡力，通過銷售和出版中國圖書讓日本人瞭解中國。嘉吉父子積極參加中日友好交流活動，為促進中日兩國民眾的理解和交流做出努力。
內山籬
做了近40年第三代掌門人的內山籬十分感慨地回憶起自己接過內山書店之後中國發生的變化：“恰好當時中國結束了封閉狀態，進入改革開放的時代。中國的出版業也迎來的大繁榮時代，日本國內關心中國並希望瞭解中國的人越來越多，內山書店的業務也因此迅速增長。即便是進入90年代，由於需求的多樣化，受眾依然有增無減。最近互聯網與數位技術的普及以及人們的閱讀習慣相應發生的變化，給傳統的出版業帶來不小的衝擊。但我堅信書籍不會消亡，我們會順勢而為，把書店繼續做下去。”
如今，在中日關係和整個時代面臨重大轉折的歷史關頭，坐落于東京神保町的內山書店即將迎來第四代傳人——內山深。面臨變化的世界和轉型中的出版業，年輕的內山深表示，“時代再怎麼變，人們也需要讀書；中日關係再困難，人與人之間的瞭解與信任也要進行下去。因此完全有信心接好班，把內山書店的品牌繼續做下去。”
一期一會 內山完造與魯迅1936年10月19日，一代文學巨匠、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魯迅在上海大陸新邨寓所內與世長辭，舉國陷入哀痛。在魯迅治喪委員會名單中，內山完造之名赫然在列。從1927年從廣州移居上海到去世的9年間，魯迅的許多故事均和內山完造有關。內山完造也是魯迅晚年最信任的朋友之一。
魯迅治喪委員會名單
1927年4月12日，國民黨發動清黨，大肆抓捕、殺害共產黨人。4月15日，廣州也對進步人士開始了恐怖清洗。對當時在中山大學任教的魯迅來說，日益殘酷的政治環境讓他不得不從廣州遷居上海。魯迅在上海的寓所就位於北四川路大陸新邨，而內山書店則是他出入往來的必經場所。
據內山完造回憶，1927年的一天，書店裡來了一位客人，個子不高、面龐消瘦，留著短鬍鬚，店員起初對他並不在意。不知誰喊了一句“魯迅！”店內頓時熱鬧起來。“原來這就是大名鼎鼎的魯迅啊！”內山完造趕忙迎上來。魯迅用日語和內山完造交流幾句，並在店裡挑選了幾本書，臨走時還請店員把書打包送到家中。
內山完造寓所，攝於1933年初夏
自此以後，魯迅隔三差五便會來內山書店，與內山完造逐漸熟悉起來。由於圖書更新快，並且有很多日本出版的介紹新思潮的圖書，內山書店成了魯迅瞭解日本和世界的一個重要視窗。此外，內山完造在中國生活，他對中國人民的苦難感同身受，魯迅的到來除了到書店大量購書外，也成為內山完造學習和參與中國社會進步的引路者。魯迅曾贈其一首詩《贈鄔其山》：“廿年居上海，每日見中華。有病不求醫，無聊才讀書。一闊臉就變，所砍頭漸多。忽而又下野，南無阿彌陀。”從詩文中就能看出，對中國的國民性以及對時代的關注和改造是魯迅與內山完造共同關心的主題，正是這些精神上的交集使二人成為莫逆。
內山書店為魯迅代轉的書信
上海魯迅紀念館前館長王錫榮介紹說，“內山書店裡有一把專為魯迅預備的籐椅，魯迅常背對門坐在那裡看書、聊天。當時魯迅受到當局監控，他的圖書和其他“左聯”人士的一些書都不准出版，而內山完造卻冒著風險代理魯迅的版權，出版魯迅的《毀滅》等多部著作。隨著與魯迅交往的日益加深，內山完造曾幾次幫助魯迅躲過當局的抓捕，而魯迅許多重要的活動也是通過內山書店對外聯繫。例如，方志敏被捕後在獄中寫了多篇文稿。後經證實，這些文稿是通過內山書店轉交到了魯迅，後又安全地轉送給共產黨組織。”
魯迅也深深地影響了內山完造。內山完造曾說：“我能認識魯迅，是最幸福的事。”對他來說魯迅是朋友也更是老師。內山完造從小沒有很多學習經歷，但與魯迅的接觸讓他學習了很多。內山完造曾創作了《活中國姿態》《上海漫語》等很多本書，魯迅為前者作序。書的內容和寫作風格有著深深的魯迅印記。
由於內山完造同許多中國進步人士交往，曾有八卦小報汚稱他是日本間諜。對此，魯迅撰文駁斥道：“因為我確信他做生意，是要賺錢的，卻不做偵探；他賣書，是要賺錢的，卻不賣人血：這一點，倒是凡有自以為人，而其實是狗也不如的文人們應該竭力學學的！”（《偽自由書‘後記’》）。魯迅的證言成了他與內山完造友誼最好的證明，也讓人們對內山完造有了更準確的瞭解。
魯迅病重期間，內山完造請日本醫生給魯迅治療，魯迅去世前，他一直陪伴左右。魯迅曾說：“據我看來，中日兩國的人們之間，是一定會有相互瞭解的時候的。”他的話深深地影響著內山完造，“傳承魯迅的精神之火”成為其日後為中日人民友好事業奮鬥不止的動力。
內山完造在魯迅墓前
薪火相傳 內山會與魯迅文化基金會歲月如歌，魯迅與內山完造的故事雖然已成歷史，但內山書店與中國以及魯迅家屬的聯繫從未中斷。
內山籬一行在魯迅墓前追思
1987年4月，在兒島亨等人的提議下，上海內山書店的原職工、內山完造先生的家人，還有與內山完造先生關係親密者約20余人，齊聚京都宇治，成立“內山會”。從那以後，每隔1到2年，內山會都會在各地舉辦一次活動，上世紀90年代，內山會曾兩次到上海為內山完造先生掃墓。當然，從建立之初與上海內山書店有直接關係的第一代開始，成員也在不斷變化。活動內容也從過去的主要以分享在上海內山書店工作的經驗，內山完造先生的軼事，還有對魯迅等中國讀者的印象，變成了現在大家交談各自與中國的交流情況。但無論時間如何變化，內山會繼承內山完造遺志，堅持中日民間交流的理念不曾改變，一直堅持到現在。
新中國成立後，魯迅夫人許廣平曾多次訪日，每次都會去看望內山夫婦。歸國後的內山完造在日本的生活比較困難，許廣平把“岩波書店”出版日文版魯迅全集的版稅給了內山完造先生。內山完造去世後，魯迅之子周海嬰曾四處奔波，設法促成內山夫人想到大連養老院度晩年的願望，以及東京內山書店要進口中國圖書等，但礙於當時的歷史條件，有些沒有完全實現。
周令飛
魯迅的長孫、魯迅文化基金會常務副理事長兼秘書長周令飛說：“魯迅與內山之間的情誼，跨越了近一個世紀，不論在艱苦的時刻，還是和平的年代，始終堅守著那份最初的信念，他們沒有因為國界或是政治，而影響人與人之間的心靈相通、情感交流。他們兩位為中日友好做了很好的示範。”
上海內山書店百年紀念會會場
為了紀念魯迅與內山完造兩家三代人之間貫穿了90年不曾中斷的友誼，周令飛覺得應該做點什麼。今年適逢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暨上海內山書店創辦100周年。在周令飛的倡議下，借“上海內山會”一行來滬之際，5月25日魯迅文化基金會與上海虹口區文聯、上海歐美同學會留日分會聯合主辦了上海內山書店百周年紀念座談會。
周令飛為內山籬和內山會成員代表頒獎
座談會上中日新老朋友彙聚一堂，紛紛發言暢談歷史，緬懷魯迅與內山完造，並思考如何在今天的條件下推動中日民間交流，推動中日關係儘早轉圜。周令飛和內山籬在發言中分別講述了他們所瞭解的魯迅和內山完造的相知與相遇，以及兩個人的友誼在今天的意義。座談會達到高潮時，上海歐美同學會留日同學分會的朋友們熱情洋溢地用中日雙語朗誦了魯迅的兩首詩“贈鄔其山”和“題三義塔”。大家都對後一首詩的最後兩句產生了強烈共鳴：“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魯迅和內山完造以及他們後人之間的友誼，不正是這兩句詩的絕好注腳嗎？魯迅“中日兩國的人們之間，是一定會有相互瞭解的時候的”那段話，不正是我們今天的人們應該認真思考的嗎？
為了讓這次有意義的活動能夠持續發揮影響，作為魯迅文化基金會理事長，周令飛在座談會結束時宣佈，將在上海魯迅中學設立“紀念魯迅與內山先生獎學金”。他透露，該獎學金從今年起實施。
周令飛說：“此舉的目的是為我們的紀念活動搭建一個可以持續下去的載體，讓青少年們繼承魯迅與內山完造致力於中日友好之精神，努力增進相互瞭解，讓中日兩國民間友好之火不斷傳遞下去。”
內山籬一行與周令飛在上海內山書店舊址前合影
文：王眾一 王浩
攝影：王浩
資料提供：魯迅文化基金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