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知識份子題材小說的諸多問題癥結之所在， 大概源自寫作者始終未曾想清楚：當我們談論知識份子， 我們在談論什麼？
知識份子的現實困頓和精神疑難， 他們身處其間的掙扎與糾結、苦痛與創傷、堅守與妥協， 它們產生和存在的源頭、文化根系在哪裡？其間的荒誕感與合理性又在何處？中國當下的知識份子， 如何在西方現代知識份子和古代士大夫傳統之中， 尋找和確認到自身的主體性？
新的還是舊的？
當下“知識份子題材”小說的一種觀察
“父親， 現在是我， 你的兒子， 站在這裡。 也許， 在這個世界上，
閻真《滄浪之水》
很顯然， 《滄浪之水》是在呈現和討論當代知識份子的重要問題或說核心困境：堅守還是沉淪？從敘事策略論， 父親形象實際上是作為主人公精神上的引領人，
很多年後閻真的長篇小說《活著之上》， 坦白地說， 幾乎就是把《滄浪之水》換了個背景場域重複了一遍，
閻真《活著之上》
而在張者2015年出版的長篇小說《桃夭》中， 延續之前《桃李》《桃花》， 仍以大學為背景、大學師生為主要描摹對象， 小說從律師鄧冰的離婚事件寫起， 用一場重返大學校園的同學會， 串起了一群法學專業畢業生從婚姻到事業、從現實境遇到精神狀態逐漸陷入中年危機的生活狀態。 作者力圖經由一群人的中年危機故事， 去呈現當代知識份子的時代處境， 探討這一人群的歷史定位和出路。 但遺憾的是， 作者明顯地力有不逮， 並未處理和表達好這個本該充滿文化張力和人性張力的題材。 《桃夭》中大量穿插了各種“段子”和打油詩，各種流行的對知識份子的調侃和諷刺，諸如“防火防盜防師兄、愛國愛家愛師妹”、“北大的，一半同學批判另一半同學；政法的，一半同學抓另一半同學”……作者大概想要借此增強小說的真實性和當下感，營造敘述中的黑色幽默和荒誕感，但這種腔調在小說中不加節制的氾濫，給整部作品籠罩上一層惡趣味和油滑腔，刻薄之氣太重。面對知識份子群體在時代大節奏中的精神萎靡和現實無力，《桃夭》的敘述沉溺於對生活的原生態複製，既無深刻冷峻的批判，也無深沉的理解和悲憫。
小說中甚至不自覺地流露出來頗為陳腐庸俗的女性觀和性別認知。《桃夭》中涉及的女性，無論男主人公大學時代的女同學、還是人到中年後返校時結識的年輕師妹，又或者始終不曾正面出現的梁師母等等，這些女性形象在張者筆下始終面目模糊、個性含混。《桃夭》中的女性，僅僅作為功能性的人物出現在小說中，是作者從男性視域、男性視角出發所塑造的單向度的人，在對她們的敘述中始終未曾整合進女性自身的情感與生命邏輯。這就是反映在《桃夭》中的對女性的文學想像與表達，也是中國現代以來在啟蒙、個性解放等等名義下的新文學和現代知識份子那裡始終不曾解決的問題：理性層面言之鑿鑿的人的解放、婦女解放，以及比理性宣言更深刻真實地表現出來的文學想像中的潛意識文化心理。
張者《桃夭》
小說結尾處的情節發展就愈加離奇：買春醜行敗露後的梁教授，給他的學生們留下一封信後離家出走、不知去向。信中，梁教授對幾個學生袒露自己一直以來的壓抑和欲望、浪漫與醜行，直陳自己對於掃黃與性服務的觀點看法，更明白地告知出走後自己的生活安排——“我將去一個風景如畫的鄉村，租一個院子，帶上一位姑娘，找一個健碩的農婦做保姆，過田園牧歌的生活”。而這幾個學生在驚訝之餘，更多的是感慨“他自由了，解脫了”、“導師能瀟灑走一回”。在這近乎離奇的一幕裡，這封信，人物以及作者對這封信的態度裡，我們看不到這群法學知識者的睿智、理性和悲憫、擔當，而只是真真切切地目擊了一群重度男權主義者在共同的男權視角下的相互體貼、慰藉和包庇。至此，小說的品質一降再降，距離它所試圖表達的主題和高度更是漸行漸遠。
閻真的小說中，人物有強烈痛感和掙扎，無論是對荒誕的現實世界，還是對自己的沉淪妥協；而在張者筆下，這些痛苦和反抗卻語焉不詳，仿佛從來如此、理應如此。知識份子的精神標高和價值底線，似乎從來不是作者的敘事著力點，既沒有深刻的批判也沒有誠摯的悲憫。
這些知識份子題材小說的諸多問題癥結之所在，大概源自寫作者始終未曾想清楚：當我們談論知識份子，我們在談論什麼？
所謂知識份子，當下中國一個乍看不證自明、其實含混模糊的概念。我們通常約定俗成地用它來指代受過高等教育、某一專業或領域的專家或學者（循此邏輯，作家和批評家或可視為文學知識份子）。現代意義上的知識份子，並非僅僅是中國古代士大夫階層的延續，而是始自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新型讀書人品格。新生並脆弱的現代知識份子傳統，在那個山河破碎、風雨飄搖的年代未來得及充分展開，就被時代的急躁症以及刻不容緩的救亡圖存大形勢所邊緣和擠壓。來自西方近現代的啟蒙傳統未曾充分打開和舒展，民主、自由理念，契約精神、公民意識、個性解放等未曾真正徹底地刷新知識者的思想資源。即使當時身處五四現場的第一代中國現代知識份子，自身也沒有深刻深入地消化並有效將其內化為自己的心理結構和價值體系。那些啟蒙先鋒，于理性的顯在層面真摯而狂熱地呼喚著新文化、新道德、人的解放，而在其下意識的日常生活和深層次的文化心理中，“舊”仍實踐著強大作用。饒有意味的是，即使魯迅，一面真誠而決絕地批判著“偉丈夫”和“孝子”，一面在生活中卻不自覺地實踐著這樣的男性角色。先天不足的中國現代知識份子，在新中國成立後又歷經了一系列政治運動，歷經上世紀90年代市場經濟的全面展開和新世紀的媒介革命，而這些都深刻地改變著中國社會，改變著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改變著知識份子群體的自我想像和價值建構。
中國當下知識份子的問題，是顯在而隱性的、尖銳集中又複雜多維的。比如，中國傳統士大夫儘管也會面對很多精神和現實層面的困頓，但他們至少在文化心理層面有一種堅固而篤定的身份認同感，作為“士”的身份、角色、權利、義務似乎一直理所當然地橫亙在天地之間，中國古代的讀書人身處和面對的始終是一個穩定的、不證自明的價值體系和秩序範式。而今天我們艱難又尷尬之處至少在於，中國的傳統文化並不能給現代知識份子提供足夠依靠的精神力量和示範作用。儒家文化在根上講求的是實用理性，強調遇則仕，不遇則隱。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這是古代知識份子為自己設計的前進與後退的道路，但是在當下時代，社會分工愈加細化，個人對社會、對體制的依賴愈強。今天，“窮”或“不遇”的知識份子已經沒有深山可以歸隱，無論願意與否，他始終要和現實社會發生方方面面的關係。在這個各種社會角色充分職業化、體制化的時代，一個人的現實生存和生活幾乎無法不跟現實社會和體制發生關係。我們在傳統士大夫和現代知識份子之間的認識理解是模糊混淆的，用來評價和想像他們的角度和標準也是混亂的。而這種混沌與複雜，也恰是當下中國和中國人的大問題——舊有的已經坍塌無效，新的卻尚未建構有效。
一部關於知識份子題材的小說，如果只是對生活原生態的片段複製，只是在蹩腳的故事中穿插些網路段子和打油詩，在認知和審美上並無太多價值和意義。而在這個過程當中，知識份子的現實困頓和精神疑難，他們身處其間的掙扎與糾結、苦痛與創傷、堅守與妥協，它們產生和存在的源頭、與之有關的文化根系在哪裡？其間的荒誕感與合理性又在何處？中國當下的知識份子，如何在西方現代知識份子和古代士大夫傳統之中，尋找和確認到自身的主體性？寫作者只有深入到這些層面，在小說的譜系上才有談論和表達的意義和張力。
本文發表於《文藝報》2017年6月7日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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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夭》中大量穿插了各種“段子”和打油詩，各種流行的對知識份子的調侃和諷刺，諸如“防火防盜防師兄、愛國愛家愛師妹”、“北大的，一半同學批判另一半同學；政法的，一半同學抓另一半同學”……作者大概想要借此增強小說的真實性和當下感，營造敘述中的黑色幽默和荒誕感，但這種腔調在小說中不加節制的氾濫，給整部作品籠罩上一層惡趣味和油滑腔，刻薄之氣太重。面對知識份子群體在時代大節奏中的精神萎靡和現實無力，《桃夭》的敘述沉溺於對生活的原生態複製，既無深刻冷峻的批判，也無深沉的理解和悲憫。小說中甚至不自覺地流露出來頗為陳腐庸俗的女性觀和性別認知。《桃夭》中涉及的女性，無論男主人公大學時代的女同學、還是人到中年後返校時結識的年輕師妹，又或者始終不曾正面出現的梁師母等等，這些女性形象在張者筆下始終面目模糊、個性含混。《桃夭》中的女性，僅僅作為功能性的人物出現在小說中，是作者從男性視域、男性視角出發所塑造的單向度的人，在對她們的敘述中始終未曾整合進女性自身的情感與生命邏輯。這就是反映在《桃夭》中的對女性的文學想像與表達，也是中國現代以來在啟蒙、個性解放等等名義下的新文學和現代知識份子那裡始終不曾解決的問題：理性層面言之鑿鑿的人的解放、婦女解放，以及比理性宣言更深刻真實地表現出來的文學想像中的潛意識文化心理。
張者《桃夭》
小說結尾處的情節發展就愈加離奇：買春醜行敗露後的梁教授，給他的學生們留下一封信後離家出走、不知去向。信中，梁教授對幾個學生袒露自己一直以來的壓抑和欲望、浪漫與醜行，直陳自己對於掃黃與性服務的觀點看法，更明白地告知出走後自己的生活安排——“我將去一個風景如畫的鄉村，租一個院子，帶上一位姑娘，找一個健碩的農婦做保姆，過田園牧歌的生活”。而這幾個學生在驚訝之餘，更多的是感慨“他自由了，解脫了”、“導師能瀟灑走一回”。在這近乎離奇的一幕裡，這封信，人物以及作者對這封信的態度裡，我們看不到這群法學知識者的睿智、理性和悲憫、擔當，而只是真真切切地目擊了一群重度男權主義者在共同的男權視角下的相互體貼、慰藉和包庇。至此，小說的品質一降再降，距離它所試圖表達的主題和高度更是漸行漸遠。
閻真的小說中，人物有強烈痛感和掙扎，無論是對荒誕的現實世界，還是對自己的沉淪妥協；而在張者筆下，這些痛苦和反抗卻語焉不詳，仿佛從來如此、理應如此。知識份子的精神標高和價值底線，似乎從來不是作者的敘事著力點，既沒有深刻的批判也沒有誠摯的悲憫。
這些知識份子題材小說的諸多問題癥結之所在，大概源自寫作者始終未曾想清楚：當我們談論知識份子，我們在談論什麼？
所謂知識份子，當下中國一個乍看不證自明、其實含混模糊的概念。我們通常約定俗成地用它來指代受過高等教育、某一專業或領域的專家或學者（循此邏輯，作家和批評家或可視為文學知識份子）。現代意義上的知識份子，並非僅僅是中國古代士大夫階層的延續，而是始自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新型讀書人品格。新生並脆弱的現代知識份子傳統，在那個山河破碎、風雨飄搖的年代未來得及充分展開，就被時代的急躁症以及刻不容緩的救亡圖存大形勢所邊緣和擠壓。來自西方近現代的啟蒙傳統未曾充分打開和舒展，民主、自由理念，契約精神、公民意識、個性解放等未曾真正徹底地刷新知識者的思想資源。即使當時身處五四現場的第一代中國現代知識份子，自身也沒有深刻深入地消化並有效將其內化為自己的心理結構和價值體系。那些啟蒙先鋒，于理性的顯在層面真摯而狂熱地呼喚著新文化、新道德、人的解放，而在其下意識的日常生活和深層次的文化心理中，“舊”仍實踐著強大作用。饒有意味的是，即使魯迅，一面真誠而決絕地批判著“偉丈夫”和“孝子”，一面在生活中卻不自覺地實踐著這樣的男性角色。先天不足的中國現代知識份子，在新中國成立後又歷經了一系列政治運動，歷經上世紀90年代市場經濟的全面展開和新世紀的媒介革命，而這些都深刻地改變著中國社會，改變著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改變著知識份子群體的自我想像和價值建構。
中國當下知識份子的問題，是顯在而隱性的、尖銳集中又複雜多維的。比如，中國傳統士大夫儘管也會面對很多精神和現實層面的困頓，但他們至少在文化心理層面有一種堅固而篤定的身份認同感，作為“士”的身份、角色、權利、義務似乎一直理所當然地橫亙在天地之間，中國古代的讀書人身處和面對的始終是一個穩定的、不證自明的價值體系和秩序範式。而今天我們艱難又尷尬之處至少在於，中國的傳統文化並不能給現代知識份子提供足夠依靠的精神力量和示範作用。儒家文化在根上講求的是實用理性，強調遇則仕，不遇則隱。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這是古代知識份子為自己設計的前進與後退的道路，但是在當下時代，社會分工愈加細化，個人對社會、對體制的依賴愈強。今天，“窮”或“不遇”的知識份子已經沒有深山可以歸隱，無論願意與否，他始終要和現實社會發生方方面面的關係。在這個各種社會角色充分職業化、體制化的時代，一個人的現實生存和生活幾乎無法不跟現實社會和體制發生關係。我們在傳統士大夫和現代知識份子之間的認識理解是模糊混淆的，用來評價和想像他們的角度和標準也是混亂的。而這種混沌與複雜，也恰是當下中國和中國人的大問題——舊有的已經坍塌無效，新的卻尚未建構有效。
一部關於知識份子題材的小說，如果只是對生活原生態的片段複製，只是在蹩腳的故事中穿插些網路段子和打油詩，在認知和審美上並無太多價值和意義。而在這個過程當中，知識份子的現實困頓和精神疑難，他們身處其間的掙扎與糾結、苦痛與創傷、堅守與妥協，它們產生和存在的源頭、與之有關的文化根系在哪裡？其間的荒誕感與合理性又在何處？中國當下的知識份子，如何在西方現代知識份子和古代士大夫傳統之中，尋找和確認到自身的主體性？寫作者只有深入到這些層面，在小說的譜系上才有談論和表達的意義和張力。
本文發表於《文藝報》2017年6月7日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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