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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東可能是60後裡最懂90後、00後的大叔， 他一直以此自詡。 這也是為什麼《奇葩說》從誕生之初， 就能讓這一代互聯網原住民產生認同感並形成“代際”優越感的原因。
第一季《奇葩說》， 每期節目開頭動畫中都會強調：“四十歲以上人士， 請在90後陪同下觀看”。 這種抖機靈式的自我調侃決定了節目初期定位。 “90後馬東”率領團隊， 試圖突破上一代人的沉悶枯燥， 表達新一代年輕人存在感和話語權的心理訴求， 而後聚攏起一批對“奇葩”概念有特殊認知的文化娛樂消費群體。
“奇葩”一詞， 經歷了至少兩個回合的基因突變。 奇葩本意是指奇特而美麗的花朵， 常用來形容不同尋常的優秀文藝作品或者出眾的人物， 是作為教科書裡的褒義詞出現的。 第一次微小變異， 讓它成為了“不落世俗、有個性”的代名詞。 現在， 它更多是對異類的諷刺用語， 這個語義雖然還沒被詞典收錄，
《奇葩說》讓奇葩一詞再次變異， 它開始成為包容多元觀點的一種“消費符號”。 社會的快速發展使得各個領域和圈層關係呈現出巨大代溝和溝通無能， 碎片化的社交網路切割了中國年輕人的生活， 他們看起來並沒有因為享受到紅利而愉悅， 反而焦慮層出不窮， 而年長一輩的人們因為越來越不懂年輕人而焦慮。
既然是植根于中國的文化背景與社會結構， 隨著社會變遷， “職場關係”、“夥伴關係”、“男女關係”、“家庭關係”等也都發生了漸變。 在人情社會中， 這些變化， 不管是外力因素還是內在因素， 都離不開“情”字——親情、愛情、友情等情感的羈絆。
但這樣的總結未免簡單粗暴。 對中國式關係的經典概括是費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論，
雖然已經包含了血緣親屬關係、地緣關係等， 但說實話， 費孝通的這個理論也挺模糊的。 也正是因為這種模糊， 恰恰說明了學者的嚴謹和克制， 以及中國式關係的複雜多變。
就像《奇葩說》， 辯論了四季， 近百個辯題， 除了少數腦洞題以外， 大多其實都是圍繞各類情感， 圍繞“中國式關係”展開的。
伴隨奇葩這個詞的意義反覆運算， 《奇葩說》本身也在升級， 現在看到的是它的4.0版本。 相比前面三季， 在放肆表達的表面下， 第四季的《奇葩說》更著力探討青年人真正的思想困局， 金句少了， 更多是想要為90後、00後帶去少一些戾氣的解決方式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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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常說這個時代是一個感官主義主導的視覺文化時代。 圖片、聲音和影像都是誘餌， 尤其是影像， 統帥了受眾。 以此維度觀之， 奇葩說是感官主義主導下的互聯網理性狂歡， 關於狂歡， 此前我專門有一篇文章解讀：走心走腎、嚴肅辯論， 《奇葩說》其實是一場都市中產的敘事狂歡
這裡， 我想站在受眾角度， 談一談奇葩說是如何通過解構中國式關係，
我蠻贊同武大新傳院孔鈺欽從佛洛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入手分析。 她說， 在辯手或主持人、嘉賓結合自身經歷進行觀點闡述時， 其實某種程度上就是在用“故事”的鋪陳去影響受眾的選擇和判斷。 不同的故事， 可能對受眾產生的有意識、無意識的影響也就不同， 也就產生了千差萬別的觀點、視角和立場。 在這個多元的意見碰撞場中， 受眾會從中找到所謂“自己”的影子。
受眾有意識的參與和無意識的虛構性參與都會更多更強。 比如受眾在觀看《奇葩說》時， 選擇立場進行即時投票時， 受眾立場的改變或者搖擺， 也就是節目中的“跑票”形式， 某種程度上就是人格結構中“矛盾”的具體化。心理層面的虛構性參與導致了行為層面上投票、評論互動的有意識參與。
嘉賓和選手身份的特殊性，更加刺激了受眾的參與。6月9日這期，高曉松回歸了，蔡康永說這會激發他的鬥志。如果說蔡康永是感性的人文關懷，那麼高曉松便是與其對立的理性關懷。
在《曉說》和《曉松奇談》中，高曉松更多是點評歷史，但坐在辯論隊隊長位置和嘉賓位置的高曉松，可以不留情面地點評選手，也可以毫無保留地表達他對肖驍從蛇精男成長為辯手的誇讚，以此展現有血性的一面。對肖驍來說，在奇葩說的經歷勝過了他讀四年大學，對高曉松來說，修煉成網紅的路上，《奇葩說》承擔了與《曉說》完全不一樣的功能。
高曉松作為嘉賓參與的第四季第一期辯題是“親戚總不把自己當外人，該不該jue（北方話，就是不給面子，冷面拒絕）他”，回顧《奇葩說》整四季，家庭關係題還有”催婚是愛是變態”、“婚禮真的有必要嗎”等等。
我一些朋友是從第四季開始接觸《奇葩說》的，最近他們開始回追，把前面三季也看了。他們和我說，好像每個話題都能戳到當下或曾經產生的困惑。
比如朋友關係方面，“好朋友的戀人出軌，你要不要告訴好朋友”、“跟蠢人交朋友你是不是傻”；最難的兩性關係，“分手要不要當面說”、“‘生男生女’找對象到底該不該差不多得了”、“女生該不該主動追男生”；自我對抗但似乎永遠沒有答案方面，“我沒有上進心，有錯嗎”、生活的暴擊真他喵的值得感激嗎”，這些在奇葩說都有過討論。
那奇葩說有給他們困惑的答案嘛，並沒有。個體的邏輯總是會有漏洞的，辯論的鋒芒、價值的上升，最終提供的是一種“模糊”的平衡。這也印證了佛洛德所提出的人格結構中本我、自我、超我之間的矛盾衝突。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你願意把觀點分享給你所處的矛盾關係另一方，你的世界會少些混沌和暴戾。
3
大眾文化理論家約翰·菲斯克提出過，“大眾文本應該是‘生產者式的’。”所謂“生產者式的”文本，是指讀者可以對其輕鬆解讀，同時又具有讓讀者獨立生產意義的開放性。“
生產者式文本”的其中一個特點在於，它自身就已經包含了與它的偏好相悖的聲音，儘管它試圖壓抑它們。
第四季有一期辯題是“我奮鬥的城市空氣品質越來越差，我要不要離開她”。臧鴻飛說，我們就是迷失在了對欲望的執著中……“幸福的前提是健康，我必須要健康。”肖驍卻說，很多時候我們都是在被不舒服的環境壓迫著，也正是因為這種不舒服，才練就了我們的一身鎧甲。
正是類似上述這樣的“生產者式文本”，觀點的多元化與相對性，讓受眾能在節目中體驗到參與和解讀意義的樂趣。《奇葩說》聰明的一點在於它決定勝負的規則——不以哪方支持票數高而以票數變化數量決定，最大限度保持節目的矛盾性和多義性。
一個內容產品應該是被使用者消費並且達成某種滿足的：認知需要（獲得資訊、知識和理解），情感需要（情緒的、愉悅的或美感的體驗），個人整合需要（加強可信度、信心、穩固性和社會地位），社會整合需要（加強與家人、朋友等的接觸），舒緩壓力需要（逃避和轉移注意力）。
《奇葩說》辯論方式的選擇和社會性議題設置，滿足了上述大部分需要，也避免了一些娛樂節目一味娛樂過後帶來的空虛。
《奇葩說》對處於關係焦慮中的一代互聯網原住民來說，就好比美國新聞工作者普利策解讀新聞記者對於社會意義的比喻一樣：倘若一個國家是一條航行在大海上的船，那麼新聞記者就是船頭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無際的海面上觀察一切，審視海上的不測風雲和淺灘暗礁，及時發出警告。”《奇葩說》闡釋資訊的複雜、觀點的靈活和世界的多元，但選擇權和行動仍舊在你自己。
某種程度上就是人格結構中“矛盾”的具體化。心理層面的虛構性參與導致了行為層面上投票、評論互動的有意識參與。嘉賓和選手身份的特殊性，更加刺激了受眾的參與。6月9日這期，高曉松回歸了，蔡康永說這會激發他的鬥志。如果說蔡康永是感性的人文關懷，那麼高曉松便是與其對立的理性關懷。
在《曉說》和《曉松奇談》中，高曉松更多是點評歷史，但坐在辯論隊隊長位置和嘉賓位置的高曉松，可以不留情面地點評選手，也可以毫無保留地表達他對肖驍從蛇精男成長為辯手的誇讚，以此展現有血性的一面。對肖驍來說，在奇葩說的經歷勝過了他讀四年大學，對高曉松來說，修煉成網紅的路上，《奇葩說》承擔了與《曉說》完全不一樣的功能。
高曉松作為嘉賓參與的第四季第一期辯題是“親戚總不把自己當外人，該不該jue（北方話，就是不給面子，冷面拒絕）他”，回顧《奇葩說》整四季，家庭關係題還有”催婚是愛是變態”、“婚禮真的有必要嗎”等等。
我一些朋友是從第四季開始接觸《奇葩說》的，最近他們開始回追，把前面三季也看了。他們和我說，好像每個話題都能戳到當下或曾經產生的困惑。
比如朋友關係方面，“好朋友的戀人出軌，你要不要告訴好朋友”、“跟蠢人交朋友你是不是傻”；最難的兩性關係，“分手要不要當面說”、“‘生男生女’找對象到底該不該差不多得了”、“女生該不該主動追男生”；自我對抗但似乎永遠沒有答案方面，“我沒有上進心，有錯嗎”、生活的暴擊真他喵的值得感激嗎”，這些在奇葩說都有過討論。
那奇葩說有給他們困惑的答案嘛，並沒有。個體的邏輯總是會有漏洞的，辯論的鋒芒、價值的上升，最終提供的是一種“模糊”的平衡。這也印證了佛洛德所提出的人格結構中本我、自我、超我之間的矛盾衝突。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你願意把觀點分享給你所處的矛盾關係另一方，你的世界會少些混沌和暴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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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文化理論家約翰·菲斯克提出過，“大眾文本應該是‘生產者式的’。”所謂“生產者式的”文本，是指讀者可以對其輕鬆解讀，同時又具有讓讀者獨立生產意義的開放性。“
生產者式文本”的其中一個特點在於，它自身就已經包含了與它的偏好相悖的聲音，儘管它試圖壓抑它們。
第四季有一期辯題是“我奮鬥的城市空氣品質越來越差，我要不要離開她”。臧鴻飛說，我們就是迷失在了對欲望的執著中……“幸福的前提是健康，我必須要健康。”肖驍卻說，很多時候我們都是在被不舒服的環境壓迫著，也正是因為這種不舒服，才練就了我們的一身鎧甲。
正是類似上述這樣的“生產者式文本”，觀點的多元化與相對性，讓受眾能在節目中體驗到參與和解讀意義的樂趣。《奇葩說》聰明的一點在於它決定勝負的規則——不以哪方支持票數高而以票數變化數量決定，最大限度保持節目的矛盾性和多義性。
一個內容產品應該是被使用者消費並且達成某種滿足的：認知需要（獲得資訊、知識和理解），情感需要（情緒的、愉悅的或美感的體驗），個人整合需要（加強可信度、信心、穩固性和社會地位），社會整合需要（加強與家人、朋友等的接觸），舒緩壓力需要（逃避和轉移注意力）。
《奇葩說》辯論方式的選擇和社會性議題設置，滿足了上述大部分需要，也避免了一些娛樂節目一味娛樂過後帶來的空虛。
《奇葩說》對處於關係焦慮中的一代互聯網原住民來說，就好比美國新聞工作者普利策解讀新聞記者對於社會意義的比喻一樣：倘若一個國家是一條航行在大海上的船，那麼新聞記者就是船頭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無際的海面上觀察一切，審視海上的不測風雲和淺灘暗礁，及時發出警告。”《奇葩說》闡釋資訊的複雜、觀點的靈活和世界的多元，但選擇權和行動仍舊在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