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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時候， 越過新聞， 走近事件的當事人， 我們能發現更多。
曾經有一條報上的新聞是這樣的：“河南農民何剛家住河南商水縣固牆鄉固牆村。 1985年， 他在自己的院裡蓋房時挖出一個大缸， 內裝‘銀鍍金鏨花雙鳳穿花玉壺春瓶’等19件造型華美的元代銀器。 何剛立即與本村村長一起連夜趕到北京， 要求將其捐贈給故宮博物院， 經專家鑒定為十分罕見的元代窖藏銀器， 這填補了故宮銀器收藏史上的一項空白。 為了更加完整地收藏這批銀器， 在故宮文物管理處梁處長的建議下，
這則新聞涉及兩個主要當事人， 何剛與梁金生。
何剛， 今年48歲， 和當前眾多中國農民一樣， 現也在外打工。 他打工的地方， 是浙江紹興的一處高鐵建築工地。 不過， 這份臨時工作即將結束， 他將面臨的是繼續尋找掙錢的機會。
梁金生， 自1984年開始， 就在故宮文物管理處工作， 近三十年中， 一直在同文物捐贈活動和捐贈者直接打交道， 經他親手登記的文物捐贈次數超過百次， 因此被媒體稱為“大內總管”。
兩個原本毫無關係的人， 因為捐贈文物事件而相遇。 也應該隨著捐贈事件的結束而結束， 曾經的捐贈只停留在回憶裡。
雖然事情已經過去了二十多年， 然而一談到向故宮捐贈文物的人和事， 梁金生自然而然就想起了何剛。 還說何剛最近一次給他打來電話說， 家裡又有人病了， 孩子結婚也急需用錢。
何剛家裡有事， 為什麼要對梁金生說？
聯繫何剛極為不容易， 因為在這個通訊發達的年代， 他卻沒有手機。 幸好， 他的工友有。
今天的何剛和眾多走向城市的農民一樣， 在工地上辛勤勞作。
因為沒有休息日， 所以只好等下班後再聊。 說好了晚上7點， 我等他的電話。 結果， 等到晚上快7點半， 何剛的電話還沒打過來。 就在我快要失望的時候， 手機響了。 何剛是用一家小店鋪裡的公用電話打來的。 我問他怎麼晚了， 何剛說：“我想7點你可能在吃飯， 怕打擾你， 就晚一點打了。 ”一個小小的細節， 流露出何剛的純樸與善良。
提起向故宮捐贈文物的事， 何剛的語氣卻沒有興奮的感覺， 相反甚至還有些低落， 似乎要說的是一件和自己關係不大的事情。 而且， 雖然是捐獻文物的話題，
何剛說， 這些天來他身體一直不好， 腰、腿、胳膊都在疼， 雖然在工地上， 卻幹不了重活兒。 從1985年將文物捐贈之後， 先後娶的兩個老婆都死了。 第一個老婆， 是喝農藥自殺的；第二個是得了尿毒癥， 花很多錢治病， 但最後也沒能治好。
我問：“這和那些元代銀器有關係嗎？”
在我的想像裡， 前兩個老婆的死， 也許與何剛捐贈文物之後的家庭矛盾有關。 果然， 何剛說， 應該有關係吧。
然而接下來， 卻完全不是我想像的那麼回事。 何剛所謂的“有關係”， 用他的話來說， 是“因為風水被挖破了”。 原來， 當年在村裡， 何剛挖出寶物的事情傳得神乎其神， 而那些上了年紀的老人則預警說，
是不是風水問題且不管它， 但對於一個普通農民來說， 挖到這樣一批珍貴的文物， 本身就是一件足以給生活帶來巨大影響的事情。
回憶挖到文物的過程， 何剛稍微有點激動。 他說， 爺爺給他講過， 他家現在的房子在幾十年前還是別人家的， 那家人有一天晚上睡覺， 突然看到屋子裡地板上發出火光， 男主人趕緊起床， 點著煤油燈就著微弱的燈光， 用鐵鍬挖開地板向下挖去， 可是什麼也沒有挖到。 後來， 估計那家人又挖過幾次， 仍舊一無所獲， 就放棄了。 後來何剛家和那家人換了房子， 結果還真是就在這間屋子裡， 挖出了寶貝。
這正應了一句老話：是你的終究是你的。但接下來的事情，卻又應了這話的後一半：不是你的終歸不是你的。
從自家屋子地下挖出的文物，究竟是不是自己的呢？
《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總則第五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地下、內水和領海中遺存的一切文物，屬於國家所有。對於這一法律條款，很多人恐怕都不知道，或者說僅僅是聽說過卻未必有真切理解。而且這裡還涉及到土地政策。在中國，土地屬於國家，所以即便是自有或購買的房屋，房屋的主人都只有土地的使用權。也就是說，在自家屋子下面挖出文物，和在野外任何一處挖到的是一樣的，文物均歸屬國家。但就中國人傳統的觀念來看，這一規定並不好理解。
沒想到，何剛卻很清楚。何剛說，他知道文物屬於國家，所以從一開始就沒有想過要把這批文物據為己有，更沒有想過要賣。當時，何剛挖出寶物的消息傳遍了十裡八村，文物販子紛至遝來，找到何剛，要求購買這批文物。何剛回憶道：“有人說，你要多少你說話，給你一袋子錢總夠了吧？就是那種蛇皮袋，那能裝很多很多錢。”甚至東西捐給故宮兩年之後，仍然有人找到何剛，要求購買。何剛說：“那不能賣，賣了以後就被弄到外國去了。這可是中國的東西。”
說來奇怪，何剛是一個僅有初中文憑的普通農民，為何卻會有如此清晰的文物保護意識呢？原來，何剛有一個叫老于的老鄉，老于的戰友老崔，當年在故宮保衛部門工作，正是這個老崔，在得知何剛挖到文物的時候，第一時間轉達了國家的相關政策，才使得何剛有了如此堅定明確的認識。也正是通過老崔，何剛等人才聯繫上了梁金生，並攜帶文物來到北京故宮，找到梁金生，辦妥了捐贈事宜。
梁金生說，雖然是無償捐獻，但當時故宮給了何剛一筆錢作為獎勵。
群眾挖到文物後上繳國家，到底應不應該給獎勵，該給多少合適，一直令相關管理部門頭疼。類似的情況並不鮮見。2005年，《黑龍江日報》就報導了這樣一件事情：
2005年7月，黑龍江省慶安縣新勝鄉一戶農民家蓋房，幫工村民挖地基時，意外挖出一箱“銀元寶”，隨即被村民一搶而光。據鑒定，“銀元寶”系純白銀，每個重量1900克，光緒年間打造，屬於國家三級文物。
之後，文物工作人員連續兩天向村民宣傳《文物法》的精神，動員村民上交元寶。最後村民共交出了17枚，文物管理部門給村民出具了收條，蓋上了公章。兩個月後，政府給上交元寶的村民每人發了100元。村民認為給得少，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文物法》第七章第二十九條明文規定，發現文物及時上報或者上繳，使文物得到保護的，由國家給予適當的精神鼓勵或者物質獎勵。在地下、內水、領海及其他場所中發現文物隱匿不報，不上繳國家的，由公安部門給予警告或者罰款，並追繳其非法所得的文物。
對此，有關專家表示：出土文物歸國家所有，不管農民還是誰發現都有義務上繳國家。國家鼓勵無償捐贈，對捐贈者頒發證書或物質獎勵，但沒有明確獎勵標準，大多以頒發證書這樣的精神獎勵為主，這對上報和捐贈行為是種肯定。但獎勵偏少，對文物保護是不利的。具體給多少，需就個案來判斷。上繳文物的每個人的覺悟不同，動機不同，所以要視情況而定。另外，還要看交寶人是否是主動上繳，如果是被做了工作後才不得不上繳的，恐怕要比主動上繳得到的獎勵少一些。
何剛是主動上繳的，而且他說，當時沒有多想，根本沒想過要錢，只是覺得“能把我們來回的路費報銷就行了”。而故宮，也沒有虧待何剛。梁金生說，本來準備獎勵1萬元的，但那時候社會上正熱捧“萬元戶”，故宮為了不要太張揚，沒有給何剛1萬元，而是給了8000元。
經歷過1985年的人們，應該不會懷疑何剛的動機和故宮的誠意，那個年代，雖然有了“萬元戶”，但金錢並不被認為是最重要的，那是一個精神和榮譽至上的年代。
然而時代在變，如果是今天，何剛還會捐贈嗎？對此，何剛的態度倒很堅決，他說，即便是現在，也一定會捐出來，原因很簡單，還是那句話，“文物屬於國家”。
沒有人會懷疑一個農民純樸的信念。梁金生後來把何剛當作朋友，有些時候，何剛遇到一些生活中令他感到困惑的問題，尤其是政策方面的事情，都會打電話來請教梁金生。如果兩人之間關於文物的故事就此結束，那真會像文章開頭新聞要表達的意思一樣，這將成為故宮文物捐贈歷史上的一段佳話，給人留下一個完美的回憶。
可惜的是，事情卻並沒有結束。
何剛帶著挖出的文物來到故宮，達成了捐贈的心願，又帶著意料之外的一筆錢回到家鄉，他心中的欣喜不難想像。但錢是不經花的。何剛說，2003年，他第二個老婆患尿毒癥，看病花了很多錢，還借了外債。萬般無奈之下，何剛想到了故宮，於是，他又來到了北京。依舊是梁金生接待了他，經過研究決定，故宮給了何剛5萬元。
此時，距離1985年，已經過了18年，這18年裡，何剛的生活究竟如何，我們不得而知，但可以想像的是，當初的幾千塊錢，比這次的5萬塊，似乎更經花。因為僅僅3年之後，何剛又一次找到了故宮。
2006年，因為老父親要做腿部的手術，急需用錢，所以何剛再次找到故宮，故宮又一次給了他5萬元。
何剛說，在他周圍，好多人都和他說過同樣的話，那就是“你虧了，如果那些東西不交上去，管花好幾輩子了”。甚至何剛自己的親生女兒也會拿這事奚落他，比如他向女兒要錢還債時，女兒雖然每次都給，但有時也會扔過來一句話：你管國家要錢去。對這，何剛說他一點也不後悔，而且相信自己真有困難的時候，國家能幫他解決。
現在，何剛似乎又一次遇到了困難。
何剛說，他近況不太好，又欠下2萬多塊錢的債，不知道如何還。這趟來紹興打工，總共也就是能掙1千多塊錢，腰、腿、胳臂都疼，回去得好好檢查一下。除了身體不好，家裡的事情更讓他煩心。老婆久病在身，偏頭疼和乳腺炎，一直好不了，老得花錢看病。21歲的兒子也有三叉神經痛。最緊迫的還不是這些，兒子很快要生二胎，需要給村裡上繳計劃生育費，大概1萬多塊錢，這筆錢到現在沒有交上。村支書前些日子打電話到家裡，說讓趕緊交，否則到下半年又該漲了。
我從北京打電話過去採訪他，讓何剛頗有些興奮，而這興奮之中又透露出些許糾結。也許對他來說，北京來的電話就意味著和故宮有關係，他這輩子和故宮算是結下不解之緣。面對生活的艱難，何剛自然而然又想到了曾經接受他捐贈的故宮。不過，這也正是最令他糾結的一點，前後兩次，故宮已經給了他10萬多塊錢，再向故宮要，何剛說，真張不開口啊。可是怎麼辦呢？何剛琢磨著是不是能有變通的方法，他說：“我想讓故宮給我出一個手續，讓政府免了這1萬多塊錢的計劃生育費。不知道行不行？”
這個問題，我沒法回答。何剛說，2006年的時候，故宮方面送了他一本書，他從書上看到，在國外對捐贈文物的行為，有免除稅收的做法。他想，中國是不是也有這個政策。如果有，稅都能免，這計劃生育費應該也能免吧。
何剛捐贈給故宮的19件元代銀器中，最引人注目的“銀鍍金鏨花雙鳳穿花玉壺春瓶”
不過據我瞭解，2002年出臺的《文物法》對於捐贈文物之後的事情並沒有明確規定，而在1999年制定的《公益事業捐贈法》裡，也沒有關於類似情況的明確條款。
最近接到過何剛電話的梁金生也感覺到了何剛的糾結。何剛要再來找故宮怎麼辦？梁金生說，在何剛確實在生活上遭遇到困難的時候，故宮是很有人情味地伸出過援助之手的，對其他捐贈者或者其後人也一樣，但“不能沒完沒了吧”。
我國法律對捐贈有明確規定：捐贈應當是自願和無償的。於法而言，文物捐贈一旦完成，故宮並沒有義務滿足捐贈者或其後人的不合理的事後要求。但是，捐贈文物，在中國不僅是法的問題，也是情的問題。面對文物捐贈的“事後人情賬”，梁金生有些無奈：“特別是有些捐贈涉及時間跨度太長，查證當年的具體捐贈情況得花費大量的時間和人力。就算查證後，故宮也沒有專項資金解決其索要的金錢。這讓我們陷入了管與不管的兩難境地。”
編輯：廣州日報全媒體
挖出了寶貝。這正應了一句老話：是你的終究是你的。但接下來的事情，卻又應了這話的後一半：不是你的終歸不是你的。
從自家屋子地下挖出的文物，究竟是不是自己的呢？
《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總則第五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地下、內水和領海中遺存的一切文物，屬於國家所有。對於這一法律條款，很多人恐怕都不知道，或者說僅僅是聽說過卻未必有真切理解。而且這裡還涉及到土地政策。在中國，土地屬於國家，所以即便是自有或購買的房屋，房屋的主人都只有土地的使用權。也就是說，在自家屋子下面挖出文物，和在野外任何一處挖到的是一樣的，文物均歸屬國家。但就中國人傳統的觀念來看，這一規定並不好理解。
沒想到，何剛卻很清楚。何剛說，他知道文物屬於國家，所以從一開始就沒有想過要把這批文物據為己有，更沒有想過要賣。當時，何剛挖出寶物的消息傳遍了十裡八村，文物販子紛至遝來，找到何剛，要求購買這批文物。何剛回憶道：“有人說，你要多少你說話，給你一袋子錢總夠了吧？就是那種蛇皮袋，那能裝很多很多錢。”甚至東西捐給故宮兩年之後，仍然有人找到何剛，要求購買。何剛說：“那不能賣，賣了以後就被弄到外國去了。這可是中國的東西。”
說來奇怪，何剛是一個僅有初中文憑的普通農民，為何卻會有如此清晰的文物保護意識呢？原來，何剛有一個叫老于的老鄉，老于的戰友老崔，當年在故宮保衛部門工作，正是這個老崔，在得知何剛挖到文物的時候，第一時間轉達了國家的相關政策，才使得何剛有了如此堅定明確的認識。也正是通過老崔，何剛等人才聯繫上了梁金生，並攜帶文物來到北京故宮，找到梁金生，辦妥了捐贈事宜。
梁金生說，雖然是無償捐獻，但當時故宮給了何剛一筆錢作為獎勵。
群眾挖到文物後上繳國家，到底應不應該給獎勵，該給多少合適，一直令相關管理部門頭疼。類似的情況並不鮮見。2005年，《黑龍江日報》就報導了這樣一件事情：
2005年7月，黑龍江省慶安縣新勝鄉一戶農民家蓋房，幫工村民挖地基時，意外挖出一箱“銀元寶”，隨即被村民一搶而光。據鑒定，“銀元寶”系純白銀，每個重量1900克，光緒年間打造，屬於國家三級文物。
之後，文物工作人員連續兩天向村民宣傳《文物法》的精神，動員村民上交元寶。最後村民共交出了17枚，文物管理部門給村民出具了收條，蓋上了公章。兩個月後，政府給上交元寶的村民每人發了100元。村民認為給得少，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文物法》第七章第二十九條明文規定，發現文物及時上報或者上繳，使文物得到保護的，由國家給予適當的精神鼓勵或者物質獎勵。在地下、內水、領海及其他場所中發現文物隱匿不報，不上繳國家的，由公安部門給予警告或者罰款，並追繳其非法所得的文物。
對此，有關專家表示：出土文物歸國家所有，不管農民還是誰發現都有義務上繳國家。國家鼓勵無償捐贈，對捐贈者頒發證書或物質獎勵，但沒有明確獎勵標準，大多以頒發證書這樣的精神獎勵為主，這對上報和捐贈行為是種肯定。但獎勵偏少，對文物保護是不利的。具體給多少，需就個案來判斷。上繳文物的每個人的覺悟不同，動機不同，所以要視情況而定。另外，還要看交寶人是否是主動上繳，如果是被做了工作後才不得不上繳的，恐怕要比主動上繳得到的獎勵少一些。
何剛是主動上繳的，而且他說，當時沒有多想，根本沒想過要錢，只是覺得“能把我們來回的路費報銷就行了”。而故宮，也沒有虧待何剛。梁金生說，本來準備獎勵1萬元的，但那時候社會上正熱捧“萬元戶”，故宮為了不要太張揚，沒有給何剛1萬元，而是給了8000元。
經歷過1985年的人們，應該不會懷疑何剛的動機和故宮的誠意，那個年代，雖然有了“萬元戶”，但金錢並不被認為是最重要的，那是一個精神和榮譽至上的年代。
然而時代在變，如果是今天，何剛還會捐贈嗎？對此，何剛的態度倒很堅決，他說，即便是現在，也一定會捐出來，原因很簡單，還是那句話，“文物屬於國家”。
沒有人會懷疑一個農民純樸的信念。梁金生後來把何剛當作朋友，有些時候，何剛遇到一些生活中令他感到困惑的問題，尤其是政策方面的事情，都會打電話來請教梁金生。如果兩人之間關於文物的故事就此結束，那真會像文章開頭新聞要表達的意思一樣，這將成為故宮文物捐贈歷史上的一段佳話，給人留下一個完美的回憶。
可惜的是，事情卻並沒有結束。
何剛帶著挖出的文物來到故宮，達成了捐贈的心願，又帶著意料之外的一筆錢回到家鄉，他心中的欣喜不難想像。但錢是不經花的。何剛說，2003年，他第二個老婆患尿毒癥，看病花了很多錢，還借了外債。萬般無奈之下，何剛想到了故宮，於是，他又來到了北京。依舊是梁金生接待了他，經過研究決定，故宮給了何剛5萬元。
此時，距離1985年，已經過了18年，這18年裡，何剛的生活究竟如何，我們不得而知，但可以想像的是，當初的幾千塊錢，比這次的5萬塊，似乎更經花。因為僅僅3年之後，何剛又一次找到了故宮。
2006年，因為老父親要做腿部的手術，急需用錢，所以何剛再次找到故宮，故宮又一次給了他5萬元。
何剛說，在他周圍，好多人都和他說過同樣的話，那就是“你虧了，如果那些東西不交上去，管花好幾輩子了”。甚至何剛自己的親生女兒也會拿這事奚落他，比如他向女兒要錢還債時，女兒雖然每次都給，但有時也會扔過來一句話：你管國家要錢去。對這，何剛說他一點也不後悔，而且相信自己真有困難的時候，國家能幫他解決。
現在，何剛似乎又一次遇到了困難。
何剛說，他近況不太好，又欠下2萬多塊錢的債，不知道如何還。這趟來紹興打工，總共也就是能掙1千多塊錢，腰、腿、胳臂都疼，回去得好好檢查一下。除了身體不好，家裡的事情更讓他煩心。老婆久病在身，偏頭疼和乳腺炎，一直好不了，老得花錢看病。21歲的兒子也有三叉神經痛。最緊迫的還不是這些，兒子很快要生二胎，需要給村裡上繳計劃生育費，大概1萬多塊錢，這筆錢到現在沒有交上。村支書前些日子打電話到家裡，說讓趕緊交，否則到下半年又該漲了。
我從北京打電話過去採訪他，讓何剛頗有些興奮，而這興奮之中又透露出些許糾結。也許對他來說，北京來的電話就意味著和故宮有關係，他這輩子和故宮算是結下不解之緣。面對生活的艱難，何剛自然而然又想到了曾經接受他捐贈的故宮。不過，這也正是最令他糾結的一點，前後兩次，故宮已經給了他10萬多塊錢，再向故宮要，何剛說，真張不開口啊。可是怎麼辦呢？何剛琢磨著是不是能有變通的方法，他說：“我想讓故宮給我出一個手續，讓政府免了這1萬多塊錢的計劃生育費。不知道行不行？”
這個問題，我沒法回答。何剛說，2006年的時候，故宮方面送了他一本書，他從書上看到，在國外對捐贈文物的行為，有免除稅收的做法。他想，中國是不是也有這個政策。如果有，稅都能免，這計劃生育費應該也能免吧。
何剛捐贈給故宮的19件元代銀器中，最引人注目的“銀鍍金鏨花雙鳳穿花玉壺春瓶”
不過據我瞭解，2002年出臺的《文物法》對於捐贈文物之後的事情並沒有明確規定，而在1999年制定的《公益事業捐贈法》裡，也沒有關於類似情況的明確條款。
最近接到過何剛電話的梁金生也感覺到了何剛的糾結。何剛要再來找故宮怎麼辦？梁金生說，在何剛確實在生活上遭遇到困難的時候，故宮是很有人情味地伸出過援助之手的，對其他捐贈者或者其後人也一樣，但“不能沒完沒了吧”。
我國法律對捐贈有明確規定：捐贈應當是自願和無償的。於法而言，文物捐贈一旦完成，故宮並沒有義務滿足捐贈者或其後人的不合理的事後要求。但是，捐贈文物，在中國不僅是法的問題，也是情的問題。面對文物捐贈的“事後人情賬”，梁金生有些無奈：“特別是有些捐贈涉及時間跨度太長，查證當年的具體捐贈情況得花費大量的時間和人力。就算查證後，故宮也沒有專項資金解決其索要的金錢。這讓我們陷入了管與不管的兩難境地。”
編輯：廣州日報全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