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永玉先生聊天記
二〇一四年七月底， 忽然收到李輝郵件：“黃先生八月四日九十歲生日， 下午要辦一個小範圍的自助生日宴，
哪裡有不參加的道理！
……
黃永玉口中的沈從文
我問了一個不少讀者問我的問題：“黃先生， 沈從文四九年、五〇年已經過得很不好了， 為什麼還寫信讓您回來？
黃先生先是哈哈笑， 說起話來就神情嚴肅：
“噢， 他， 他是很會超脫的， 他是很真實的， 他已經超脫自己遭遇之外。 不止他一個人， 還有一個鄭可先生， 一個老先生， 他也是。 鄭可先生比我早回來一年， 從香港， 並不等於他自己生活得非常好了， 或者怎麼樣了， 就很朦朧， 很蒙昧。 當時大家都看到好的一方面， 個人的遭遇可以忍受， 是吧；那麼後來就感覺到……比如說住的地方， 每一個教授都這麼差， 可大家都開心， 感覺到樸素， 大家都應該去怎麼樣，
接著， 黃先生講了一個故事：
“沈從文有個年輕時候的朋友， 是我的乾爹， 叫做朱早觀， 中央軍委辦公廳副主任。 他是沈從文當年的小朋友， 而且是我爸爸的親家， 他們的好朋友。 這個人， 脾氣聽說很怪， 怪到什麼程度呢， 在延安的時候， 讓他做賀龍的參謀長， 賀龍都不敢要， 讓他做彭德懷的參謀長， 彭德懷不敢要， 最後呢， 王震要了， 做了王震的參謀長， 一直做到解放， 打仗很厲害的。 解放不久， 他跑去看沈從文， 抱了個大西瓜， ‘你看啊， 你要是早幫共產黨， 現在就不是這個樣子了。
鳳凰舊友、苗族將領朱早觀到中老胡同看望沈從文， 時間是一九四九年六月， 其時沈從文正處在自殺之後的精神恢復過程中。
黑妮過來， 請父親切蛋糕。 誰說了一句， 昨天這麼熱， 今天這麼涼快。 黃先生道：“因為我生日嘛， 當然天氣好了。 ”大家都笑了。
我又問：“您看沈從文和巴金這兩個人， 性格很不一樣， 文章的風格也很不一樣， 但是兩個人一直很好。 這個怎麼解釋呢？”
“巴金呢， 是一個中心， 在精神上， 是一個中心， 老大，
黃先生又說：“巴金的文字是很不講究的……這些老人家面前， 我最怕巴金， 在他面前我沒有什麼話講。
“您這個性格， 不應該是這樣呀。 ”
“不是， 你講話， 他沒有話同你對答， 坐著。 你想， 坐著是不是厭煩我們在那裡， 咱們走， 他又不希望你走。 黃裳也有這感覺。 黃裳要是寫巴金， 就很有寫頭， 他同他的關係， 又住得很近， 可以寫很多。 黃裳寫了一點點， 他去世以後。 ”
“您昨天跟我說， 沈從文服飾研究的書， 郭沫若作序， 是最大的一個侮辱。 ”
“是不是？你說沈從文怎麼能反對。 當然不會是他去要求他的嘛。 就是沈從文去要求郭沫若， 郭沫若能答應嗎？是吧。 ”
“沈從文這個人， 也很矛盾。 您看他的性格， 外表很軟弱， 但是內心又特別堅強。 這個軟弱和堅強混合在一起。 ”
“沒有辦法。 你比如說， 第二次文代會， 五三年， 我回來了， 馬上就能夠參加文代會了。 當時基本上天天見面，因為住得近。‘好，你們年輕人多參加活動，好！我們這些老人就不要了，也可以了。’這一類的話，心情是很寂寥的。第二天早上要開會，大清早，他從東堂子胡同跑到大雅寶胡同，走路過來。‘永玉永玉，今天早上收到請柬。’啊，高興得。老人家嘛，寂寞。後來當了政協委員。”
……
“《沈從文全集》裡面，都沒有給您的信。”
“幾百封信，文革都抄掉了。”
“都抄掉了，太可惜了。”
“他寫給我的第一封信都有。”
“他這一輩子，寫了那麼多的信，太孤獨了，要跟人說。”
“寫小字，毛筆字。”
……
“您看了我這個《沈從文的後半生》，您覺得有沒有必要再寫一本《前半生》？”
“前半生，不要了。”
“不要了？”
“因為很清楚了。實際上他寫家裡，《從文自傳》裡面，寫的事情並不多，是吧？你怎麼可能能寫得更詳細呢？不可能。有的是他以後想像出來的。你比如說，我有一次同他回家鄉。我對表嬸說，回去吧。她說，你得問他。那我等於是強迫他回去，他居然同意了。然後回來，他就多謝我。躺在床上不能動的時候，他說多謝，要不然的話，他就不能回家。我說，等你好了以後，咱們再好好地回去一次。我說，咱們找一隻民船，你以前在白河游水的那種民船，自下而上往上走，往湘西那邊走，到一個碼頭，你有印象，咱們停下來，過了幾天再往前走。他說，沒有人做飯哪。我說，做飯很容易啊。他說，讓曾祺一起，曾祺會做飯，菜炒得好。我說，嗯，可以找他一下……以後就不行了。唉，真是。”
“您看，他的身體，從五十年代的時候，就開始血壓高。”
“流鼻血。四十年代、三十年代、二十年代就流鼻血，晚上寫東西就流鼻血。他愛強調兩樣，一個就是，自己身體經常不好，強調這個。”
“是不是真的不好，我想問問。”
“也有。這種情況呢，是一個弱者的表現，哎呀我身體不好，這樣。這個弱者的表現呢，從心理學上來講，是一種自我發揮，另外一種發揮。他愛強調的另一樣，寫字，書法，喜歡寫，但老是說用五分錢的毛筆啊這些，經常喜歡去做點這個。實際上他字寫得好，但又說是‘學書’。這就是湘西人的那種毛病，老人家的那種毛病，把否定當成肯定。像錢鐘書就強大。社科院讓他參加一次人大會堂的宴會，通過辦公室專門來找他。他說，‘我不去。’‘上級，江青同志讓你去的。’‘我不去，我很忙，我現在工作很忙。’‘那我可不可以說你身體不好？’‘不，我身體很好啊。’這就是強大。沈從文沒有這樣的強。”
“他比較溫和。”
“實際上內心很強大。”
“如果把他的書法收集起來，現在也收集不全了，印一本他的書法集，也挺好。”
“唉，可惜了，好多都毀了。”
“章草現在很少有人會了。”
“他寫得多好，寫得最好的一個人。”
……
“那個時候，有一些沙龍，像林徽因、梁思成的沙龍，多少的精華啊。凱撒大帝總結他的經驗，他不是有三條經驗嘛，一個是閱讀，一個是思考，還有一個交遊。人生文化成長的三個要點，一個是讀書，讀完了思考，還要交遊。交遊，在每一個歷史時期的文化圈裡面，都存在這個問題。比如說，十八世紀末的那個印象派，都住在塞納河的沿岸、兩邊，大家匯在一起，形成自己的作風，我免得同你一樣，我形成我的作風，你免得同我一樣、同他一樣，所以有自己的作風。因為交流，大家談陽光的問題，怎麼表現光，大家就研究這個。那麼生活也吵架，就是這樣的事———在中國，交遊，就成了小集團。”
……
黃先生太熟悉老朋友的性情了
他說起黃裳：
“這麼多朋友，只有我敢冒犯他。有的時候，我就住在他家，就批評他，談什麼問題。但也不是隨時，有機會，就把他窮講一頓。講完呢，就算了。”
又說起另一個老朋友：
“上海還有個朋友，殷振家，我們認識了幾十年。四十年代初，在江西贛州，我呢，進了他這個演劇二隊，他又是大演員，又是導演，長得特別瘦，特別小，很有才華，跟張樂平他們在一起。我是一個小弟弟嘛，當時。那麼，殷振家後來呢，就一直相忘於江湖。我知道他在上海。
“一直到九十年代，有一個小青年，在《蘋果日報》工作的，他要回上海，我說，你回上海呀，你幫我打聽一下，有這麼一個朋友。他打聽回來告訴我，說，還從來沒見過有人過這麼苦的日子。我說，怎麼一回事呢？他的愛人鋸了條腿，他所有的錢就都放到這個愛人身上。殷振家一解放，就安排在北京人藝，後來打回上海，先在戲劇學院，後來又弄到楊華生那裡，搞滑稽戲。《七十二家房客》是他編的，從來沒有他的名字。老出事，老出事，就這麼一個朋友。但是呢，對朋友是很好，在贛州，同張樂平啊，我們關係都很好。所以老想念他。
“知道他這樣的情況，我就趕緊去幫助他。有時給他畫，他拿去賣啊，怎麼怎麼的，所以也買了個房子，兒子啊什麼也看得起他了。所以每到上海就看兩個人，一個謝蔚明，一個是殷振家。殷振家是先死。謝蔚明告訴我，我就跑到上海，去參加他的悼念會———也無所謂，也沒有人開會。”
沉默了一會兒，黃先生又說：“殷振家是真可惜，他這個演戲，演得可真好！就像石揮這樣的……他愛人鋸了一條腿，我趕快幫忙；緩過來了，又鋸了一條腿，癌，然後就死了，是老北京美專的學生。我給他寫很多信，回憶當年在贛州的情景，我一邊寫，一邊就畫插圖：門口是什麼樣子，小街上突出一塊，那個是廁所，上面有個煙囪，牆上用白灰寫的‘抗戰必勝，建國必勝’，我都畫出來了。我告訴李輝，這個信，你要把它找到就好了。”
……
“您還記不記得，四十年代在上海認識的賈植芳先生？”
“怎麼不記得！好朋友。九十年代我回去，我找他了，找他聊天。他的話，山西話，是吧？有時候聊天，一半他愛人翻譯給我聽。這個人真是難得。”
由賈先生這個“胡風分子”，談到胡風，以及胡風周圍年輕的朋友們。
“我呢，跟胡風有過幾次見面，沒有什麼關係。你比如說，喬冠華、邵荃麟他們，在香港給他開座談會，這個是大事。當晚他就來找樓適夷。我跟樓適夷住在一個夾板房樓上，一個很好的洋房，中間隔了板，樓適夷在前頭客廳，他們兩個講了一個通宵。我也懂不得這些事兒，那個時候二十多歲，也不關心這個事兒，一天到晚刻木刻，不懂什麼政治問題。兩個人講哪，胡風就講他的委屈。我在最後那個房，中間還隔了另外一個人的房。搞到半夜，樓適夷來向我們要點心，我也拿點心給他。這樣一直到天亮。”
黃先生說：“胡風講‘到處是生活’，是對的，但是你跟他們那些人談什麼！這麼真誠地講文學的規律，他們也不一定看得懂。沒有用！這麼多的人受牽連迫害，真是可惜，可惜。而且都是有能力的人，像路翎啊，彭燕郊啊，綠原啊，這幫人，好慘好慘，真是。胡風有一句話叫做‘愧對戰鬥者’，這句話是對的。現在有些人來做節目，我就只說一些事情，不像‘傷痕文學’。我就說，憐憫，這種事情，學上帝的態度，在天上，唉呀，這麼殘忍，為什麼這麼殘忍，為什麼這麼幼稚。”
停頓了好一會兒。抽煙，喝茶。
談話如流水，流過許許多多的人，許許多多的事。
“蕭乾這個人哪，非常有意思。
人也很有趣，博學，知識廣闊，聊天，玩兒啊，真是太好了！一把雨傘擺在家裡，報館也得擺一把；雨衣，這裡一件，那裡一件。香港《大公報》晚上開夜班，一看九點鐘，抽屜打開，一瓶一瓶的藥，開水，吃這個藥，吃那個藥……落魄了，做右派，窮了，到街邊買處理的水果，一半是壞的，買回來，洗乾淨，把壞的切了，用布擺好，刀、叉、餐巾，一一擺好。
文革後，我搬到三裡河，知道他也住在附近，我寫了個信給他。我說，現在日子好了，太平了，平安了，不再恐懼了，我有吃的好東西，聽到好的音樂，我就想到你。他回了封信，‘那你得先來看我。’我說當然要來看你了，就又來往了。然後我就忙去了，毛澤東紀念堂啊，這裡那裡，忙得不得了。
再以後呢，我就到香港去了，我就不想待在這裡，在政協裡頭，在香港可以安心畫畫。他《尤利西斯》翻譯出來了，我打電報祝賀他。他翻譯的書，特別好，特別順。不久就去世了。很好玩兒的一個人，很幽默，懂幽默。唉，很想念他。”
……
“王遜，跟沈從文來往得比較多的，因為我的關係，他才住到我們大四合院來，表叔經常到我們這裡來。他是在昆明西南聯大的時候，就跟沈從文很親近，我是在美院之後才認得他的。很有學問，談吐妙透了。他結婚，我在他窗子的六扇玻璃上面畫了熱帶魚，彩色的，黑蠻給他畫了個燈罩。文革開始，他把玻璃拆下來。
那是北窗啊，他有氣管炎啊什麼的毛病，北京城的北窗，床頭沒有玻璃啊，多可怕，這麼過日子。他什麼事兒也沒有，但是害怕；加上他自己抽煙啊，肺啊什麼都有問題。黑妮那時候小，給他領糧食，在抽屜裡找糧本兒，他都不能說話了，看見他臉都綠了，就叫我愛人，趕快給他愛人打電話，送他去搶救，搶救好了再回來，回來又出事兒，再送，半路死了。
這個人很好，很多才，小學、中學、大學、做研究生，一直都是，沒有什麼！他在教書的時候，有留學生給他教，他教來學中國美術史的。留學生嘛，又不是特務。美術學院，我的留學生最多。為什麼？我現在研究了，新的藝術思潮，可能我具備得多一點。徐悲鴻他們，沒有時間，所以就讓我教；還有一個，就是王遜。哪一個外國人到中國學油畫呢，你想？就來學版畫嘛。他就這麼死了，這麼有學問的人。”
……
“梁漱溟，這個知識份子了不起。是吧？有人問，‘毛主席、周總理逝世了，你有什麼感想？’‘寂寞。’這個氣派很大！還有對你，抄你家，燒你的東西，你有什麼感覺？都身外之物了，祖宗傳下來的，沒有什麼；有一件事，我對不起，北大有個窮學生，我向他借了一本詞典，一起燒了，我沒有辦法還給別人，我失信於人，這一點我抱歉。就講這個。還有呢，政協，‘批林批孔’。他那一組，在政協三樓，一圈，包括董竹君，這是董竹君講給我聽的。他故意把一張凳子擺在中間，他坐在中間，老是不說話。大家就批。怎麼說呢，‘你應該積極地參加批林批孔。’他說，‘這樣，批林還可以，批孔怎麼可能。我都不行，你們怎麼行！’‘那你應該學習馮友蘭同志。’‘友蘭呢，是我的學生，我呢，覺得他人格有點問題。’”
……
“樓適夷先生的資歷是很老的，在為人啊，道德上，是很好、很好的。我們的李樺，說文藝界的最好的一個人就是樓適夷；樓適夷說，你們美術界，最好的就是李樺。他們兩個人都是，老實極了，總幫人家的忙……我將來寫到樓適夷先生的時候，我也會這麼寫。”
……
不知怎麼就談到了胡喬木：“我住在三裡河的時候，錢鍾書也住在三裡河，胡喬木有時候就來找找錢鍾書聊天，找找我聊天。要看胡喬木的一般的生活，非常沒有意思。來我們家談別的東西，聊玄天，很有意思。他主要的為什麼呢，他想擺脫那些，才到我們這個世界來。我呢，有一個注意的地方，就是，不打聽事情。他愛說什麼，我們聽，不提出什麼問題。同他來往，哇哇哇的，很好。有時候我送書，他居然會很喜歡我的“動物篇”、《永玉三記》啊那些。他的注解啊，有時候弄得很多，弄了六七張信紙，排字排錯了啊，用詞用錯了啊，什麼什麼的。”
“他，也是一個矛盾的人。”
“對，就是矛盾的生活，寂寞。來，大家互相尊重，就好了。”
“當年他把沈從文調到社科院，是他個人的意思，還是上面也有這個意思？”
“不，不，有好多人幫忙。”
……
再坐下來，話題轉到《無愁河的浪蕩漢子》
第一部三大本八十萬字已經出版了，第二部仍然在《收穫》上連載。喜歡的人期待著，每兩個月才能看一段，兩三萬字；也有不喜歡的人，非常發愁，怎麼還不完、還不完啊。嘿嘿，早著呢，第二部走出了鳳凰，走上了社會，但還只是一個十幾歲的少年。
“我現在寫另外一個環境了，不是家鄉。那個社會的學問很深奧。你比如說，當時的泉州，泉州的開元寺，有一個劇團，從宋朝傳下來，它演的戲呀，佛經故事，還有宋朝的打諢，包括演完戲還有角鬥，這都是傳統。同泉州其他的戲，高甲戲啊，什麼戲，不一樣。我能夠那麼地碰到，真不簡單。”
“這個跟您的注意力也有關。也有很多人碰到，不注意就……”
“本地人就都不注意。”
“您的記憶力真好，很多的細節都記得清清楚楚。”
“現在有的人說，我的人名太多了，是個缺點。我說我不寫這個人名，事兒就出不來。人是跟著事兒出來的，沒有人，就沒有事兒。十一月份，我就特別寫了一段聲明，講這個問題。我說，現在人名太多，你不要認真去看它，晃過去就行了。幾百個上千個人的名字，你記它幹嘛！你就記事情，這個事情是嚴肅的。我本來想寫當代的文章，開頭改了四五次，他們嫌故事太少。這是個大故事。後來我把這幾段刪掉了。你就往下看。看什麼呢？老朋友，天天見面，哪有這麼多故事嘛？不可能啊。講囉裡囉嗦的事！我就是講這麼囉裡囉嗦的那一類事。最後我用‘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那一段，我說，我找‘我’也找了半輩子，就這麼寫就完了，不寫別的。”
黃先生抽了口煙，又說：“還有，對悲劇，不發感歎，就把這個端出來就是了。”
又抽一口煙。“有個老頭在鄉下，專門研究李卓吾的，泉州的李卓吾，很多的版本他都有，是個小地主一樣的人，村子裡面非常富裕，我的同學在這個村子，福建南安。他喜歡我，讓我到他樓上去，打開櫃子，看，不要走近，你遠遠地看，他介紹，版本什麼的。介紹到一半，他說，‘我累了，腰都酸了，下半你不用我介紹了，我就不介紹給你了。’我說，‘我是不是可以摸一下？’他說，‘你不能摸。’”
黃先生講得我跟他一起笑起來。
……
八月五日上午十點，我到黃先生家，黑妮說，早就等著你了。在客廳坐下，黃先生先交給我《無愁河》校樣，我回上海帶給《收穫》。校樣是李輝昨天留下的，晚上我們散去之後，黃先生看了這兩三萬字，用紅筆改了多處，精力真是讓人驚奇。其中一幅插圖印的有問題，黃先生標出之後，又特意在裝校樣的信封背面，再加提醒：“洛陽橋插圖分裂了，不知怎麼一回事？請注意。”
“您昨天晚上是幾點鐘睡覺的？”
“我啊，一點多。”
“平常呢？”
“平常也是一點多，兩點。最近看電視，到床上還在看，看摔跤啊，青海台啊，河南台啊。”
“那您一天睡幾個小時啊？”
“我隨時睡。無所謂的。”
“看電視的時間挺長？”
“有些時候長，看影碟啊。我主要有一點，工作時間是指定的，工作時間之外，隨便做什麼，不管自己的。”
“上午工作？”
“上午在寫小說，下午就是外來的一些人，什麼買畫呀，買字呀，或者是看看零碎的書，做做筆記，反正這一類的事兒。”
“現在寫文章用的時間，比畫畫用得多了。”
“可不，這樣已經五六年了。連載，一催稿，就緊張。別的沒有什麼，畫畫很自由。”
“連載這個形式也挺好，沒有這個形式逼著，您可能就拖了。”
“我就玩啊，或者什麼了，那就不可能寫完了……所以李輝是監督員，我的監督員，很好。沒有他的敦促，不是很容易寫得完的。”
黃先生一邊說話，一邊抽煙鬥，或者雪茄。我說您一直抽，影響不影響喉嚨？黃先生反問道：“你聽我說話，覺得有什麼影響沒有？———也有一點，別人讓我現在唱歌，我就唱不好了。”說完，哈哈笑。
……
黃先生問我：“你去過鳳凰嗎？”
“去過，但是我去得已經比較晚了。後來又建了很多東西。你們那個地方，在清朝其實是湘西的中心。”
“不僅是清朝，民國也是。民國時候，為什麼成為一個中心呢？因為陳渠珍在那兒。有十三縣，湘西十三縣，由陳渠珍管，國民黨來打國民黨，共產黨來打共產黨，三十一年的太平。所以呢，經濟生活、軍事、文化，各方面都是很自高自大的，很了不起的。包括我們有槍工廠，做槍的工廠；皮工廠，包括做軍官的皮帶啊，駁子炮的殼還是什麼的。還自己有湘西十三縣的鈔票！”
“他這獨立王國。對陳渠珍這個人，應該重新認識。”
“就是這麼一回事，陳渠珍就是這麼一回事。解放後，他算是有功勞嘛，紅軍長征他借過東西啊，資助過，所以請他當特邀代表，不算他的老賬。前幾年，他的孩子們就找我，他的遺體、骨頭還擺在長沙，老搞工地蓋房子啊，一下這裡，一下那裡，老在搬遷，想回鳳凰來。我說鳳凰來好啊，那我就幫他講話，不光是講話，也不需要政府出錢嘛。就在南華山，選可以看到鳳凰全景的這麼一個角落，把骨頭盤回來，我給他設計一個陵園。然後呢，他的太太很多，有十一個，寫哪一個呢？我說你們認為寫哪一個好？他們說，‘我們的媽媽都不用寫了，就寫西原一個人。’就寫西藏的那一個，其他不用寫了。我說你們很開明啊。所以我就做了一個銅的西原的像，趴在他的墳墓那裡，現在就擺在那兒。那篇墓誌銘也是我寫的，就寫他過去的事，除了黨的關係，什麼都寫了。”
“這個好。他在鳳凰，比在長沙好。”
“因為我跟他的關係還是比較近的，小時候老到他那兒去玩兒。為什麼我能去玩兒呢？因為他的太太，有一個是我媽媽的同學，而且是同班。”
“在《無愁河》裡面寫了。你們那個地方，雖然偏僻，卻一點都不封閉。很早的時候，像您父親啊，您母親啊，就受現代教育，那麼早的年代。”
“主要是經濟的關係，有錢，沒有錢也辦不到。我外公是寧波知府，最末一任，清朝末一任寧波知府，是曾國藩的部下。慈禧要分散曾國藩的力量，把他弄到寧波，寧波知府是很大，很權威，所以他的孩子能念大學、念師範啊什麼的。而且外婆是寧波人。”
……
“您下放到河北磁縣農場勞動的時候，那段日子還輕鬆吧？”
“非常不輕鬆。不輕鬆。對我呢，比較好，因為到底下，那兩派的力量還在那邊頂，對我呢，比較放心，我只是寫動物那個東西，被人家揭發出來了，別的我沒有。我歷史一點問題也沒有，作風，也沒有問題，親戚，也沒有問題，而且教書非常認真———當然後來被批判成為資產階級教育方法，那沒有辦法———但是教書，百分之百地投入，非常認真。要不，這麼一個資產階級的教授在這裡，老早踢掉了，就是因為你認真，他沒有辦法那個。而且我脾氣又不好，他竟然還要你。所以呢，到了幹校，對我這方面，沒有派系，覺得可靠，讓我送報，各個班由我來送，讓我當草藥組的組長，采草藥給軍部上繳，做感冒丸啊，做什麼丸。”
……
“我在佛羅倫斯，星期天，小車子可以開進市區，女兒就帶著我到了小街上，我就畫呀，畫一個多少世紀以來賣顏料、美術用品的一條街，什麼顏料它現在都可以給你配。我去買顏料，買慣了。所以我換了一個街，是一個大橫街的中間一條小胡同，我就坐在那個胡同對面的馬路上，支起畫架，就在畫。那邊有個教堂，做完禮拜，一個老太太出來，‘撲通’倒在地上。大家就‘哇’地嚷起來，幾十個人。我就放下筆，過去看一看。老太太臉都綠了，躺在那兒。我做過草藥組的組長，基本東西還知道，給她進行按摩啊，腦後面揉呀，人中掐呀，後肩胛骨給她按摩，好了。神父也來，拿水給我來弄弄。救護車也來了，大家說不用了，‘中國醫生’把她醫好了。我女兒回來，看到這個事，就叫他們說不要說‘中國醫生’，因為我不是‘中國醫生’，說‘中國醫生’要涉及到‘無牌行醫’呀。”
“下放時候做草藥組組長，這下用上了。”
“老太太嘛，一大群，鄉下的，城郊的，要送錢。我說不要不要，就過去了。我不像雷鋒，雷鋒做了好事，就寫在日記上面。我呢，修養很差，我到處跟人講，而且還要告訴我的朋友，我這個修養很差。那是快樂，那是高興哪。”
高興得現在講起這件事，還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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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基本上天天見面，因為住得近。‘好，你們年輕人多參加活動，好！我們這些老人就不要了，也可以了。’這一類的話，心情是很寂寥的。第二天早上要開會，大清早，他從東堂子胡同跑到大雅寶胡同，走路過來。‘永玉永玉，今天早上收到請柬。’啊，高興得。老人家嘛，寂寞。後來當了政協委員。”……
“《沈從文全集》裡面，都沒有給您的信。”
“幾百封信，文革都抄掉了。”
“都抄掉了，太可惜了。”
“他寫給我的第一封信都有。”
“他這一輩子，寫了那麼多的信，太孤獨了，要跟人說。”
“寫小字，毛筆字。”
……
“您看了我這個《沈從文的後半生》，您覺得有沒有必要再寫一本《前半生》？”
“前半生，不要了。”
“不要了？”
“因為很清楚了。實際上他寫家裡，《從文自傳》裡面，寫的事情並不多，是吧？你怎麼可能能寫得更詳細呢？不可能。有的是他以後想像出來的。你比如說，我有一次同他回家鄉。我對表嬸說，回去吧。她說，你得問他。那我等於是強迫他回去，他居然同意了。然後回來，他就多謝我。躺在床上不能動的時候，他說多謝，要不然的話，他就不能回家。我說，等你好了以後，咱們再好好地回去一次。我說，咱們找一隻民船，你以前在白河游水的那種民船，自下而上往上走，往湘西那邊走，到一個碼頭，你有印象，咱們停下來，過了幾天再往前走。他說，沒有人做飯哪。我說，做飯很容易啊。他說，讓曾祺一起，曾祺會做飯，菜炒得好。我說，嗯，可以找他一下……以後就不行了。唉，真是。”
“您看，他的身體，從五十年代的時候，就開始血壓高。”
“流鼻血。四十年代、三十年代、二十年代就流鼻血，晚上寫東西就流鼻血。他愛強調兩樣，一個就是，自己身體經常不好，強調這個。”
“是不是真的不好，我想問問。”
“也有。這種情況呢，是一個弱者的表現，哎呀我身體不好，這樣。這個弱者的表現呢，從心理學上來講，是一種自我發揮，另外一種發揮。他愛強調的另一樣，寫字，書法，喜歡寫，但老是說用五分錢的毛筆啊這些，經常喜歡去做點這個。實際上他字寫得好，但又說是‘學書’。這就是湘西人的那種毛病，老人家的那種毛病，把否定當成肯定。像錢鐘書就強大。社科院讓他參加一次人大會堂的宴會，通過辦公室專門來找他。他說，‘我不去。’‘上級，江青同志讓你去的。’‘我不去，我很忙，我現在工作很忙。’‘那我可不可以說你身體不好？’‘不，我身體很好啊。’這就是強大。沈從文沒有這樣的強。”
“他比較溫和。”
“實際上內心很強大。”
“如果把他的書法收集起來，現在也收集不全了，印一本他的書法集，也挺好。”
“唉，可惜了，好多都毀了。”
“章草現在很少有人會了。”
“他寫得多好，寫得最好的一個人。”
……
“那個時候，有一些沙龍，像林徽因、梁思成的沙龍，多少的精華啊。凱撒大帝總結他的經驗，他不是有三條經驗嘛，一個是閱讀，一個是思考，還有一個交遊。人生文化成長的三個要點，一個是讀書，讀完了思考，還要交遊。交遊，在每一個歷史時期的文化圈裡面，都存在這個問題。比如說，十八世紀末的那個印象派，都住在塞納河的沿岸、兩邊，大家匯在一起，形成自己的作風，我免得同你一樣，我形成我的作風，你免得同我一樣、同他一樣，所以有自己的作風。因為交流，大家談陽光的問題，怎麼表現光，大家就研究這個。那麼生活也吵架，就是這樣的事———在中國，交遊，就成了小集團。”
……
黃先生太熟悉老朋友的性情了
他說起黃裳：
“這麼多朋友，只有我敢冒犯他。有的時候，我就住在他家，就批評他，談什麼問題。但也不是隨時，有機會，就把他窮講一頓。講完呢，就算了。”
又說起另一個老朋友：
“上海還有個朋友，殷振家，我們認識了幾十年。四十年代初，在江西贛州，我呢，進了他這個演劇二隊，他又是大演員，又是導演，長得特別瘦，特別小，很有才華，跟張樂平他們在一起。我是一個小弟弟嘛，當時。那麼，殷振家後來呢，就一直相忘於江湖。我知道他在上海。
“一直到九十年代，有一個小青年，在《蘋果日報》工作的，他要回上海，我說，你回上海呀，你幫我打聽一下，有這麼一個朋友。他打聽回來告訴我，說，還從來沒見過有人過這麼苦的日子。我說，怎麼一回事呢？他的愛人鋸了條腿，他所有的錢就都放到這個愛人身上。殷振家一解放，就安排在北京人藝，後來打回上海，先在戲劇學院，後來又弄到楊華生那裡，搞滑稽戲。《七十二家房客》是他編的，從來沒有他的名字。老出事，老出事，就這麼一個朋友。但是呢，對朋友是很好，在贛州，同張樂平啊，我們關係都很好。所以老想念他。
“知道他這樣的情況，我就趕緊去幫助他。有時給他畫，他拿去賣啊，怎麼怎麼的，所以也買了個房子，兒子啊什麼也看得起他了。所以每到上海就看兩個人，一個謝蔚明，一個是殷振家。殷振家是先死。謝蔚明告訴我，我就跑到上海，去參加他的悼念會———也無所謂，也沒有人開會。”
沉默了一會兒，黃先生又說：“殷振家是真可惜，他這個演戲，演得可真好！就像石揮這樣的……他愛人鋸了一條腿，我趕快幫忙；緩過來了，又鋸了一條腿，癌，然後就死了，是老北京美專的學生。我給他寫很多信，回憶當年在贛州的情景，我一邊寫，一邊就畫插圖：門口是什麼樣子，小街上突出一塊，那個是廁所，上面有個煙囪，牆上用白灰寫的‘抗戰必勝，建國必勝’，我都畫出來了。我告訴李輝，這個信，你要把它找到就好了。”
……
“您還記不記得，四十年代在上海認識的賈植芳先生？”
“怎麼不記得！好朋友。九十年代我回去，我找他了，找他聊天。他的話，山西話，是吧？有時候聊天，一半他愛人翻譯給我聽。這個人真是難得。”
由賈先生這個“胡風分子”，談到胡風，以及胡風周圍年輕的朋友們。
“我呢，跟胡風有過幾次見面，沒有什麼關係。你比如說，喬冠華、邵荃麟他們，在香港給他開座談會，這個是大事。當晚他就來找樓適夷。我跟樓適夷住在一個夾板房樓上，一個很好的洋房，中間隔了板，樓適夷在前頭客廳，他們兩個講了一個通宵。我也懂不得這些事兒，那個時候二十多歲，也不關心這個事兒，一天到晚刻木刻，不懂什麼政治問題。兩個人講哪，胡風就講他的委屈。我在最後那個房，中間還隔了另外一個人的房。搞到半夜，樓適夷來向我們要點心，我也拿點心給他。這樣一直到天亮。”
黃先生說：“胡風講‘到處是生活’，是對的，但是你跟他們那些人談什麼！這麼真誠地講文學的規律，他們也不一定看得懂。沒有用！這麼多的人受牽連迫害，真是可惜，可惜。而且都是有能力的人，像路翎啊，彭燕郊啊，綠原啊，這幫人，好慘好慘，真是。胡風有一句話叫做‘愧對戰鬥者’，這句話是對的。現在有些人來做節目，我就只說一些事情，不像‘傷痕文學’。我就說，憐憫，這種事情，學上帝的態度，在天上，唉呀，這麼殘忍，為什麼這麼殘忍，為什麼這麼幼稚。”
停頓了好一會兒。抽煙，喝茶。
談話如流水，流過許許多多的人，許許多多的事。
“蕭乾這個人哪，非常有意思。
人也很有趣，博學，知識廣闊，聊天，玩兒啊，真是太好了！一把雨傘擺在家裡，報館也得擺一把；雨衣，這裡一件，那裡一件。香港《大公報》晚上開夜班，一看九點鐘，抽屜打開，一瓶一瓶的藥，開水，吃這個藥，吃那個藥……落魄了，做右派，窮了，到街邊買處理的水果，一半是壞的，買回來，洗乾淨，把壞的切了，用布擺好，刀、叉、餐巾，一一擺好。
文革後，我搬到三裡河，知道他也住在附近，我寫了個信給他。我說，現在日子好了，太平了，平安了，不再恐懼了，我有吃的好東西，聽到好的音樂，我就想到你。他回了封信，‘那你得先來看我。’我說當然要來看你了，就又來往了。然後我就忙去了，毛澤東紀念堂啊，這裡那裡，忙得不得了。
再以後呢，我就到香港去了，我就不想待在這裡，在政協裡頭，在香港可以安心畫畫。他《尤利西斯》翻譯出來了，我打電報祝賀他。他翻譯的書，特別好，特別順。不久就去世了。很好玩兒的一個人，很幽默，懂幽默。唉，很想念他。”
……
“王遜，跟沈從文來往得比較多的，因為我的關係，他才住到我們大四合院來，表叔經常到我們這裡來。他是在昆明西南聯大的時候，就跟沈從文很親近，我是在美院之後才認得他的。很有學問，談吐妙透了。他結婚，我在他窗子的六扇玻璃上面畫了熱帶魚，彩色的，黑蠻給他畫了個燈罩。文革開始，他把玻璃拆下來。
那是北窗啊，他有氣管炎啊什麼的毛病，北京城的北窗，床頭沒有玻璃啊，多可怕，這麼過日子。他什麼事兒也沒有，但是害怕；加上他自己抽煙啊，肺啊什麼都有問題。黑妮那時候小，給他領糧食，在抽屜裡找糧本兒，他都不能說話了，看見他臉都綠了，就叫我愛人，趕快給他愛人打電話，送他去搶救，搶救好了再回來，回來又出事兒，再送，半路死了。
這個人很好，很多才，小學、中學、大學、做研究生，一直都是，沒有什麼！他在教書的時候，有留學生給他教，他教來學中國美術史的。留學生嘛，又不是特務。美術學院，我的留學生最多。為什麼？我現在研究了，新的藝術思潮，可能我具備得多一點。徐悲鴻他們，沒有時間，所以就讓我教；還有一個，就是王遜。哪一個外國人到中國學油畫呢，你想？就來學版畫嘛。他就這麼死了，這麼有學問的人。”
……
“梁漱溟，這個知識份子了不起。是吧？有人問，‘毛主席、周總理逝世了，你有什麼感想？’‘寂寞。’這個氣派很大！還有對你，抄你家，燒你的東西，你有什麼感覺？都身外之物了，祖宗傳下來的，沒有什麼；有一件事，我對不起，北大有個窮學生，我向他借了一本詞典，一起燒了，我沒有辦法還給別人，我失信於人，這一點我抱歉。就講這個。還有呢，政協，‘批林批孔’。他那一組，在政協三樓，一圈，包括董竹君，這是董竹君講給我聽的。他故意把一張凳子擺在中間，他坐在中間，老是不說話。大家就批。怎麼說呢，‘你應該積極地參加批林批孔。’他說，‘這樣，批林還可以，批孔怎麼可能。我都不行，你們怎麼行！’‘那你應該學習馮友蘭同志。’‘友蘭呢，是我的學生，我呢，覺得他人格有點問題。’”
……
“樓適夷先生的資歷是很老的，在為人啊，道德上，是很好、很好的。我們的李樺，說文藝界的最好的一個人就是樓適夷；樓適夷說，你們美術界，最好的就是李樺。他們兩個人都是，老實極了，總幫人家的忙……我將來寫到樓適夷先生的時候，我也會這麼寫。”
……
不知怎麼就談到了胡喬木：“我住在三裡河的時候，錢鍾書也住在三裡河，胡喬木有時候就來找找錢鍾書聊天，找找我聊天。要看胡喬木的一般的生活，非常沒有意思。來我們家談別的東西，聊玄天，很有意思。他主要的為什麼呢，他想擺脫那些，才到我們這個世界來。我呢，有一個注意的地方，就是，不打聽事情。他愛說什麼，我們聽，不提出什麼問題。同他來往，哇哇哇的，很好。有時候我送書，他居然會很喜歡我的“動物篇”、《永玉三記》啊那些。他的注解啊，有時候弄得很多，弄了六七張信紙，排字排錯了啊，用詞用錯了啊，什麼什麼的。”
“他，也是一個矛盾的人。”
“對，就是矛盾的生活，寂寞。來，大家互相尊重，就好了。”
“當年他把沈從文調到社科院，是他個人的意思，還是上面也有這個意思？”
“不，不，有好多人幫忙。”
……
再坐下來，話題轉到《無愁河的浪蕩漢子》
第一部三大本八十萬字已經出版了，第二部仍然在《收穫》上連載。喜歡的人期待著，每兩個月才能看一段，兩三萬字；也有不喜歡的人，非常發愁，怎麼還不完、還不完啊。嘿嘿，早著呢，第二部走出了鳳凰，走上了社會，但還只是一個十幾歲的少年。
“我現在寫另外一個環境了，不是家鄉。那個社會的學問很深奧。你比如說，當時的泉州，泉州的開元寺，有一個劇團，從宋朝傳下來，它演的戲呀，佛經故事，還有宋朝的打諢，包括演完戲還有角鬥，這都是傳統。同泉州其他的戲，高甲戲啊，什麼戲，不一樣。我能夠那麼地碰到，真不簡單。”
“這個跟您的注意力也有關。也有很多人碰到，不注意就……”
“本地人就都不注意。”
“您的記憶力真好，很多的細節都記得清清楚楚。”
“現在有的人說，我的人名太多了，是個缺點。我說我不寫這個人名，事兒就出不來。人是跟著事兒出來的，沒有人，就沒有事兒。十一月份，我就特別寫了一段聲明，講這個問題。我說，現在人名太多，你不要認真去看它，晃過去就行了。幾百個上千個人的名字，你記它幹嘛！你就記事情，這個事情是嚴肅的。我本來想寫當代的文章，開頭改了四五次，他們嫌故事太少。這是個大故事。後來我把這幾段刪掉了。你就往下看。看什麼呢？老朋友，天天見面，哪有這麼多故事嘛？不可能啊。講囉裡囉嗦的事！我就是講這麼囉裡囉嗦的那一類事。最後我用‘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那一段，我說，我找‘我’也找了半輩子，就這麼寫就完了，不寫別的。”
黃先生抽了口煙，又說：“還有，對悲劇，不發感歎，就把這個端出來就是了。”
又抽一口煙。“有個老頭在鄉下，專門研究李卓吾的，泉州的李卓吾，很多的版本他都有，是個小地主一樣的人，村子裡面非常富裕，我的同學在這個村子，福建南安。他喜歡我，讓我到他樓上去，打開櫃子，看，不要走近，你遠遠地看，他介紹，版本什麼的。介紹到一半，他說，‘我累了，腰都酸了，下半你不用我介紹了，我就不介紹給你了。’我說，‘我是不是可以摸一下？’他說，‘你不能摸。’”
黃先生講得我跟他一起笑起來。
……
八月五日上午十點，我到黃先生家，黑妮說，早就等著你了。在客廳坐下，黃先生先交給我《無愁河》校樣，我回上海帶給《收穫》。校樣是李輝昨天留下的，晚上我們散去之後，黃先生看了這兩三萬字，用紅筆改了多處，精力真是讓人驚奇。其中一幅插圖印的有問題，黃先生標出之後，又特意在裝校樣的信封背面，再加提醒：“洛陽橋插圖分裂了，不知怎麼一回事？請注意。”
“您昨天晚上是幾點鐘睡覺的？”
“我啊，一點多。”
“平常呢？”
“平常也是一點多，兩點。最近看電視，到床上還在看，看摔跤啊，青海台啊，河南台啊。”
“那您一天睡幾個小時啊？”
“我隨時睡。無所謂的。”
“看電視的時間挺長？”
“有些時候長，看影碟啊。我主要有一點，工作時間是指定的，工作時間之外，隨便做什麼，不管自己的。”
“上午工作？”
“上午在寫小說，下午就是外來的一些人，什麼買畫呀，買字呀，或者是看看零碎的書，做做筆記，反正這一類的事兒。”
“現在寫文章用的時間，比畫畫用得多了。”
“可不，這樣已經五六年了。連載，一催稿，就緊張。別的沒有什麼，畫畫很自由。”
“連載這個形式也挺好，沒有這個形式逼著，您可能就拖了。”
“我就玩啊，或者什麼了，那就不可能寫完了……所以李輝是監督員，我的監督員，很好。沒有他的敦促，不是很容易寫得完的。”
黃先生一邊說話，一邊抽煙鬥，或者雪茄。我說您一直抽，影響不影響喉嚨？黃先生反問道：“你聽我說話，覺得有什麼影響沒有？———也有一點，別人讓我現在唱歌，我就唱不好了。”說完，哈哈笑。
……
黃先生問我：“你去過鳳凰嗎？”
“去過，但是我去得已經比較晚了。後來又建了很多東西。你們那個地方，在清朝其實是湘西的中心。”
“不僅是清朝，民國也是。民國時候，為什麼成為一個中心呢？因為陳渠珍在那兒。有十三縣，湘西十三縣，由陳渠珍管，國民黨來打國民黨，共產黨來打共產黨，三十一年的太平。所以呢，經濟生活、軍事、文化，各方面都是很自高自大的，很了不起的。包括我們有槍工廠，做槍的工廠；皮工廠，包括做軍官的皮帶啊，駁子炮的殼還是什麼的。還自己有湘西十三縣的鈔票！”
“他這獨立王國。對陳渠珍這個人，應該重新認識。”
“就是這麼一回事，陳渠珍就是這麼一回事。解放後，他算是有功勞嘛，紅軍長征他借過東西啊，資助過，所以請他當特邀代表，不算他的老賬。前幾年，他的孩子們就找我，他的遺體、骨頭還擺在長沙，老搞工地蓋房子啊，一下這裡，一下那裡，老在搬遷，想回鳳凰來。我說鳳凰來好啊，那我就幫他講話，不光是講話，也不需要政府出錢嘛。就在南華山，選可以看到鳳凰全景的這麼一個角落，把骨頭盤回來，我給他設計一個陵園。然後呢，他的太太很多，有十一個，寫哪一個呢？我說你們認為寫哪一個好？他們說，‘我們的媽媽都不用寫了，就寫西原一個人。’就寫西藏的那一個，其他不用寫了。我說你們很開明啊。所以我就做了一個銅的西原的像，趴在他的墳墓那裡，現在就擺在那兒。那篇墓誌銘也是我寫的，就寫他過去的事，除了黨的關係，什麼都寫了。”
“這個好。他在鳳凰，比在長沙好。”
“因為我跟他的關係還是比較近的，小時候老到他那兒去玩兒。為什麼我能去玩兒呢？因為他的太太，有一個是我媽媽的同學，而且是同班。”
“在《無愁河》裡面寫了。你們那個地方，雖然偏僻，卻一點都不封閉。很早的時候，像您父親啊，您母親啊，就受現代教育，那麼早的年代。”
“主要是經濟的關係，有錢，沒有錢也辦不到。我外公是寧波知府，最末一任，清朝末一任寧波知府，是曾國藩的部下。慈禧要分散曾國藩的力量，把他弄到寧波，寧波知府是很大，很權威，所以他的孩子能念大學、念師範啊什麼的。而且外婆是寧波人。”
……
“您下放到河北磁縣農場勞動的時候，那段日子還輕鬆吧？”
“非常不輕鬆。不輕鬆。對我呢，比較好，因為到底下，那兩派的力量還在那邊頂，對我呢，比較放心，我只是寫動物那個東西，被人家揭發出來了，別的我沒有。我歷史一點問題也沒有，作風，也沒有問題，親戚，也沒有問題，而且教書非常認真———當然後來被批判成為資產階級教育方法，那沒有辦法———但是教書，百分之百地投入，非常認真。要不，這麼一個資產階級的教授在這裡，老早踢掉了，就是因為你認真，他沒有辦法那個。而且我脾氣又不好，他竟然還要你。所以呢，到了幹校，對我這方面，沒有派系，覺得可靠，讓我送報，各個班由我來送，讓我當草藥組的組長，采草藥給軍部上繳，做感冒丸啊，做什麼丸。”
……
“我在佛羅倫斯，星期天，小車子可以開進市區，女兒就帶著我到了小街上，我就畫呀，畫一個多少世紀以來賣顏料、美術用品的一條街，什麼顏料它現在都可以給你配。我去買顏料，買慣了。所以我換了一個街，是一個大橫街的中間一條小胡同，我就坐在那個胡同對面的馬路上，支起畫架，就在畫。那邊有個教堂，做完禮拜，一個老太太出來，‘撲通’倒在地上。大家就‘哇’地嚷起來，幾十個人。我就放下筆，過去看一看。老太太臉都綠了，躺在那兒。我做過草藥組的組長，基本東西還知道，給她進行按摩啊，腦後面揉呀，人中掐呀，後肩胛骨給她按摩，好了。神父也來，拿水給我來弄弄。救護車也來了，大家說不用了，‘中國醫生’把她醫好了。我女兒回來，看到這個事，就叫他們說不要說‘中國醫生’，因為我不是‘中國醫生’，說‘中國醫生’要涉及到‘無牌行醫’呀。”
“下放時候做草藥組組長，這下用上了。”
“老太太嘛，一大群，鄉下的，城郊的，要送錢。我說不要不要，就過去了。我不像雷鋒，雷鋒做了好事，就寫在日記上面。我呢，修養很差，我到處跟人講，而且還要告訴我的朋友，我這個修養很差。那是快樂，那是高興哪。”
高興得現在講起這件事，還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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