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溝橋事變”（又稱“七七事變”）發生七十多年來， 日本國內有良知的學者能夠尊重歷史事實， 對事變進行較為客觀的研究。 但隨著日本國內右翼勢力不斷抬頭， 日本一些右翼學者推卸戰爭責任， 美化侵略戰爭， 他們的研究結論完全違背歷史事實。 這樣的現象值得我們深思， 全世界熱愛和平的人們應該對此保持足夠的警惕。
有良知的日本學者的觀點
總體來看， 一些有良知的日本學者能夠客觀看待歷史， 他們對“盧溝橋事變”的研究比較尊重客觀事實。 一方面， 他們認為“盧溝橋事變”是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行為。
另一方面， 他們認為日方故意擴大事態， 理應對此負責。 井上清認為， 無論“盧溝橋事變”的起因如何， “駐在當地的日軍早就陰謀佔領盧溝橋一帶”。 波多野澄雄認為， “駐屯軍和關東軍為打倒蔣介石政權和實現佔領華北的構想， 以絕對優勢軍事力量推動了此次事件的發展”，
日本右翼學者的主要觀點
日本一些右翼學者則歪曲歷史， 否定戰爭侵略行為， 極力撇清戰爭罪責。 他們的觀點主要有：
一是認為日本是被迫捲入“盧溝橋事變”的。 一些右翼學者認為， “盧溝橋事變”完全是中方有預謀的事件， 日本是二戰的“受害者”。 如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研究室的一些學者聲稱， “盧溝橋事變”“是在從沒有料到的時機和場所突如其來地點燃的，
二是污蔑中國共產黨挑起事端。 如日本獨協大學教授中村粲不僅將“盧溝橋事變”的責任推給中國共產黨， 而且認為劉少奇是“幕後主謀”。 田中正明則指責是劉少奇“指揮抗日救國青年團向日中兩軍開槍”， “使日本與支那兩軍發生戰鬥”。 小堀桂一郎認為， “盧溝橋事變”雖然是國民黨軍隊所引發， 但他們是“中了共產黨陰謀的”。
三是糾纏於所謂“第一槍”問題， 妄圖借此開脫罪責。 日本學界所謂的“第一槍”特指1937年7月7日夜， 在宛平縣城外進行夜間演習的日軍第八中隊遭到射擊的幾聲槍響，
日本右翼學者論調的實質
日本右翼學者的翻案論調是戰後複雜國際形勢的產物。 二戰後， 日本右翼勢力一度沉寂， 之後迅速崛起， 右翼學者的數量也逐漸增多。 究其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美國為了“冷戰”迫切需要聯日反共。 “冷戰”時期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對抗， 美國改變了對日政策， 將日本建成亞洲反共前沿陣地。 日本國內右翼分子有極端反共的思想， 因而美國在20世紀50年代以後有計劃地釋放一些東京審判戰犯，
日本右翼學者的翻案論調是日本實現政治野心的需要。 日本政府放任右翼勢力的翻案論調，篡改歷史真相，將自己扮演成二戰的“受害者”，為謀求政治大國的野心服務。日本右翼勢力的做法有：一是推行歷史修正主義。日本政界與右翼學者一直保持著密切的關係，政府制定的政策也迎合右翼勢力的需求。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橋本龍太郎、小泉純一郎、安倍晉三不僅在政治上緊密配合右翼勢力，而且在其任內不顧亞洲各國反對，執意參拜靖國神社。二是積極謀劃“修憲”，實現重新軍事化。由於日本受到和平憲法“放棄戰爭、不維持武力、不擁有宣戰權”等條款的限制，只能通過私下擴編來增強軍事力量。時至今日，日本政府加緊擴軍備戰，在此過程中右翼勢力發揮了很大作用。三是煽動社會民意，增強政治大國戰略的社會基礎。日本政治大國戰略的推行需要國內深厚的社會基礎和民意支撐。20世紀90年代之後，日本社會面臨著嚴重的經濟危機。日本右翼勢力借機推行新民族主義思潮、新國家主義思潮以及軍國主義思潮，轉移國內矛盾，勾起民眾對戰前日本的嚮往。他們的種種活動激起了極端民族主義思潮，為日本謀求政治大國地位打下了社會基礎。
駁斥日本右翼學者的錯誤觀點
為了捍衛歷史真相，更好認識和平的珍貴，我們必須以扎實的研究駁斥日本右翼學者的錯誤觀點，深化人們對歷史事實的認知。
第一，“盧溝橋事變”早有預謀，是日本“大陸政策”的既定步驟。1927年，日本外交大臣田中義一在東京主持召開了以解決“滿蒙問題”為主要內容的“東方會議”，會後將會議內容以奏摺的方式報告日本天皇，其中明確表示要先奪“滿蒙”，後取整個中國，進而吞併亞洲、稱霸世界。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攫取我國東北不是其最終目標，“征服滿蒙”也只是其“大陸政策”的第一步。“盧溝橋事變”是日本徹底落實“大陸政策”的必經過程，“剩下的問題，只是選擇一個發生於什麼時間和地點的‘事件’為藉口來加以實施了”。“盧溝橋事變”爆發的原因與“柳條湖事件”極其相似，都是以“士兵失蹤”、“中方放槍”、“故意破壞”等理由製造摩擦，繼而借機擴大事端，直至達成其目的。因此，“盧溝橋事變”並不是偶發性事件，而是日本早已謀劃好的侵略事件。
第二，日軍首先挑起事端，“第一槍”問題無需爭辯。戰後日本學界在探討“盧溝橋事變”戰爭責任時，往往會陷入一個誤區。他們認為，如果沒有引發事變的那幾聲槍響，“盧溝橋事變”就可以避免。實際上，所謂的“第一槍”問題只是在戰後被提出來用以幫助日軍躲避罪責的藉口。從日軍踏上中國土地的那一刻起，侵略戰爭的責任都應由日方承擔。日軍之前的一系列挑釁行為都是“‘七七事變’的前奏”。時任美國駐華大使館武官巴勒托（David D. Barrett）在戰後曾表示，“七月初宛平附近日本軍舉行的夜間演習，是故意挑撥的”。日本歷史學者吉岡吉典也指出，“盧溝橋事變的核心不是誰開了第一槍，而是日軍之前不斷增兵，並且不顧中方抗議在盧溝橋附近反復舉行夜間軍演的挑釁行徑”。因此，“第一槍”的問題無需爭辯，日本在事變前的各種戰爭挑釁行為才是直接原因。
第三，日本右翼學者誣陷中國共產黨的相關“證據”純屬子虛烏有。日本右翼學者將“盧溝橋事變”誣陷為是“中國共產黨所為”，“幕後主謀”是劉少奇。中村粲較早提出這種觀點，並指出其觀點的重要依據是中國出版的《盧溝橋事變風雲編》（實際書名為《盧溝橋事變風雲篇》，筆者注）一書。中村粲指出，書中寫明瞭張克俠受劉少奇派遣進入二十九軍，並且策劃了對日戰爭。我們仔細研讀了《盧溝橋事變風雲篇》一書，在該書中只查閱到了張克俠被派遣到二十九軍工作等客觀事實，卻沒有中村粲所說的“籌畫與日本進行戰爭”，“並與盧溝橋事件有關聯”等資訊。因此，中村粲的觀點純屬捕風捉影，沒有任何事實根據。
在“盧溝橋事變”80周年來臨之際，全面分析日本各方學者觀點，特別是從學理上深入批駁日本右翼學者的錯誤觀點，既是為了緬懷先烈、銘記歷史，更是告誡世人歷史不容篡改，我們不會讓歷史悲劇重演。
（作者系國防大學政治學院教授；國防大學政治學院碩士研究生）
日本政府放任右翼勢力的翻案論調，篡改歷史真相，將自己扮演成二戰的“受害者”，為謀求政治大國的野心服務。日本右翼勢力的做法有：一是推行歷史修正主義。日本政界與右翼學者一直保持著密切的關係，政府制定的政策也迎合右翼勢力的需求。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橋本龍太郎、小泉純一郎、安倍晉三不僅在政治上緊密配合右翼勢力，而且在其任內不顧亞洲各國反對，執意參拜靖國神社。二是積極謀劃“修憲”，實現重新軍事化。由於日本受到和平憲法“放棄戰爭、不維持武力、不擁有宣戰權”等條款的限制，只能通過私下擴編來增強軍事力量。時至今日，日本政府加緊擴軍備戰，在此過程中右翼勢力發揮了很大作用。三是煽動社會民意，增強政治大國戰略的社會基礎。日本政治大國戰略的推行需要國內深厚的社會基礎和民意支撐。20世紀90年代之後，日本社會面臨著嚴重的經濟危機。日本右翼勢力借機推行新民族主義思潮、新國家主義思潮以及軍國主義思潮，轉移國內矛盾，勾起民眾對戰前日本的嚮往。他們的種種活動激起了極端民族主義思潮，為日本謀求政治大國地位打下了社會基礎。駁斥日本右翼學者的錯誤觀點
為了捍衛歷史真相，更好認識和平的珍貴，我們必須以扎實的研究駁斥日本右翼學者的錯誤觀點，深化人們對歷史事實的認知。
第一，“盧溝橋事變”早有預謀，是日本“大陸政策”的既定步驟。1927年，日本外交大臣田中義一在東京主持召開了以解決“滿蒙問題”為主要內容的“東方會議”，會後將會議內容以奏摺的方式報告日本天皇，其中明確表示要先奪“滿蒙”，後取整個中國，進而吞併亞洲、稱霸世界。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攫取我國東北不是其最終目標，“征服滿蒙”也只是其“大陸政策”的第一步。“盧溝橋事變”是日本徹底落實“大陸政策”的必經過程，“剩下的問題，只是選擇一個發生於什麼時間和地點的‘事件’為藉口來加以實施了”。“盧溝橋事變”爆發的原因與“柳條湖事件”極其相似，都是以“士兵失蹤”、“中方放槍”、“故意破壞”等理由製造摩擦，繼而借機擴大事端，直至達成其目的。因此，“盧溝橋事變”並不是偶發性事件，而是日本早已謀劃好的侵略事件。
第二，日軍首先挑起事端，“第一槍”問題無需爭辯。戰後日本學界在探討“盧溝橋事變”戰爭責任時，往往會陷入一個誤區。他們認為，如果沒有引發事變的那幾聲槍響，“盧溝橋事變”就可以避免。實際上，所謂的“第一槍”問題只是在戰後被提出來用以幫助日軍躲避罪責的藉口。從日軍踏上中國土地的那一刻起，侵略戰爭的責任都應由日方承擔。日軍之前的一系列挑釁行為都是“‘七七事變’的前奏”。時任美國駐華大使館武官巴勒托（David D. Barrett）在戰後曾表示，“七月初宛平附近日本軍舉行的夜間演習，是故意挑撥的”。日本歷史學者吉岡吉典也指出，“盧溝橋事變的核心不是誰開了第一槍，而是日軍之前不斷增兵，並且不顧中方抗議在盧溝橋附近反復舉行夜間軍演的挑釁行徑”。因此，“第一槍”的問題無需爭辯，日本在事變前的各種戰爭挑釁行為才是直接原因。
第三，日本右翼學者誣陷中國共產黨的相關“證據”純屬子虛烏有。日本右翼學者將“盧溝橋事變”誣陷為是“中國共產黨所為”，“幕後主謀”是劉少奇。中村粲較早提出這種觀點，並指出其觀點的重要依據是中國出版的《盧溝橋事變風雲編》（實際書名為《盧溝橋事變風雲篇》，筆者注）一書。中村粲指出，書中寫明瞭張克俠受劉少奇派遣進入二十九軍，並且策劃了對日戰爭。我們仔細研讀了《盧溝橋事變風雲篇》一書，在該書中只查閱到了張克俠被派遣到二十九軍工作等客觀事實，卻沒有中村粲所說的“籌畫與日本進行戰爭”，“並與盧溝橋事件有關聯”等資訊。因此，中村粲的觀點純屬捕風捉影，沒有任何事實根據。
在“盧溝橋事變”80周年來臨之際，全面分析日本各方學者觀點，特別是從學理上深入批駁日本右翼學者的錯誤觀點，既是為了緬懷先烈、銘記歷史，更是告誡世人歷史不容篡改，我們不會讓歷史悲劇重演。
（作者系國防大學政治學院教授；國防大學政治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