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要加強參與“一帶一路”， 獲取當中的龐大效益、紅利， 需要有新思維、新舉措， 如此才能不但保有競爭力， 更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擁有無法替代的重要角色。
7月28日， 新加坡聯合早報發表社論《梁海明,馮達旋：新加坡參與“一帶一路”要有新理念》， 文章稱，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日前在一次對話會上曾談及“一帶一路”， 他認為“一帶一路”是一個開放、歡迎各國參與的計畫， 而新加坡作為“一帶一路”的其中一個重要節點， 也能從中受益。
對於李顯龍有關新加坡參與“一帶一路”的發言， 據筆者在現場所見， 與會嘉賓反應比較積極。
筆者認為， 新加坡在上述三大重點領域發力， 雖然可以有所獲益， 但並非長久之計， 同時有許多來自其他國家的挑戰須正視。
新加坡參與“一帶一路”面對諸多挑戰
其一， 在加強實體和數碼領域的互聯互通方面， 不少新加坡政商學界人士認為， 新加坡應聚焦於交通與物流。 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進一步推進， 大量投資將湧向“一帶一路”沿線城市和商業樞紐， 構建新的交通網絡， 這對地處全球最重要的戰略通道麻六甲海峽之濱的新加坡而言， 將享有新的左右逢源之利。
然而， 隨著麻六甲海峽之濱的馬來西亞皇京港將于2019年開通、巴基斯坦瓜達爾港已經通航、緬甸的輸油管道已重啟， 中國直通中亞歐洲的中歐班列也已啟動， 這或都將削弱新加坡港作為東西半球和兩大洋之間最重要的通道的作用。
其二， 在加強金融的互聯互通方面， 新加坡希望可以在涉及資金超過26萬億美元的“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領域， 發揮國際金融中心的角色， 為新的發展專案提供融資服務， 並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新加坡該想法雖好， 但須面對英國倫敦、中國香港乃至德國法蘭克福等國際金融中心的挑戰。 各大國際金融中心對“一帶一路”基建融資的大蛋糕早已虎視眈眈， 且已占先機， 如英國早在2015年3月就已決定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 成為第一個加入亞投行的西方國家。
另一國際金融中心香港， 不但是亞洲首屈一指的多管道融資平臺， 也是中國內地企業重要的融資中心。 中國政府提出“一帶一路”之後， 已回歸中國的香港更是享有天然的政策便利。 新加坡面對這些老牌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者， 要在傳統融資領域突圍而出， 爭搶融資蛋糕的份額並非易事。
其三， 在加強人民之間的互聯互通方面， 新加坡希望和中國開展“一帶一路”沿線的協力廠商國家合作， 一起開發人力資源， 例如開辦課程， 分享新加坡在項目籌備和融資、港口和機場經營、工業園和自由貿易區管理方面的經驗， 以及推動中新兩國的智庫展開有關“一帶一路”的聯合研究等。
這一想法雖好， 但說易行難， 在實施中或將面臨挑戰。 早在新加坡之前， 中國已經和法國、英國、西班牙、德國等歐洲國家， 及韓國、澳大利亞等亞太國家就共同開拓“一帶一路”沿線的協力廠商國家達成重要共識。
以中國與德法英等國開展協力廠商國家合作為例， 中國與上述國家合作， 有利於分攤投資風險， 以及減少中國與德法英等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獨立投資時可能出現的對抗的局面， 從而增加對沖、合作的空間，以此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
此外，德法英這些國家在不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如一些非洲國家、東南亞國家有非常深厚的歷史淵源，對當地瞭解甚深、人脈資源豐富，且有豐富的運營、管理的經驗。
對此，新加坡若要與中國展開“一帶一路”沿線的協力廠商國家合作，需要思量在協力廠商國家眼中新加坡有何獨特優勢，以及面對德法英等國的競爭和挑戰，新加坡又要如何發揮其獨特優勢。
打造僑民融資中心
筆者認為，面對上述的挑戰，新加坡要加強參與“一帶一路”，獲取當中的龐大效益、紅利，需要有新思維、新舉措，如此才能不但保有競爭力，更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擁有無法替代的重要角色。筆者的具體建議如下：
其一，創新“一帶一路”國際融資模式，打造僑民融資中心。所謂的僑民融資（Diaspora Financing），是由海外工作的本國人，寄回給家庭和朋友的僑匯和儲蓄。當前全球約有2.3億移民，每年能賺取約2.6萬億美元，比世界第六大經濟體英國2016年全年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總量還多。
據報導稱，僑民每年2.6萬億美元的收入，雖然大部分在東道國被課稅和消費掉了，但假設儲蓄率只有20%，那每年的僑民儲蓄也將超過5000億美元。早在2013年，全球發展中國家的移民已向母國匯回4040億美元，且該資料並不包括通過非正式管道的匯款。
新加坡目前面對的機遇是，如何利用這筆龐大的資金來為新加坡的發展服務。筆者建議，新加坡相關部門或可考慮設計一個方案，將這些僑民的錢債券化、證券化。例如可由金融機構開發出3%、4%利率的證券商品（譬如購買門檻可設定為每個單位低至1000美元）。這些錢主要用於“一帶一路”項目建設，這對僑民應該很有吸引力。畢竟，錢如果存入銀行利息較難高達3%至4%，加上這些資金又投資於沿線國家，相當於是用在他們國家的建設之上，可謂一舉多得。
另外，還可以針對機構投資者，開發出五年期、十年期的僑民債券，可以和主權債券相若或較高的利率，發售給外國機構投資者。這種債券也會讓發展中國家的僑民外幣存款更穩定。這麼一來，大量資金就可以用低的成本，動員起來用於發展用途。
如果新加坡能夠充分利用這筆資金，以至於在這個新領域上取得國際話語權，不但可以鞏固、發展新加坡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國際影響力，也能為“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創新國際化的融資模式，發揮其獨特的、其它國際金融中心所難以取代的地位。
發展綠色環保產業樞紐
其二，創建綠色供應鏈體系，發展成為“一帶一路”的綠色環保產業樞紐。當前，踐行綠色發展的新理念，宣導綠色、低碳、迴圈、可持續的生產生活方式，加強生態環保合作，建設生態文明，不但成為全球的發展潮流，也是“一帶一路”建設追求的重要目標，和綠色環保相關的產業、技術亦含有巨大經濟潛力和商機。
然而，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綠色環保相關產業、技術和服務都處於初步階段，這對早已先行一步的新加坡而言，是一個突出的機遇。新加坡可憑藉已有優勢，利用綠色可持續發展的理念、技術來設計和優化生產與消費供應鏈上的各個環節，包括採購、生產、包裝、流通、消費和迴圈利用等，以此創建綠色供應鏈體系。
綠色供應鏈體系的構建不但可協助“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改善資源環境問題，降低環境成本，實現資源和環境的優化配置，更能改變先污染、後治理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以此發展、生產出符合國際標準的綠色產業、綠色產品，打造綠色品牌，既可增強產品優勢，又可減少綠色貿易壁壘。
因此，若新加坡能夠創建綠色供應鏈體系，成功發展成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綠色環保產業樞紐，新加坡不僅能在國際綠色環保產業中制定遊戲規則，更能獲取當中巨大的經濟利益。
聚焦中國中產高收入階層
其三，新加坡須更加關注中國市場。中國發展迅速，中產及高收入階層迅速崛起。一份調查顯示，2016年中國持有可投資資產超過1000萬人民幣高收入人群約為158萬人，較2006年的18萬人增長近九倍，相當於每日有約400人躋身千萬富豪之列，這些人有資產配置、財富管理的龐大需求。此外，中國已有約2億中產階層，該資料未來將進一步擴大，意味著中產階層的消費需求將不斷壯大。
上述資料顯示了中國在製造業上的“人口紅利”雖將結束，但中國在金融業、服務業和消費領域的“人口紅利”才剛開始。除了中國之外，世界上再也沒有數量如此龐大的、如此明確的天量商機。對於作為亞洲區重要財富管理中心的新加坡而言，既要關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發展機遇，但更要關注中國的發展機遇，緊緊把握住中國新出現的紅利。
綜上所述，新加坡要在“一帶一路”中獨佔鰲頭、把握住機遇，需要“存量變革”與“增量崛起”並舉，需要更有創新思維。簡而言之，唯改革者進，唯創新者強，唯改革創新者勝！
作者梁海明是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高等研究所資深研究員
馮達旋是澳門大學對外事務辦公室全球事務總監兼校長特別助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高等研究所資深研究員
從而增加對沖、合作的空間，以此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此外，德法英這些國家在不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如一些非洲國家、東南亞國家有非常深厚的歷史淵源，對當地瞭解甚深、人脈資源豐富，且有豐富的運營、管理的經驗。
對此，新加坡若要與中國展開“一帶一路”沿線的協力廠商國家合作，需要思量在協力廠商國家眼中新加坡有何獨特優勢，以及面對德法英等國的競爭和挑戰，新加坡又要如何發揮其獨特優勢。
打造僑民融資中心
筆者認為，面對上述的挑戰，新加坡要加強參與“一帶一路”，獲取當中的龐大效益、紅利，需要有新思維、新舉措，如此才能不但保有競爭力，更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擁有無法替代的重要角色。筆者的具體建議如下：
其一，創新“一帶一路”國際融資模式，打造僑民融資中心。所謂的僑民融資（Diaspora Financing），是由海外工作的本國人，寄回給家庭和朋友的僑匯和儲蓄。當前全球約有2.3億移民，每年能賺取約2.6萬億美元，比世界第六大經濟體英國2016年全年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總量還多。
據報導稱，僑民每年2.6萬億美元的收入，雖然大部分在東道國被課稅和消費掉了，但假設儲蓄率只有20%，那每年的僑民儲蓄也將超過5000億美元。早在2013年，全球發展中國家的移民已向母國匯回4040億美元，且該資料並不包括通過非正式管道的匯款。
新加坡目前面對的機遇是，如何利用這筆龐大的資金來為新加坡的發展服務。筆者建議，新加坡相關部門或可考慮設計一個方案，將這些僑民的錢債券化、證券化。例如可由金融機構開發出3%、4%利率的證券商品（譬如購買門檻可設定為每個單位低至1000美元）。這些錢主要用於“一帶一路”項目建設，這對僑民應該很有吸引力。畢竟，錢如果存入銀行利息較難高達3%至4%，加上這些資金又投資於沿線國家，相當於是用在他們國家的建設之上，可謂一舉多得。
另外，還可以針對機構投資者，開發出五年期、十年期的僑民債券，可以和主權債券相若或較高的利率，發售給外國機構投資者。這種債券也會讓發展中國家的僑民外幣存款更穩定。這麼一來，大量資金就可以用低的成本，動員起來用於發展用途。
如果新加坡能夠充分利用這筆資金，以至於在這個新領域上取得國際話語權，不但可以鞏固、發展新加坡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國際影響力，也能為“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創新國際化的融資模式，發揮其獨特的、其它國際金融中心所難以取代的地位。
發展綠色環保產業樞紐
其二，創建綠色供應鏈體系，發展成為“一帶一路”的綠色環保產業樞紐。當前，踐行綠色發展的新理念，宣導綠色、低碳、迴圈、可持續的生產生活方式，加強生態環保合作，建設生態文明，不但成為全球的發展潮流，也是“一帶一路”建設追求的重要目標，和綠色環保相關的產業、技術亦含有巨大經濟潛力和商機。
然而，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綠色環保相關產業、技術和服務都處於初步階段，這對早已先行一步的新加坡而言，是一個突出的機遇。新加坡可憑藉已有優勢，利用綠色可持續發展的理念、技術來設計和優化生產與消費供應鏈上的各個環節，包括採購、生產、包裝、流通、消費和迴圈利用等，以此創建綠色供應鏈體系。
綠色供應鏈體系的構建不但可協助“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改善資源環境問題，降低環境成本，實現資源和環境的優化配置，更能改變先污染、後治理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以此發展、生產出符合國際標準的綠色產業、綠色產品，打造綠色品牌，既可增強產品優勢，又可減少綠色貿易壁壘。
因此，若新加坡能夠創建綠色供應鏈體系，成功發展成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綠色環保產業樞紐，新加坡不僅能在國際綠色環保產業中制定遊戲規則，更能獲取當中巨大的經濟利益。
聚焦中國中產高收入階層
其三，新加坡須更加關注中國市場。中國發展迅速，中產及高收入階層迅速崛起。一份調查顯示，2016年中國持有可投資資產超過1000萬人民幣高收入人群約為158萬人，較2006年的18萬人增長近九倍，相當於每日有約400人躋身千萬富豪之列，這些人有資產配置、財富管理的龐大需求。此外，中國已有約2億中產階層，該資料未來將進一步擴大，意味著中產階層的消費需求將不斷壯大。
上述資料顯示了中國在製造業上的“人口紅利”雖將結束，但中國在金融業、服務業和消費領域的“人口紅利”才剛開始。除了中國之外，世界上再也沒有數量如此龐大的、如此明確的天量商機。對於作為亞洲區重要財富管理中心的新加坡而言，既要關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發展機遇，但更要關注中國的發展機遇，緊緊把握住中國新出現的紅利。
綜上所述，新加坡要在“一帶一路”中獨佔鰲頭、把握住機遇，需要“存量變革”與“增量崛起”並舉，需要更有創新思維。簡而言之，唯改革者進，唯創新者強，唯改革創新者勝！
作者梁海明是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高等研究所資深研究員
馮達旋是澳門大學對外事務辦公室全球事務總監兼校長特別助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高等研究所資深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