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寰行中國2：風從西邊來》自序

《風從西邊來》自序

風從西邊來，吹走了往昔，吹來了記憶，夾雜著一絲痛楚；風從西邊來，讓這裡刀光劍影、胡馬飛天；風從西邊來，

讓這裡星羅邊陲、殘陽似血；風從西邊來，讓這裡大漠流沙、車轍無痕⋯⋯無論是睜眼看西方，還是西學東漸，及至西仿洋務，西方是近世中國繞不過去的一段灰色往事和迷人嚮往。

與近世中國不同，在更早的中國，探尋家們，看到的是帝國的威嚴和佛祖的召喚；詩人們，

看到的是吊古悲懷之地；將士們，則看到了刀光劍影的邊塞陣地。

而現在，絲綢之路[1]告別了神祇、軍士和商賈，更多的是遊客足跡和殘存古跡。

文化從來不應該被遺忘。它在任何文明時期都殊途同歸，都用來指稱人類社會的精神現象，抑或泛指人類所創造的一切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雖然不同的區域文化創造了諸如進取、敢為、融合、包容、大同的文化精髓，但是不同的文化帶之間相互牽扯和融合，甚至會有衝突。如果文化能向新的世代流傳，即下一代也認同、共用上一代的文化，不同地區尊重不同局域的文化，那麼，文化就有了傳續和共用的功能。

絲綢之路就是這樣一個允許文化往來和交融的地帶，尤其是西域，遠離各大帝國的核心，作為各地文化交會的邊緣地帶，他們通過絲綢、佛像、文書和戰馬，讓文化在貿易和佔領中融會、衍化。

它以西漢時期長安[2]為起點，經河西走廊到敦煌。從敦煌起分為南北兩路：南路從敦煌經樓蘭[3]、於闐[4]、莎車[5]，穿越蔥嶺[6]到大月氏、安息[7]，

往西到達條支[8]、大秦[9]；北路從敦煌到交河、龜茲[10]、疏勒[11]，穿越蔥嶺到大宛[12]，往西經安息到達大秦。不可否認，古絲綢之路讓中國的黃河文化、恒河文化與古希臘文化、波斯文化產生了化學反應。

位於絲綢之路幹線上的一些地域，如狹義的西域——新疆塔里木盆地和吐魯番盆地，

一些西域綠洲王國，它們的命運與絲綢之路通暢息息相關。絲綢之路的中轉貿易是這些綠洲王國的重要收入，文化的繁榮依賴于東西方文明的傳播與滲透。因此，這些綠洲王國都要極力維護絲綢之路的通暢。在絲綢之路沿線有許多這樣的城鎮：西域絲路南道的于闐、樓蘭，北道的龜茲、焉耆、高昌[13]，河西的敦煌、武威，以及中原地區的固原、長安。

文化交流所能達到的深遠程度常常依賴於個人背後的國家意志。我們在慨歎漢代張騫、明代鄭和的非凡之舉的時候，不要忘記，類似的探險家不勝枚舉。唐代楊良瑤，在德宗貞元元年（785年）受命出使阿拉伯半島的黑衣大食，他從廣州出發，走海上絲路，經過3年多的時間，完成聯絡大食、夾擊吐蕃的政治使命，返回大唐。楊良瑤從海路出使大食是因吐蕃乘安史之亂，攻佔了河西，並向西域推進。

戰爭不僅讓兩國來使舍近取遠，也讓文化交流蒙上了悲劇色彩。唐玄宗天寶十年（751年），高仙芝兵敗黑衣大食。許多中國工匠從戰爭地怛羅斯[14]被掠到阿拔斯王朝治下的阿拉伯領土，中國的造紙術、陶瓷技術也可能隨之傳入兩河流域。傳奇的寰行者杜環也在俘虜之列，他在海外飄零11年，曾遊歷西亞、北非，成為第一個到過非洲並有著作的中國人。這位《通典》著者杜佑的族子最後返航之地是衣索比亞馬薩瓦港，終於在唐代宗寶應元年（762年）搭乘波斯船舶返回中土廣州。

每一個人在絲綢之路上的踟躕前行，都是一次非凡的文化之旅，鑿空與點亮了天各一方的荒漠和燈塔。

每一個人在絲綢之路上的重新遊歷，都是一次思我的心靈旅途，沉澱與頓悟了歸去來兮的絕響和傳奇。

在我們重走絲綢之路的每一天，面對窗外閃過的不同風景，感受著和而不同的地域文化，壯麗、磅礴、旖旎、溫潤⋯⋯各種中國之態，紛至遝來。

讓我們一起出發，心向而往之。

周海濱

2016年1月17日

[1]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erdinandvon Richthofen）在他的名著《中國》裡首次提出“Seidenstrassen”（絲綢之路）一名。他對絲綢之路的經典定義是：“西元前114年至西元127年間，連接中國與河中（指中亞阿姆河與錫爾河之間）以及中國與印度，以絲綢之路貿易為媒介的西域交通路線。”這個說法很快得到東西方眾多學者的贊同。英國人稱“SilkRoads”；法國人稱“La Route de la Soie”；日本人則稱“絹の道”或音譯為“シルクロ一ド”。

[2]東漢時為洛陽。

[3]樓蘭，今新疆羅布泊。

[4]於闐，今新疆塔里木盆地南沿。

[5]莎車，今天新疆塔里木盆地西緣。

[6]越蔥嶺，今帕米爾高原。

[7]安息，西元前247年至西元224年為帕提亞帝國。今伊朗境內。

[8]條支，今伊拉克境內底格裡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之間。

[9]大秦，羅馬帝國及近東地區。

[10]龜茲，今新疆庫車。

[11]疏勒，今新疆喀什。

[12]大宛，今烏茲別克斯坦費爾幹納盆地。

[13]高昌，今新疆吐魯番。

[14]怛羅斯，今哈薩克塔拉茲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