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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往事」風度——民國銀行史事劄記之一

梁士詒去世後, 交通銀行有同人如此評價他:“先生的態度, 絕不是布衣式的學者, 也不是紗帽式的官僚, 有新時代的思想, 而沒有新學派的色彩。 ”

梁士詒, 字翼夫, 號燕孫, 廣東三水人。 清同治八年三月二十四日(1869年5月5日)生。 光緒十五年(1889年)中舉人, 1894年中甲午科進士, 次年授翰林院編修。 1907年梁士詒向郵傳部尚書建議, 奏請設立交通銀行, 該行成立後任幫理及郵傳部鐵路總局局長。 1912年5月兼任交通銀行總理, 此時交通銀行取得代理公庫和發行兌換券之權利。 1918年6月被選為交通銀行董事長。 1921年12月, 任北洋政府國務總理,

1922年任新華儲蓄銀行董事、五族商業銀行董事長。 1925年再任交通銀行總理。

梁士詒

每當歲朝團拜, 或是舉行集會時, 同人總看見他紫袍紅鞋、扶杖逍遙的神情, 確是不同凡俗。 “據說廣東的風俗, 凡是父母健在的人, 服飾尚紅。 前清翰院中人, 崇尚紫袍。 先生出身翰林,

當清廷宮禁未開的時候, 金鼇玉蝀的背上, 原來常有他的蹤跡。 加以高堂白髮, 梁太公時尚健在, 所以遇到太公, 或自己的縣弧令誕, 就不單是穿那踏上四合靈芝的紅鞋, 還要換上金線交織的大紅錦袍。 這尤可見得先生的篤于天性, 隨時顯現他終身孺慕、綵衣侍養的真誠。 ”

梁士詒的“精力彌滿、體氣充強”, 同樣給同人留下深刻印象。 “他處理事務, 尤能不怕繁劇。 天天案牘盈尺, 固然待他批閱, 還有那自朝至暮的滿座賓朋, 也無一不要親自接見, 商決要務。 因此同人散值, 每晚必在八時以後, 大家都覺疲倦, 他卻總是精神抖擻, 未嘗稍露倦容。 有時終夜不能歸寢, 翌日仍照常辦事。 ”有一次, 梁士詒偕同三位年輕人, 因為出席某處會議,

三天三夜未暇假寐片刻。 同去的三人, 到第三天上, 不覺在後座瞌睡, 梁先生那時還是目光炯然, 將三人的座位改列前席, “謂壯年人不宜示弱如此”。

1936年7月出版的交通銀行內刊《交行通信》, 刊登了該行舊檔案中所存梁士詒先生的兩封信函, 一為“複包生”, 一為“複宋黎卿”。 細讀之下, 亦可窺見梁先生的另一側面。

《交行通信》

第一封信函, 具體時間不詳, 估計在1925年左右, 是梁先生對包生求職自薦信的回復。 從信函內容分析, “包生”應該是一位姓包的先生, 時年18歲。

梁士詒在此函的開頭, 即毫不客氣地指出:“閱來書,

志氣甚好, 但嫌太自誇耳。 ”為什麼這樣說?他認為, “足下年只十八, 所學能幾何, 乃貿貿然自詡天資之敏, 學問之優, 何自足若是也?”梁士詒引用了《禮記》上的一句話“學, 然後知不足”;並指出, “讀書以來, 所見名師益友, 曾有如是自足之言乎?”因此, “應亦啞然失笑矣。 ”

接著, 他告誡包生:“學無窮境”, 並提出應具備兩種必要的學習態度。

第一, 當虛心。 他告訴包生, “蓋心不虛則氣浮, 氣浮則力不果。 ”學習中最常見的情況是, “所見聞至陋, 而自以為精;所心得至少, 而自以為多。 ”因此, “沾沾自喜, 而學必無成”。 他強調, “大易言, 君子以虛受人, 誠至訓也”。

第二, 當知難。 “古今人一藝之精, 不知經幾多之歲月, 費幾多之心力, 然後出而問世, 乃能博通人之一顧。 ”因此, “若自恃聰明,易視一切,勢必淺嘗而止,而學亦無成。”

關於處理學習的難易問題,梁先生稱,“大易損卦,言先難而後易。”他引用了《春秋外傳》中的一個典故:“晉郭偃謂文公曰,君子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矣。”他同時指出,“雖其言為修身治國而發,要其理則可通於學。”

至於求學有何用處,梁士詒如此表述:“夫求學雲何,亦曰期為世用而已。用之道,小則一鄉一邑,大而至於一國,其緒萬端,不能殫述;姑以政府之分部言,內務也,外交也,海陸軍也,財政也,司法也,教育也,農商也,交通也。語其一端,不必其重且大,自斷非不學之人所能擔當。”而且,他特別強調:“即雲學矣,今日畢業於學校,明日挾所業以試用於鄉邑與國,遂謂為能擔當之,吾不敢信也。特學之時,不可無此志耳。”他還舉了不少例證:“昔宋世範文正公為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此志之謂也。及其任之之時,固是持其志以用其所學,要此中究有事功在。夫豈徒張大其詞,所能得千秋之欽仰耶?漢申公有言,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

最後,梁士詒特別強調了實踐的重要性,“吾以為立志向學,亦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他特別提醒包生:“足下之志則美,吾甚為足下喜,足下之言則誇,竊慮不能成所學,而卒無以達所志,又甚為足下憂。”從此函的內容分析,此前包生的來函中應該表達了“願聞善言之思”,因此他殷切期望包生,對自己的這番忠告,“幸勿視為老生常談也”。

當年身為交通銀行總理的梁士詒,其公務繁忙自然可想而知,而他卻不惜花費如此多的筆墨和心思,對一位素昧平生的年輕人提出如此具體而直率的告誡,實在是相當不容易。梁士詒在中國近代史上是一個有所爭議的人物,但就這封信函而言,卻可以看出他作為一個銀行家的社會責任心。

再看第二封信,此信也是在同一時間段寫的,收信的對象則是黎元洪。

黎元洪

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湖北黃陂人,故稱“黎黃陂”,曾兩次擔任中華民國大總統、三次擔任中華民國副總統等。此時應已退出政壇,移居天津投資實業,但具有相當的影響力。這封信不長,全文照錄如下:

宋公總統座右:展誦教言,敬諗動定曼福,為頌以忻。交行本年改選總理,複以士詒承乏,群情所屬,義不容辭,舊地重來,亟思勉竭薄棉,以副各股東期望整理之意。行內員司概未更動,良以銀行事業本與政界不同,而在職之人多系當年舊識,固屬易於指揮。且年度開支,預算有定,不能隨意增加。承薦劉君,委難如命,伏乞鑒原。財政善後委員會行將組織,如有位置,當代為謀,以報雅令。士詒猥以輇材,忝膺重寄,諸祈時賜箴言,藉匡不逮,實深企幸。肅複,敬頌道安,不備。

從此信函內容看,黎元洪此前曾專門致函梁士詒,希望在交通銀行內部安排一位劉君。梁士詒的這封信函,即對於此事的正式回復。梁士詒在此信函中明確表示,交通銀行無法安排劉君。他說了兩點具體理由,一是銀行系統有特殊要求,自己剛剛到任,“行內員司概未更動,良以銀行事業本與政界不同,而在職之人多系當年舊識,固屬易於指揮。”二是不能隨意改變用人計畫,“且年度開支,預算有定,不能隨意增加。”當然,他還是相當通情達理的,關上了一扇門,又開啟了一扇窗;銀行內不能安排,別的地方也是可以另想辦法的。他建議,“財政善後委員會行將組織,如有位置,當代為謀,以報雅令。”

在刊出梁士詒的這兩封信函時,曾附有簡短的按語:“右件系民國十四年三水再任交行總理時之函稿,前函覆自薦者,後函謝薦人者,措詞互異,而皆可以見昔人之風度。舊檔所存三水謝薦人書,指不勝屈,茲錄其一,以見一斑。”

如果說,能夠對年輕的自薦者直言忠告,反映出梁士詒的直率和良心;那麼,對黎元洪這位曾經的大總統,也能夠明白地說“不”,則更多折射出一個銀行家的風骨與坦蕩。所謂“昔人之風度”,所指的或許就是這種不卑不亢的氣度與涵養吧。

本文作者:劉平

“若自恃聰明,易視一切,勢必淺嘗而止,而學亦無成。”

關於處理學習的難易問題,梁先生稱,“大易損卦,言先難而後易。”他引用了《春秋外傳》中的一個典故:“晉郭偃謂文公曰,君子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矣。”他同時指出,“雖其言為修身治國而發,要其理則可通於學。”

至於求學有何用處,梁士詒如此表述:“夫求學雲何,亦曰期為世用而已。用之道,小則一鄉一邑,大而至於一國,其緒萬端,不能殫述;姑以政府之分部言,內務也,外交也,海陸軍也,財政也,司法也,教育也,農商也,交通也。語其一端,不必其重且大,自斷非不學之人所能擔當。”而且,他特別強調:“即雲學矣,今日畢業於學校,明日挾所業以試用於鄉邑與國,遂謂為能擔當之,吾不敢信也。特學之時,不可無此志耳。”他還舉了不少例證:“昔宋世範文正公為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此志之謂也。及其任之之時,固是持其志以用其所學,要此中究有事功在。夫豈徒張大其詞,所能得千秋之欽仰耶?漢申公有言,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

最後,梁士詒特別強調了實踐的重要性,“吾以為立志向學,亦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他特別提醒包生:“足下之志則美,吾甚為足下喜,足下之言則誇,竊慮不能成所學,而卒無以達所志,又甚為足下憂。”從此函的內容分析,此前包生的來函中應該表達了“願聞善言之思”,因此他殷切期望包生,對自己的這番忠告,“幸勿視為老生常談也”。

當年身為交通銀行總理的梁士詒,其公務繁忙自然可想而知,而他卻不惜花費如此多的筆墨和心思,對一位素昧平生的年輕人提出如此具體而直率的告誡,實在是相當不容易。梁士詒在中國近代史上是一個有所爭議的人物,但就這封信函而言,卻可以看出他作為一個銀行家的社會責任心。

再看第二封信,此信也是在同一時間段寫的,收信的對象則是黎元洪。

黎元洪

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湖北黃陂人,故稱“黎黃陂”,曾兩次擔任中華民國大總統、三次擔任中華民國副總統等。此時應已退出政壇,移居天津投資實業,但具有相當的影響力。這封信不長,全文照錄如下:

宋公總統座右:展誦教言,敬諗動定曼福,為頌以忻。交行本年改選總理,複以士詒承乏,群情所屬,義不容辭,舊地重來,亟思勉竭薄棉,以副各股東期望整理之意。行內員司概未更動,良以銀行事業本與政界不同,而在職之人多系當年舊識,固屬易於指揮。且年度開支,預算有定,不能隨意增加。承薦劉君,委難如命,伏乞鑒原。財政善後委員會行將組織,如有位置,當代為謀,以報雅令。士詒猥以輇材,忝膺重寄,諸祈時賜箴言,藉匡不逮,實深企幸。肅複,敬頌道安,不備。

從此信函內容看,黎元洪此前曾專門致函梁士詒,希望在交通銀行內部安排一位劉君。梁士詒的這封信函,即對於此事的正式回復。梁士詒在此信函中明確表示,交通銀行無法安排劉君。他說了兩點具體理由,一是銀行系統有特殊要求,自己剛剛到任,“行內員司概未更動,良以銀行事業本與政界不同,而在職之人多系當年舊識,固屬易於指揮。”二是不能隨意改變用人計畫,“且年度開支,預算有定,不能隨意增加。”當然,他還是相當通情達理的,關上了一扇門,又開啟了一扇窗;銀行內不能安排,別的地方也是可以另想辦法的。他建議,“財政善後委員會行將組織,如有位置,當代為謀,以報雅令。”

在刊出梁士詒的這兩封信函時,曾附有簡短的按語:“右件系民國十四年三水再任交行總理時之函稿,前函覆自薦者,後函謝薦人者,措詞互異,而皆可以見昔人之風度。舊檔所存三水謝薦人書,指不勝屈,茲錄其一,以見一斑。”

如果說,能夠對年輕的自薦者直言忠告,反映出梁士詒的直率和良心;那麼,對黎元洪這位曾經的大總統,也能夠明白地說“不”,則更多折射出一個銀行家的風骨與坦蕩。所謂“昔人之風度”,所指的或許就是這種不卑不亢的氣度與涵養吧。

本文作者: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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