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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威
2010年2月， 香港導演羅啟銳執導的影片《歲月神偷》在第60屆柏林電影節新生代單元的競爭中獲得最佳影片水晶熊獎。
憑藉得獎東風， 這部投資僅1200萬元的低成本電影在3月上映之後， 成功擊敗《愛麗絲漫遊奇境》、《拆彈部隊》、《割喉島》等好萊塢大片榮登香港本土週末票房冠軍的寶座。 在隨之而來的第29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的角逐中， 該片又獲得包括最佳編劇、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在內的6項提名。 無獨有偶， 2011年另外一部名不見經傳的低成本小片《打擂臺》（劉德華投資800萬港幣），
縱觀三年來的香港電影， 從《天水圍的日與夜》、《志明與春嬌》、《月滿軒尼詩》、《歲月神偷》、《打擂臺》到2011在威尼斯電影節奪得影后的《桃姐》， 一批溫情脈脈、講述香港本土歷史與現實故事的影片雖然未曾打破好萊塢電影與內地合拍大片的票房壟斷， 但在話語層面上漣漪不斷， 種種討論中浮現出一個核心命題——“港片回歸”。
當很多香港電影人為“港片回歸”大聲喝彩的時候， 其實並未有關於“港片”的嚴格定義， 類似的說法還有“港式情懷”、“地道港味”。 何謂港片？香港人拍（編劇/執導/投資）的？給香港人看的（以香港市場為主要目標市場/粵語/香港演員為主）？關於香港的？港片回歸潮流暗湧的歷史語境與現實條件是什麼？究竟是政策、資本、文化抑或電影自身之中的哪條邏輯是最主要的牽動力？重提港片，
《歲月神偷》， 片名出自編劇兼導演羅啟銳曾經出版過的隨筆集， 影片內容百分之九十由自身經歷改編， 恰是一部通過再現個人記憶重返歷史的作品。 影片別名《1969太空漫遊》， 講述60-70年代香港一個普通人家的悲歡離合。 作為一個成長於20世紀60年代的孩子， 羅啟銳說， “我是一個從來不想從60年代中醒來的人”。 他借助自己的童年記憶， “通過孩子的視野， 我們回到從前的社會， 回到從前那個大家都懷念的舊香港。 ”主演任達華也感慨， “每一寸菲林都勾起了我關於60年代的回憶”， 事實上這也是很多香港觀眾的反應。
其實， 單就劇情而言，
必須指出的是， 《歲月神偷》對六十年代香港的重溫是相當精緻細密的。 雖然是一些散落於劇情中的細節， 看似無足輕重， 事實上再現了那個時代的日常生活。 比如影片開頭弟弟進二頭頂帶個魚缸扮作太空人， 在Dancing on the moon的六十年代金曲聲中， 穿街走巷，以魚眼鏡頭模仿進二透過魚缸的眼睛呈現一幅幅舊香港市井圖景。1969年美國宇航員登陸月球的歷史大事件就這樣輕易地切入香港永利街靠手工制鞋艱難為生的進二一家。此外，金魚、月餅會、馮寶寶、上海移民、印刷廠、The Monkees樂隊……每一個符號均能帶出一條關於六十年代/香港/永利街的敘事脈絡。
但是對照六十年代香港的歷史，一些基本而重大的事實在影片中要麼難覓痕跡要麼一筆帶過。因此，《歲月神偷》對六十年代的描述是頗富選擇性的。比如當時（1964-1971）港督戴麟趾（David C.C Trench）領銜的港英當局腐敗橫生，貪污成風。雖然影片中有差佬索賄、護士要打賞的情節，但進二一家對此是見怪不怪，逆來順受的。而香港歷史上著名的六七暴動，雖然外因是受大陸文革的波及，但內因無疑源於民不聊生的積怨。因此在暴力鎮壓六七暴動之後，戴麟趾政府推出改革勞工法、推行民政主任計畫、興建廉租屋、舉辦香港節等一系列舉措緩和社會矛盾，增強港人認同。
60年代還是一個大移民的時代，由於大陸的經濟困難、文革等原因，大批南方居民通過各種管道偷渡香港。1962年廣州甚至發生過數千人搶火車逃港的事件，以致到1971年香港人口達到700萬，十年間翻了一倍。另一方面，受文革、六七暴動的影響，大批中上階層的港人對動盪的香港社會充滿憂慮，移民美加等國尋找安全感。
儘管影片中安排了進一進二兄弟隨母親北上求醫的情節，但鏡頭中的北京在白雪飄飄之下顯得格外靜謐，那一閃而過的紅寶書與其說凸顯著時代背景，不如說刻意淡化。如果說《陽光燦爛的日子》因文革的在場，呈現了一部動物兇猛但陽光燦爛的青春殘酷物語，那麼《歲月神偷》因文革的缺席，以溫暖動人的家庭故事同樣完成了對這段歷史的浪漫化改寫。
借用戴錦華教授的“文革記憶的童年顯影”這一概括，此類童年書寫以個人的方式有力地改寫了記憶與歷史，消解了屏障與創痛，使得那一時代作為懷舊、物戀的對象成為可能。影片的英文名為Echoes of the rainbow，結尾處，站在父兄的墓前，長大後的進二和母親欣賞著天空出現的彩虹。正如那首唱了十幾年的老歌，“陽光總在風雨後，請相信有彩虹”。社會的動盪、生活的艱辛、生命的消亡……所有這些傷痛似乎只是如煙往事，不但可供回憶，甚至還可供懷念。所以香港電影人陳志華不無尖刻地指出，《歲月神偷》表面上是重塑舊時香港庶民生活面貌，實際上悼念殖民時代精英主義的沒落。
豆瓣上一篇引起爭議的影評犀利地批判了影片是“殖民地精英對殖民地時期的美化回憶”，“生活在深水埗的一家人原本貧窮艱難的草根生活”，“仿佛罩上了中產階級的美麗光環”；“羅啟銳借用小孩的視點，消解了殖民時期的陰暗醜惡，一切都因為打上‘童年’二字而冠冕堂皇地美好起來。就算十號風球吹過來，瓦飛梁摧家徒四壁，導演的鏡頭也充滿了懷念”。
更為有趣的是，在浪漫化六十年代艱辛苦澀的歷史之後，影片生出“做人總要信”，“一步難一步佳”之類的勵志調調。令人不禁要問，為什麼在新世紀的第十年，半個世紀前的六十年代成為港人集體憑弔的對象？在這樣一支殖民挽歌中延伸出的頗為犬儒的勵志信念，其訴求是什麼？
穿街走巷，以魚眼鏡頭模仿進二透過魚缸的眼睛呈現一幅幅舊香港市井圖景。1969年美國宇航員登陸月球的歷史大事件就這樣輕易地切入香港永利街靠手工制鞋艱難為生的進二一家。此外，金魚、月餅會、馮寶寶、上海移民、印刷廠、The Monkees樂隊……每一個符號均能帶出一條關於六十年代/香港/永利街的敘事脈絡。但是對照六十年代香港的歷史，一些基本而重大的事實在影片中要麼難覓痕跡要麼一筆帶過。因此，《歲月神偷》對六十年代的描述是頗富選擇性的。比如當時（1964-1971）港督戴麟趾（David C.C Trench）領銜的港英當局腐敗橫生，貪污成風。雖然影片中有差佬索賄、護士要打賞的情節，但進二一家對此是見怪不怪，逆來順受的。而香港歷史上著名的六七暴動，雖然外因是受大陸文革的波及，但內因無疑源於民不聊生的積怨。因此在暴力鎮壓六七暴動之後，戴麟趾政府推出改革勞工法、推行民政主任計畫、興建廉租屋、舉辦香港節等一系列舉措緩和社會矛盾，增強港人認同。
60年代還是一個大移民的時代，由於大陸的經濟困難、文革等原因，大批南方居民通過各種管道偷渡香港。1962年廣州甚至發生過數千人搶火車逃港的事件，以致到1971年香港人口達到700萬，十年間翻了一倍。另一方面，受文革、六七暴動的影響，大批中上階層的港人對動盪的香港社會充滿憂慮，移民美加等國尋找安全感。
儘管影片中安排了進一進二兄弟隨母親北上求醫的情節，但鏡頭中的北京在白雪飄飄之下顯得格外靜謐，那一閃而過的紅寶書與其說凸顯著時代背景，不如說刻意淡化。如果說《陽光燦爛的日子》因文革的在場，呈現了一部動物兇猛但陽光燦爛的青春殘酷物語，那麼《歲月神偷》因文革的缺席，以溫暖動人的家庭故事同樣完成了對這段歷史的浪漫化改寫。
借用戴錦華教授的“文革記憶的童年顯影”這一概括，此類童年書寫以個人的方式有力地改寫了記憶與歷史，消解了屏障與創痛，使得那一時代作為懷舊、物戀的對象成為可能。影片的英文名為Echoes of the rainbow，結尾處，站在父兄的墓前，長大後的進二和母親欣賞著天空出現的彩虹。正如那首唱了十幾年的老歌，“陽光總在風雨後，請相信有彩虹”。社會的動盪、生活的艱辛、生命的消亡……所有這些傷痛似乎只是如煙往事，不但可供回憶，甚至還可供懷念。所以香港電影人陳志華不無尖刻地指出，《歲月神偷》表面上是重塑舊時香港庶民生活面貌，實際上悼念殖民時代精英主義的沒落。
豆瓣上一篇引起爭議的影評犀利地批判了影片是“殖民地精英對殖民地時期的美化回憶”，“生活在深水埗的一家人原本貧窮艱難的草根生活”，“仿佛罩上了中產階級的美麗光環”；“羅啟銳借用小孩的視點，消解了殖民時期的陰暗醜惡，一切都因為打上‘童年’二字而冠冕堂皇地美好起來。就算十號風球吹過來，瓦飛梁摧家徒四壁，導演的鏡頭也充滿了懷念”。
更為有趣的是，在浪漫化六十年代艱辛苦澀的歷史之後，影片生出“做人總要信”，“一步難一步佳”之類的勵志調調。令人不禁要問，為什麼在新世紀的第十年，半個世紀前的六十年代成為港人集體憑弔的對象？在這樣一支殖民挽歌中延伸出的頗為犬儒的勵志信念，其訴求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