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監， 是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一個特殊階層， 皇權下的畸形產物。 他們時時刻刻接觸著帝國最高權力， 卻被士大夫乃至平民階層所不恥。 而皇帝在離不開他們盡心照顧的同時， 也提防著他們干預國家政事。 因此， 歷朝歷代統治者對於宦官的文化水準都不會做太多要求， 嚴厲些的甚至不允許身邊出現識字的太監。
一開始， 明朝的開國君主朱元璋也是這麼想的。 《明政統宗》有載,洪武十年五月,有內侍仗著自己久侍御前， 多嘴說了幾句政事， 立馬被遣回了原籍， 再不錄用。 為此， 朱元璋專門定制:“內臣不許讀書識字。 ”
但是， 計畫永遠趕不上變化。 隨著最高統治集團內部權力鬥爭的激化， 為強化皇權， 進一步削弱士大夫階級， 宦官機構幾度擴充,建立起一個包括十二監十局三所(後為十二監四司八局)在內的龐大體系， 成為明代專制皇權手中的一把利刃。
首要普及物件， 就是掌“御前勘合”的司禮監。
宣德年間， 內閣開始票擬， 內監也開始代皇帝批紅。 這對於司禮監太監的知識文化水準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據劉若愚《酌中志》中所說:“內書堂讀書,自宣德間創置,始命大學士陳山教授之。 ”一上來就是大學士這種國家頂尖知識型人才，
當然， 內書堂的教學內容也是按照最高規格來的。 啟蒙課程用的是當時社會上最流行的兒童啟蒙讀本：《百家姓》《神童詩》《千字文》等。 高級課程直接就是《大學》《論語》《中庸》《內令》。 此外， 有學霸傾向的宦官， 還可以自己私下確定讀書目標和課外讀物。 據劉若愚稱：“凡有志官人， 各另有私書自讀。 ”
同時， 因為教學的最終目的是培養參政能力， 所以， 內書堂還有一項令外界諸多學子羡慕嫉妒恨的課程——“判仿”。 即培養小內使對朝廷大小奏章的領會判答， 以便能對內閣票擬進行批紅。
在這種頂級配置下， 要求嚴格也無可厚非。 不認真學習的學生， 將會受到非常嚴厲的懲罰。 劉若愚曾寫道：“凡背書不過、寫字不堪或損汙書仿， 犯規有罪者， 詞林老師批數目， 付提督責之。 其餘小事， 輕則學長用界方打，重則于聖人前罰跪，重扳著幾炷香，扳著者向聖人前直立彎腰，以兩手扳著兩腳，不許體屈，屈則界方亂打如雨，或一炷香、半炷香，其人必眼脹頭眩，昏暈僵僕，甚而嘔吐成疾。”背不好書、寫不好字，挨駡挨打都是輕的，搞不好就要去皇帝面前失意體前屈，還是國家體操標隊准的。
頂配加嚴罰，學不好這個可能性基本上不存在。因此，明朝中後期混司禮監的大太監都免不了有一筆“內書堂”的風光履歷。比如萬曆年間的大太監馮保，嘉靖十五年選入內書堂讀書,十七年撥至司禮監六科廊寫字,三十九年升管文書房,任秉筆太監,穆宗即位後以秉筆太監提督東廠。等到穆宗駕崩，神宗登基。為了能夠教好這位不愛學習的君主，馮保只能親身上陣，“凡事導引以文”。 知識與生活緊密相連，循循善誘，深入淺出。八成是知識文化水準比皇帝還過硬。
但是，我們要清楚，對於整個明朝時期皇宮中龐大的宦官階層來說，司禮監中身居高位的高學歷大太監畢竟是少數。大量處於下層的宦官仍是目不識丁，渾渾噩噩。甚至如魏忠賢這般有幸進入內學堂讀兩年書的大齡太監（他30歲才進的宮），也無法矯正其無道德底線的無賴品質。這種人，在以內書堂作為晉身階梯、手握權柄後，只會給整個國家帶來深重的災難。
輕則學長用界方打，重則于聖人前罰跪，重扳著幾炷香，扳著者向聖人前直立彎腰，以兩手扳著兩腳，不許體屈，屈則界方亂打如雨，或一炷香、半炷香，其人必眼脹頭眩，昏暈僵僕，甚而嘔吐成疾。”背不好書、寫不好字，挨駡挨打都是輕的，搞不好就要去皇帝面前失意體前屈，還是國家體操標隊准的。頂配加嚴罰，學不好這個可能性基本上不存在。因此，明朝中後期混司禮監的大太監都免不了有一筆“內書堂”的風光履歷。比如萬曆年間的大太監馮保，嘉靖十五年選入內書堂讀書,十七年撥至司禮監六科廊寫字,三十九年升管文書房,任秉筆太監,穆宗即位後以秉筆太監提督東廠。等到穆宗駕崩，神宗登基。為了能夠教好這位不愛學習的君主，馮保只能親身上陣，“凡事導引以文”。 知識與生活緊密相連，循循善誘，深入淺出。八成是知識文化水準比皇帝還過硬。
但是，我們要清楚，對於整個明朝時期皇宮中龐大的宦官階層來說，司禮監中身居高位的高學歷大太監畢竟是少數。大量處於下層的宦官仍是目不識丁，渾渾噩噩。甚至如魏忠賢這般有幸進入內學堂讀兩年書的大齡太監（他30歲才進的宮），也無法矯正其無道德底線的無賴品質。這種人，在以內書堂作為晉身階梯、手握權柄後，只會給整個國家帶來深重的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