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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大咖“把脈”中國科研 打破教條 加快轉化 醫研一體 立足中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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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學者屢屢于國際舞臺發聲, 越來越多中國科技工作者帶著優秀的科研成果登上世界舞臺,

成為全球領域最具活力的科研創新力量。 我們是否思考過:在歡呼科技進步和國際地位提升的同時, 我們國家的科研體系、管理機制以及科學實踐還有哪些值得改進的地方呢?在2017·第四屆諾貝爾獎獲得者醫學峰會上, 5位中外大咖為中國科研創新的未來發展建言獻策。

打破醫藥教條 實現自我突破

哈拉爾德·楚爾·豪森說:“不可否認, 諾貝爾獎對於每個學者、科研人員來說是一項至高無上的榮譽, 也是奮力追求的目標, 諾貝爾獎也確實改變了我的生活。 但是在我看來, 這些都不是偶然的, 都是經過長久的研究來進行的前期鋪墊。 ”

在科研工作方面, 我認為有三個方面是需要具備的,

首先, 必須要擁有一個感興趣的問題;其次, 需要持續不懈地工作;最後, 必須要不相信現在生物醫藥方面的教條。 如果你回頭看的話, 你會發現, 那些生物醫藥方面的教條恰恰就是缺失了那些可以實現突破的東西。

哈拉爾德·楚爾·豪森自嘲地說:“我來自德國, 眾所周知, 德國人都是以固執著稱的, 我也不例外, 我在很長的時間裡都在研究什麼樣的病毒可以讓人感染腫瘤。 ”早期, 我們確實面臨著很多的反對的聲音, 尤其是在我們發現有不同類型的HPV的時候, 但是後來也有其他專家證實了我們的發現, 這也致使我們能夠相對順利地推行自己的研究工作。

在德國, 因為政府對基礎研究比較關注, 所以我們在基礎性研究方面有充足的資金,

但是在很多發展中國家, 科研經費並不充足, 缺乏相關的科研活動。 我認為中國基礎科研的情形還不容樂觀, 特別是在生物醫藥領域, 中國在基礎研究方面還應做的更多, 需要更多的支援和投入。

靜待中國科學家獲諾獎

史蒂夫·卡伊院士表示:“從這些年我的瞭解來看, 不管是在教育領域, 還是自然科學研究領域, 中國都在不斷進步, 我相信在自然科學領域中, 未來將會有越來越多的中國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獎。 ”

史蒂夫·卡伊還將他的科研經歷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勝者為王的激烈競爭的階段, 科學研究是非常殘忍的, 只有第一、沒有第二, 所以我們想一定要打敗競爭對方、脫穎而出,

最先將科研成果發表在《自然》、《科學》等頂級期刊上。 第二個階段是招募比我更聰明的人才加入到團隊裡。 我的實驗室有很多來自中國的博士生和博士後, 有很多人後來選擇回到中國, 擁有了自己的實驗室。 我最開心的是, 在某個會議上, 所有的講者都是從我們實驗室走出來的, 這種包場的感覺太爽了!第三階段是將晝夜節律的基礎理論應用到醫藥、農業的開發。 比如目前進行的有肝硬化、糖尿病的新藥研發和大豆、水稻增產的研究。 ”

此外, 史蒂夫·卡伊表示, 除了與中國的藥企合作將基礎醫學成果進行轉化以外, 他還與中國的年輕科學家在微小顆粒與線粒體損害的機制研究方面進行了深度合作, 預期研究成果將發表在《美國科學院院報》雜誌。

我是中藥的忠實粉絲

摩西·西夫院士認為:“中國對科學人才的高度尊敬和科技創新的空前重視, 是西方國家無法媲美的, 這將使中國在醫學科技領域取得更大進步和更多成果。 ”

摩西·西夫非常看好中國在植物藥方面的開發研究, 他說, “我是中藥的忠實粉絲, 我覺得不管是傳統的中藥, 還是不常用的草藥, 他們不僅可以應用到傳統醫學中, 也可以在精准醫學中發揮作用。 當然, 我們當前要做的任務是從分子學和基因層面進行深入研究, 找到有效成分, 明確作用機制和靶點, 這樣才能追根溯源, 更好地開發中藥。 ”

應鼓勵更多人將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

劉新垣院士表示, 目前自己專注於超級干擾素和“靶向基因—病毒治療”的研究工作。 “國際上最前沿的抗癌研究是PD-1抗體,曾在2013年被《科學》雜誌評為全球十大突破之首。而我們的雙基因策略(CTGVT-DG)的抗癌效果遠大於PD-1抗體。”劉院士自豪地說。

90歲高齡的劉院士目前仍活躍在科研一線,同時兼顧著多名博士研究生的教學工作。“我有一個願望——將抗癌藥物研究生產出來,並且應用到臨床工作中,造福于更多的老百姓。”為此,劉院士還專門創建了一個公司,致力於將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讓老百姓享受到實實在在的福利。“我想要生產出自己的產品,希望對癌症有所貢獻,也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可以看到癌症得到很好的控制。”劉院士笑著說。

劉院士認為,中國的醫療行業在世界上都屬於前列,很多事情都是我們在領先,但是醫藥轉化這一塊還比較落後,也希望能夠有更多的人能夠參與進來,共同推動中國醫藥領域在國際上的發展。

臨床科研是一體的

洪明奇表示:“安德森癌症中心有2萬名員工,專注於研究腫瘤疾病。中心有個理念是Making cacer history。它有兩個意思,一是消滅腫瘤,讓腫瘤成為過去,二是鼓勵創新,創造腫瘤治療的歷史。在這種‘幫助患者治好腫瘤’的氛圍下,從實驗室科研人員、醫院醫生到護工,都在想各種辦法使得腫瘤患者的治療變得更有效。所以,對於國內大家爭議臨床醫生是否需要做科研,我認為,在患者面前,臨床和基礎研究之間是合作關係,是一體的。”

對於國內近年來的科研進步勢頭,洪明奇說:“我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交流,覺得國內同道的科研進步速度很快,水準很高。以前從美國回到國內想做些力所能及的幫扶工作,卻無奈發現受各種條件限制無處著力,唯一能做的就是訓練和培養人才。而現在,隨著國內科研實力的提升,很多國外的科研專案可以在國內落地,一些先進的技術成果也能引進到國內迅速進行轉化,這是我們在海外的中國人最受鼓舞和倍感欣慰的事情。”

“國際上最前沿的抗癌研究是PD-1抗體,曾在2013年被《科學》雜誌評為全球十大突破之首。而我們的雙基因策略(CTGVT-DG)的抗癌效果遠大於PD-1抗體。”劉院士自豪地說。

90歲高齡的劉院士目前仍活躍在科研一線,同時兼顧著多名博士研究生的教學工作。“我有一個願望——將抗癌藥物研究生產出來,並且應用到臨床工作中,造福于更多的老百姓。”為此,劉院士還專門創建了一個公司,致力於將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讓老百姓享受到實實在在的福利。“我想要生產出自己的產品,希望對癌症有所貢獻,也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可以看到癌症得到很好的控制。”劉院士笑著說。

劉院士認為,中國的醫療行業在世界上都屬於前列,很多事情都是我們在領先,但是醫藥轉化這一塊還比較落後,也希望能夠有更多的人能夠參與進來,共同推動中國醫藥領域在國際上的發展。

臨床科研是一體的

洪明奇表示:“安德森癌症中心有2萬名員工,專注於研究腫瘤疾病。中心有個理念是Making cacer history。它有兩個意思,一是消滅腫瘤,讓腫瘤成為過去,二是鼓勵創新,創造腫瘤治療的歷史。在這種‘幫助患者治好腫瘤’的氛圍下,從實驗室科研人員、醫院醫生到護工,都在想各種辦法使得腫瘤患者的治療變得更有效。所以,對於國內大家爭議臨床醫生是否需要做科研,我認為,在患者面前,臨床和基礎研究之間是合作關係,是一體的。”

對於國內近年來的科研進步勢頭,洪明奇說:“我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交流,覺得國內同道的科研進步速度很快,水準很高。以前從美國回到國內想做些力所能及的幫扶工作,卻無奈發現受各種條件限制無處著力,唯一能做的就是訓練和培養人才。而現在,隨著國內科研實力的提升,很多國外的科研專案可以在國內落地,一些先進的技術成果也能引進到國內迅速進行轉化,這是我們在海外的中國人最受鼓舞和倍感欣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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